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化的中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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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任务:深化理性思考》教案[题目展示]人们在获得一些新的东西时,也有可能失去另一些东西。
互联网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少便捷,那么人们可能会失去什么呢?就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题目自拟。
[范文借鉴]如何深化理性思考理性思维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是人们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能动活动。
那么,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理性思维进一步深化呢?一、感知需要理性的分析思维有“感性”和“理性”两种基本形式。
感性思维往往同具体形象联系在一起,而理性思维则更多体现着对客观现实认识的深化。
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解的,且这种“分解”不是简单地将事物肢解,而是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高度深化对事物的认识,以达到更加客观、透彻地认识事物的目的。
分解事物的过程就是认识的深化过程,是理性思维深化的过程。
例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属于感性认识,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则属于理性认识,是对庐山雄奇壮观的景观进行理性的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二、对自己的感知还要能够做恰当的概括与说明理性思维的结果,在文章中也应该得到完整而准确的体现,特别是自己通过感知而形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理性认识,它就是文章的主旨和灵魂,如果表达的方式不够准确,必然会减弱文章的说服力或感染力。
所以,如何对自己的感知运用恰当的语言加以概括与说明,往往决定了文章的成败。
要解决这一难题,具体可以采用下面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用形象而富有内涵的句子来概括自己的理性思考;另一种方式是用说明自己理性思考的文字,可以用一种明确的、概括的、议论性的语言直接加以表述,使其更加直白、鲜明。
如:那是一棵什么树呢?在这深秋,黄叶已纷纷坠落的时候,它却是繁花满枝,显出一种青春和欢乐来。
这是什么样的一棵充满了奇迹的树呢?清晨,走进园子,远远的,就看见一树鲜花,红的花,紫的花,在晨风中轻轻摇曳着。
当我一步步走近那树时,才看清了,那不过是一株秋叶落尽的枯枝,缠绕着刚刚绽开的牵牛花。
理性化为什么我们会用理性思考来平息情感众所周知,人是情感动物,我们在生活中经历各种各样的情感波动,如喜怒哀乐等。
然而,有时情感的冲动会给我们带来困扰和痛苦,而在这样的时刻,理性化思考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理性化指的是将情感与理性结合起来,通过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来平息情感,下面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为什么我们会用理性思考来平息情感。
首先,理性思考有助于客观分析问题。
当我们情绪激动时,往往容易陷入主观片面的思考中,不能全面地看待问题。
而通过理性思考,我们可以摆脱情感的束缚,更客观地去分析问题。
例如,当我们因失恋而感到伤心时,通过理性思考我们可以想一想,失恋原因是什么,自己是否存在不足,以及如何改善自己的问题等等。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
其次,理性思考有助于做出明智的决策。
在情感的冲击下,我们往往容易做出冲动和错误的决策。
而通过理性思考,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权衡利弊,从而做出明智的决策。
这是因为理性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考虑问题,分析各种可能的结果,进而选择最合适的方案。
例如,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思考来分析问题的根源,设想各种解决方案,并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决策,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
此外,理性思考还有助于控制情绪的表达。
在某些场合下,我们可能会因情绪激动而失去理智,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得过于激烈,从而给他人和自己带来负面影响。
通过理性思考,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情绪的表达方式,以较为冷静的方式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同时也能维护好与他人的关系。
尽管理性化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益的,但也要注意到,情感是人类的一部分,它能带给我们一些积极的影响。
情感可以使我们更加真实、真诚,它激发着我们的激情和动力,让我们对生活充满热情。
因此,在进行理性化思考的同时,也要适度地表达情感,不让情感被压抑。
总的来说,理性化为什么我们会用理性思考来平息情感。
通过理性思考,我们能够客观地分析问题,做出明智的决策,并且能够控制情绪的表达,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和维护人际关系。
开启理性化思维科学--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思维科学
——楚渔先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读后感
罗同兵(贵州大学哲学系主任哲学博士)
楚渔先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很刺激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更启发中国人的民族智慧。
在《写在前面的话》中,楚渔先生就打碎我们的“历史悠久的天朝上国”幻觉。
中国近百多年来一直是被宰杀的羔羊,如此大的国家,如此众多的人口,被周边小国肆意虐杀。
很多人费解,我却觉得很正常。
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中国人确实该杀,侵略者肆无忌惮的杀戮和奴役都无法唤醒愚蠢的中国人。
可见我们已是无可救药了。
现在日本人依然管中国人叫猪。
中国人却依然以礼相待。
按人家的逻辑就是,中国人乐意猪这个称呼,那猪之于人就该被屠杀灭种。
劣等生物不配占有广袤土地,丰富资源!大好河山怎么能给一个乐于当猪的民族呢? 你把中国人当人他都不高兴呢!
中华文明史上,多少学人对此咄咄怪事不断追问。
顾炎武痛极无奈地从“亡国”之痛中区分出个“亡天下”来。
天下,据当今学者解释,是个价值共同体。
那么,国呢?如果一种价值,无论哪个族群一旦认同了它,就必将沦为亡国奴,这种价值观能是正常的人类脑子想出来的么?换句话说,这个价值共同体还有点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么?
思维科学--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中国近代化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中国的近代化也叫现代化,以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思想理性化为主要表现,其核心是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
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要实现社会的转型,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近代工业社会,从封建的专制社会转变为近代民主社会。
近代中国由于列强的侵略,中国的近代化始终围绕着两大任务而不断推进:即救亡图存与寻求强国之路,救亡图存的过程是通过寻求强国之路来实现的,寻求强国之路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的近代化是全面的近代化:图示如下:经济工业化:采用机器大生产;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
政治民主化: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
思想理性化:倡导民主和科学;引进马克思主义;理性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教育近代化:实行新式教育;大倡留学之风。
军事近代化:购买新式武器,采用西式军事训练方法,学习西方军事思想。
我们可以总结如下:中国的近代化是救亡图存的近代化;是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是理性反思的近代化。
一、救亡图存的近代化鸦片战争,国门洞开。
西方列强逐渐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中华民族进行了不断的抗争。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三元里人民抗英,到义和团运动,到中华民族八年的抗日战争,救亡图存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线。
寻求民族独立,国家统一,排除列强侵略。
近代以来,随着列强侵略的逐渐加深,中国的主权不断遭到破坏;列强为了保护在华利益,积极扶持在华代理人,瓜分中国,中国在军阀的统治下,陷于内战的深渊,导致民不聊生,经济凋弊,寻求民族独立,国家统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不断追求。
维护国家、民族尊严。
列强的侵略,经济上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掠夺,每一次战争都对中国民众烧杀淫掠,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遭到严重践踏,切腹之痛成为中华人民维护民族自尊的必然追求。
二、向欧美、日本学习的近代化经济上,中国的近代化是寻求工业化,城市化。
近代中国,小农经济始终占据主体地位,落后的经济模式始终不是西方先进的工业模式的对手。
中国政治文化的理性化与世俗化——闫曼悦之“文化政治理论与实践”研讨发言一、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一)假设文化与政治的正相关关系究竟文化与政治是什么关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看法。
制度决定论者虽然他们在其著作中或多或少的提及文化的因素,但他们始终认为政治制度对文化起决定性作用。
他们认为文化是内生性的,制度是外生性的。
制度总在影响着态度和信念,文化是制度运转的结果,反之则不然(skocpol,1982,jackman and miller,1986)。
然而通过历史,这种观点过于简单。
比如瑞士的联邦结构权力极度分散,它由七人联邦委员会组成,这是因为瑞士的民族多样化导致这些制度的产生。
有时候是制度塑造文化,有的时候则是文化塑造制度。
本文是研究文化政治理论,因此也着重梳理文化决定政治的观点。
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在此不多赘述。
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中,强调与政治有关的情感、认知、评价等心理因素对民主制度的影响,区分了直接制约民主制度的政治态度以及与民主制度没有直接关系的非政治态度。
他们认为,支撑现代民主制度的公民文化就是一种复合型文化:“它既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现代文化,它既具有传统文化的特征,又有现代文化的特征,”而且现代公民文化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文化,而是一种平衡各种社会角色和成员生活的一种综合文化。
在这本书中,阿尔蒙德提出假设,他把政治文化看成是自变量。
而将民主的稳定看做变量。
即先有民主的政治文化,才有民主的政治结构。
派伊用文化分析视角解释了中国近代以来民主化历程的悖论与困境。
中国文化的特点使中国人很难建立一套复杂的法律和制度。
因为中国大部分的传统政治文化都是建立在儒家的信仰体系之上的,并一直延续到近代,继续束缚和制约着中国马列主义领导人,让他们无法如愿尽快的扭转这一体系。
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未来的国际冲突不是超级大国的冲突,而是文明和文化的冲突。
理性化将情感转化为逻辑和理性的思考情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绪体验,它常常来自于对外界事物的感受,是人们内心感受和情绪反应的表现。
情感的存在使得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给予我们愉悦或者痛苦。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许多需要理性思考的问题。
如何理性化地将情感转化为逻辑和理性的思考,成为了我们在面对问题时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首先,理性化将情感转化为逻辑和理性的思考需要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
如果我们因为情感的干扰而处于一种紧张和焦虑状态,那么无论再怎么努力也难以实现理性思考。
因此,我们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来平复内心的波动。
可以尝试进行呼吸调控、放松训练、冥想等活动,这些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冷静的状态,为后续的理性思考做好准备。
其次,理性化将情感转化为逻辑和理性的思考需要我们收集和整理相关的信息。
在面对问题时,了解背景和相关的资讯是我们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
通过收集和整理信息,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明确问题的本质和关键点。
因此,在进行思考之前,我们需要借助各种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例如阅读书籍、搜索互联网等,以确保我们具备足够的信息基础。
第三,理性化将情感转化为逻辑和理性的思考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和分析问题。
情感的产生往往会使我们产生主观的偏见和偏执,而理性思考要求我们超越主观感受,客观公正地评估问题。
因此,在思考过程中,我们需要努力从多个角度出发,不仅看问题的表面,还要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以获得更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可以通过开展辩论、请教他人或者进行头脑风暴等方式,将自己的思考拓展到更广阔的范围。
第四,理性化将情感转化为逻辑和理性的思考需要我们运用逻辑和推理的方法。
情感往往是一种主观感受,而逻辑和推理则是一种客观的思考方式。
通过运用逻辑和推理,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逻辑思维的核心是建立合理的前提和推导过程,通过逻辑关系来推导出结论。
在面对问题时,我们可以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等逻辑思维方式,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推理和思考。
理性思维的弊端是什么事实上,“理性的王国”是一个时代理想化的王国,它把人及人的思想和行为都表面化、形式化和简单化了。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带来的关于理性思维的弊端是什么的内容,希望你们喜欢。
理性思维的弊端是什么近代以来,尤其是在西方,理性主义高唱凯歌、占据主导地位。
从我们熟知的那句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开始。
人们开始认为,一个人知道些人什么,人就是什么。
人就是他所知道的知识。
当然,这和当时资产阶级的兴起有巨大关系,人们开始相信自己的内心中的理性迸发出的光辉可以普照天地,人们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人们把自己看作世界的造物主。
没有一个人怀疑理性的地位。
任何事情,都要到理性的法庭面前进行审判。
当然,最终演化到,黑格尔那里集大成。
“理性——这里不考究宇宙对神的关系,仅只这个名词就算够了——既是无限力量也是实体;它自身是一切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无限素材与无限形式——即推动该内容的东西。
理性是宇宙的实体。
”这样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人们无忧无虑、自信满满、希望萦怀的度过了一段“理性”的时期。
然而,人们忽然发现,这个时代病了,理性的盲目自信也是一种病,是一种“幼稚”的思想病。
包括尼采在内的许多人,发现了理性的病因,提出他们的看法:第一、理性主义的立场,其实际是把一种逻辑性的思维提升到最高地位;而逻辑思维是很重要,但不过也是人与世界进行联系互动的某一个工具。
理性主义,把人们的注意力全部放到了自身之外的世界,把人生的意义归结到用工具掌握和支配世界上;人们执迷的相信着科学的万能,热衷于追求各类知识,从事着各种物质制造和创造活动,而恰恰忽略了每个人的内心和每个人的精神。
第二、理性主义总是有意无意地假设着世界是有一个本质或本性的。
而且这个本质或者本性,是具有逻辑性的。
由于,假设这种带有逻辑性的本质或本性,一方面强调了世界可以被人类的思维完全把握;另一方面,也强调着世界的发展进行也是按照人类的目的去实现的。
如果,世界不能被人类的思维所理解,或者说世界的发展超出了人类的目的,理性主义者会认为这些都是虚假的现象,其背后还有一个更真实的本体世界。
理性化的命运与人的自由:韦伯的问题与困境——《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节选李猛"In my youth," said his father, "I took to the law,And argued each case with my wife;And the muscular strength,which it gave to my jawHas lasted the rest of my life"——Lewis Carroll, Alice' sAdventures in Wonderland1.韦伯的问题域二战以后,德国学界逐渐恢复了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兴趣,随着对韦伯思想的研究渐趋深入,美国社会学界生产的韦伯形象受到了越来越广泛和严厉的批评。
在美国社会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韦伯的思想肖像”,通过将韦伯“实证社会学化”、“去历史化”和“单面化”,将韦伯充满张力的复杂著述简化、改造为与主流社会学理论相容的教条学说,并利用这种教条化的韦伯形象(一种以规范秩序为核心问题的社会学理论)来为主流社会学界的诸多实践意识形态提供依据,无论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印支配社会学,还是他的“科学学说”(WissenschAslehIe)都经历了类似的命运。
不过,同样受到挑战的还有某种在欧洲知识界中一度占据重要地位的韦伯解释。
这种解释的突出代表就是卢卡奇(GeorgLukacs)及此后的法兰克福学派。
如果说,美国社会学界生产的“韦伯的思想肖像”是一个乐观主义社会理论的“偶像”,那么,卢卡奇这位与韦伯在海德堡交往密切的“朋友和学生”就创造了一个悲观主义社会理论的“偶像”,只不过这个“偶像”没有在理性化的进行曲伴奏下的现代化“喜剧”中出场,而是在理性毁灭的悲剧中扮演主角罢了。
但从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韦伯毫不留情的批评中,我们可以发现,韦伯的这两个形象之间实际上相去不远。
如果套用韦伯本人的说法,帕森斯和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对韦伯的解释与马尔库塞的理解,分歧只在于他们各自的价值评判立场不同,但他们对韦伯著作却采用了类似的解释原则,甚至作为这种读解基础的“世界图景”,都是同一个话语空间的产物。
只不过一方将韦伯的理性化看作是现代化,而另一方则将这种所谓“现代化”的“理性化”看作是工具理性肆元忌惮的扩张,其实质是异化或者说是一种十足的疯狂,是“在理性的效率之中有计划地消灭成百万的人,有计划地毁灭人类劳动这个进一步繁荣的源泉”。
1975年,针对这些主流解释,德国学者腾布鲁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挑战:韦伯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腾布鲁克指出,现有的韦伯形象存在严重的问题,而要重新理解韦伯,就要弄清楚韦伯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抛弃将韦伯的著述神圣化(或者说是教科书化)的做法,从著作发展史出发,注意韦伯著述中各种不同文本在形态上的差别,将韦伯笔下成熟的、确定的观点与那些尚在摸索过程中,属于“未完成”性质的著述区分开。
从这个角度出发,腾布鲁克指出,理解韦伯思想的关键并非韦伯去世后由韦伯夫人与温克尔曼等人编纂的《经济与社会》,而是韦伯生前亲手编订出版的《宗教社会学文集》,尤其是韦伯在临终前为这一文集撰写或修订的几篇提纲挚领的文章:《文集》“前言”(Vorbemerkung)、“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导论”(Einleitung)以及著名的“中间反思”(Zwschen-betrachtung)。
这些文章是我们理解韦伯的中心问题的“钥匙”。
尽管对于腾布鲁克的具体观点尚存争议。
但腾布鲁克的方法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他对韦伯本人作品的“除魔”工作提醒我们:一方面,如果想探讨韦伯所分析的各种实质问题,首先要从韦伯的整体思路着眼,从构建韦伯的问题域人手。
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韦伯本人对他关注的这些问题的回答,并未构成一个结构完整、无懈可击的著述体系。
相反,韦伯的著述是由不同创作时期,出于不同目的撰写的文本构成的一个充满张力与冲突的“战场”,既必须把它们放在韦伯乃至整个德国知识界的各种问题域中来理解,又要考虑到文本本身的“实验性”,毕竟韦伯有许多论述只是尝试性的探索,而非最终答案。
当然,上述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尽管韦伯文本解释过程中的“解释学循环”问题要比通常情况复杂得多,但如果我们能够同时考虑腾布鲁克提醒我们注意的这两个方面,我们也就有可能掌握了一条解释韦伯社会理论的重要方法原则,使我们去运用韦伯的思想,通过发展他的问题与思路,从而在一个与韦伯共同探索的高度来重建韦伯的文本,而不是将这些文本当作可以不加思考地“寻章摘句”的神圣语录。
毕竟,真正追随韦伯的人并不是要去创建韦伯学派,而是要和韦伯一起提问。
运用著作发展史的方法,腾布鲁克重构了韦伯的理性化命题。
在腾布鲁克看来,韦伯“毕生的论题”就是“何为理性”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韦伯着手研究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
在韦伯的笔下,这一历史过程的核心就是“除魔”。
因此,要理解理性化的历史阶段和各个环节,就必须考察除魔的历史。
腾布鲁克的文章在方法论上的出发点博得了广泛的赞赏,但他的具体结论却受到了许多非议。
学者们指出,仅仅将韦伯的核心问题归为除魔的论题,未免过于单薄,似乎无力支撑整个韦伯著作的复杂性,毕竟“除魔”这一说法在腾布鲁克自己认定的几篇韦伯关键文本中,也只出现了两三次而已,很难称得上是韦伯的核心概念。
而且,“除魔”的概念本身果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韦伯的整个著述吗?一些学者也深表怀疑。
施路赫特就对腾布鲁克的命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在他看来,腾布鲁克有关《经济与社会》的“解构工作”尽管在方法论上意义重大,但却不免矫枉过正。
过于强调《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重要意义,却忽略了《经济与社会》的重要性。
尽管《经济与社会》不再像以往那样被看作是韦伯的社会学遗嘱,但其中包含的丰富论述无疑是理解韦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中的大量文本(特别是第一卷)属于韦伯在1915年后的成熟期作品,对于理解韦伯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不过在有些学者眼中,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腾布鲁克的观点表面上是要批评美国式的韦伯形象,实际上却是在捍卫这种已经濒临危机的观念。
而要真正理解韦伯的思想,就必须彻底抛弃这种从“现代化”角度思考理性化的思路,真正回到韦伯自己的问题域中。
在亨尼斯看来,韦伯的理论与今日所谓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所谓“社会学”关注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
要理解韦伯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就要将韦伯的论述重新放回当时德国思想界,乃至一个更广阔的思想传统中,不受今天狭隘的专业化学科体系的束缚,在这样的视角下,韦伯一方面被视为整个德国哲学人类学传统的一个现代传人,直接继承了德国哲学人类学和性格学对人(特别是人格与个性)的关注;另一方面韦伯又与马基雅维里以降,以卢梭和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经典政治哲学传统血脉相连,关注的焦点是现代政治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
韦伯的核心问题就在这两个思想传统的交汇处,即“现代命运下人的发展”的问题。
根据洛维特的经典论述,也就是在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的“除魔的世界”中,如何拯救人最后的尊严,而人的尊严就是人的自由,没有自由,也就谈不上什么尊严。
亨尼斯强调,只有从这样的问题域出发,才能理解韦伯的理性化命题:“韦伯的主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化过程,而是实践的生活行为的理性化过程”,韦伯关注的“只有那些与‘所有实践伦理的形式’和‘生活方式的理性化’有关的‘理性化过程”,这一思路是理解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键。
韦伯在这本书中关心的问题并非新教如何通过造就资本主义的“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早在1902年,桑巴特(Werner Sombar Sombart)就已经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分析过这个问题,而韦伯明确告诉读者,他关心的问题与桑巴特不同。
韦伯关心的问题是新教如何塑造了一种伦理意义上的生活风格(ethical Lebensstil),而正是这种生活风格标志着资本主义在人的“灵魂”中的胜利。
亨尼斯的解读无疑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但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
将韦伯放在更为广泛的思想背景中并没有错,但因此忽视了韦伯一代学者重建社会思想的努力,仅仅将他的观点看作是数百年的经典问题的延续,不免矫枉过正了。
韦伯本人一再讥讽对科学问题采取一种半吊子的业余作风或文人习气,而亨尼斯的做法却恰恰是在将韦伯的论述“业余化”。
而且,隐藏在亨尼斯具体观点背后的理念似乎更令人怀疑,将韦伯视为一个对现代性充满怀疑,对古老的农业社会式的自由抱有强烈怀旧情绪的浪漫主义者,尽管在文本上并非毫无依据,但却很难与韦伯的总体形象相符。
最后,亨尼斯与腾布鲁克一样,也未能均衡地考虑韦伯的整个文本,往往忽视了《经济与社会》以及《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有关中国和印度宗教的研究。
大概因为这些成熟的研究往往不符合亨尼斯的“反社会学”(anti—sociology)取向,反而被弃置一旁。
也许要理解韦伯的问题,就需要做韦伯的同伴,而不是死人或僵尸;需要和韦伯一起,甚至要走得更远,站得更高,在腾布鲁克的基本思路、洛维特一亨尼斯的解释传统与施路赫特的文本重建基础上,考察韦伯留给现代社会的,无论在思想和实践中都始终难以逃避的问题:理性化与自由。
2.新教伦理命题: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韦伯晚年开始注意到,并不仅仅存在一种形态的理性化,在中国等非西方地区同样存在理性化的形式。
但是,韦伯始终反对进化一历史观念中的相对主义。
在韦伯眼中,“近代西方形态”的理性化仍然具有“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就体现在理性化是“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有效性的发展”,用韦伯的话说,就是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问题”。
正如腾布鲁克一再指出的,作为“普遍历史意义的”理性化,并非纯属偶然的历史事件,而具有内在的逻辑。
在我看来,理性化的普遍历史意义,正体现在理性化是“发展的”。
换句话说,西方理性化的独特性,之所以具有普遍历史的意义,在于理性化是能动的理性化。
有关韦伯思想中的“发展”(development)或“进化”(evoLution)的问题聚讼纷坛,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这一极为复杂的问题。
我们只能简明地指出:必须区分“发展”与“进化”。
韦伯笔下经常出现的“发展”一词并没有任何历史规律的意涵,它的意涵往往是:(1)历史运动的逻辑,这往往是多重因素造成的局势效果;(2)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普遍历史”的意涵:即西方理性化由于内在的张力,从而具有了进一步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事实上,“发展”的这两个意涵是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因为理性化本身是开放的、多元的,所以才是能动的,从而具有普遍历史意义,即能够通过吸纳越来越多的异质性力量,通过抗衡与冲突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