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演化逻辑分析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周雪光 艾 云摘 要:强调变迁过程中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旨在解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现象。

制度变迁是由占据不同利益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而推动和约束的,而不同群体和个人的行为受其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制约。

因此,制度变迁的轨迹和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

需要在多重制度逻辑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它们的各自角色,在行动者群体间互动中解读制度逻辑的作用,并关注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过程。

我们以北方一个乡镇中村庄选举制度2000 2008年的演变历程来阐述这一分析框架所提出的研究课题、分析概念以及理论思路。

关键词:制度逻辑 制度变迁 村庄选举作者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艾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一、作为新兴制度的村庄选举:研究课题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规模制度变迁的时代。

30多年来,中国社会各领域经历了深刻的制度变迁,而且这些变迁仍在持续深化演变之中。

变迁的时代要求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解读这些林林总总的变化。

但是,社会科学为认识社会变迁所提供的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却是苍白无力的。

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多重过程和各种制度要素间的安排组合。

但社会科学主流的研究思路和风格趋向于关注某一种机制并在研究过程中将其 孤立分化 以供解析,而不是从各种机制之间的关系中理解、认识其作用。

例如,英文文献中有关市场机制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 地方政府的角色 以及社会网络的作用 对认识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本研究得到斯坦福大学CEA S和H ew lett Faculty Fund、上海市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上海大学)及国家留学基金委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支持,并得益于美国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讨论班、刘玉照、王修晓等人以及 中国社会科学 匿名评审人的批评,特此致谢。

V ictor N ee, A T heor y of M arket T ransitio n:F ro m Redistr ibution to M ar kets in Stat e Socialism,"A mer ican Sociol ogical Review,vo l.54,no.5,1989,pp.663-81.Jean C.O i, Fiscal Refor m and the Eco no mic F oundatio ns o f L ocal St at e Corpor atism in China,"W or ld Politics,vo l.45,no.1,1992,pp.99-126;A ndrew G.Walder, Lo ca l G ov ernments as Indust rial Firms:A n O rganizatio na l Analysis of China s T ransitio nal Economy,"A mer ican J our nal of S ociolo gy, vo l.101,no.2,1995,pp.263-301.L in Nan, Lo ca l M ar ket So cialism:L o ca l Cor por atism in A ctio n in Rur al China,"T heor y and So ciety,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视角和分析概念。

Institutional Change,Role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Logic of State-Individual Relation——Based on the Oral History Study of“Community
Cadres”in Shanghai
作者： 徐选国[1];唐晓琦[1];杨威威[1]
作者机构： [1]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出版物刊名： 社会发展研究
页码： 217-241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2期
主题词： “社嫂”;体制延续;角色建构;国家—个人关系;口述史
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在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双重改革背景下孕育了一批从国企单位干部转制成社区干部的特殊群体——"社嫂"。

文章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建构了"治理体制的延续性与国家—个人关系的温和变革"这一分析框架,旨在关注制度变迁对"社嫂"群体角色身份建构的影响机制,并勾勒出不同阶段下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图景。

研究发现,单位制向社区制转轨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延续性,这种制度延续决定着"社嫂"在不同阶段的角色建构和身份调适,规避了她们以组织化的集体行动来应对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冲击,确保国家主导的治理体制得以延续和再生产。

同时,在特定历史脉络下"社嫂"个体意识、权利观念、公共意识的萌发,彰显了从单位制到社区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些差异性特质。

摘要]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逐渐提出来的，是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深化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和内在要求。

纵观三十年的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大体经历了改革起步、大力推进、改革深入和改革攻坚这四个阶段，已经闯出了一条宽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道路。

目前，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制度条件上都已不存在重大阻碍，只要继续深入探索，加强研究，把握好节奏，一定能够最终完成利率市场化进程。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利率改革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利率市场化的历程，其改革路径是否存在规律性和必然性，需要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

(一)中国利率制度变迁“外生推动型”改革理论框架以制度经济学视角来审视利率市场化的制度变迁逻辑无疑是好的选择。

以推动力量来区分，制度变迁可以分为两种：(1)“外生推动型”改革，由政府等外生于市场的力量推动，是集中决策下的制度变迁。

(2)“内生演进型”改革，由市场内生力量推动，是分散决策下的制度变迁。

从中国来看：1.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政府“外生推动型”改革的特点。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内生演进型”利率市场化，主要依靠在“金融脱媒”的市场压力下，金融市场自发开展规避法律限制的金融创新，来实现利率市场化。

但是，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初，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市场自发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不足。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制度的当前选择取决于以往的选择，制度结构决定着制度选择集合和制度选择空间。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在一开始必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外生推动型”改革。

2.“外生推动型”改革的演进逻辑是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

一切改革主张首先要符合政府的效用函数才会最终转化为改革行动，以往往往不考虑政府效用函数，无疑是粗糙的。

政府的偏好并不一定与社会利益完全一致，有时候两者长期利益是一致的，但政府会考虑现实短期因素，如央地关系、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对财税和就业的影响等。

NORTHERN FINANCE JOURNAL036NORTHERN FINANCE JOURNAL银行”体系,规避合意贷款规模、突破投资范围约束、节约风险拨备(委外投资)、摆脱存贷比约束(表外理财),绕道标准化监管框架下审慎监管约束,为资产负债表扩张提供“弯道超车”。

(二)“资金池”运作模式,期限错配风险凸显。

资管业务采用“资金池”集合运作模式,具有“滚动发售、集合运作、期限错配”特征。

滚动发行理财产品、募集短期限低利率资金、配置投资长期限高收益非标资产,最终赚取利差。

资金筹集短期化和资产投资长期化之间期限错配,“短募长投”久期风险不匹配,加大头寸管理难度。

一旦理财产品遭遇连续募集难题,同业存单或同业理财尚未到期,面临“借新还旧”资金链断裂风险。

(三)多层结构化安排,叠加资金杠杆倍数。

采用结构化分层设计嵌套配资、资管计划为通道回购融资等复杂形式隐形叠加杠杆,冗长链条风险隐匿集聚,传统贷存比、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失真。

资管计划成为连接理财产品和证券投资的创新工具,理财产品(固定收益)配置非标资产(高风险),诱发资产价格泡沫、埋下“明斯基时刻”隐患。

2015年股票市场经历非理性繁荣和恐慌性下跌,源于场外配资(加杠杆)隐身推波助澜。

“伞形信托”成为理财资金叠加杠杆(放大配比)典型工具,利用HOMS 系统将资金拆分、规避股票投资净值限制,绕道进入资本市场,设置银行资金(优先)、场外配资(劣后)的止损机制和平仓机制,引发市场抛售踩踏反应。

(四)完成“资本狩猎”,“掏空”金融机构。

“隐形股东”通过循环注资、委托代持股权、关联方认购、虚假注资等规避股东资格审查,野蛮人幕后操纵、实现“资本狩猎”,分业监管难以识别、追溯资金来源;银保合作将保险业务融入银行领域,设计激进产品剥夺保险人犹豫期权利,保险控股股东滥用大股东权利,保险公司成为“钱袋子”和“提款机”,资本市场疯狂并购、大肆举牌,加剧股市波动;民营资本并购或控股中小金融机构,通过隐蔽通道(私募、保理)将银行资金挪用母公司或关联公司,“掏空”金融机构。

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内容提要」本文在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初步的演进论框架，然后证明，中国的改革过程交织着政府选择外部规则和社会成员选择内部规则的双重秩序演化路径，前者是表面上的主线，实际的主线则是后者；并且两种规则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更多地起法官裁决作用，而地方政府更多地从事制度企业家活动。

总的来看，改革经历了政府逐步退出直接的制度创新领域及外部规则逐步缩减作用范围的过程，也就是内部规则的逐步发育和强大的过程，这是中国市场化的本质。

「关键词」内部规则/外部规则/制度演进在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投入力量最多的是对制度变迁过程本身的研究，这种研究从两条思路展开，一种是所谓政府主导论，认为通过政府来供给新制度安排实现制度变革；另一种是所谓交易观，即制度变革是经济活动中各当事人面临获利机会而自发从事制度创新（注：两种思路的详细划分参见周业安（1999）；更早一些的研究综述参见盛洪（1996）。

）。

很明显，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采用了林毅夫（1994）早期关于强制性变迁与诱制性变迁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

然而，这两种制度变迁模型都无法完全揭示制度变迁的全貌，前者忽略了社会成员的自发制度创新行为，因而得不到证据的支持，后者又忽视了政府可能有的积极作用。

并且更重要的是，制度供求分析无法摆脱新古典范式的种种弊端（汪丁丁，1995），要把这些看似矛盾的因素统一地理解，必须有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周业安，1998，1999），而制度演进理论也许能够满足该要求。

本文将从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出发，同时借鉴诺思、熊比特的演进论思想，立足于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冲突和协调来推演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的基本特征和性质。

一、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冲突和协调——一个演进理论的初步分析框架现有的研究用强制性和诱致性的两分法来界定中国的制度变迁之所以存在许多不足，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范式本身的局限性。

浅析中国经济转变过程中的金融自由化内容提要: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的独特景观与中国渐进式经济转轨模式的选择密切相关。

从制度主义分析出发，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滞后性的内在逻辑根源，在此基础上，本文详细回顾了中国金融改革20年的总体进程和基本特征，描述了中国金融自由化在产权结构和市场竞争两方面的历史进展。

但本文同时也着重指出，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滞后性固然为维持体制内产出提供有力支撑，但这种滞后性所导致的金融发展程度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金融稳定性降低等代价，是更值得关注的基本经济事实。

本文最后对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未来走势作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中国经济转轨金融自由化产权结构市场竞争一、中国金融自由化：产权结构和市场竞争中国迄今为止的20年经济转轨过程因为其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特殊性和世人瞩目的经济绩效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关于中国渐进式经济制度变迁与其他大部分转轨国家的激进式制度变迁的优劣利弊的考察，成为转轨经济学中争议最多的领域。

但是学界和国际金融组织获得共识的观点之一是，中国的渐进式经济转轨依赖于稳定的金融体系的支撑，换言之，中国在金融领域改革的滞后使得金融体制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制度特征，国家对于金融体系的“强金融控制”弥补了国家财政能力弱化的趋势，给其他公共部门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和巨大的成本补偿。

“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假说”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部门与其他部门制度变迁不平衡的内在根源，但是尚未说明支撑这种不平衡性改革的背后力量，实际上，中国之所以能够选择这种渐进式的不平衡的经济改革路径，其背后的支撑力量来自于强大的国家控制力。

张杰（1997）从国家控制能力的角度弥补了世界银行（1997）的观点，即中国的渐进改革确实得益于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和高额国民储蓄，但是金融体系稳定性与高额国民储蓄并不构成中国渐进转轨的充分条件，国家控制能力才是问题的核心。

在中国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利用财政力量和财政渠道来配置资源的“财政投融资”行为不断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强大控制使得国家能力得以维持，从而能够积聚和动员巨额国民储蓄并将这些储蓄用于支持体制内产出和整个公共部门改革。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化已经成为各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普遍趋势。

我国资本市场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体系。

本文旨在研究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分析其发展历程、现状及未来趋势，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和资本市场发展提供参考。

二、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一）初级阶段（改革开放至本世纪初）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依托证券交易所和债券市场。

此阶段资本市场的功能较为单一，以筹资为主。

为适应企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资本市场初步显现出多层化的趋势。

（二）发展阶段（本世纪初至今）随着国家对资本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渐形成。

包括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新三板市场等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逐步完善。

此外，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和场外市场等也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了覆盖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资本市场体系。

三、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一）政策驱动下的制度变迁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是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进行的。

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手段，引导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和速度。

例如，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府推出了创业板市场和新三板市场等。

此外，政府还通过优化市场环境、加强监管等措施，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市场需求驱动的制度创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成长，市场需求不断变化，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

企业为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投资方式。

这促使了资本市场不断拓展和深化，形成了多层次的市场结构。

同时，投资者也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和投资需求，选择不同的投资渠道和产品。

四、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现状与问题（一）现状分析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已初步形成，涵盖了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新三板市场、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

同时，场外市场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第23卷第11期2023年11月创新科技Inno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23 No.11 Nov.2023中国科技金融政策变迁历程与逻辑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结构分析杨凯瑞1，2，严传丽1，史可1，崔璐3（1.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46；2.鹤壁产业技术研究院，河南鹤壁458000；3.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河南郑州450046）摘要：在系统梳理1978—2020年我国中央政府部门颁布的239份科技金融政策文本的基础上，以五年规划为主线，基于政策注意力、政策主体、政策议题以及政策工具等多维要素间的逻辑关系，构建各五年规划的科技金融政策模型，并对政策文本进行内容挖掘和量化统计分析。

结合各五年规划纲要内容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金融政策的演变大致分为3个阶段，总体表现出一般持续且非均衡发展、被动回应多于前瞻指导、通达权变优于僵硬固化、行政主导胜过多元协同等规律特征。

基于此，总结探讨了政策蕴含的逻辑特点，并对未来我国科技金融政策制定和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科技金融；政策文本；政策演变；政策逻辑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0037（2023）11-23-15DOI：10.19345/j.cxkj.1671-0037.2023.11.0030 引言科技金融是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的产物，能对经济持续发展产生递增效应和外溢效应［1］，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

科技金融政策作为承载科技金融理念的主要载体，是政府引导收稿日期：2023-08-2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区域合作治理网络及其协同演化机制研究”（17BGL207）；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发展理念下河南省创新驱动府际合作网络及其协同演化机制研究”（2021BZZ001）；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面向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我国创新创业政策作用机制及其协同演化研究”（2020GGJS117）；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河南省专业学位研究生精品教学案例项目”（YJS2023AL087）；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华贸金融研究院2021年度项目“双循环背景下智能技术赋能河南省跨境电商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HCHM-2021YB038）。

“笼中虎”：一个金融制度变迁故事的解读*张杰〔摘要〕中国既有的经济改革过程曾经出现过许多耐人寻味的制度变迁现象，“笼中虎”便属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这种现象产生于经济体制转换伊始的特殊时期并贯穿于迄今为止的整个改革过程；它一直对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产生着重要影响，却长期被人们视作偶或发作的短期金融“症状”而等闲视之。

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初步描述与解读，本文发现，“笼中虎”的产生机制深藏于由“放权让利”改革所触发的财政与银行体系汲取能力的相向变化过程。

由于国家无力在短期内修复与重建残缺的内源融资制度，最终形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只有倚重以国有银行体系为核心的外源融资机制。

作为这一过程合乎逻辑的制度后果，居民储蓄存款被迫承担起了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责任，而为了确保在银行体系账面上迅速积累的居民储蓄存款的稳定，国家又不得不慷慨兜揽了与此相关的几乎全部金融风险。

尽管在既有的改革过程中“笼中虎”罕有发作甚至长期表现平稳，但对其潜在风险的担忧与防范却牢牢钳制着金融改革路径的选择。

当随后的金融制度演进需要市场因素的成长时，才发觉金融市场化的空间已被既有的改革逻辑“挤出”，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从此便注定长期遭受“市场化悖论”的困扰。

关键词：“笼中虎”制度变迁居民储蓄存款国有银行体系金融制度困局JEL分类号：G21O16P24一、引言“笼中虎”是中国货币金融理论界对1988年以来居民手持货币和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对市场供求可能造成冲击的一种形象表达，其最早的理论刻画见于樊纲和张曙光（1990）的著作，随后在黄达教授（1993a，1993b）的著作中也有近似的描述。

一直到现在，人们仍然不时借助这一概念来提示过多的货币投放和储蓄存款增长给市场供求可能造成的压力以及与此相伴随的通货膨胀风险。

在樊纲和张曙光等（1990）看来，“笼中虎”是被迫储蓄的结果，而被迫储蓄又是被迫替代的一种特殊形式。

所谓“被迫替代”是指，“替代不是个人根据价格成本关系和效用均衡关系自愿做出的，而是因为数量限制被迫做出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也就是说一个市场上未被满足的需求会“外溢”到另一市场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