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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方言的历史渊源和过程从大处说，现代汉语可分为7大方言：首先是北方方言(广义的官话)，流通在我国中原、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广大地区。
第二是吴方言，即江浙话，分布在江苏省的江南地区和浙江省大部。
江浙话以上海话为主要代表。
第三是赣方言，即江西话，分布在江西省和福建省西北部和湖南省的东部以及湖北省的东南部。
江西话以南昌话为主要代表。
第四是湘方言，即湖南话，分布在湖南省大部。
湖南话以长沙话为主要代表（旧时以双峰话为代表）。
第五是客家方言，又叫客家话、客话。
客家话分布比较分散，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广东省东北部、福建省西北部、江西省与湖北、广东、福建接壤的地区，以及四川、广西和台湾等地。
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中有很多说客家话的。
客家话以梅州话为主要代表。
第六是粤方言，又叫粤语、广东话、广府话、白话，分布在广东省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南部，以及港澳地区和北美华人社区。
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主要代表。
第七是闽方言，即闽语，分布很广，包括福建省大部、广东省东部的潮汕地区和西部的雷州半岛、海南省、台湾省大部、浙江省南部，闽方言在东南亚华人社区流行很广。
闽方言内部分歧很大，大概来说，闽南片以厦门话为代表，闽东片以福州话为代表，闽北片以建瓯话为代表，闽中片以永安话为代表，莆田仙游片以莆田话为代表。
这七大方言中，以北方话分布最广，其分布地域大约占全国面积的70%；使用的人口也最多，也占汉语人口的70%左右，其余六大方言的使用人口总和大约只占汉语人口的30%。
除北方方言以外的六大方言都是南方方言。
北方方言内部差异较小，主要差异是语音，语音的主要差异是每个声调的调值不同。
调值是各地方言相貌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也是区分北方方言各地差异的主要标志之一。
我在下面这个表里列出北方话区9个城市方言的调值，它们都有“阴阳上去”四声、也都没有“入声”，你可以比较一下它们的不同。
如果你用各地不同的调值分别说“山明水秀、千奇百怪、非常好看、观察仔细”等词语，你就能感受到各地方言的特殊味道。
湖南方言为什么这么多的历史原因长页湖南人的方言之多可以说是叹为观止，真正的三里不同音。
以官方的说法，湖南方言类别主要分为：新老湘语、赣语、客家话、西南官话、土话、平话、乡话为主的8种不同方言。
可事实上，远不止这些，许多小的方言语种精彩纷呈。
有时一个县，甚至一个乡，一个村都有几种。
有的甚至夸张到一个县的人都听不懂的程度。
我老家邵阳就是这样，山这边说一种话，山那边又是另外一种。
在我记忆中，我们湖南话最难懂的就是涟源话和娄底双峰话，别的地方我也没接触过，不好判断，但这两种真是比听外国佬说话还过分，真正一句长点的话也不懂。
作为湖南人都这样，估计外地人更不如。
那就很奇怪了，我们也不是少数民族，'怎么感觉比少数民族还难懂的方言怎么来的呢？研究一番，得出了一些成果。
一，地形复杂，山地众多造成许多封闭的小方言语种区我们湖南号称七山一水两分田，可见山地是非常多的。
东边靠江西是罗霄山脉，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幕府山，南边和广东，广西交界为南岭，西边和贵州重庆交界是武陵山脉，中部又是长长的雪峰山，还有衡山，韶山，只有长沙益阳段洞庭湖区是平原，即使中部邵阳衡阳一带也是低矮破碎的江南丘陵。
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交往的范围都很小，又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就自然的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方言区。
完整的保留了许多原始言语的特点。
虽然邵阳也属于湘语方言区，但很显然，内部的方言差别还是很大。
二，湖南方言博物馆的历史成因地理环境虽然有影响，更主要的还是历史原因。
由于战乱，百姓先后经历多次迁徙，由于每次迁徙来源不一样，时代不一样，说的话不一样，由于地形的阻碍，长期各地缺乏充分的交流，又把这种说话的方式固化下来，再加上湘地的原始居民就形成了湖南丰富多彩的方言。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911-1992)说：五代之前的湖南人的子孙，在今时今日还能见到的，已经非常少；五代开启天下人迁入湖南的开端，两宋、元、明年间迁徙继续，是今日的湖南人的祖先迁入湖南的极盛时代。
“永兴吆喝“传承及发展现状【摘要】2022年7月7日，“永兴吆喝”正式审批为重庆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永兴吆喝是稻作耕种劳动中直接产生的传统民歌，极具当地浓郁民间特色文化。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民间音乐正面临极少有继承人传承、濒临消亡的状态。
作为当代大学生，有责任、有义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宣传。
为促进中国非物质文化民歌艺术的丰富和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关键词】永兴吆喝；起源；价值；传承一、永兴吆喝的起源永兴吆喝是重庆市江津区永兴镇一带地区流传的民歌，永兴吆喝历史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其源头可追溯春秋战国时期。
这种民歌是当地劳动人民在稻作耕种时直接产生的，集体劳动时期可以看到在田野间三五个人结伴劳作时，劳动人民为减轻长时间劳作带来的枯燥和疲劳，使得劳作再次充满激情与干劲，提高劳动效率。
这种由劳动人民劳作时自己创作的口头民歌“永兴吆喝”便直接产生了。
二、永兴吆喝的功能性价值（一）减轻疲劳、自娱自乐作为一种自娱自乐、自寻乐趣的一种演唱形式，吆喝中唱词多为即兴创作，由演唱者自由起调、自由抒发，现编现唱。
当劳动者积极投入到音乐中来可以缓解劳作时带来的身心压力，暂时忘记长时间劳作带来的身体疲劳。
使得其心情舒畅，充满激情与力量。
（二）鼓舞劳动永兴吆喝是永兴镇当地人民劳作时创作产生的民间歌曲。
凡在春夏秋冬的各种劳动时节，人们在田里山间、坡上地头，都可听见那此起彼伏的一首首高亢、粗犷、清脆、婉转、悠扬地永兴吆喝。
每当听到一声声激昂婉转的吆喝声时，便知道是播种、收割的季节到了。
吆喝声回荡在田土里，铿锵有力地歌声跳跃着，鼓舞着劳动者劳作。
（三）团结大众永兴吆喝的演唱形式活泼多样，主要以对唱和合唱为主。
对唱方式即两个或两个人以上在同一个内容上或聊天或开玩笑地唱；合唱方式即一人领唱，众人附和唱衬词。
劳动者劳作时一起吆喝可以使得大家更有凝聚力、增进感情，加强交流，同时也提高了劳作效率。
（四）调解生活情趣永兴吆喝的歌词内容丰富多样。
湖南永兴方言中“得”与现代汉语中“得”字的比较陈艳红 曾亚平 （湖南农业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摘 要：永兴方言属于赣语的耒资片，永兴方言中的“得”字的用法与现在汉语中“得”的用法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自己独特的用法。
永兴方言中的“得”用法相对来说更为灵活，对永兴方言中的“得”与现代汉语中的“得”的差异，主要从读音、功能以及句式结构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关键词：永兴方言 ；现代汉语；“得”字的比较中图分类号：Ｈ０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ｎａｎ Ｙｏｎｇｘｉ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CHEN Yan-hong ZENG Ya-ping(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Forgeign Languages,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128)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YongXing dialect belongs to the gan language of leizipian, in which the use of the word and now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uses of Chinese, and this thesis will mak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Hunan yongxing dialect and the modern Chinese from three aspects of pronunciation 、function and sentence structure.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Yongxing dialect;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the comparison of “de”收稿日期：作者简介：通讯作者：２０２０－０６－２０陈艳红（１９９７－），女，湖南郴州人，湖南农业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２０１９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湘南地区方言分布及接触影响湘南是个多方言地区，对湘南方言分布及成因进行静态分析，湘南绝大部分地方呈现出多方言共存一地、西南官话与湘南土话成为该地区鲜明语言特色的特点；对湘南方言接触进行动态分析，区分了作为强势方言的西南官话及作为弱势方言的湘南土话，揭示人们使用多方言的心理层面、语言工具性质、强（弱）势方言反映出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等。
湘南多方言分布及接触对湘南地区社会文化生活及推普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标签：湘南地区语言接触西南官话湘南土话湘南地区通常是指郴州、永州两个地级市所辖的区域，《中国语言地图集》说明湘南地区的方言有西南官话、湘语、赣语、客家话、湘南土话等。
由于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及文化交流传播等因素，湘南大部分地区成为双方言区②，即出现了两种或多种无法直接通话的方言在一定数量的居民中并存使用的现象，且分布范围较广，呈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
在方言接触中，西南官话成为强势方言，湘南新移民在多方言接触下使用普通话呈现出鲜明的方音特色。
一、湘南地区方言分布情况湘南地区方言分布所指为现行行政区域管辖下的郴州和永州共计22个县市区，从鲍厚星的著作《湘南土话论丛》及胡斯可撰写的博士论文《湖南郴州地区的汉语方言接触研究》等论著中，可以较为鲜明地发现西南官话和湘南土话作为方言代表在各县市区的广泛分布。
其他还有客家方言、瑶话、梧州话、赣方言、湘方言等的分布。
结合范俊军（2000）、谢奇勇（2002）、卢小群（2003）、曾献飞（2003）、邓海峰（2004）、李蓝（2009）、胡斯可（2009）、周宁（2011）、王婧（2013）、左银霞（2014）等研究成果，湘南地区方言分布不仅种类较多，且同一地方拥有双方言或多方言的现象比较普遍。
如图。
湘南地区方言分布呈现如下特点：1.西南官话和土话构成湘南地区方言接触的主导现象《中国语言地图集》划分湘南地区的汉语方言，指出湘南是西南官话与当地土话并用的双方言区，有16个县市对外讲西南官话，对内讲土话。
湖南永兴马田镇方言音系及方言归属说略占升平【期刊名称】《毕节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6)006【摘要】对湖南永兴马田镇方言音系作了简要描写并与周边方言进行了比较, 对其音系特点进行了初步归纳和说明.通过分析马田的行政区划变迁、移民史、语言接触、方言特征词等材料, 认为马田话是一个以湘语为底层、带有到西南官话、湘南土话成分的赣语方言.%Based on the briefly description of the phonology of Matian dialect, Yongxi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adjoining dialects, we induce and indicate the features of the phonology preparatory.Hence, by 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towns administration, massive immigration, the contact of dialects from different areas, the words with dialectal features, we conclude that the dialect is a mixed one with the Xiang dialect as its substratum, covered with Gang dialect heavily, also influenced by the South-west Mandarin etc.【总页数】8页(P68-75)【作者】占升平【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贵州遵义 563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7【相关文献】1.湖南永兴城关方言音系 [J], 胡斯可2.民勤方言音系说略 [J], 黄大祥3.湖南永兴马田镇方言音系及方言归属说略 [J], 占升平;4.赤峰汉语方言音系说略 [J], 张万有5.吉林大安方言音系说略 [J], 崔莉萍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中国古代方言发展历程中国古代方言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
由于地理和政治因素，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多种语言，各具特色。
在长期的交流和演变过程中，这些语言逐渐发展成为了今天的方言。
在上古时期，不同部落各自形成了独特的语言。
例如，中原地区的古汉语逐渐发展成为了现代的普通话。
而南方的吴语、粤语、闽语等方言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产生。
随着战国时期的结束和秦朝的统一，汉字的统一标准开始推行，古汉语也逐渐成为通用的语言。
然而，由于地理和政治的分割，各地方言依然保留了自己的独特特色。
到了隋唐时期，中原地区成为了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古汉语逐渐成为了通用的书面语言。
然而，各地方言的差异依然存在，并且在民间的口头交流中依然广泛使用。
这个时期的方言以中原方言为基础，各地方言逐渐向中原方言靠拢。
宋代时期，南方的文化逐渐崛起，南方方言开始在文学和艺术上占据重要地位。
例如，南宋时期的宁宗古琴词就使用了大量的吴语词汇。
同时，南宋时期的《诗话总龟》也提到了南方方言和中原方言的差异。
明清时期，方言的差异更加明显。
尽管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得到了推广，但各地方言在民间的使用依然广泛。
例如，清代的鲁迅先生所使用的方言就是宁波方言。
到了近代，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少。
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应用。
然而，各地方言在民间的使用依然存在，并且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总结起来，中国古代方言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多语言并存，通用汉字，各地方言向中原方言靠拢，南方方言的兴起，方言差异明显，普通话的推广和方言的并存。
在今天，中国方言依然丰富多样，反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
兰台世界2012·1月下旬一、永兴县的历史沿革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始置便县，以穿过境内的便江而得名，属荆州桂阳郡。
东汉、三国、西晋、东晋时期永兴均隶属荆州桂阳郡。
南北朝宋永初元年（420）便县并入郴县，属湘州桂阳郡。
陈永定三年（559）复置便县，隶属湘州桂阳郡。
隋开皇九年（589）便县再次并入郴县。
唐开元十三年（725）分郴县北置安陵县，属江南道桂阳郡。
唐天宝元年（742年）改安陵县为高亭县，属江南西道郴州桂阳郡。
宋熙宁六年（1073）改高亭县为永兴县，隶属荆湖南路郴州军。
元朝属湖广行中书省湖南道宣慰司郴州路。
明朝属湖广行省郴州路、郴州府、郴州直隶州。
清朝雍正二年（1724）属湖南省衡永郴道、郴州直隶州。
民国元年（1912）永兴属湖南省衡永郴桂道。
新中国成立后，永兴隶属郴县专区、湘南行政区，1977年后隶属郴州地区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永兴县与郴县的关系尤为密切。
其一，永兴县所隶属的州郡治所长期设在郴县。
永兴从西汉始置，基本上隶属桂阳郡、郴州郡（军、路），其治所基本上设在郴县。
新始建国元年（9）王莽改桂阳郡曰南平郡，郡治设在南平亭即今耒阳县；唐乾元元年（758）至光化元年（898）设在平阳县（今桂阳县）这两个时期除外。
后晋时治所设在敦化是因当时改郴县名为敦化；元代治所设在郴阳是因当时改郴县为郴阳。
其二，永兴县在历史上也曾两次并入郴县然后又分别从郴县中析置出来。
一次是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并入郴县，陈永定三年（559）复置便县；第二次是开皇九年（589）再次并入郴县，唐开元十三年（725）分郴县北置安陵县即今永兴县。
郴县在地理位置上北部与永兴县南部接壤，治所作为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在很多方面会对其辖区产生重大的影响，语言也不例外，更何况永兴县还有过两次并入郴县长达近三百年的历史。
郴县的中心今郴州市位于郴县中部，郴州市自秦代开始到明代它一直都是郴县地，是郴县的治所所在地，也是历代郡、军、路、府、直隶州、督察区、专（地区）的治所。
今郴州市、郴县属北方话的西南官话片，这种西南官话对永兴方言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便江以西的乡镇（碧塘乡、湘阴渡镇、油市乡、高亭乡、马田镇、包括城关镇）多与郴县接壤或邻近，这种官话的影响则更为突出，而便江以东的乡镇距郴县的距离较远却在地理上近江西，在永兴当地人的语感，便江东西的方言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1]。
二、历史上重大的人口迁移情况1.湖南人口迁移情况。
（1）宋以前迁入湖南的人口主要来自北方中原。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当地居民为避刀兵之灾，大量难民流入荆州，其中有不少进入湖南。
西晋“永嘉”（307—312）之后，山西、河南一带的流民1万多人涌入湖南庭湖西部。
东晋、南朝时期，湖南比中原安定，北方人民也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人也迁入湖南。
据郴州市志记载当时北方人谷氏就迁入郴县西部浩塘松源坑家。
唐朝中叶安史之乱，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今湖北襄樊一带）邓（今河南南阳一带）百姓，两京（长安、洛阳）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可见唐中叶北方人曾大量迁入湖南。
上述这几次大规模由北而南的人口大迁移，势必对湘语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北方官话也必然会在湘语中留下历史的痕迹，那么地处湘南的郴州永兴的方言也必定会受到这种大量北方移民所带来的官话的影响[2]。
（2）宋以后迁入湖南的人口主要来自东方江西。
据谭其骧的研究，江西人大批迁入湖南是自宋开始一直到清代，明代达到了鼎盛迁入期，清代数量也是居高不下。
明初，因元末战争破坏，湖南土旷人稀，江西人大量迁入，据谭其骧先生统计，仅宝庆、靖州、湘阴等府州县就有474族。
这是有史以来江西迁入湖南人口最多的一次。
清初，湖南经受多年的绵延战火，人民四散逃亡，以致当时土著老民，百不存一。
战事平息后，清政府从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再次大规模移民入湘。
与此同时，湖南人口也大量迁移到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时至今日，湖南人仍称江西人为“江西老表”。
宋以后所出现的这种大量的江西移民，其所带来的赣语对湖南包括郴州永兴方言的影响则是必然的[3]。
2.郴州人口迁入情况。
江西人迁入郴州的比例，宋代为52％；元代为56％；明代为21％；清代为13％。
这说明在宋代大量江西人迁入湖南的大背景下，江西人也大量迁入郴州；元代，郴州地区江西人口迁入的比例达到了历年最高点56％；明代是有史以来江西人口迁入湖南最多的朝代，然而迁入郴州地区的江西人比例为21%，更大比例的是来自本省外地人口的迁入；清代“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人再次大规模入湘，而郴州地区则是大批的广东人口的迁入。
地处湘南的郴州人口迁入情况不同于湖南省的情况，明清两代虽有历史上最大一批江西人迁入湖南省，然而他们迁到湘南一带的人口却在逐渐减少，这一分析结果与葛剑雄先生的结论也可互相映证，他在《简明中国移民史》一书中指出：“元代及明代迁入湘南（作者指的湘南含永兴、桂东、宜章、汝城、嘉禾、蓝山）的移民，仅6.4％为江西移民。
这说明湘南地区在明初接收移民不多，规模较湘北为小。
”[4]3.永兴人口的迁入情况。
江西人在大量迁入郴州的大时代背景下，江西人也不断迁入永兴县，永兴县志记载宋以来的人口迁入情况如下。
宋代，中原战乱，当时迁入永兴定居的有曾、刘、陈三姓人氏。
靖康（1126—1127）年间，江西南丰曾巩后裔曾延通携家南移，由武昌、长沙、迁居耒阳石湾。
绍兴年间（1131—1162），其次子仲翊迁徙到境内。
刘氏先祖刘富道，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人，宋名臣刘式本文首先对永兴县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考证，并结合历史上湖南、郴州重大的人口迁移情况等因素，探讨了永兴县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
永兴方言历史背景移民永兴县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尹喜艳摘要关键词WENSHITANYUAN65兰台世界2012·1月下旬………………………………………………………………………………………………………………………………………………………的后裔，南渡后居金陵乡之凫塘，今境内江左刘姓，皆为其嫡裔。
境内陈氏家族有两个分支：一支为宋元丰（1078—1085）进士陈纯夫后裔，世居永兴；另一支先祖为陈信念，浙江吴兴县人，后由浙江迁永兴悬钟寨。
可见宋代迁入永兴外来人口三姓之中有两姓（曾、刘）来自江西。
元代政治动乱，来县定居的有邓、彭、黄三姓人氏。
邓氏祖先邓兴二郎，元末由江西饶州府景德镇安仁县适永湖洞。
彭氏祖先彭若舟，江西南昌人，元至正十七年（1357）由郴州节制司迁任永兴县令，后定居水南。
黄氏祖来历不明。
可见，元代迁入永兴的外来人口三姓之中有两姓（邓、彭）来自江西。
明代，迁来境内定居的有李、曹、马三姓人氏。
李氏家族分两部分，今永兴樟树乡李姓祖先李仕一郎，明永乐年间（1403—1424）由江西安福县迁永兴。
曹氏祖先朝议大夫曹確，河南汝州伊阳县人，其二十二世孙曹还溪迁永兴西门外。
马氏祖先马彦章，明洪武（1368—1377）初，由安仁迁永兴。
可见到明代，外地迁入永兴的三姓中有一姓（李）自江西而来[5]。
清代，因经商、做官、自然灾害等，外地人口陆续迁入境内，其中有江西人、有本省外地人（宝庆、衡阳、湘潭）。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从湖南省内他地迁入的情况，其中肯定有一部分原籍在江西。
这里有一永兴县马田镇马田村刘氏家谱资料，可以作为佐证。
刘氏祖始，一世祖刘式，原名克几，字叔度，系籍江西临江府清江县荻斜村。
仕宋太宗朝（976—998），官工部尚书。
三世祖（刘式之孙）孟二郎，初举孝廉不就，游历于衡山之南遂家焉。
七世祖小三郎，由衡山迁耒阳城关。
八世祖小三郎长子正十一郎，住耒阳城关，十二世祖富远有五子，第五子为钟仁，钟仁三子：文绶、文维、文惠。
文绶、文维徙居耒阳小水铺，文惠于明成化末（1485）迁居永兴县马田，当时年仅30岁。
此后其子孙在此繁衍生息。
由上可以推算出三世祖（孟二郎）迁居衡山之南大概在公元11世纪；再则据载小三郎长子正十一郎第五子福五郎生卒年为1326—1415年，故小三郎由衡山徙耒阳城关的时间就当在南宋末。
[6]这一家族的迁移轨迹就是：北宋前期居江西→北宋中叶迁衡阳→南宋末居耒阳→明成化末迁居永兴县马田镇至今。
刘氏祖先从江西迁出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江西迁出后在衡阳居住百余年，尔后又在耒阳200余年。
至今迁至永兴又已有500余年的历史，那么刘氏后裔所操的方言势必会留下江西赣语的影子，会留下中转站湘语的影子。
湘语作为一种汉语方言是湖南语言的代表，永兴无疑会受到湖南强势方言———湘语的影响；永兴方言的官话色彩则与永兴历史上与郴县的特殊关系以及北方中原移民的南下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永兴方言所体现的明显的赣语特征则与历史上长期大量的江西人自东而西的迁移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1]湖南省公安厅.湖南汉语方音字汇[M].长沙:岳麓书社,1993.[2]永兴县志编纂委员会.永兴县志[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3]李永明,鲍厚星.湖南省方言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4]葛剑雄.简明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5]鲍厚星,陈立中,彭泽润.二十世纪湖南方言研究概述[J ].方言,2000（1）.[6]彭建国,彭泽润.湖南方言历史研究[J ].湖南社会科学,2008（1）.对于互动的界定，《中国大百科全书之社会学卷》是这样表述的：互动首先一个由人际互动、自我互动以及社会互动三个阶段组成的过程，实质就是一个过程，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沟通，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往返活动。
书院的出现，从唐代产生，到清末改制学堂，历经千年之久。
在我国封建社会，作为学术研究、授徒讲学以及时事议论的专业机构，书院的产生和发展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书院积累并且形成了许多具有科学内涵的特色。
对于宋代书院中的互动而言，是以充分发挥师生主观能动性为前提，以开放、创新、生成为特征，以民主、平等和合作为条件，开发师生创造潜能，合理协调教学参与者及文本之间的关系，培养终生学习能力的教学活动过程。
书院教学活动中的互动特质恰恰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在书院教学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互动教学”这一概念，但是在实践中，却显示了高超的互动教育水平，这是由于他们理论虽然比较松散、不够系统，但是实践经验相当丰富。
当然这样的论证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散见的言论中，宋代书院的互动蕴涵着对人文情感、人物个性、自身愉悦等方面的追求，而且基本都是在互动中进行，因此在这种教育实践中，往往是凝练的语言结晶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正因为如此，探寻书院文化中处处体现出的多方式、多层次的互动特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