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告密者案的分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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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告密者案的法理学思考第一位部长是应该一位法律实证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根据当时的政府的法律,被检举的那些行为是非法的,对于这些受害者的判决依据是当时通行的法律原则,而告密者的行为在当时是合法的,这位部长憎恨紫杉主义,但是他也承认紫衫制定的法律的效力,这体现了一名法律实证主义者对法律以及判决的尊重。
法律实证主义者坚持法律的效率与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该看法割裂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否认了道德包含规则的规范性,正如这位部长认为的那样,“对这些受害者的判决依据的行为当时通行的法律原则,没有人比我更痛恨紫衫主义”。
现任该为部长认为“恶法亦法”,实证主义的支持者不考虑法律的道德性,法律是有国家制定的,他们强调法律的强制性。
但是与此相反富勒认为法律具有内在的道德性,拉德布鲁赫也认为法律具有安定性、合目的性以及正义这三个价值,当实在法同正义的矛盾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实在法失去了它的法律有效性1,从材料中可以得知紫衫所推行的法律是不正义的,它有违法律的内在道德性,所以紫衫的法律不存在法律效力,这位部长的观点不正确。
第二位部长认为紫衫的法律没有效力,这个国家在其统治时期的法治是中断的,这一时期所颁布的法律是没有效力的,在这一点上我赞同这位部长的观点。
从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紫衫制定了秘密的法律,还通过了溯及既往的法律,以此来惩罚过去发生而当时合法的行为。
紫衫的这些法律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法律如果要产生法1{德}古斯塔夫·拉得布鲁赫: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舒国滢译律效力,必须具备实质性要求和形式性要求。
实质性要求时指法律的内容应当符合正义、公平、民主的价值,从这一点来看,紫衫法律的内容显然和这些要求相违背。
另一方面,法律要具有效力还要具备形式性要求,这要体现在法律要公开要具有可行性、明确性、稳定性的要求。
拉的布鲁赫曾提到法律具有安定性、合目的性、以及正义的价值2,而紫衫的法律是秘密进行的,还规定了法律有溯及既往的效力,这些显然与法律的形式特征相违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同第二位部长的观点,但是对于那些满怀恶意的告密者采取不作为的态度,这种行为会遭到民众的反对,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是被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所摒弃的。
外事泄密案例分析报告范文一、引言外事泄密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外事秘密信息被非法得到、传播或泄露的行为。
外事泄密不仅对国家安全造成严峻恐吓,也会破坏国家形象和国际干系。
本报告将通过对某一外事泄密案例的分析,探讨其影响及应对措施。
二、案例描述某国外事部门的一名高级官员被发现与外国间谍勾结,泄露了大量涉及国家外交政策、谈判策略以及敏感情报等秘密信息。
这些信息的泄露对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造成了严峻损失。
三、影响分析1. 国家安全恐吓:外事秘密的泄露使国家的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
敌对势力获得了关键情报,可能利用这些信息进行间谍活动、策反行动或者发起网络攻击等,严峻危害国家安全。
2. 损害国家形象:外事泄密案件的曝光会让国际社会对国家的信任受到打击,国家形象受到损害。
这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对该国的外交政策和倡议持怀疑态度,限制外交合作,甚至对该国实施制裁。
3. 破坏国际干系:外事秘密的泄露可能会破坏国家与盟友和友好国家之间的信任干系,甚至引发外交纠纷。
这对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外交地位带来负面影响。
四、应对措施1. 加强内部安全措施:建立完善的信息保密制度,加强员工背景审查和安全教育培训,确保外事秘密信息被妥当保管。
2. 提升技术防范能力:加强信息系统的安全防护,接受先进的密码技术和防泄密软件,加密敏感信息,防止外部黑客和间谍渗透。
3. 加强外事部门的监管和审查:建立监察机制,加强对外事部门工作的审查和监督,准时发现和防止外事秘密的泄露。
4. 加强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分享阅历,加强情报沟通合作,共同打击间谍活动和外事泄密行为,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
五、结论外事泄密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形象带来极大恐吓,应引起高度重视。
通过加强内部安全措施、技术防范能力、监管和审查,以及国际合作,可以有效应对外事泄密的风险。
只有确保外事秘密信息的安全,才能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形象,增进国际合作与进步。
第1篇一、引言告密者一案件,是指某单位内部员工甲因对同事乙的不满,向单位领导举报乙的违法行为,导致乙被处分。
该案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涉及告密者的伦理道德、权利义务以及法律适用等多个层面。
本文将从法律视角出发,对告密者一案件进行分析,探讨伦理与权利冲突的问题。
二、告密者的伦理道德问题1. 告密者的动机在告密者一案件中,甲的告密动机主要源于对乙的不满。
这种不满可能源于工作竞争、个人恩怨、嫉妒心理等因素。
从伦理角度来看,告密者的动机存在问题,因为其行为违背了诚信、友善、宽容等基本伦理原则。
2. 告密者的道德责任告密者在举报他人时,应当具备一定的道德责任。
首先,告密者应当确保举报内容的真实性,不得捏造事实、歪曲真相;其次,告密者应当尊重他人的隐私权,不得泄露他人隐私;最后,告密者应当遵守法律,不得滥用举报权利。
三、告密者的权利义务问题1. 告密者的权利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监督权等权利。
告密者作为举报人,享有以下权利:(1)知情权:告密者有权了解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2)保护权:告密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应当得到保障;(3)隐私权:告密者的个人信息和举报内容应当受到保护。
2. 告密者的义务告密者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也应当承担一定的义务:(1)遵守法律:告密者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滥用举报权利;(2)诚实守信:告密者应当保证举报内容的真实性,不得捏造事实、歪曲真相;(3)尊重他人:告密者应当尊重他人的隐私权,不得泄露他人隐私。
四、告密者一案件的法律适用1. 侵权责任在告密者一案件中,甲的举报行为可能侵犯乙的名誉权、隐私权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甲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2. 举报人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举报人应当受到保护。
在告密者一案件中,甲作为举报人,有权要求单位对其身份和举报内容进行保密。
3. 举报事项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监察机关应当对举报事项进行核实,依法作出处理。
第1篇导语: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保密工作关乎国家安全、利益和社会稳定,泄密事件频发,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本文将通过对一起泄密典型案例的分析,警示大家提高保密意识,严守国家秘密。
一、案例背景某年,我国某军事科研单位在进行一项重要军事科研项目时,因保密意识不强,导致项目核心机密被泄露。
泄密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发现泄密原因系该单位一名工程师利用工作便利,将核心机密资料非法复制并外传。
此次泄密事件,给我国军事科技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失。
二、案例分析1.泄密原因(1)保密意识淡薄。
该工程师在保密意识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未能充分认识到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导致在日常工作中心存侥幸,最终走上泄密之路。
(2)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
该单位在保密管理方面存在漏洞,未能建立健全保密制度,对涉密人员的管理和培训不到位,导致保密工作无法有效开展。
(3)技术防范措施不到位。
在泄密事件中,该单位在技术防范方面存在不足,未能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对涉密资料进行保护,为泄密提供了可乘之机。
2.泄密后果(1)损害国家安全。
泄密事件使我国军事科技发展受到严重打击,可能引发国际敌对势力的关注,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2)损害国家利益。
泄密事件导致我国在军事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受到削弱,可能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失去一定的战略主动权。
(3)损害社会稳定。
泄密事件可能引发民众恐慌,影响社会稳定。
三、警示教育1.加强保密意识教育。
各单位要深入开展保密意识教育,使全体员工充分认识到保密工作的重要性,自觉遵守保密规定。
2.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保密制度,加强对涉密人员的管理和培训,确保保密工作落到实处。
3.提高技术防范能力。
采取有效技术手段,对涉密资料进行保护,防止泄密事件的发生。
4.强化责任追究。
对泄密事件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追究其法律责任,形成震慑效应。
5.加强国际合作。
积极参与国际保密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信息安全挑战。
对于告密者问题的实例分析1216 苏菡乔12300160050摘要:告密者难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疑难杂案”,它代表了法理学,法哲学中重大问题的冲突,揭示着现代生活中真正的合法性困境。
我将以德国二战后的一起真实的“告密者”案以及其引起的自然法与实证法的法学争端为蓝本,分析告密者难题,并从中选出较好的方案,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部分真实的“告密者”1951年,《哈佛法律评论》摘要报道了一个德国法院裁决的告密者案:被告决定摆脱她的丈夫——一个长期服役的德国士兵,丈夫在探亲期间向她表达了对希特勒的不满。
1944年,被告向当局告发了丈夫的言论,并出庭作证,军事法庭根据纳粹政府1934年和1938年发布的两部法令,判定该士兵犯有发表煽动性言论罪和危害帝国国防力量罪,处以死刑。
经过短时期的囚禁后,他未被处死,又被送往前线。
战后,被告和军事法庭的法官被交付审判,检察官根据1871年《德国刑法典》第239条,起诉二人犯有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罪。
1949年班贝格(Bamberg)地区上诉法院在二审中判定涉案法官无罪,但被告罪名成立,因为她通过自由选择,利用纳粹法律导致了她丈夫的死亡和监禁,而这些法律“违背了所有正派人士所持的健全良知与正义感”。
报道最后提到了拉德布鲁赫1946年著名的文章《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该文被法律实证主义者解释为标志着拉德布鲁赫从实证主义向自然法的转向,在其中他提出了一个类似“恶法非法”的拉德布鲁赫公式:通常情况下法的安定性应居于首位,即便法律不善也不能动摇安定性,但如果安定性与正义的冲突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法律已经沦为“非正当法”,法律就必须向正义屈服。
看起来,班贝格法院的判决推理似乎与拉德布鲁赫公式是一致的。
然而,1958年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领袖哈特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另一篇题为《实证主义法律与道德的分离》的文章,尖锐的批评了这次判决受到拉德布鲁赫的影响。
相应的,哈特提出了实证主义的解决方案:要么不处罚告密行为,要么发布一个追溯纳粹掌权前的法律的法令来惩罚告密者,“尽管溯及既往的刑事立法或惩罚是邪恶的,但将其公开适用于案件中,至少体现了坦率的美德。
第1篇一、引言告密者案件在德国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涉及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等多个层面。
本文将从德国告密者案件的法律方法出发,分析其法律适用、证据规则、辩护策略等方面,以期为我国相关法律实践提供借鉴。
二、德国告密者案件的法律适用1.宪法保护德国宪法第10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受到限制。
”在告密者案件中,宪法保护了个人隐私和言论自由。
告密行为若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或言论自由,则可能面临法律追究。
2.刑法规定德国刑法第111条规定:“故意泄露他人隐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
”告密者若故意泄露他人隐私,可能构成侵犯隐私罪。
此外,德国刑法还规定了叛国罪、间谍罪等相关罪名,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告密行为将受到严厉打击。
3.行政法规定德国行政法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告密案件时,应保护告密者的合法权益。
告密者有权要求匿名,且其个人信息不得泄露。
同时,行政机关在调查和处理告密案件时,应遵守程序公正、证据确凿的原则。
三、德国告密者案件的证据规则1.证据确凿原则德国法律强调证据确凿原则,告密者案件也不例外。
在审理告密者案件时,法院必须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若证据不足以证明告密者有罪,则不能认定其有罪。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德国法律明确规定,非法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在告密者案件中,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采取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则该证据应被排除。
3.证人保护制度德国法律对证人保护制度给予了高度重视。
在告密者案件中,证人有权要求匿名,且其个人信息不得泄露。
此外,法律还规定了对证人的保护措施,如禁止证人受到报复等。
四、德国告密者案件的辩护策略1.主张非法证据排除在告密者案件中,辩护律师可以主张非法证据排除,以削弱指控方的证据链。
2.质疑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辩护律师可以质疑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案件关联性,以证明告密者无罪。
3.主张宪法保护辩护律师可以依据宪法保护告密者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要求法院对告密者进行无罪判决。
第1篇一、引言告密者案件,是指告密者通过举报他人违法行为,而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问题。
在我国,告密者案件的法律问题涉及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多个领域。
本文将从法律角度对告密者案件进行分析,旨在探讨告密者案件的性质、法律依据及处理原则。
二、告密者案件的性质1. 民事性质告密者案件首先具有民事性质。
告密者举报他人违法行为,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此过程中,告密者与被举报人之间可能产生民事纠纷,如名誉权纠纷、隐私权纠纷等。
2. 刑事性质告密者案件也可能具有刑事性质。
当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告密者举报的行为将转化为刑事诉讼中的控告行为。
此时,告密者与被举报人之间的关系将转变为控告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
3. 行政性质在某些情况下,告密者案件还可能具有行政性质。
如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涉及行政违法行为,告密者举报的行为将引发行政处罚程序。
三、告密者案件的法律依据1. 宪法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对告密者案件的法律依据具有指导意义。
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告密者举报他人违法行为,属于行使言论自由的表现。
2. 刑法刑法是我国关于犯罪和刑罚的基本法律,对告密者案件的法律依据具有直接指导作用。
刑法规定,告密者举报他人违法行为,不属于诬告陷害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
3. 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法律,对告密者案件的法律依据具有直接指导作用。
刑事诉讼法规定,告密者作为控告人,享有控告权,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控告他人违法行为。
4. 民法民法是我国关于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对告密者案件的法律依据具有间接指导作用。
民法规定,公民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告密者举报他人违法行为,不得侵犯他人的人格权。
四、告密者案件的处理原则1. 保护告密者权益在处理告密者案件时,应充分保护告密者的合法权益。
对告密者进行名誉权、隐私权等方面的保护,确保其不受不当追究。
对于告密者问题的实例分析摘要:告密者难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疑难杂案”,它代表了法理学,法哲学中重大问题的冲突,揭示着现代生活中真正的合法性困境。
我将以德国二战后的一起真实的“告密者”案以及其引起的自然法与实证法的法学争端为蓝本,分析告密者难题,并从中选出较好的方案,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部分真实的“告密者”1951年,《哈佛法律评论》摘要报道了一个德国法院裁决的告密者案:被告决定摆脱她的丈夫——一个长期服役的德国士兵,丈夫在探亲期间向她表达了对希特勒的不满。
1944年,被告向当局告发了丈夫的言论,并出庭作证,军事法庭根据纳粹政府1934年和1938年发布的两部法令,判定该士兵犯有发表煽动性言论罪和危害帝国国防力量罪,处以死刑。
经过短时期的囚禁后,他未被处死,又被送往前线。
战后,被告和军事法庭的法官被交付审判,检察官根据1871年《德国刑法典》第239条,起诉二人犯有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罪。
1949年班贝格(Bamberg)地区上诉法院在二审中判定涉案法官无罪,但被告罪名成立,因为她通过自由选择,利用纳粹法律导致了她丈夫的死亡和监禁,而这些法律“违背了所有正派人士所持的健全良知与正义感”。
报道最后提到了拉德布鲁赫1946年著名的文章《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该文被法律实证主义者解释为标志着拉德布鲁赫从实证主义向自然法的转向,在其中他提出了一个类似“恶法非法”的拉德布鲁赫公式:通常情况下法的安定性应居于首位,即便法律不善也不能动摇安定性,但如果安定性与正义的冲突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法律已经沦为“非正当法”,法律就必须向正义屈服。
看起来,班贝格法院的判决推理似乎与拉德布鲁赫公式是一致的。
然而,1958年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领袖哈特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另一篇题为《实证主义法律与道德的分离》的文章,尖锐的批评了这次判决受到拉德布鲁赫的影响。
相应的,哈特提出了实证主义的解决方案:要么不处罚告密行为,要么发布一个追溯纳粹掌权前的法律的法令来惩罚告密者,“尽管溯及既往的刑事立法或惩罚是邪恶的,但将其公开适用于案件中,至少体现了坦率的美德。
第1篇一、引言告密者案件,是指因告密行为引发的案件。
在我国,告密行为被看作是举报、揭发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手段,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告密行为也引发了一系列法律问题。
本文将从法律角度对告密者案件进行分析,探讨告密者案件的定性、法律责任以及法律适用等问题。
二、告密者案件的定性1. 法律性质告密者案件的法律性质取决于告密行为本身。
在我国,告密行为既可以是合法行为,也可以是违法行为。
(1)合法告密行为:指告密者依法向有关部门举报、揭发违法犯罪行为的告密行为。
合法告密行为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积极意义。
(2)违法告密行为:指告密者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或者故意泄露他人隐私的告密行为。
违法告密行为具有非法性、不正当性和危害性。
2. 刑事定性(1)合法告密行为:一般情况下,合法告密行为不构成犯罪。
但在特定情况下,如告密者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罪。
(2)违法告密行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或者故意泄露他人隐私的告密行为,可能涉嫌诬告陷害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
三、告密者案件的法律责任1. 合法告密行为对于合法告密行为,我国法律并未规定明确的法律责任。
然而,告密者在行使告密权利时,仍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
2. 违法告密行为(1)诬告陷害罪:捏造事实,向国家机关或者有关单位告发他人犯罪,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违反国家保密法的规定,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告密者案件的法律适用1. 侦查阶段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应依法对告密者进行调查,核实其告密行为的真实性。
对于告密者问题的实例分析
摘要:告密者难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疑难杂案”,它代表了法理学,法哲学中重大问题的冲突,揭示着现代生活中真正的合法性困境。
我将以德国二战后的一起真实的“告密者”案以及其引起的自然法与实证法的法学争端为蓝本,分析告密者难题,并从中选出较好的方案,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部分真实的“告密者”
1951年,《哈佛法律评论》摘要报道了一个德国法院裁决的告密者案:被告决定摆脱她的丈夫——一个长期服役的德国士兵,丈夫在探亲期间向她表达了对希特勒的不满。
1944年,被告向当局告发了丈夫的言论,并出庭作证,军事法庭根据纳粹政府1934年和1938年发布的两部法令,判定该士兵犯有发表煽动性言论罪和危害帝国国防力量罪,处以死刑。
经过短时期的囚禁后,他未被处死,又被送往前线。
战后,被告和军事法庭的法官被交付审判,检察官根据1871年《德国刑法典》第239条,起诉二人犯有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罪。
1949年班贝格(Bamberg)地区上诉法院在二审中判定涉案法官无罪,但被告罪名成立,因为她通过自由选择,利用纳粹法律导致了她丈夫的死亡和监禁,而这些法律“违背了所有
正派人士所持的健全良知与正义感”。
报道最后提到了拉德布鲁赫1946年著名的文章《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该文被法律实证主义者解释为标志着拉德布鲁赫从实证主
义向自然法的转向,在其中他提出了一个类似“恶法非法”的拉德布鲁赫公式:通常情况下法的安定性应居于首位,即便法律不善也不能动摇安定性,但如果安定性与正义的冲突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法律已经沦为“非正当法”,法律就必须向正义屈服。
看起来,班贝格法院的判决推理似乎与拉德布鲁赫公式是一致的。
然而,1958年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领袖哈特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另一篇题为《实证主义法律与道德的分离》的文章,尖锐的批评了这次判决受到拉德布鲁赫的影响。
相应的,哈特提出了实证主义的解决方案:要么不处罚告密行为,要么发布一个追溯纳粹掌权前的法律的法令来惩罚告密者,“尽管溯及既往的刑事立法或惩罚是邪恶的,但将其公开适用于案件中,至少体现了坦率的美德。
我们必须明白,当惩罚该女子时,我们只是在两个邪恶中选择其一:要么使该女子免受惩罚,要么放弃法不溯及既往这一大多法律体系都接受的珍贵道德原则。
”根据此种解释,哈特提出了“告密者困境”。
同年,福勒写作了《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一文,通过对于探讨法律与道德的各自含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承认
法律应该具有道德基础,从而驳斥了哈特法律与道德分离的文章,并且尖锐的指出,哈特的办法和拉德布鲁赫的办法并不像哈特说的差异那么大,它们其实很相似。
一个溯及既往的刑事立法,隐含的必然前提就是否决了前法的效力,只是回避了为什么否决前法效力的问题。
第二部分“告密者案”的结果分析
首先让我们看看《哈佛法律评论》一开始对这次告密者案裁决报道中的自相矛盾之处。
如果据以判决受害人死刑的纳粹法律无效,那为什么法官无罪告密者却有罪?他们不都一样
非法剥夺了他人的自由吗?因为那些法律是不道德的因而是
无效的,所以他们致受害人死亡或监禁就是非法的,这是判决推理的关键环节。
那法官脱罪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法官
不能逃避司法职责,在纳粹统治下,如果他拒绝裁判,他甚至可能遭遇生命危险,即便他拒绝裁判,受害人同样难逃法外的厄运?如果是这样,那应该将法官定罪然后免责,而不
是判决其无罪。
然而,后来的调查证明,这次判决的真实情形并非如此,法院并没有援引拉德布鲁赫公式或者类似的论证宣告纳粹
法律无效,只是裁决被告的行为“违背了所有正派人士所持的健全良知与正义感”。
法院认为涉案的纳粹法律是邪恶的,
尤其量刑过于严酷,绝大部分德国人都会认为这是恐怖的法律,“但是不能认定它们是违反自然法的法律”,法院认为军事法庭那位判处被告丈夫死刑的法官“是在其法律职责
范围以内行事”,但判定被告非法剥夺了他人自由。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次判决中,被告并认定为间接犯罪,在德国刑法中,间接犯罪是指罪犯利用一个工具作为中介来达到犯罪目的(剥夺他人的生命或自由)。
在德国刑法理论中,关于间接犯罪的一般观点认为当直接的侵害是合法行为时,间接导致这一侵害的行为就不应该受到惩罚。
为了确证判决,法院作了非常独特的推理,即间接犯罪在直接的侵害是合法行为时也可能成立。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煞费苦心的判决,它以非常严谨也合于正统自然法教义的形式完成了对纳粹法律合法性的检验
问题:纳粹的法律是不道德的,但是并没有违背自然法;相
应地,适用这些法律的判决是不道德的,但也是合法的。
它也以非常巧妙的形式完成了对被告行为违法性的论证:被告既没有法定的告密义务,也明知告密是明显不道德的,因为纳粹法律虽然没有违背自然法,但是惩罚过错很小的疏忽行为是明显不道德的,去助长这种法律的实施就是不道德的;
但被告仍然为了个人目的实施了告密并出庭作证,因此,军事法庭裁决的合法并不影响被告间接犯罪的成立。
第三部分对《怨恨满怀的告密者》中五位部长看法的总结
分析
至此,三个法学家分别就告密者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观点与《怨恨满怀的告密者》中五位部长的看法是能够对应的,德国法院的判决,又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在现实条件下解决“告密者”问题的一种较合理的办法。
福勒通过五个部长之口,以通俗易懂又充满逻辑的口吻清晰的展示了不同法学流派对于告密者案的看法,并启发读者进行角色带入,从而引起读者的思考,选出最佳方案。
首先,第一位部长的看法与哈特提出的实证主义的第一种解决方法是相对应的,该看法割裂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使不道德的行为得不到严惩,否定了道德包含规则的规范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以及人民对于新政府信任的建立,是不可取的。
第二,第二位部长不承认紫杉党法律的解决方法,不仅与第一位部长的做法一样使不正义的行为得不到严惩,并从根本上抹杀了紫杉党法律的合法性。
这无疑会导致法制概念在公众心目中的建立,同时也是一种对历史的逃避和不负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第四位部长通过追溯以往法律,制定特殊法律解决告密者问题的解决方案,从本质上,也是对于紫杉
党政府法律合法性的否定。
这种模糊的处理方式不仅犯了与第二位部长一样的错误,同时,各种各样的不同状况,会让此类立法工作陷入无休无止的泥潭,从而在根本上影响新政府法律的效力。
至于第五位部长任其发展,不闻不问的态度,不仅是对于法律尊严的亵渎,同时也是对政府职能的滥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崩溃与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政府对于告密者的纵容只会成为少数人为非作歹的保护伞。
综上所述,我认为第三位部长的解决方法相对来说是最合理的,同时也是最符合现实中德国政府的处理方式的。
它既承认自然法中对法律正义性的确认,同时有兼顾实证法中尊重事实的传统,并且充分肯定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尽管在判决的过程中有些繁琐,但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中,在承认法律的道德基础,承认紫杉党法律的合法性的前提下对每个个案做出负责任的判决,是此类问题最合理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