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系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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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宇案系列事件

之媒介社会影响分析

让我们把目光投到引起舆论界众声喧哗的南京彭宇案。2007年9月3日,根据南京市彭楼区人民法院“彭宇送徐老太上医院的行为‘纯属做贼心虚’”的推理,彭宇赔偿徐老太45876.36元的损失费。接下来是郑州的李凯强案,2008年8月21日,郑州二七区人民法院下达“由于事故无法查证是由李凯强还是老太太的过错造成”的判决,李凯强承担老太太7.9万余元的赔偿金。在接下来就是近来的小悦悦事件。

如果说此前的彭宇案是预演,李凯强给受众的是当头棒喝,那么,如今的小悦悦事件已经不足为奇了,它是南京和郑州两地事件的结果。应该说小悦悦事件与南京、郑州的案件构成的是因果关系,在这其中,是谁给公众上了这么一节课?是谁铸就了人们之间冷漠的心墙?是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媒体应该来反思一下!

“媒介审判”不但影响司法机关对有关案件的审理,而且极有可能误导受众,造成公众对司法机关和法律制度的不信任,可能给社会带来不和谐因素。

“媒介审判”,又叫做新闻审判、舆论审判。“媒介审判”的初始含义,是指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现在,“媒介审判”,一般指新闻媒介利用新闻报道程序,对正在审理的新闻案件的案情分析、案件定性、涉案人员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公开的判断和

结论,一起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一种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其公正性。

然而,目前我国媒体在越轨新闻信息(越轨新闻信息,是新闻信息的一种,是指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为公众所关注的、有新闻价值的越轨行为信息)传播中,特别是对一些环境坏、情节恶劣的越轨行为的报道,常常发生角色错位,自觉或不自觉地以道德评判代替法律审判,导致“媒介审判”现象频频发生。它突出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出于对越轨行为的气愤和对越轨者的痛恨,媒体在报道中越过司法程序提前对越轨者进行定性和“审判”;二是对弱势群体中的越轨者的同情,媒体在报道中极力渲染越轨者的“无辜”、“无奈”或其它令人同情之处,煽起受众对越轨者的怜悯和同情,制造舆论压力,从而导致新闻传播干预和影响法院对越轨者的审判,减轻或减免对越轨者的制裁。

在彭宇案中,《成都日报》的新闻标题为《夫人却被判撞人南京小伙好心没好报》,《齐鲁晚报》的新闻标题为《法律不当逼人当“小人”》,《云南日报》的新闻标题为《武断的“常理”让人胆战心惊》,南方网的新闻标题为《男子称扶摔倒老太反被告被判赔4万》。在报道李凯强案件时,新华网的新闻标题是《郑州一交通事故判决案引争议肇事者还是活雷锋》,标题其实已经表明了媒介的鲜明立场,媒体已经先于司法对该案件进行了审判。

对于彭宇案,有关专家曾表示:

“该案件将造成很大社会消极影响……这类事件不管谁是谁非,它造成的社会消极影响非常大,直接破坏社会的诚信危机。但我们正渐渐地失去信任和同情心,这是非常可怕的。比如我们现在在街头面对需要救助的人时,第一考虑的就是对方是不是坏人,怎样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在这里新闻审判已经达到了顶峰,新闻已经对整个案件做了十分明确的定性分析。这也是彭宇案出现一边倒的重要因素。

新闻的媚俗化迎合受众的宣泄心理

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不惜放大新闻中的某些事实,把彭宇定位在一个雷锋做好事反被诬陷的角色上,很多新闻报道为彭宇喊冤,抱怨司法结果危害了社会道德,严重违反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在整件新闻事件原因及进程的报道中,新闻缺乏整体的真实性和对整个事件的冷静分析。媒体在报道李凯强案件时,直接给其贴上了彭宇的标签,吧彭宇简单的符号化、模式化,媒体的这种感性分析的结果迎合了公众宣泄的需求。

在对彭宇案和李凯强案的报道中,新闻媒体都在有意无意的迎合着公众的宣泄情绪,其缺乏自律的媚俗化恶果助长了社会道德的滑坡。尊老爱幼,做活雷锋,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些案件中土崩瓦解,媒体教会了民众明哲保身,教会了人们在求助者面前做一个冷漠的看客,如今的小悦悦事件就是这一结果的最好验证。

越轨新闻信息的传播与人的社会化

美国传播学者凯尔纳指出,“媒体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教育学资源:它们有助于教育个人如何举手投足,告诉人们那些是需要思考、感受、相信、恐惧和希冀的——以及哪些是不必要理会的。”起先媒介对彭宇案的一系列报道就是这样的“一种深刻的文化教育学资源”。它深深地影响着受众的社会意识,形塑着受众的世界观、价值观: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是积极地或消极的,什么是道德的或邪恶的,什么是可做的或不可为的,什么是受社会欢迎的或受制裁的……

罗尔指出,“很明显,大众传媒在意识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有影响力的作用。”

媒介在越轨新闻传播中,常通过突出报道社会权威、社会强势群体的观点,以及公众在媒体的煽动和制造的“精神恐慌”下对越轨者的偏见,进一步向受众“论证”和灌输越轨是错误和不正常的,是应该否定的和反对的行为。在彭宇案中,媒体的报道与立场,使受众产生“精神恐慌”,认为“扶摔”很有可能被反咬一口。

普利策认为媒体是瞭望者,在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新闻媒介应该利用好其重要性与影响力,实现和谐传媒与和谐社会共荣共赢。

参考书目《舆论传播》《大众传媒与社会越轨行为》《现代新闻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