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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变化与居民储蓄率高宏【摘要】本文以1991-2014年全球范围内的91个经济体为样本,研究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本文认为,在人口结构变化方面,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预期寿命的提高带来的“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抵消甚至超过了老龄人口负担上升的负效应.未来,随着人口结构比较优势的衰减,人口红利进一步消退,中国需要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期刊名称】《金融发展研究》【年(卷),期】2019(000)001【总页数】9页(P10-18)【关键词】居民储蓄率;人口结构;负担效应;寿命效应【作者】高宏【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北京1008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830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经济总体上呈现出了“三高一低”的典型特征：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
解释这些特征的形成原因，分析这些特征的影响，研究这种特征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
在四大特征中，高储蓄是把握中国经济的关键要素。
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看，高储蓄融通高投资、高投资推动高增长、高增长反过来又带来新一轮的高储蓄。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的定义，储蓄是可支配收入（已调整养老金权益变化）中没有用于货物和服务最终消费的部分（联合国等，2011）。
储蓄率通常用各部门的储蓄除以其可支配收入来计算。
国民总储蓄等于国民可支配收入减去最终消费，也等于住户、企业、政府等各部门储蓄之和。
从我国国民储蓄率的总体变化趋势看，自国家统计局1992年起开始公布资金流量表以来①，在20世纪末，我国的国民储蓄率总体保持稳定并略有下降，从1992年的40.29%降至2000年的37.56%。
2000—2010年间，国民储蓄率大幅上升，到2010年已大幅上升至51.77%。
2010年以来，国民储蓄率又再次呈下降趋势，至2015年已降至47.16%。
但是，从绝对数值上，我国国民储蓄率长期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从变化趋势上，我国的情形也异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中国城市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分析近年来，中国城市居民的储蓄率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根据最近发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储蓄率为38.6%，比上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
然而，这个高储蓄率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影响因素呢？本文将会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收入水平影响着储蓄率首先，人们的储蓄率很大程度上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
收入水平越高，居民在储蓄上的余地就越大。
因为收入有保障才会有更大的机会去进行储蓄，而不会被其他紧急的事情所影响，例如生病、事故等等。
此外，有更多的收入也可以带来更多的理财机遇，使人们更愿意去储蓄和投资。
同时，收入水平也与社会阶层紧密相关，属于高社会阶层的人们有更多信仰的投资机会、更加了解风险等等，因此储蓄率也会随之而上升。
二、房贷支出影响下的储蓄率其次，房贷支出也是影响储蓄率的重要因素。
现在不少城市的房价已经十分昂贵，不少拥有一套房子的人们都需要还房贷。
这种支出对于许多人来说是非常庞大的，因此他们的储蓄率自然就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
此外，在购房之后，有不少人选择了把存款投入到房屋的装修等方面，也会带来大量的支出，增加了人们的经济负担，影响着他们的储蓄行为。
三、教育支出也会影响储蓄率教育支出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必然的消费，这不仅是一项巨大的支出，而且是一项长周期的支出。
在城市中，由于竞争的激烈，很多父母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从小开始学习各种课程的机构，弥补公立学校的不足。
这种教育支出也会对家庭预算产生很大的消费压力，影响金融储蓄的大小。
四、人们的支出习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储蓄行为中，每个人的消费支出习惯占有很大的比重。
这些支出是影响储蓄率的一大因素。
过多的购物和撞衫，不惜花大量的钱去维护生活质量，也让许多人在储蓄上面的余地变得极小。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消费习惯，这也是造成储蓄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例如在一些特定社会群体中，比如内向群体和一些爱好文化娱乐等消费群体，他们的收入虽然较少，但是储蓄能力也非常强，他们的储蓄率也普遍较高。
我国储蓄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储蓄水平一直较高，并且持续呈现增长趋势。
以下是我国储蓄的发展趋势：
1. 人均储蓄率持续上升：我国人均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过去10年更是保持在40%以上。
2. 银行储蓄仍然是主流：虽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投资理财、股票等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银行储蓄始终是中国大众保存财富、稳定收益的主要方式。
3. 储蓄利率走低：由于货币政策调控和利率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储蓄利率已经连续多年走低，更多人开始关注理财投资等替代方式。
4. 金融知识的普及：随着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创新，普及金融知识已经成为提高人们储蓄和投资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总的来说，我国储蓄持续保持着稳定增长，同时也在适应金融市场变化的发展趋势。
未来，除了传统的银行储蓄外，更多的理财、投资产品将会涌现，同时也需要更多人掌握金融知识，有机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经常账户失衡内在根源：财政赤字、人口结构、经济增长王佳【摘要】在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背景下,本文利用世界84个国家1990-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内部视角分析一国财政赤字、人口结构、经济增长对储蓄投资缺口的影响,并考察经常账户失衡的根源.初步的静态面板回归结果表明,财政赤字、人口抚养比、经济增长率对一国经常账户失衡具有显著的影响;改进后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表明,财政赤字、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本国相对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对一国经常账户失衡具有显著的解释力,但是少儿抚养比和相对经济增长率对不同组别国家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治理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需要从国内经济因素着手,综合考虑国际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形成国际所普遍接受的有效解决方法.【期刊名称】《商业研究》【年(卷),期】2017(000)009【总页数】11页(P69-79)【关键词】经常账户失衡;内部视角;财政赤字;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作者】王佳【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810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持续加重(见图1)，失衡集中程度，尤其是逆差集中程度逐渐加深(见图2)，已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和面临的重大风险。
在开放经济下，政府、居民和企业世界范围内的跨期平滑储蓄投资缺口之和构成一国的经常账户余额，而影响这些部门储蓄投资缺口的因素，也成为影响经常账户失衡关键因素。
基于此，本文从内部视角出发，利用初步回归模型考察政府财政赤字、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等内部因素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通过构建改进后的回归模型，考察政府财政赤字、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本国相对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对全球样本、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失衡的作用。
(一)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双赤字(twin deficits)理论认为提高预算赤字的财政政策也会提高经常账户赤字，但争论较大。
一些观点认为两者存在相关性，并且财政赤字可以引发经常项目赤字。
中国：储蓄率上升,通货紧缩与政策选择
谢国忠
【期刊名称】《港澳经济》
【年(卷),期】1999(000)003
【摘要】中国私人储蓄率自1993年以来强劲增长,1991年之后家庭储蓄增长500％,而同期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50％。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1998年头三个季度家庭储蓄增长17％,同期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
明察中国私人储蓄状况是明了以下问题的关键所在:(1)中国先前何以成功治理通货膨胀、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2)中国在激活消费、治理通货紧缩方面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认为,中国私人储蓄率居高不下、升势不减。
【总页数】2页(P34-35)
【作者】谢国忠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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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艾春荣;汪伟
【期刊名称】《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8(6)6
【摘要】本文测算了1952-2006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并分析了其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及其原因.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高积累政策、居民的低收入水平与高人口负担决定了居民的储蓄能力有限,稳定的收支预期也使得居民储蓄倾向很低.改革开放后,居民个人储蓄率迅速上升,其原因除了收入增长的普遍作用外,可能是其它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这些因素包括经济转型、人口转型、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消费习惯等.
【总页数】7页(P5-10,15)
【作者】艾春荣;汪伟
【作者单位】佛罗里达大学,惠灵顿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美国佛罗里达,甘城,32611;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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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题材的变化及原因分析 [J], 李心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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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分析摘要：储蓄是中国居民普遍采取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中国居民储蓄率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
本文通过对中国居民储蓄率高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包括经济收入水平、风险意识、资本市场发展、社会保障等方面。
分析结果表明，储蓄率的高低与多个因素相互作用，不仅仅是个人性格和习惯所决定，也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安排所影响。
一、引言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一直以来都保持在较高水平，储蓄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在储蓄率高的同时，国内消费需求相对较低，对国内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并为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提供参考意见。
二、经济收入水平经济收入水平是影响储蓄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是一个多数人口属于中低收入阶层的国家，由于经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居民获得收入后更倾向于储蓄以应对可能的风险和未来需求。
此外，中国居民普遍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较高，因此增加储蓄以应对不确定性成为一种习惯。
三、风险意识中国居民对风险的敏感性较高，这也是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许多居民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他们更倾向于把资金储蓄在银行中，以避免风险损失。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完善，很多居民依靠自己的储蓄来应对风险，这进一步促使他们增加储蓄。
四、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对于储蓄率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中国的资本市场相对不发达，出现过较多的股市、楼市泡沫等，这增加了人们对于储蓄的依赖。
相比于放入风险较高的资本市场，居民更倾向于把资金保留在相对安全的银行存款中。
由于投资渠道相对有限，能够吸引居民资金的投资机会较少，进而增加了居民储蓄的需求。
五、社会保障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较为薄弱，尤其是在医疗、养老等方面。
缺乏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使得许多居民不得不依靠个人储蓄来支付突发的医疗费用和后续的养老生活费用。
为了保障日后的生活安全与稳定，很多中国居民习惯性地增加储蓄。
魏尚进：竞争性储蓄推高中国居民高储蓄率 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与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政府治理和改革，中国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学。
节俭是一种美德，但当所有人都在节俭的时候，这可能是一种灾难。
当看到乱消费的美国人陷入金融危机之时，不少人认为节俭的传统美德帮助中国避免了这样的局面。
但熟悉中国经济痼疾的人都清楚，高储蓄率以及与之相伴的高投资、高净出口等问题困扰我们已经不是一两天了，而且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我们恐怕仍要费尽力气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中国经济来说，假如不能明显改变高储蓄率的状况，那么过剩的储蓄只能通过投资和净出口的形式来消化。
不幸的是，中国对投资和净出口的依赖已经非常严重了，这是无法持续的。
因此，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率，将是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所无法回避的一环。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宣传消费爱国来面对这个问题，但这样做可能作用不大。
对单个老百姓来说，节俭肯定不只是一种美德，而更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找到其背后的原因。
在关于高储蓄率成因的讨论中，观点虽多，但盲点可能更多。
为此，本报最近就中国的高储蓄率，尤其是居民高储蓄率问题，专访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清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魏尚进，请他来谈谈自己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现有观点不足以全面解释中国高储蓄率问题 《21世纪》：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趋势，中国经济也在不断回升，但结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比如高储蓄率高投资的局面没有明显改观。
我知道您最近两年专门研究了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所以想听听您这方面的见解。
魏尚进：最近几年，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讨论中，大家对高储蓄率、高投资和高出口的关注比较多。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主要原因是对汇率的干预太多，因此中国经济要转向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对汇率的管制。
不过我的研究显示，更具弹性的汇率对调整中国经济内外需的相对比重会起作用，但不一定像某些国外学者或国际机构想的那么大。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我只是说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对中国经济内外需的平衡作用可能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大，但这并不表明缺乏弹性的汇率对中国有好处。
实际上，我个人完全赞同人民币实行更为市场化的汇率，因为中国需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这方面我和别的一些学者已经有过很多论述，不再赘述。
《21世纪》：您认为汇率的市场化不会对中国内外需的相对比重产生太大的影响，理由是什么？ 魏尚进：这源于我对中国高储蓄率中结构性因素的研究。
我们知道，国内储蓄减去国内投资恒等于净出口。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对净出口的依赖很大，而且投资率非常高，这是为什么？从上述恒等式来看，我们发现中国的投资率虽然高，但储蓄率更高。
中国总体储蓄占GDP的比例在2007年已经达到了50%，这不但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历史上以高储蓄率著称的东亚四小龙)，也远高于中国过去的储蓄率，例如自1990年以来，国内储蓄占GDP的比例已经上升了15个百分点。
由此引出一个疑问：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那么高？ 概括来说，以下几种看法比较有代表性。
一是认为中国的社保制度不健全，因此老百姓有预防性储蓄的需求；二是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导致的，传统文化教导国人量入为出，不要提前消费；三是金融发展水平滞后所致，比如买房子，首付款比例较高，这使得想购房的居民必须储蓄很久才有能力支付首付；四是年龄结构所致，因为中国目前工作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而工作人口的储蓄率一般会比较高，所以居民储蓄率也较高；五是有人认为中国总体储蓄率高源自较高的企业储蓄率，而企业储蓄率高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治理欠佳。
应该说，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要是我们对照最新的数据进一步思考，会发现这些观点还是无法全面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
比如说社保制度缺失引起了预防性储蓄，这一观点乍看上去颇有道理，但中国过去五年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例如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现在医疗保障都有了显著提升。
然而数据显示，居民储蓄率在此期间仍在上升，这如何解释？金融发展滞后的观点也面临这样的困境，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承认，现在中国金融业的状况比五年前有了很大好转，但储蓄率还是在上升。
要说这是传统文化的结果，那也解释不通，因为文化是比较稳定的，传统文化可以导致高储蓄率，但最近几年储蓄率的进一步升高又怎么解释？还有年龄结构问题，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得不到跨国比较研究的支持，比如说印度的年龄结构比中国年轻，但其储蓄率低于中国。
《21世纪》：但您刚才也说了，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近年来中国储蓄率的升高主要是企业储蓄增加所致，并非居民储蓄率的提升。
魏尚进：是的，这个观点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在提，但我的研究不支持这样的看法。
这种观点认为近年来中国储蓄率的升高主要是企业储蓄增加所致，这一方面是中国的公司治理出了问题，比如国有企业盈利很多却不分红，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了资源价格的猛涨，这使得上游企业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增长，由此导致了储蓄的增多。
这个观点我过去认为有一点道理，但后来经过研究后发现它其实比较片面。
比如说经过跨国比较之后，我发现在过去20年间，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公司储蓄率都出现了很高的增长。
以美国为例，虽然过去几年其居民储蓄率很低，但美国公司的储蓄率却很高，而且是逐年上升。
将中国公司的储蓄率与其他国家公司的储蓄率相比，我们发现中国公司的储蓄率只比其他国家略高一点，大概只有4个百分点。
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储蓄率的上升并非总体储蓄率远高于他国的重要原因。
另外，还有人认为中国近几年储蓄率的攀升是政府储蓄率提高所致，其理由是前几年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好，出现了盈余，而很多国家都是赤字，因此中国政府的储蓄率相比而言是较高的。
但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储蓄在过去几年的增长是很有限的，而且今年中国政府的储蓄是负的，所以我认为不能用政府储蓄率的变化来解释整体储蓄率的上升。
从分类上说，一国的总体储蓄可以分为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几个大类。
刚才已经说过，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变化不足以解释近年来总体储蓄率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数据表明近年来居民储蓄率的提升非常明显，比如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在2007年已经达到了其可支配收入的30.2%，而在1990年这个比例只有16.2%。
既然这几种对居民储蓄率上升的解释都有缺陷，那么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因素我们没有想到？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的张晓波博士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得到了一个初步结论，就是中国居民储蓄率的提升与中国社会中不断扩大的男女比例失衡存在关联。
这个看法比较新，很多人在第一次听的时候都觉得不太可能，但我可以来具体谈谈其中的逻辑及证据。
从1980年代中开始，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衡问题一直在不断加重。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社会的男女出生比大概是106:100，也就是说每106个男婴出生，就会有100个女婴出生，男婴比例高一点是因为出生后男婴的死亡率要略高于女婴。
现在全国新出生婴儿中的男女比例已经到了122:100，这意味着中国男人中未来有很大一部分会面临择偶难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在婚姻市场上，男人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会加大。
对于那些养儿子的家庭来说，父母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光棍，因此这时候家庭会努力做出牺牲以帮助自己的孩子去婚姻市场上竞争。
要帮助孩子在婚姻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有很多办法，比如说可以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同时一个重要的办法是提高孩子的经济地位， 竞争性储蓄激励下的居民高储蓄率 《21世纪》：生男孩的家庭可能会为了孩子未来的婚姻问题而提高储蓄率，但这是不是意味着生女孩的家庭就可以相应减少储蓄率？因为在未来的婚姻中，经济负担可能会主要由男方来承担，女方家庭相反就可以少储蓄、多消费。
魏尚进：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我们的研究发现有男孩的家庭储蓄率一般比有女孩的家庭高，但这并不表明有女孩的家庭储蓄率会随着男女比例失衡的加剧而下降。
事实上，当男女失衡比例上升的时候，没有男孩的家庭，其储蓄率也会上升。
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的看法是随着男女比例失衡的扩大，有男孩的家庭在婚姻市场上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竞争有很多形式，其中之一是为孩子买一个更大更好的房子，这在无形间会增大当地对住房的需求，由此进一步推高房价。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中国过高的房价和男女比例失衡也存在一定关系。
而高昂的房价是所有家庭都要面对的，因此那些没有男孩的家庭为了改善居住条件，也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储蓄率。
当然，你把我的这个理论拿去问老百姓，他们很可能不会这么认为，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
你要是去问老百姓他们当地男女比例的统计数字，他们很可能也不清楚。
但是这里实际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比如说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男女比例失衡越严重的地方，房价一般也会越高。
举例来说，张大嫂在A地，马大嫂在B地，A地的男女失衡现象远高于B地，假如你去问张大嫂，A地的男女失衡现象对她家的储蓄率有什么影响，她很可能会说不知道。
但她可能会告诉你，为了帮儿子讨老婆，她需要攒钱给儿子买房子，而且儿子的女友还提出要买什么家具，什么样的装修，买什么车，甚至婚后要去哪儿度蜜月等要求。
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张大嫂需要提高自己的储蓄率来多攒点钱。
在我看来，A地的女方家庭能提多少要求，什么标准的要求，这背后反映的主要是当地男女比例失衡的程度。
而对B地的马大嫂来说，她儿子也面临着结婚的问题，但当地找老婆比较容易，女方似乎更为通情达理，不会要求什么档次的装修或者去什么地方度蜜月，房子也便宜很多，因此马大嫂不需要过多的储蓄，这样的状况其实也反映了B地的男女比例失衡程度。
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即使老百姓没有直接把储蓄率与当地的男女比例失衡程度挂起钩来，性别比例失衡仍可能是居民储蓄行为背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我们把由性别比例失衡造成的储蓄动机称为竞争性储蓄动机，意即人们储蓄的目的是为了相互攀比，让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在婚姻市场上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
当然，竞争性储蓄动机并非储蓄的唯一原因，其他因素也有影响。
只是这个因素很重要，而且还未被其他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充分认识到。
《21世纪》：您的这个结论有数据上的支持吗？ 魏尚进：有，我们的研究发现了很多证据。
第一类是跨地区比较的证据。
比如现在全国居民的平均储蓄率大概是30%，但有的地区高于这一水平，有的地区低于这一水平。
同时，男女比例失衡的状况也不一致，有的地方比较严重，例如江西、陕西和安徽，有的地方则轻一点，比如说内蒙。
在刨除了其他已知可能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之后，我们对不同地区的居民储蓄率和男女比例失衡做了一个科学的统计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