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主持《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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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902年于《新民之议》体会
摘要:
一、梁启超简介
二、《新民之议》的背景与意义
三、梁启超的主要观点
四、梁启超的改革思想及其影响
五、结论
正文: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报刊活动家。
他于1902 年在《新民之议》中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积弱由于新民之难》的文章,表达了他对于中国民族积弱问题的深刻见解。
《新民之议》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所创办的一份报纸。
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梁启超开始关注并探讨中国民族积弱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并非因为政治制度的落后,而是因为国民素质的低下。
因此,要想振兴中华,必须首先进行新民教育,培养一代具有民主、科学、爱国精神的新国民。
梁启超在文章中提出了“国家者,积民而成”的观点。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国民素质的提升。
而新民教育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培养国民的自主精神、公共精神、进步精神和爱国精神。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梁启超主张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制度,以及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培养具有世
界眼光的新国民。
梁启超的改革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后来的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的观点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使他们认识到要想振兴中华,必须从提高国民素质做起。
梁启超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正是因为他敢于直面民族积弱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总之,梁启超在《新民之议》中关于新民教育的论述,不仅揭示了中国民族积弱的原因,而且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结合时代背景论述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办报思想摘要:梁启超是中国办报活动的先驱,在中国办报活动和办报思想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本文主要从梁启超对办报活动做一些介绍。
关键词:梁启超办报活动办报思想1从属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政治活动的报业活动阶段梁启超从1895年起涉足报坛,到戊戌政变之前,他的办报活动始终服务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有京师强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还有《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批判封建制度。
这一时期,梁启超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办报实践,提出一套办报主张,较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报业的主张。
在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了他新闻思想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提出了“去塞求通”的观点,认为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他开创的“时务文体”,在当时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
2戊戌政变后康梁保皇立宪主张下的报业活动阶段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海外仍继续他的办报活动。
此间梁启超发表大量主张民权、自由、革命、独立的文章,但总倾向是鼓吹君主立宪。
这一时期,梁启超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和宣传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在海外创刊、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政论》杂志、《国风报》。
1901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阐述报馆的地位是“政本之本”、“教师之师”;办报的四个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1902年,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2]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3];报馆需要“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4]那样去指导国民,这样才能变成“新民”。
另外,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政府《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在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少,人称“新民体”,在当时许多报纸都跟着学习,这标志着报刊新文体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
浅析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摘要: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百科全书式人才,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
同时 ,他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传奇色彩、最有影响力的报人 ,对近代中国报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作为一个报人,一生参与创办多达29份报刊,有“舆论界之骄子”、“近代中国报业之巨子”之称。
戈公振曾说:“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有先生启其端。
”梁启超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报纸的社会地位、办报宗旨以及办报原则等进行了深度的阐释。
本文将浅析梁启超新闻思想中的"办报四原则"、“党报理论”的理论。
旨在对当今新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梁启超办报四原则党报理论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人称梁新会。
1890年入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
同年8月,拜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师。
1891年入读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1895,与康有为等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起“公车上书”。
从此,开启了报业的黄金时代,同时报纸见证了梁启超的一生。
梁启超创办“强学会”,1895年主笔《万国公报》宣传变法维新。
1896年筹办《时务报》,撰写《变法通义》等书。
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
游历欧美,撰《新大陆游记》。
晚年,开始集中精力从事传统文化的推广和民主研究的活动。
梁启超生活在一个政权交替的时代—清末民初,改良和革命并存,无论他的新闻思想如何变化,不变的是其新民、爱国理想。
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
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新闻121班:惠才贤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梁启超的报刊活动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
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一、维新变法时期在此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
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创于北京,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为双日刊,不署出版时间和地点,自撰文章不署名,每期有一篇论文,主要表达变法维新的强烈要求,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
1895年强学会成立后,将其转为机关报,并改名为《中外纪闻》,仍为双日刊,署出版时间、地点,报刊接受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经济实力雄厚,内容更加丰富。
《强学报》:康于1896年1月创立《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政治色彩比北京的两份报纸更加鲜明,大张旗鼓地倡导变法维新,提出“明定国是”、“开议院、立议员”等激进的政治主张。
《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成为办报活动高潮的标志性事件,内容设“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初期由汪任总经理,梁担任主笔,在每期卷首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其中最有名的是《变法通议》,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
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
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
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
∙首页∙浏览发现转载:论梁启超前期的新闻思想2007-10-11 09:38:09来自: 少上豆瓣多读书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作者:徐新平何纯原栽:《湖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对梁启超27年的办报生涯,新闻学界一般将1895年《中外纪闻》的创办到1898年底《清议报》的创办之初称为梁启超新闻活动的前期。
而对于梁启超前期的新闻思想,大多认为“去塞求通”是其核心内容。
将这种评说验之于梁启超新闻学说的实际,我们认为还不太全面和准确,用“去塞求通”难以概括梁启超前期新闻思想。
我们认为,梁启超前期的新闻思想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是对报刊功能的认识;二是对“报章体例”的认识。
而对报刊功能的认识,其主导思想不是“去塞求通”,而是反复强调办报与强国的关系,即“报馆有益于国事”,以唤起人们对报业的关注与重视。
梁氏在他的第一篇新闻学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报馆愈多,其国愈强”的看法。
在此后写的几篇有关新闻的文章中,又反反复复强调报纸是强国的利器。
他在《萃报叙》中说:“天下识时务知四国之士,其必有增益,而国家亦有所赖。
”在《知新报叙例》中说:“报章所关,与国消息”。
可以肯定地说,梁启超前期的新闻学文章没有离开一个共同的主题:报馆有益于国事。
众所周知,维新运动时期,中国的报业还处在非常落后的阶段。
在此以前,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只有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1864年陈霭亭在香港创办的《华字日报》,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等几种报纸。
从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到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这几年里,虽因维新派报刊到处涌现而被称为“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但从数量上讲,也只有90余种,而全国主要报刊不过30多家。
更严重的是,当时从官绅到民众都普遍看不到报刊的作用。
尤其是清朝政府对于新闻报刊封禁打压,使得中国幼稚的新闻事业举步维艰。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忆1895年办《万国公报》时的情形说:“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
1.梁启超的办报活动《时务报》主笔;《知新报》撰述;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创办《新小说》、《政论》、《国风》,参与创办《时报》。
2.梁启超的新闻思想㈠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时期此阶段梁启超的办报思想主要集中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中,核心是以报纸为“去塞求通”的工具。
1 所谓“通”,主要是指上下内外的沟通与交流,这种思想一方面表达了要求清政府改变闭关自守、向西方学习、救国于危亡的爱国热忱,另一方面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期望参与国政,谋求民主的朦胧愿望。
2 梁启超还将“去塞求通”概括为报刊的“耳目喉舌”功能。
他将社会比之于人,把报馆的作用比作一个人的耳目喉舌。
㈡维新派海外办报时期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集中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说》、《新民丛报章程》、《国风报叙例》等文章中。
1 报刊的两大主要职能:“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2 一份完善的报纸,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速而确”。
3 确定了消息与评论两种文体区分的准则。
他认为新闻报道应具有“博、速、确、直、正”五个标准,评论应具有“公、要、周、适”四条标准。
④从传媒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报刊宣传的两种方式——“浸润”和“煽动”。
对于两种方式,梁启超赞同并用。
另外,梁启超的报章文体革命始于《时务报》,成熟于《新民丛报》时期。
“时务文体”此时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后来也有人将此时的报章文体称为“新民体”。
梁启超首创“短评”“时评”等政论文形式,在《清议报》及《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我国新闻史上较早的一批报刊“短评”。
3.对梁启超的评价梁启超是我国仅大事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报刊活动家。
他一生有26年时间从事报刊活动,主办10余种报刊,著述达1400万言。
他的文笔犀利,议论耸动。
他是报刊的政论文形成了一种具有独到风格的文章,是当时言论界的骄子,我国报刊史上一位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人物。
浅谈梁启超——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以及对维新报刊的贡献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
同时 ,他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传奇色彩、最有影响力的报人 ,对近代中国报业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与康有为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政党报刊 ,对冲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严厉的结社、新闻出版禁令 ,有开山之功。
其主笔《时务报》风行天下 ,宣传了维新变法的主张 ,扩大了维新派的影响 ;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 ,宣传西方先进思想 ,提倡民主民权。
他所创办、主笔的这几份报刊在各自生存的有限时间内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宣传、鼓动、引导的职能和作用。
梁启超的新闻活动和思想为当时的新闻界注入了活力,也为新闻学的研究开启了门户。
虽然,他的新闻宣传和办报的态度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有时,他对于一种只知道皮毛的学术,就在报纸上加以发挥宣传,造成了很多错误。
他认为他的报刊文章只是“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
”但总体而言,梁启超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它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新闻行业的时代。
梁启超的报刊实践,是从参与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的,当时梁启超的政论文章见诸几乎每期《万国公报》,在舆论界初露锋芒。
甲午战后,救亡图存意识高涨,这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土壤。
1896年,《时务报》创办,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变法通议》来阐述他的变法主张。
梁启超的政治实践和报刊活动紧密联系,利用报刊斗争的同时,在办报活动中积极地探索报纸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这是他最初的新闻思想的探索。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深刻感受到“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报刊的宣传主题也随之改为“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
梁启超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套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闻思想体系。
他进一步完善报纸的功能说,这一时期梁启超新闻活动最大的转变就是加大了对西方学说的传播。
政治运动的失败促使他寻找更为理想的运动模式,也正说明了他宣传策略转变的原因。
简论梁启超的办报活动与新闻思想19实际90年代中期,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席卷全国。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国人办报的高潮。
其中,尤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挥了主力作用。
对于梁启超,人们常了解的大多是他的变法维新思想,殊不知,梁启超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笔名有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40余个。
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也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之一。
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自小熟读经史,17岁中举人,18岁晋京会试,落榜而归,遂于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报刊。
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
于1985年和康有为一起晋京会试,其间参与了“公车上书”,之后主编《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在舆论界初露锋芒。
后《中外纪闻》被迫停刊,他的衣服、用具、书籍均被没收,“流浪于萧寺中数月”而“办报之心益切”。
不久,受黄遵宪之邀南下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
1897年10月,又接受湖南时务学堂的邀请,赴湖南长沙就认时务学堂总教习,并参与《湘报》的筹办事宜。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积极参与各项新政活动。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海外,先后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后又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鼓吹保皇立宪,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先后主编过《庸言》、《大中华》、《改造》等杂志。
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1929年病逝北京。
回顾梁启超的一生,其办报生涯自1895年在北京主编《万国公报》起至1922年脱离报界,前后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字1400万言,其办报实践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亦有深远影响。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对新闻业的影响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一生中从事办报活动27年,亲自创办、主持报刊17家,共撰述约1400万余言,被后人誉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这与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知识分子的身份有着本质区别.他的报刊宣传不再只是代表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了他所在的整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
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戊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1895.8.17创)是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梁启超任主编之一,这也是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但是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会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初现锋芒.《时务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撰述.创刊初期梁启超一人担任全部编撰工作,每天除撰写4000多字的评论外,还要撰写修改20000多字的文稿.并发表的数十篇政论,其中以《变法通议》为著,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为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梁作为总编辑、总主笔,要承担繁重的编务,当时梁启超年仅23岁,他以巨大的热情主编《时务报》,所有的译文稿他都要润色,所有的稿件他都要校对,因此梁启超在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是不辞劳苦,无畏寒暑;第二个贡献,梁启超每期都要发表一篇政论文章,所以,梁启超把这个报纸办成了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重要讲台,《时务报》在群众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梁启超的政论文章来完成的.第三个贡献,梁启超在这个刊物上面发表一篇重要的论述报馆作用,表达其新闻思想的文章,叫做《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报刊思想,就是“耳目喉舌论”.可以说《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积极支持澳门《知新报》,他不仅为该报拟定报名,还帮助草拟章程,筹措经费,并兼任该报撰稿人,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
浅议主持《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的梁启超文章认为,梁启超在主持《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期间,其办报理念发
生了变化,他的思想言论经历了由缓进而激进,之后又由激进而缓进的过程。
他的思想变化主要动因根源则在于他这一时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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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18年间,梁启超的思想言论经历了由缓进而激进,之后又由激进而缓进的过程。
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经历,是他思想变化的主要动因。
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张报刊《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创办。
因此,他的这段经历是引发他思想变化的动因,从而影响了由所他主持的报刊。
一、言论激进期
首先,戊戌变法失败对梁启超的刺激很大,维新派志士献身,而他自己也逃亡日本。
因此他极其痛恨以慈禧太后为首把持朝政的后党。
清议报的创办宗旨之一是要“主持清议”,即要抨击“逆后贼臣”把持朝政,呼吁救出光绪皇帝,恢复百日维新的新政。
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有很多抨击清廷失政的文字,尤其归罪于慈禧等后党。
比如发表在清议报上《论变法必自评满汉之界始》《论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戊戌政变记》《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傀儡说》《论西后宜自筹安全之策》《亡羊录》《论刚毅筹款事》《书十二月二十四伪上谕后》等文。
发表在新民丛报上《国闻短评》《以德报怨》《呜呼荣禄》《张之洞之狼狈》《逆臣废弑之阴谋》《太后又举行万寿庆典》《废科举问题》《哀西藏》等文。
其次,梁启超在日本用一年半时间学习了日文,接受了大量在国内接触不到的西方政治、经济、哲学、法律等著作,思想渐新。
他在《夏威夷游记》中回忆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清议报的创办宗旨第二条“开发民智”,就是要向读者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科学知识。
而新民丛报发刊词中说的“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也说明了介绍西学的目的。
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刊载了大量西方政治法律常识论说、进化论说和宣传西方自由民权、民主思想的论说。
如:清议报上介绍西方政治法律常识论说的《译政治小说序》《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商会议》《各国宪法异同论》《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论支那宗教改革》《论商业会议所之益》《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立宪法议》;介绍自由民权论说的《爱国论》《读春秋界说》《国家论》《国家之政体》《自立会序》《读孟子界说》《论中国当知自由之理》《饮冰室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俄人自由思想》等文。
发表在新民丛报上,介绍进化论的《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宣扬民主思想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及其略传》
《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新民说》(以权力思想、论自由、论合群为代表)、《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饮冰室自由书》《论立法权》《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政治学学理樜言》《民权答问》等文。
再次,梁启超与孙中山等革命派“往还甚密”。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交往是从梁启超到了日本以后开始的,两人由日本人宫崎寅藏及平山周的介绍认识。
1899年4月以后,孙中山、梁启超、陈少白在日本人犬养毅的安排下会面,交換救国意见。
从此以后,双方书信往来,并至亲访,最后由交换救国意见进入实际联络阶段。
1899年夏秋之际,康有为离开日本,梁启超便公开与革命党交往,双方甚至已经谈到合并组党阶段,由孙中山为领袖,梁启超为会长,同时有意让康有为退休。
与孙中山等人的交往使得梁的革命思想和言论激进,可见于胡汉民发表在《民报》上的《斥新民丛报之谬妄》,说梁启超“从中国来,与孙君游数月,乃大为所动,几近弃所学,由是高谈破坏”。
在清议报上,反映这种破坏言论、革命思想的文章有《瓜分危言》《少年中国说》《过度时代论》《破坏主义》等,在新民丛报上有《新民说》《敬告当道者》《释革》《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专制政体有害于君主而无一利》《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等文章。
同时,梁启超在这一时期能倡言破坏、革命之说,与他身处日本,清廷鞭长莫及,守旧势力无可奈何的现实状态有关,他可以在报纸上大胆言排满、言革命。
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虽然立报的原则不是激进的,但梁启超的这些激进言论使得报纸本身表现的比较激进。
当然,梁启超的革命概念也受到日本人影响。
中国原始的革命理论,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话,专指皇朝的政权更迭,而且将暴力的政治手段法制化。
这个本土的革命话语,成为了中国近百年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基础。
在西方,霍布斯邦在《革命时代,1789——1848》一书中将革命定义为:革命既包含了法国革命的激进的政治变革,也包含了英国革命的工业化的渐进方式。
因此霍氏称之为世界的“双轮革命”,西方的革命概念更宽泛。
日本人最先吸收的是中国传统的“汤武革命”的话语,后来受西方的影响,在近代化过程中对原来的革命话语进行了改造。
日本的政治体制是天皇制。
中国儒家的“汤武革命”的经典话语与其国情是不吻合的,因此对其发起了批判。
他们认为的革命不含政权的暴力更迭之意,而成为与改良意义相近的词汇。
明治维新是根据英国的政治模式。
日本人一般称为“明治革命”。
梁启超逃亡日本后,学习了日文,读的是日译本的西学著作。
因此,在他的概念里,认为革命=变革,宣传“革命”新义有利于促进中国走向改良主义。
虽然梁启超说的革命和孙中山等革命派的革命有差别,但梁启超在报刊上的文字激励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道路,对辛亥革命的爆发有贡献。
可以说,辛亥革命前期的孙中山是直接的倒满主义者,而梁启超是间接的倒满主义者。
二、言论由激进而缓进的转变
1903年以前的梁启超和之后的梁启超,从言论看几乎判若两人。
1902年,梁启超受美国保皇会的邀请,游历美洲新大陆。
1903年2月以后,梁不再谈自
由、谈破坏、对清廷的抨击也少了,还在新民丛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辩妄再白》,说他不再言革命了,不仅不言革命,还要排斥共和之论。
梁启超游历美洲新大陆,一开始他很赞赏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觉得美国到处体现自由平等,总统的府邸也很简朴,和平民百姓的差别不大。
但在他深入考察了美国的民主政治之后,对美国的选举制度大为不满。
作为梁的老师,康有为一直强烈反对梁启超与革命党的交往,两年之间曾经多次致信梁启超,劝其悔过。
梁启超的活动经费由康有为掌管的保皇会提供,所以康有为也从经济方面左右梁启超,逼其由激进退为保守。
当时,梁启超与革命党的矛盾也致使他与革命党分离。
1903年以前,梁启超因财源与领导权问题就已经与革命党有了矛盾。
梁启超的名声和他在1903年以前倡言革命的行动,助保皇会夺走了革命派在华侨中很大部分的支持。
梁启超也曾与革命党商议联合组党,但未成功。
这些潜在的不合导致了分歧,1903年以后,梁启超不再言革命,而是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革命党人群起而攻之,他们也就长远的分手了。
梁起超革命思想的转变,很大一部分也受到黄遵宪的影响。
黄遵宪与梁启超是忘年交。
梁启超逃到日本以后,黄遵宪经常与他通信。
黄遵宪是清政府时的高官,属于封建体制内的人。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隐退,但他本人并不赞成革命,不赞同当时在列强环伺的状况下谈狭隘的民族主义——排满,只宜尊君权,导民权,暂时维持现状,逐步开启民智。
显然,黄遵宪的话梁启超是听进去了。
综上,梁启超在主持《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的经历,大大影响了其办报理念,《新民丛报》在1903年2月以后至1905年末,主要宣传保皇立宪。
1906至1907年冬与革命派刊物《民报》展开大论战,其言论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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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
【作者简介】
苏嵘,中级职称,陕西日报社专题新闻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