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讲中国哲学

在西方讲中国哲学

作者：孙向晨

来源：《文化纵横》 2020年第4期

［文章导读］

如何向世界诠释中国，是今天中国思想界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但如何在当代世界语境下确立中国思想的价值，却是一个难点。中西思想有着截然不同的传统，建立在相互尊重与欣赏基础上的中外交流对话，既要避免以“西方中心论”弱化自身的主体性，又不能陷入“中国中心论”的自说自话，这就需要一种新的“中国与世界”的哲学思想。

本文作者通过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的经历，对中国哲学如何在现代语境和西方思想框架中建立自身的叙述主体，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当 “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两种常见策略都已不足以改变西方人难以理解中国哲学的困境时，作者提倡对中西哲学作“框架性的对比”，回归中国价值自身的根本框架，在坚守中国思想传统主体性的前提下，面对现代性，面向世界，从自身思想传统中发展出制衡现代世界缺陷、开辟未来可能性的思想力量，进而构建起当今中国哲学的世界意义。

孙向晨

[关键词] 中国哲学 中国与世界 思想主体性

在欧洲，一般讲授中国思想的课程都只在汉学系或者中国学系（China studies）开设。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近年来倡导“全球哲学”的理念，颇有前瞻地引进了“中国哲学”“印度哲学”“非洲哲学”等课程。2019 年 9月，笔者受德国 Cluster of Excellence SCRIPTS-

Contestations of the Liberal Script 和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 Stefan Gosepath 教授与

Hans Feger先生的邀请，在 2019~2020 年冬季学期开设了一个学期“中国哲学的现代阐释”课程。

这样一门主要针对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讨论课，究竟能有多少人来听课，笔者并没有把握。毕竟在大学里 3~5 个人的讨论课比比皆是。一个学期下来，听这门课的人始终保持在

25 人左右，至少说明德国同学有了解中国哲学的热情。尽管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在欧洲大学哲学系讲中国哲学，笔者还是有颇多感受：这其中既有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又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更折射出在现代语境下探寻中国哲学意义的复杂性。

汉学系，抑或哲学系

同样一门中国哲学的课，在哲学系与在汉学系（或中国学系）开设究竟有什么不同？

事实上，这背后有很大的差异。对于德国学生来说，当他进入汉学系学习中国思想传统或者中国哲学时，已经预先准备接受一种异质文化；在他的知识框架中也会为这种异质性预留一个空间。他愿意将一些在日常中不太理解、不太能接受的内容，纯粹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概念接受下来。在这方面，西方世界有很强的传统。西方不仅有悠久的汉学（sinology）历史，也有卓越的埃及学、巴比伦学、希伯来研究以及印度学等学科，形成了非常优秀的非西方研究的传统。但这些学科比较偏向于古典学研究的范畴，偏重古代语言与历史文献的研究。现在，许多西方大学的汉学系改为中国学研究（China Studies），更偏向于区域文明与国别研究，这一名称的改变，背后是范式的转化，会带来研究上的新变化。但总的来说，这样一种局限在某个区域或国别的系科，更多地受到其他学科包括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在现有大学的学科体系下并不具有主导性。

当“中国哲学”这门课是在哲学系而不是在汉学系（中国学系）开设时，它进入的是主流系科，遇到的挑战会更大。它所预设的学生的学术背景就与汉学系大不一样。在这里，学生首先看到的是“哲学”两个字，其次才是“中国哲学”。狭隘意义上的“哲学”来自古希腊（海德格尔曾说过“哲学讲希腊语”），西方传统中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哲学式”运思方式。哲学在西方是独一无二的，时至今日，在西方很多人依然认为哲学是单数的。当中国的思想传统以“哲学”的名义进入西方大学哲学系时，“哲学”也就成为某种复数的概念。学生们之前所受到的哲学训练，自然也就成为一种质疑与批判“中国哲学”的力量。在上课时，笔者就遇到了各式各样的质疑与挑战。比如，有一位德国女博士生在一次课上就激动地站起来提问：儒家学说中充斥了圣人、君子、小人等等级性观念，在《孝经》中也满是这些等级性的思想，显示了巨大的保守性，把这些与西方哲学传统相比较有意义吗？在现代世界再来讲授这些内容还有价值吗？除去这种带些情绪化的表达，学生们更多的反应还是具体的困惑：比如如何定义“卦”？“卦象”为什么能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象”究竟是什么？怎么来界定“阴阳”，为什么会有“否”与“泰”之间的变化而不是一种直线变化？具体怎么来评判“中庸”，“中庸”的标准是什么？很多文献的论述不是一种“论证”而是像诗歌语言一样充满跳跃，没有规范性的解释似乎什么都能解释，这还有意义吗？在德国大学教授中国哲学，遭遇这样的场面，实属情理之中；如果得到一片认同与喝彩，反倒是要令人生疑。无论是博士生在课堂上的情绪化表达，还是学者们在学术会议上的学术化表达，本质上都反映了一种对“中国哲学”的疑惑。在西方大学言说“中国哲学”的真正挑战在于，“中国哲学”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哲学”？在什么意义上，这种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

西方学人的“前见”及其演变

在西方语境下，谈起“哲学”会有其固定范式。在西方主流看来，哲学是一门非常专门的学科，专指西方哲学。黑格尔对于孔子的评价，已经透露出某些端倪。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在孔子与他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只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能找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能找到，可能还要更好些，这是些毫无出色之处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从里面我们并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言下之意，孔子的学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哲学。原因很简单：孔子的哲学似乎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框架，更不是一种体系性哲学。

黑格尔对于孔子的评价多多少少反映出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看法。尽管今天在西方哲学界，这种充满赤裸裸偏见的话也许不会再有。但自近现代以来，哲学也进入了某种学术工业化的形态，有着非常专业化的分工。从积极的角度讲，这是一种讲究规范的研究。比如，现在研究正义问题，基本上都会从罗尔斯的范式开始，然后一步步拓展出去，有研究全球正义的，有研究环境正义的，有研究代际正义的，等等；从消极的方面说，一旦形成某种范式，范式本身常常就成为某种非反思的构架了，很多思想资源与传统，在这样的学术框架下就很难进入西方主流学术的视野。于是，西方学术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内在规范，也形成了自己认为天经地义的坐标。在这个前提下，任何非西方主流范式的思想、方法、路径突然闯进来，就会让人觉得相当不适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体来说，其哲学框架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同于西方的，那么讲“中国哲学”遭受某种形式的排斥也就非常正常。西方社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代表，而所有非西方世界都是要迈向“现代”社会——这一说法，虽然现在认为是一种“政治不正确”，逐渐为 “多元现代性”的观念所替代，但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思想痕迹无处不在。当中国哲学“进入”时，实际上会对西方的传统规范造成某种冲击。

伽德默尔说，对他者开放，就意味着要接受某些反对我自己的东西，接受起来也并不那么容易；虽然德里达从反对西方哲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出发，让“中国没有哲学”在后哲学时代的语境中，似乎也不再那么刺耳。无论怎样，要在哲学系统中确立某种“中国哲学”的位置，依然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就会对中国哲学传统观念持强烈的质疑态度。在学生们眼中，德国哲学传统几乎就是康德传统（中世纪哲学以及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传统也被隐去），康德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哲学的样态，因此“哲学”就被看作是论证性的，理性至上的，就应该强调个体的自主性。事实上，西方哲学传统并非从来如此，其本身也有一个古今变迁的过程。从 17 世纪西方近代哲学开始一直到当代社会，西方的传统则越来越隐到了“现代”的面目背后。从历史看，现代世界毫无疑问首先是在西方社会中确立的，以致西方社会在秉持某种“现代”理念时，也时常“遗忘”其自身的“西方”根源。因此，学生更多会以一种现代“普世”的眼光来看待某种“文化”传统，而没有意识到这种“普世”的背后，可能只是一种“西方”的眼光。因而，任何一种非西方的观念，它进入“现代”社会有多难，那么它让“西方”人理解也就有多难。

有个来自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学生，主修哲学和物理，在柏林洪堡大学做交流生，每次都会赶过来听课。他有一种非常标准的科学化思维，对于周易的演绎性表示了极大兴趣，同时以物理学标准对周易系统提出很多疑问。但他始终对于“卦”的变化非常疑惑，认为这种“卦象”的变化没有任何理性依据，对于世界有过度解读的嫌疑。他的疑惑与质疑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周易自然会出现这些疑问，3000 多年前出现的“周易”系统是“经不住”科学拷问的；但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经验，它揭示了某些中国人思考问题的特点，对于这种“根本性差异”的敏感可能在学习中更为重要。

作为“过程哲学”创始人的怀特海曾说过：西方两千多年来的哲学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解。尽管前苏格拉底哲学中有各种流派，有毕达哥拉斯派、元素派、原子论派，也有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就像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但并不是每一种哲学都在西方思想传统中起着同样的作用，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巴门尼德-柏拉图哲学”，就像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真正流传下来的是“儒家与道家”。如果以“巴门尼德-柏拉图哲学”来看，他们的哲学是以“存在”为主轴的，是以“范畴”方式来展开的。根据他们对“存在”的界定，“存在”是永恒不变的，两千年西方哲学传统就是从这个“不变”的存在为起点来理解“变化”的世界。中国哲学的传统，是以周易的“生生之谓易”作为理解世界的起点，与不变的“存在”根本不同。因此，笔者经常跟学生讲：如果要打个比方来说的话，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解，那么你们想象一下，另一个文明，如果他的哲学两千年以来是对赫拉克利特哲学的注解，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因此，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去了解，哪些哲学思想为这个文明提供了某种框架性思想，哪些哲学家只是提供了某种具体思想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西方大学讲授中国哲学时，在懂得中国哲学主流立场的同时，还需要懂得西方哲学传统，尤其要懂得他们的“根本性思想框架”，由此才能针对性地讲解中国哲学。与西方进行对话，相比语言上的流利，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他们的思想框架。讲出自己的故事是远远不够的，能让人听得懂才是更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讲中国哲学，讲中国故事，前提是懂得听故事人的故事。只有理解接受者的视域，你的讲解才可能是有效的。

除了西方哲学传统的根本性框架，西方基于自身的立场，面对中国思想时存在着三种模式：第一种是黑格尔式的，背后有着强烈的“哲学”标准，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以西方哲学的普遍“标准”来衡量世界哲学。这种观念以某种潜在的方式，至今依然强烈地存在于西方各学科中。第二种是“多元”式的态度，尽量让更多声音进入西方的学术平台，颇有些“百花齐放”的感觉。但是，这种态度并不在意不同的声音以什么方式进来，不同声音究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