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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对等理论的四个原则
功能对等理论的四个原则是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文体对等。
功能对等理论由美国语言学家尤金A奈达EugeneNida 于1969年提出，奈达是一位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大师，本身也是有重要地位的语言学家，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
功能对等理论的特点
功能对等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源语和目的语的转换中有一个标准，从而减少因此产生的差异。
奈达在这一理指出翻译是用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在有些翻译的定义中，他指出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
同时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之间的对等，翻译所传达的信息不仅有表层词汇信息，同时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如果语言在其形式方面有所不同，则应更改其形式以保留原始的语言内容，显然，
奈达关注更多的是读者的反应和信息传递。
功能对等理论三大原则
功能对等理论（FET）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于组织管理的理论，它强调关系的平等性，建立在三个重要原则之上：任务对等、权力对等和信任对等。
首先，任务对等是指员工在绩效考核中应拥有相同的机会，没有人可以改变其任务范围，每个员工都应该得到同等的机会，以提高整体组织的绩效。
其次，权力对等是指每个员工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尊重，拥有相同的权力和自主权，没有人可以压迫他人，任何改变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同意，以维护组织的团结和凝聚力。
最后，信任对等是指组织成员之间应该互相信任，双方都有义务尊重对方的利益和建议，以确保组织的正常运转。
总之，功能对等理论是一种有效的组织管理理论，强调任务、权力和信任的平等性，以确保组织的正常运转，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提高组织整体绩效。
功能对等理论的简要介绍及其原则翻译思想史表明，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与日臻完善，20世纪中叶以来，建立在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或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理论成果，在翻译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了独具“范式”的语言学派。
由于语言学派的努力，翻译研究在学科化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而也使得翻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经验陈述”的模式而更具有科学的特性。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就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所作介绍或论述，虽说不是汗牛充栋，却也是林林总总，举不胜举，在此就不赘述了。
然而，在对语言学派的研究文献作详尽的观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学派的翻译研究还存在着理论偏向。
虽然交际理论、社会符号学等的引入使得这一理论偏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
比如，纽马克（Peter Newmark）运用语义学理论分析了思维、言语与翻译的关系，阐述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特点，在其成名作《翻译研究途径》中所提出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在理论上与实践上至今仍为人们所引用（Newmark，1981，1998）。
但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偏向始终存在着。
纵观语言学派研究文献，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关于翻译的论述；另一类是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专门从事翻译问题研究的学者的论述。
前者立足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自身的研究，仅将翻译问题作为语言结构分析的个例或个别途径，其有关翻译的论述与其说是翻译研究，不如说是借助翻译来探索语言研究的方法论；而后者在前者范式的指导下，对翻译过程、翻译方法等范畴进行描述，以期得出具有普适性的翻译模式——语言学模式。
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 n）较早注意到翻译问题与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关系。
功能对等理论的简要介绍及其原则
原则
功能对等理论的核心原则是：用户与系统之间的交互应该是对等的，即用户需要执行的操作和系统提供的反馈和功能应该相互匹配，具有一致的形式和结构。
功能对等理论提出了四个主要的原则:
1. 反馈对等原则
反馈是交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通过向用户提供信息来确认他们的操作是否已经被成功地执行，以及出现任何错误。
反馈对等原则要求，所有与操作相关的反馈都应该在时间和形式上与用户的控制行为相对应。
例如，当用户在点击一个按钮后，系统应该以关闭按钮的方式向用户提供反馈，以让用户知道他们互动成功并被正确响应。
对话对等原则要求，系统和用户之间的互动应该像一段对话一样相互匹配。
当用户与系统交互时，他们应该得到充分的反馈和相应，以确保他们理解系统正在做的事情，并且系统也应该使用用户熟悉的语言和格式来回应用户。
控制对等原则要求，用户控制系统的能力应该与系统控制用户能力相同。
这意味着用户应该有足够的灵活性和控制权来完成他们的任务，并且系统的操作不应该与用户的意图相冲突。
结构对等原则要求，系统反馈和功能的结构应该与用户操作的结构相对应，并且应该符合用户的期望。
系统应该使用一致性的标志和交互式元素来保持结构对等，尽量减少用户学习系统的时间和成本。
总结
功能对等理论是一种关于用户交互设计的重要理论，它注重用户使用产品的交互体验和方便性。
通过反馈对等、对话对等、控制对等和结构对等四个原则，功能对等理论确保了用户与系统之间的交互行为相互匹配，并且尽可能减少用户学习系统的时间和成本。
只有在实际的设计中充分考虑用户体验，才能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提高用户满意度。
功能对等四个原则功能对等是指软件系统中各个组件之间平等地提供功能，任何一个组件都可以不依赖其他组件的存在独自完成其功能的能力。
它是一种良好的系统设计原则，有助于提高系统的可扩展性、可维护性和可测试性。
在实际开发中，应该遵循以下四个功能对等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高内聚。
高内聚是指一个组件应该只关注完成自己的功能，而不涉及其他组件的内部逻辑。
每个组件都应该有清晰的界限，只完成自己的功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组件的独立性和复用性。
高内聚的组件可以更容易地被理解、维护和测试。
第二个原则是低耦合。
低耦合是指组件之间的依赖应该尽量减少，每个组件应该是独立的，不依赖其他组件的具体实现。
组件之间的通信应该通过明确定义的接口进行，而不是直接依赖其他组件的内部实现。
低耦合的组件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模块化设计和单元测试。
第三个原则是单一职责。
单一职责是指一个组件应该只有一个明确的责任，而不应该承担太多的功能。
每个组件应该尽量做到功能的清晰和独立，避免出现一个组件承担太多功能的情况。
单一职责的组件可以更好地进行功能复用和维护。
第四个原则是可替换性。
可替换性是指任何一个组件都可以被替换成另一个具有相同功能的组件，而不影响系统的其他部分。
每个组件应该有明确的接口定义，其他组件只需要依赖接口就可以和它进行交互。
可替换性的组件可以更好地适应系统的需求变化和技术选择的改变。
功能对等的四个原则有助于提高系统的可扩展性、可维护性和可测试性。
高内聚和低耦合可以提高系统的模块化程度，每个组件都有明确的边界和责任，更容易被理解和修改。
单一职责可以使系统的功能更加清晰和独立，避免组件之间功能的混淆和耦合。
可替换性可以使系统更容易适应需求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减少对具体实现的依赖。
在实际开发中，我们应该努力遵循功能对等的原则，在系统设计和开发过程中注重组件的独立性和界限，避免组件之间的过度依赖和功能的冲突。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重接口的定义和设计，提供清晰明确的接口，使得组件之间的交互更加规范和可替换。
功能对等理论的简要介绍及其原则功能对等理论的简要介绍及其原则翻译思想史表明，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与日臻完善，20世纪中叶以来，建立在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或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理论成果，在翻译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了独具“范式”的语言学派。
由于语言学派的努力，翻译研究在学科化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而也使得翻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经验陈述”的模式而更具有科学的特性。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就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所作介绍或论述，虽说不是汗牛充栋，却也是林林总总，举不胜举，在此就不赘述了。
然而，在对语言学派的研究文献作详尽的观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学派的翻译研究还存在着理论偏向。
虽然交际理论、社会符号学等的引入使得这一理论偏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
比如，纽马克（Peter Newmark）运用语义学理论分析了思维、言语与翻译的关系，阐述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特点，在其成名作《翻译研究途径》中所提出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在理论上与实践上至今仍为人们所引用（Newmark，1981，1998）。
但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偏向始终存在着。
纵观语言学派研究文献，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关于翻译的论述；另一类是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专门从事翻译问题研究的学者的论述。
前者立足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自身的研究，仅将翻译问题作为语言结构分析的个例或个别途径，其有关翻译的论述与其说是翻译研究，不如说是借助翻译来探索语言研究的方法论；而后者在前者范式的指导下，对翻译过程、翻译方法等范畴进行描述，以期得出具有普适性的翻译模式——语言学模式。
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较早注意到翻译问题与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关系。
他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在于将一种符号翻译为另一种的符号，翻译实际上就是语符和信息的诠释，因此翻译是语言学方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功能对等的四个原则功能对等是指在电信网络中，不同网络节点之间的功能是相互对等的，即相同的功能可以在不同的网络节点上实现。
这是建立可靠、高效的通信网络的重要原则之一。
在网络设计和运营中，遵循功能对等的原则可以提高网络的可靠性、扩展性和灵活性，同时降低部署和维护的成本。
下面将介绍功能对等的四个原则。
一、功能相近性原则功能相近性原则要求网络节点之间的功能应该是相似的，即同一类型的节点应该具有相同的功能。
这样可以减少网络设计和运营的复杂性，提高网络的可维护性。
例如，在一个分布式的数据中心网络中，所有的服务器节点都应该具有相同的功能，包括存储、计算和网络传输等。
这样可以简化网络管理和故障处理，提高网络的可靠性和性能。
二、功能互补性原则功能互补性原则要求不同网络节点之间的功能应该是互补的，即不同的节点可以相互协作，共同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
例如，在一个多层次的网络中，边缘设备负责与终端用户进行通信，而核心设备负责承载大量的数据流量。
这样可以提高网络的吞吐量和性能，并且可以根据需求灵活调整网络的规模和容量。
三、功能一致性原则功能一致性原则要求网络节点之间的功能应该是一致的，即相同类型的节点应该具有相同的功能表现。
这样可以提高网络的可靠性和可扩展性，同时降低网络管理和维护的成本。
例如，在一个分布式的存储系统中，所有的存储节点应该具有相同的功能和性能，这样可以简化数据的管理和迁移，并且可以根据需求灵活调整存储容量和性能。
四、功能独立性原则功能独立性原则要求网络节点之间的功能应该是独立的，即一个节点的故障不应该影响其他节点的正常工作。
这样可以提高网络的容错性和可靠性，同时降低网络故障对整个网络的影响。
例如，在一个分布式的电信网络中，每个基站都应该具有独立的功能和资源，这样可以避免单点故障对整个网络的影响，并且可以提高网络的抗灾能力。
功能对等的四个原则是功能相近性原则、功能互补性原则、功能一致性原则和功能独立性原则。
遵循这些原则可以提高网络的可靠性、扩展性和灵活性，同时降低部署和维护的成本。
论功能对等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作为翻译实践中的关键问题，翻译目的与效果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在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功能对等理论作为重要的研究范式，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
功能对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目的与效果，即翻译不仅要传达原文的意义，还要以目标语文化习惯和读者需求为导向，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
文学翻译是翻译学的重要领域之一，如何在文学翻译中应用功能对等理论，是当前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
一、功能对等理论的概念与原则功能对等理论是拉尼尔和哈特曼提出的翻译理论。
这一理论主张翻译实践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即翻译的目的和翻译的效果。
目的是指翻译的目标，翻译的效果是指翻译运用的交际效果。
具体来说，功能对等理论要求翻译语言要能够与读者有效沟通，要符合其在目标语文化习惯中的接受度与可理解性需求，以产生良好的交际效果。
在功能对等理论中，目的和效果的实现需要遵循三种功能对等的方式，即信息对等、风格对等和文化对等。
信息对等要求翻译应符合原文的意义与信息，且必须消除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不改变原文的基本信息与语用效果；风格对等要求翻译风格和文体与原文相对应，不失原文的优美和韵律，使目标语读者能够获得相似的阅读体验；文化对等要求翻译考虑目标语文化背景和读者习惯，避免与目标文化价值观产生冲突，避免文化误解和桎梏。
文学翻译作为翻译学的重要应用领域，特别需要运用功能对等理论。
文学作品涵盖的领域广泛，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
在文学翻译的实践中，翻译的目的和效果非常重要，必须要遵循功能对等原则，保证原文和翻译文品味和表现力的一致性，保证读者对翻译文的理解和接受。
作品的信息、思想和情感是文学作品的灵魂，翻译中要保证信息对等，尽可能简洁地传达原作中的所有信息。
有时候，不同语言之间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方式具有不同的性质，需要翻译者进行转换。
例如，中文中用“哪年月日”表示时间，英语中用“Month, Day, Year”表示时间，如果直接翻译肯定不符合英语的语言习惯，需要将这些编排调整一下，这样翻译出来的时间就不会让英语读者感到不舒服。
功能对等理论三大原则
科普尔功能对等理论三大原则是：
1、“等价性主张”：它指出，当两个人之间在社会位置和工作职责
上处于平等的地位时，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受教育的机会应该是
对等的。
2、“自尊原则”：它认为，每个人都有权被尊重，无论社会地位、
职业背景或性别。
无论人的财产或职位如何，他们都有权拥有基本的尊严。
3、“相互接受原则”：它表明，人们应互相接受，不得实施否定或
歧视性的行为，彼此间必须保持友善、尊重和包容。
科普尔功能对等理论的要求是，人们应该建立一个更加社会包容、尊
重和平等的社会，因此，它也为政治实践和社会改革提供了指导性的框架。
它可以帮助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如贫困、社会不平等等，帮助政治家们
进行相关的改革，使政治实践能够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
功能对等理论三大原则1.模块化：功能对等理论强调将系统拆分成多个独立的模块，每个模块专注于实现一项特定的功能。
模块的划分应该基于功能的逻辑关系，以及具有清晰明确的职责边界。
每个模块应该是高内聚、低耦合的，即模块内部的组件之间紧密相关，而与外部模块的耦合尽可能地降低。
这种模块化的设计有助于团队的协作开发，提高开发效率和系统的可维护性。
2.分布式：功能对等理论认为，将功能分布在多个独立的组件中，而非集中在单个组件上，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弹性。
分布式的设计使得系统可以通过在多个组件之间进行负载均衡来实现高可用性和扩展性。
同时，分布式的部署方式还可以提高系统的容错性，即使其中一个组件出现故障，其他组件仍然可以正常工作。
通过将功能对等地分布在多个组件中，系统可以更好地应对环境变化和故障等不可预测的情况。
3.通信：功能对等理论要求各个模块之间通过明确定义的接口进行通信。
这种通信方式可以使得模块之间的关系清晰明了，降低模块之间的耦合度。
通信的方式可以是同步的或异步的，可以基于消息传递或远程调用等技术。
通过明确定义的接口，模块之间可以进行灵活的协作，实现功能的复用和组合。
同时，通信也是实现模块之间解耦的手段，使得模块之间可以独立开发和测试，提高了系统的可维护性。
总之，功能对等理论的三大原则是模块化、分布式和通信。
这些原则的本质是将功能对等地分布在多个独立的组件中，以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弹性和可靠性。
通过模块化的设计，可以降低系统的复杂性和维护成本。
通过分布式的部署方式，可以提高系统的可用性和扩展性。
通过明确定义的接口进行通信，可以实现模块之间的解耦和灵活的协作。
这些原则在软件系统的设计和开发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实现高质量软件的关键。
功能对等理论的简要介绍及其原则翻译思想史表明，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与日臻完善，20世纪中叶以来，建立在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或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理论成果，在翻译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了独具“范式”的语言学派。
由于语言学派的努力，翻译研究在学科化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而也使得翻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经验陈述”的模式而更具有科学的特性。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就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所作介绍或论述，虽说不是汗牛充栋，却也是林林总总，举不胜举，在此就不赘述了。
然而，在对语言学派的研究文献作详尽的观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学派的翻译研究还存在着理论偏向。
虽然交际理论、社会符号学等的引入使得这一理论偏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
比如，纽马克(Peter Newmark)运用语义学理论分析了思维、言语与翻译的关系，阐述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特点，在其成名作《翻译研究途径》中所提出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在理论上与实践上至今仍为人们所引用(Newmark，1981，1998)。
但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偏向始终存在着。
纵观语言学派研究文献，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关于翻译的论述;另一类是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专门从事翻译问题研究的学者的论述。
前者立足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自身的研究，仅将翻译问题作为语言结构分析的个例或个别途径，其有关翻译的论述与其说是翻译研究，不如说是借助翻译来探索语言研究的方法论;而后者在前者范式的指导下，对翻译过程、翻译方法等范畴进行描述，以期得出具有普适性的翻译模式——语言学模式。
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较早注意到翻译问题与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关系。
他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在于将一种符号翻译为另一种的符号，翻译实际上就是语符和信息的诠释，因此翻译是语言学方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雅可布逊在其著名论文《翻译的语言观》中列举了诠释语符的三种方式: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
其中，语际翻译涉及到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概念。
在此雅可布逊意在强调在诠释语言现象时语言学对翻译行为的依赖性。
同样，英国语言学家弗斯(J. R. Firth)在《语言分析和翻译》一文中详尽地阐述了结合翻译进行语言分析的观点。
弗斯肯定了翻译理论本身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他认为，把翻译作为语言分析的一种形式，用来阐明语义，这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弗斯指出，在英国语言学史上马林诺夫斯基首次系统地把翻译用于阐明某些民族话语的意义，并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语言分析”。
弗斯提出了“全面翻译(total translation)”的概念，既要全面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传达意义，在语法、词汇、词的搭配和语境等四个层次上进行语言分析。
弗斯将翻译的意义归纳为:其存在这一事实的本身就是对语言理论和语言哲学的挑战;语言分析与翻译结合可以为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
在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第一类文献中，韩礼德(M. A. Halliday)的观点较为著名。
他指出句子是翻译的基本单位，翻译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寻找等值物、检验等值物以及调整译语结构。
然而，韩礼德对翻译的论述，其出发点是外语教学。
他认为利用母语进行语言对比可以使学生注意到两种语言的异同，因为他认为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对比形式，它包括两个方面:语际等值和语法结构的全面对比。
因此，他得出结论:翻译理论是普通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学家在讨论翻译问题时，首先将翻译研究纳入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框架，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描述翻译现象。
他们研究翻译的根本目的在于将翻译研究作为语言研究的重要途径。
因此，将翻译研究作为个例以补证语言学理论、突出翻译研究的工具性功能是第一类翻译研究的共同特征。
这类翻译研究由于其语言研究功利的前设性，直接导致其研究的理论偏向——研究的工具性目的，因而影响了其分析结论的普适性，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局限。
海德格尔认为，前设和前有、前见一样，是任何解释的基础，它们一起构成了理解的前结构，事物的作为结构出自理解的前结构。
前设即运用一个观念来弄清作为结构。
当我们面对研究对象时，总是对它预先做出假设，然后才能把它解释成“作为”某物(刘放桐等，1990:759—760)。
前设就是研究翻译前我们预先已有的假设。
任何解释都包含了某种假设，问题在于这种前设的客观性。
上述语言学家从普通语言学出发，以结构主义范式关照翻译问题，其理论视角本身无可厚非。
然而，这种研究具有明确的功利性:将翻译研究视为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结论的补证，将翻译理论视为语言学研究的途径或手段。
这种以工具性为目的的翻译研究必然导致研究结论的理论偏向，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理论作为学科的建构。
或许法国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穆南(G. Mounin)从另一侧面揭示出语言学翻译研究第一类文献的特性:他主张研究翻译问题的语言学家至少在最初阶段不要将翻译作为弄清某些普通语言学问题的手段，而应该运用语言学，特别是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为译者解决翻译问题提出可能性(许钧、袁筱一，2001)。
如果说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一类文献是基于语言学自身研究的需要，即功利性目的而对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其结论给翻译研究带来极大的局限，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理论作为学科的地位;那么，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二类文献则是基于又一功利性:为实现译文“等值”或“等效”的实用性目标的关照下，同样得出具有理论偏向的模式。
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第二类文献，其理论基础是普通语言学理论或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该理论基础的选定是根据这样一个常识:翻译是特定形式的言语行为，而语言学则是研究语言的科学，它能够提供关于语言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模式和方法，因此翻译理论无法回避语言学。
对翻译性质、过程和方法的分析和描述必然要用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方法。
从广义上看，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
他认为，语言是一个体系(或系统)，即一种结构。
语言的特点并非由语音和意义本身所构成，而是由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即成为一个体系，也就是语言的结构。
这种语言体系被视为一个符号体系。
索绪尔认为，一切符号都可以分为能指和所指，语言的研究可分为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
共时性研究是对特定时期语言横断面的研究。
索绪尔十分重视语言的共时性研究。
他还指出，由词结合成一个结构有两种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总之，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是以共时性研究为基础的、将语言与言语加以区别的语言体系，这个体系由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构成语言中的差别体系(索绪尔，高名凯译，1982:100—176)。
继索绪尔之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则强调语言学研究对象为语言能力而非语言现象。
它将语言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
乔姆斯基提出的短句结构规则和推导模式说明了他的结构与转换的方法。
短语结构规则是形成句子的一整套规则。
这个规则先有一整套短语结构改写规则。
在实践上，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二类文献均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某种语言模式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如奈达(E. A. Nida)就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为基础，提出由原语结构转换成译语结构的核心句模式，而卡特福德(J. C. Catford)则以韩礼德的系统语法理论为其翻译研究的基础的。
奈达认为，一般意义上翻译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分析、转移和重组(analysis, transfer, and reconstruct)，即首先分析原作语言的信息，将其剖析成结构上最简单明了的形式，在此基础上转移，然后再重新组织成正常的译作语言。
分析阶段包括三个方面，即各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语义单位的外延意义以及语法结构和语义单位的内涵值。
转移阶段:将事件名词从一种语言转移成另一种语言时，一般先将它转换成动词形式;同理，通常先将抽象名词转换成形容词和副词。
奈达认为，在将表层结构的各种表达形式转换成核心结构时，产生了四种基本的结构单位，即事物单位(thing)、事件单位(event)、抽象单位(abstract)和表示关系的单位(relation)。
另外，奈达提出了限制和确立词汇单位在特定上下文含义的方法，即通过句法结构限定词义，以及通过语义结构辨别含义。
词义相近的的关系有三种，即邻近关系、内涵关系和重迭关系。
奈达强调，对原语语言进行分析时，不能局限于研究语言单位间的句法关系和这些语言单位的外延意义，文体风格在传达信息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转移阶段，奈达就语言的意义非对应现象——喻体差异、喻体缺省、语义缺省等现象提出了翻译对策。
翻译时应注意内涵结构和外延结构，为此奈达提出了转移外延内容的三种方法:全新组合、分解组合和综合组合。
奈达认为，重组过程涉及到两个主要范畴:形式范畴和功能范畴。
前者要求根据文体风格和文学体裁进行重组，后者则要求译者关注读者的接受效果。
由此可见，奈达所谓的翻译时对原、译语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语义单位、文体风格进行分析，在传达风格、功能的基础上为处理语义非对应现象设定语义层面上的对策，其核心在于语言对比分析和寻找语义对应(谭载喜，2002)。
卡特福德关于翻译理论的论述同样遵循与奈达相同的研究模式。
他在其《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是用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把一种语言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本。
因此，任何翻译理论都必然利用语言理论普通语言学理论。
”他还认为，翻译的中心问题是在译语中寻找等值物，而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则是描述翻译等值的本质以及达到翻译等值的条件。
卡特福德的理论核心在于它提出实现等值关系的途径:等值关系可以由“层面”(语法形式和词汇形式、语音实体和字形实体、语境)到“等级”(句子、子句、词组、单词、词素)在任何一个交叉点上建立。
如果在较低的某一等级上不能确立等值关系，可以在较高等级上求得。
与奈达相同，卡特福德翻译研究的中心仍然立足于语言分析，即界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Catford，1965)。
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二类文献表明，这种研究一般始于语言(双语)的结构分析，诸如语言各层次的划分、话语实用关系类别以及话语功能类别的确定，经由翻译单位的选定，最终规定翻译具体操作方法。
这种方法在语言学翻译研究中通常表述为模式、方法和步骤等。
然而，我们应当指出，首先，翻译作为特定形式的文化活动，是以双语(原语和译语)的互动性转换为其表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仅仅局限于某种语言操作或语言活动。
这种以语言为中介的双语互动或文化互动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语音、语词、语法、文体等变异现象，决非语言学理论所能涵盖的。
所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必然为翻译研究带来空白，从而造成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理论偏向。
翻译研究的基点应为语言的差异性，亦即双语的非等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