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制度

浅析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救济问题公有公共设施的致害问题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复杂的法律和道德难题。

这种问题在发达国家尤其突出，因为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需要大量资源和资金，如果出现了安全和健康问题，政府必须承担高昂的赔偿和治理成本。

这也就意味着，在公共设施致害事件的处理上，国家需要权衡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而寻找到一种平衡的机制，确保公众的安全和福祉。

公有公共设施的致害问题，是指由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不当，导致公众生命和财产损失的事件。

这些公共设施包括道路、桥梁、水库、水利工程、医院、学校、商场、公园等等。

这种问题的发生原因十分复杂，可能涉及到政策制定、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监管执行等各个层面。

典型的公共设施致害事件包括桥梁坍塌、水库汛期超标、公园游乐设施故障、学校食品安全问题等等。

这些事件不仅会对公众的安全造成威胁，还会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和讨论，从而对政府的形象和信誉造成损害。

面对公有公共设施致害事件，国家应当采取怎样的救济机制呢？首先，政府必须确保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及时采取措施遏制事态扩散，挽回各方的损失。

这些措施包括对事故现场的封锁、拆除、清理和排放，对受害者进行医疗救治和赔偿等。

其次，政府要进行彻底的调查，查明事故的原因和责任。

这需要政府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确保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符合安全、环保、健康等相关标准和规范。

最后，政府需要对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和补偿。

这需要政府建立健全的赔偿机制，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和法律援助。

然而，实际上在公有公共设施致害事件的处理中，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复杂的法律和道德难题。

例如，公有公共设施致害事件的责任划分问题，究竟是政府承担全部责任还是与其他相关方分担责任？公有和私有财产的界限问题，事故发生在私有土地上是否可以认为是公共设施致害事件？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权衡问题，是否应该采取最严格的安全标准进行监管，从而加大政府的成本和负担？针对这些问题，国家需要充分考虑各种方案和立场，以确保公众的最大利益得到保障。

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2) 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在制定《国家赔偿法》之初，已有学者提出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的立法建议，并产生了较大的争议。

有学者认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应当属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并提出应当由受委托管理的国家机关或者公共团体承担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

[3]还有学者认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只有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才能体现出国家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全面保障，并进一步提出除了不可抗力这一免责事由外，无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有过错，只要公有公共设施因自身瑕疵致人损害，都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4]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国家赔偿法》草案中作了如下说明:“桥梁、道路等公共营造物，因设置管理欠缺发生的赔偿问题不属于违法行使职权的问题，不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受害人可以依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向负责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请求赔偿”。

[5]当时《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如此设计，理由有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国家财力有限，需要将财力集中用于解决行政主体的权力行为赔偿问题。

《国家赔偿法》制定时我国铁路、公路、航空、桥梁等绝大部分设施都属于公有公共设施，且由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管理。

若将公有公共设施造成的赔偿定性为国家赔偿，当时国家财力难以承受。

但是使用这些公共设施的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基本都具有相应的赔偿能力。

所以未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缓解国家财政压力，集中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行政行为违反侵犯相对人权利的规制上。

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赔偿有最高金额的限制，但是民法和特别法并未做赔偿金额的限制。

所以考虑公有公共设施致害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更为有利。

[6]但2010年《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时，较之1994年，国家社会经济有了飞速发展，已经具备国家赔偿的承担能力。

绝大多数学者也都赞同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性质，其后两次修改都未能将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法》的范围，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解志勇等：浅析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解志勇、裴建饶：浅析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性质与救济途径内容提要：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已成为我国当前学界与实务界探讨的热点。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性质与救济方式是密切关联、但又可相互分离的两个问题。

就我国而言，应当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性质认定为国家赔偿责任，其救济方式主要适用民事诉讼程序。

其主要立足点在于如何与我国现行制度相互协调，实现对被害人的有效救济。

关键词：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法律性质救济途径一、问题的提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公共设施众多，必然会发生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问题。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不少此类案例，并已成为实务界与学界探讨的热点。

以下是两个典型案例。

案例一：1988年7月15日下午6时许，原告王烈风之夫马学智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家，行至千阳县电力局门前公路时，遇大风吹断公路旁护路树，马躲闪不及，被断树砸中头部，当即倒地昏迷，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千阳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发生事故公路及路旁树木属千阳县公路管理段管辖。

路旁树木受害虫黄斑垦天牛危害严重，部分树木枯死已三年之久，经上级批准下达了采伐路旁虫害护路树的文件。

由于被告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对采伐枯树一事未采取任何积极措施，致发生上述事故。

法院认为：“公路两旁的护路树属公路设施。

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对这段公路及路旁护路村负有管理及保护的责任。

护路树被虫害蛀朽已三年之久，直接威胁公路上的车辆行人的安全，在上级批文决定采伐更新的一年多时间内，千阳县公路管理段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是有过错的。

”依《民法通则》第126条及第119条，判决被告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向原告王烈风支付损害赔偿金。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第二审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有学者认为，“本案是我国司法实践正式确认道路管理瑕疵赔偿责任的第一个判例”。

[1]案例二：1997年9月28日，某公司驾驶员缴纳公路管理费后驶入南京机场高速公路，途中因避让前方一捆塑料编织布撞上护栏，造成一死三伤、车辆严重损坏的交通事故。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责任探究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物质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交通、能源等大量财政投入项目相继建成，城市基础设施日渐完备。

人们在惊叹“中国速度”的同时，也在担心“投入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的问题。

公共设施的便利性固然必要，但由于它使用的广泛性和长期性，故保障其安全运转也同样重要。

近年来，社会生活中频频发生的公有公共设施致害事件，让我们不得不对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和管理问题进行思考，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如何保障受害人合法权益的问题。

但目前由于我国公共设施经营权模糊造成其设置或管理的瑕疵,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损害情形，继而导致完善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法规存在困难。

面对研究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责任问题，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争议颇多，而在我国现行的制度基础上，要将公有公共设施纳入国家赔偿法也使立法者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

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对公有公共设施致害是否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进行分析。

通过案例本身找出我国现有制度的缺陷，并结合社会法学、经济学的理论，采用案例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规范研究相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论证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本文总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对公有公共设施的定义来界定哪些属于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情形，并且审视当前我国处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处理现状以及存在的缺陷。

第二部分通过对世界各国处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事件的模式和世界的主流学说、理论，在通过分析我国现有的制度条件上来论证分析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责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三部分通过阐释公有公共设施纳入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避免扩大国家的赔偿范围。

第四部分则是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立法建议，从弥补实体法缺陷和完善损害求偿程序上进行分析，力图为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尽一份力。

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摘要 2010年我国《国家赔偿法》修订后，学者热议的公共设施致害赔偿仍然没有被纳入国家赔偿体系。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目前的国家赔偿制度还不能适应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管理实践的发展，认为采用民事赔偿是更适当的选择。

关键词公有公共设施国家赔偿救济途径一、分析外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大部分日本学者在研究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这个问题的时候，会举出1916年日本德岛游动圆木事件作为典型案例。

而恰恰在这个判例中，法院是依据日本《民法》第717条的规定来认定市政府应当进行赔偿。

大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小学管理权中所包括的对小学校舍及其他设备的占有权，不属于公法上的权力关系，只是纯私法上的占有权，且这一占有权与私人占有地位相同。

”日本在其《行政事件诉讼法》也规定，对违法行政处分所生的损害，请求赔偿之诉讼，应循通常的诉讼程序而为之。

也就是说应适用民事诉讼程序。

德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其国家赔偿制度在世界范围看也是比较完备的。

但现在德国公民要求国家赔偿的请求权的主要依据仍然是其民法典第839条的规定。

根据德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公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技术性设施发生事故，视为公权力机关的义务损害行为而承担赔偿责任，而对违反交通安全义务、客货运输、治疗、供水及供给能源等行为则都按私法规范处理。

在这样的规定之下，德国多数的公共设施致害案件都是采用民事责任来解决的。

只有少数涉及公权利行使的技术性的设施致害，例如因交通信号灯故障导致的事故等，才会适用国家赔偿法。

德国《国家赔偿法》还规定了解决国家赔偿争议的三种诉讼途径，其第一种即是依据该法第2条、第9条以及第14条第3款的规定，金钱赔偿争议案由普通法院审理。

这意味着“国家赔偿争议案由普通法院受理的，无论所争议的标的价值的大小，均由州法院为第一审法院……具体地说，是由其行为引起金钱赔偿请求的公权力机关所在地的州法院民事庭管辖”。

我国台湾地区则明确规定以民法为国家赔偿法之补充法，“诸如损害赔偿之范围，过失相抵之原则，以及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等项，均可适用民法之规定，使本法在适用上完整无缺，并免重复”。

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国家赔偿责任【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责任来阐述公有公共设施的涵义和致害赔偿的现状及弊端和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提出了一些尚需改进的理论构想。

【关键词】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一、公有公共设施的涵义公有公共设施是指国家设置的供公众使用的设施，既包括人造设施（公路、桥梁、机场等）①，也包括在国家管理之下的自然设施。

二、我国目前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现状及弊端在我国《国家赔偿法》中并没有出现国家赔偿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身影。

实践中主要是依据两个法律条文来处理归责和赔偿问题：一是《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②”，这里把赔偿责任归于公有公共设施的所有人和管理人，但由于双方在法律地位上的差异而较难适用民事法律；二是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下列情形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由所有人或者管理者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一）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建筑物因维护、管理欠缺致人损害的；（二）堆放物品滚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的；（三）树木倾倒、折断或者果实坠落致人损害的。

前款第（一）项情形，因设计、施工缺陷造成损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与设计、施工者承担连带责任③。

”法院往往按照以上所列民事法律以民事赔偿，但这样做是有很大的弊端的：（一）不利于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公共设施的所有者、设置者和管理者可能会互相推诿，不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如果行政机关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或严格设置的责任，而让使用人受到损害，那么国家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受害者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最大化的保护。

第一，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者、管理者与利用者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所以直接适用民事法律的做法不恰当。

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内容摘要: 关于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问题，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其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我国2010年《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却仍未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相关赔偿问题仍接受民法的调整。

但从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行为性质来看，单纯适用民事赔偿，而排除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存在诸多缺陷。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应当定性为国家赔偿。

将其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可以弥补民法适用上的局限性，适应公共服务理论的需要，利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在我国也具有可行性。

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公有公共设施应当采取广义理解。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其应具有下述三个构成要件：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者管理存在瑕疵;有实际损害事实存在;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者管理瑕疵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关键词: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国家赔偿一、问题的缘起2013年3月22日长沙暴雨，21岁女孩杨丽君路过天心区凃家冲赤黄路时，不幸坠入一个没有井盖的深井，随即被从下水道中冲走。

5月19日，她的尸体在岳阳市湘江湘阴段被发现。

其后，杨丽君的父母获得天心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人道主义救助金72万元。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在对死者及家属表达同情的同时，这72万元的人道主义救助金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质疑。

通常来说，人道主义援助，又被称为人道主义救援，主要是国家或公益组织，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向受助者提供物资等方面的支援，其目的是为了拯救受助者的生命，缓解其不幸状况，以及维护人类尊严。

政府发放人道主义救助金对于高效快速解决突发事件、安抚行政相对人起着重要作用，表现了政府的人道主义关怀。

但是政府给付这类人道主义救助金的行为难免会让人产生疑惑：人道主义救助金发放的标准和程序是什么?如果政府不存在责任，如此高额人道主义救助金的发放似乎有政府随意处分纳税人的钱来承担一种道德义务之嫌。

与发放人道主义救助金行为相关的行政行为类型主要是行政给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