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及解决措施一、社会组织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社会组织是有别于政府公权组织和市场私人组织，由公民自愿组成的、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组织，主要包括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组织得到普遍而迅猛的发展，遍布城乡、涵盖各行、涉及各业，广泛活跃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领域。
截至2014年底，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总量已逾60 万个，形成固定资产1560.6 亿元，接收各类社会捐赠524.9 亿元，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82.3 万人。
[1]社会组织对经济社会贡献日益突出，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1、助推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积极服务于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在开展对外推介招商引资、制定行业标准、实行行业自律、规范市场行为、创造就业机会、为政府提供决策建议等方面，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重要力量。
2、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载体。
社会组织为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是反映群众诉求、扩大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渠道和基本组织形式。
3、繁荣文化的重要力量。
学术团体和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广泛作用于科教文卫等领域，不仅推进了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也有效弥补了政府和企业在这些方面的空白点，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4、完善社会治理的重要帮手。
在社会治理领域，社会组织以其中立性和中介性独特优势，实现利益整合、协调利益矛盾、增强社会自治，有力促进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共治良性互动，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治理体制，也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5、促进社会公益的重要角色。
在社会公益领域，社会组织积极从事扶贫济困、救灾防灾、扶弱助孤等公益活动，倡导公益理念和志愿精神，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文明进步起到巨大作用。
6、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的重要渠道。
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不仅在知识产权纠纷处理、行业国际标准制定、贸易纠纷调停等方面优势明显，也为开展公共外交、塑造良好国际形象、增进了解合作提供了重要渠道和途径。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1）关系①一致性：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
社会公平以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社会财富为基础，没有效率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公平，只能导致平均主义和普遍贫穷；公平是提高效率的保证，只有公平分配，才能维护劳动者权益，激发劳动者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率的积极性。
②矛盾性：二者概念不同，分别强调不同的方面。
（2）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①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正确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要提高效率，又要促进公平。
②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既要落实分配政策，也要提倡奉献精神；在鼓励人们创业致富的同时，倡导回报社会和先富帮后富。
（二）重视社会公平的依据（1）有利于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2）公平的收入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体现，它有助于协调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
（3）公平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保证。
只有维护劳动者公平分配的权利，保证劳动者的利益，才能激发劳动者发展生产、提高劳动效率的积极性，才能促使人们奋进，使社会具有生机和活力。
（4）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体现，也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这一根本目标。
（5）它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
▲特别提示：收入分配公平不等于平均主义（1）收入分配的公平，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于悬殊，要求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2）相对平等不是绝对平等。
它允许差别存在，否认差别的绝对平等会陷入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公平与平均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3）平均主义抹杀了一切劳动差别和分配差别，要求绝对平均，实际违背了公平原则，压抑劳动者的创造性。
所以，收入分配公平与平均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三）如何实现收入分配公平（1）生产决定分配，要实现分配公平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物质基础。
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作者：刘硕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01期摘要：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中国开启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新征程。
中国推动共同富裕有其重要的价值目标：不仅是党的历史承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更是提升中国经济地位，促进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
但是，实现共同富裕仍然面临着一定的现实挑战：一是新常态背景下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二是社会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亟待进一步解决;三是需要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防治阶层固化。
因此，推动共同富裕势在必行——应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兼顾公平与效率;切实解决区域、城乡、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构建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文化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防止阶层固化;切实探索并着力打造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共同富裕; 价值目标; 经济高质量发展; 阶层固化; 代际贫困; 公平与效率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2.01.003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因此，深刻理解推动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意义重大，正确认识面临的现实挑战，探索其践行路径至关重要。
一、推动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一）共同富裕是党的历史承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和必然要求，这是党在追求人民共同富裕之路中的鲜明主张。
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伟大创举, 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逐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 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进行了四个全面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 中国风更加清新、正气更加昂扬、担当更加有为。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出现的风险挑战, 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不断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对上对下负责的态度和决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 也是人民的选择十九大报告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时期。
”这是在新形势下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再出发、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动员令。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就在于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需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 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继续推动实践取得实实在在成果。
同时要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在总结和提炼我们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之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这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根本遵循。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分析【摘要】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密不可分，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本文将从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构性改革与转型升级以及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
根据研究发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双向的正向关系，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增长也有利于改善社会的发展状况。
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着挑战与机遇，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与转型升级，也需要保护环境和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此，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并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
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的分析，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其互动关系，并促进可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结构分析，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阶段性特征，结构性改革，转型升级，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互动关系，未来发展，挑战，机遇，政策建议，展望。
1. 引言1.1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分析是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分析是深入了解中国发展现状的关键，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反映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及特点，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结构性改革与转型升级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的重要举措，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保障。
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与机遇，为政策制定提出有效建议与展望。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分析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因此本文将深入探讨相关议题，为读者提供全面的分析与展望。
2. 正文2.1 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分析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经济结构主要指各个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及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比重关系，而社会结构则是指社会各个阶层、群体的组成与分布。
《“新常态”下城市更新治理模式比较与转型路径》篇一新常态下城市更新治理模式比较与转型路径一、引言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发展逐渐步入“新常态”。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已难以满足当前城市更新和治理的需求。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必须深入探索新的治理模式，并进行比较分析，寻求更加适应当前“新常态”的转型路径。
本文旨在就当前城市更新治理模式的现状和趋势进行比较，并对如何转型至新型城市治理模式进行探讨。
二、新常态下城市更新的现状及传统治理模式分析（一）现状分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更新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
然而，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往往面临诸多问题，如资源分配不均、环境问题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等。
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二）传统治理模式分析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以政府主导为主，社会参与度较低。
这种模式在短期内可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长期来看，其弊端逐渐显现。
例如，政府负担过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矛盾加剧等。
三、新常态下城市更新治理模式的比较（一）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在短期内可以快速推动城市更新，但长期来看，可能存在过度依赖政府、社会参与度低等问题。
（二）市场驱动型治理模式市场驱动型治理模式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然而，这种模式可能存在市场失灵、公平性不足等问题。
（三）混合型治理模式混合型治理模式结合了政府主导和市场驱动的优点，既强调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又注重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这种模式在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四、新常态下城市更新治理模式的转型路径（一）转变观念，强化社会参与要实现城市更新治理模式的转型，首先需要转变观念，从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
通过加强社会参与，提高公众对城市更新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二）完善政策法规，优化制度环境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城市更新提供法律保障。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思考作者：王浩宁张珣来源：《法制与社会》2018年第19期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着新时代给予的新任务，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出现重大转变，其中“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本文从“不平衡”发展的内涵、“不充分”发展的内涵、化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方法三个部分进行研究。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不平衡” “充分”作者简介：王浩宁、张珣，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8.07.06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①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其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不平衡”发展的内涵（一）城乡不平衡我国城乡二元化的现实存在是城镇与乡村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关键问题，城乡之间差距加大导致了乡村人口逐渐减少、土地闲置率高、基础设施不完善、医疗卫生不健全等问题，而大部分城市面临着从百万级、千万级人口大城市扩散的大城市病的传播趋势，导致人口密集、环境质量差、住房困难、资源紧张的问题，城市与乡村的具体问题不同，必须做细致的工作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2020年我国要全民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不允许任何一个乡村掉队的，各级政府与社会团体都应建立起协调统一的工作机制，对大城市人口的疏解、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政策规划；对我国乡村进行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扶持。
针对各个乡村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度的城镇化进程。
（二）区域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分为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南方发展快、北方经济发展慢；东部地区发展快、西部地区发展慢；沿海地区发展快、内陆地区发展慢；导致以上情况的是一系列问题的叠加，例如东部地区产业经济体系完备、近十年产业体系调整效果明显，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厚度，产业覆盖有宽度，但是西部地区虽然在增速比东部快，但是经济体量、人口基数较少，差距仍明显。
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体现在何处社会主要矛盾随时代发展而转化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从新中国的发展历史看，先后经历了三次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
一是中国经济处于贫困和起步阶段，在极端贫困水平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包括政治建设与制度建设、经济建设与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社会建设与城市建设等。
1956年党的八大首次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是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腾飞带来重大机遇。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认识国情，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在这个时代，中国经济开始起飞,GDP年均增速达到9.9%，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最高纪录。
从基本解决温饱到达到小康水平，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已从极贫困阶段跨越性地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转化。
三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快速富裕起来转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从世界大国转向世界强国。
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作出重大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突破。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进入新时代，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精神、制度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例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不仅需求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需求的质量显著增强；不仅对单一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而且对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多层化、多样化要求与日俱增。
新常态下你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应做哪些调整？经济新常态下要正确把握改革大局，从改革大局出发看待利益关系调整，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都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
新常态不是一个新的周期，而是一个新的时期，调控和改革的难度前所未有。
新常态下最关键的，就是把对经济增速的关注，真正回归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上来。
应该做何调整：经济新常态，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应该做如下调整：1.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极发现新增长点，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从全知全能转为有限理性，从主导作用转为补充作用，从调结构转向推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
发现新的增长点，一是市场要活，主要靠市场发现新的增长点。
二是创新要实，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形成新的增长点。
三是政策要宽，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要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要有以创新、技术、质量为内涵的新增长点来代替过去的经济增长点。
培育新增长点不仅是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也是我国全面摆脱‘三期叠加’风险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2.优化经济结构。
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多元化增长动力；促进研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优化投资结构；积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改变当前“三驾马车”的结构，根据新形势下的特点，加大基本社会保障投入力度，大力促进信息、旅游等潜力巨大的新型消费，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促进居民合理的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保证内需平稳均衡发展，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推动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进步；坚持生态战略，全力打造绿色竞争力。
Ｎｏ．７，ＭＡＲ．２０１７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摘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是收入差距较大，原因有二：一是不当的经济发展方式；二是不合理的二元制经济社会结构。
另一方面是发展速度放缓，原因有四：一是人口红利减弱；二是出口增长率下降；三是后发优势丧失；四是ＧＤＰ基数增大。
面对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效率同步提高两难的困境，为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提出四大建议：一是高瞻远瞩，把握发展大局；二是协调一致，完善政策处方；三是把握重点，实现各个击破；四是重视人性，优化激励机制。
关键词：新常态；公平；效率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探究李闯（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天津３００１３４）在经济新常态下，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是确保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的必然选择，城乡间、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制约培育新消费增长点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古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治国理念的提出，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推进社会公平而对“福利国家”的构建，再到我国多次关于公平与效率发展关系的政策调整，可以看出：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
所以新常态下，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的磐涅重生而言，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具有必要性。
一、我国社会发展现状１、社会公平程度对于社会公平程度的评判指标，国际上通常采用基尼系数。
为了尽其所能、最大程度上科学准确地衡量我国社会公平程度，在采用基尼系数这一惯用指标的基础上，采纳孙敬水教授的建议，将城乡居民收入比纳入评价指标体系。
［１］（１）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作为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惯用指标，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发展的公平程度。
我国的基尼系数自２００８年以来逐步回落，取得了“七连降”的骄人成绩，２０１５年降至０．４６２。
（２）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反映城乡收入差距最为直观的指标，按照城乡同口径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２００７年与２００９年比值更是高达３．３３∶１，而后呈现出回落之势。
至２０１４年首次降至３倍以下，城乡居民收入比值回落态势愈见明显。
２、社会发展效率针对社会展效率的衡量，过去多采用社会产出效率指标。
本文在综合考虑诸多指标的针对性和数据来源可靠性的基础上，从经济规模、结构与活力以及生态效率两个方面呈现出我国社会发展现状。
（１）经济规模、结构与活力。
反映经济规模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持续增长，２０１５年底分别达到６７６７０８亿元和５６２０００亿元；反映经济活力的第三产业增加比重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２０１５年达到５０．５％，首次超过总比重的一半；外贸依存度从２０１２年呈现出下滑态势，经济发展对国外的依存度在不断减弱。
然而，反映经济活力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近六年来呈下降趋势。
（２）生态效率。
针对生态效率的衡量主要基于两个指标：单位ＧＤＰ能源消耗量和单位ＧＤＰ水资源消耗量。
近年来，我国每万元ＧＤＰ的能源和水资源消耗量均呈下降趋势，说明我国的发展质量在逐步提升，也意味着经济发展模式开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二、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１、社会收入差距较大，不公平问题依然突出反映总体收入差距最具说服力的指标———基尼系数，取得“七连降”的成绩，在发出积极信号的同时，也敲响了警钟：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仍远高于国际公认的０．４警界线。
这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现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城乡绝对收入差距仍呈现出上升趋势，城乡收入比值虽然在缩小，可仍高达２．７３∶１；行业间收入差距也一直居高不下。
以上种种指标同时发出警告：全社会不公平问题依然严重，亟待解决。
２、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发展压力增大毋庸置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２０１３年我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的经济活力有所下降，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重与主要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例如：美国、日本都超过了７０％）；外贸依存度依然较高，经济发展稳定程度受到潜在威胁；劳动生产率和技术17２０１７年３月刊第７期当代经济生产率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资源使用率依然偏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尚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变。
与此同时，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越来越严峻，国内矛盾越来越复杂，提升经济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三、问题产生的原因１、收入差距较大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并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发展方式。
长期以来将ＧＤＰ作为衡量地区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形势下，为了扩大招商引资竞相压低劳动力成本，将廉价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同劳动分工群体的差距。
二是经济结构。
城乡分割的二元制经济社会结构，一方面，在较长时间内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附加其上的不均等服务、“特权”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的城镇倾向性，致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此外，户籍制度优势、税收调节不力、安排欠合理的初次分配体系、不健全的财政监督制度等等，都是收入差距加大的重要成因。
２、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我国经济由年平均增长１０％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７％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主要是受自身发展阶段与国际经济局势所影响。
具体表现为：一是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弱。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到来，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步消失殆尽，社会养老成本的加大阻碍了投资的增长进程；二是出口商品的增长速度放缓。
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导致商品造价的同步提升，加之国际经济的不景气，低成本的国际化竞争战略已无用武之地；三是后发优势逐渐丧失。
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不断缩小，我国经济步入技术发展的瓶颈期，低成本获得先进技术与经验的可能性在不断减弱；四是ＧＤＰ基数在不断增大，保持同样增长速度的难度成倍增加。
四、我国跳出公平与效率两难窘境的相关建议对于目前中国社会来说，最严重的是社会结构层面上的社会公平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风险，这是社会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的最大威胁，而这又来自于“高效率，低公平”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紧张。
如今，我国经济迈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若能跳出公平与效率两难的窘境，无疑会为我国经济的磐涅重生注入新的力量。
１、高瞻远瞩，把握国家大局（１）建立强政府，确保社会秩序。
井然的社会秩序是效率提高的基本前提条件，为此政府要加快自身转型，组建“能攻坚、有战斗力”的精干、高效的管理队伍，以便更好地维护公平的社会秩序，为生产效率的提高保驾护航。
（２）厘清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
著名学者陈继勇指出“人类社会的效率既来自于激励，也来自于强制。
有激励无强制，效率潜能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有强制而无激励，效率提高难以持续。
分配公平与否，直接从激励方面影响效率。
”［２］由此看来，两者存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正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合理有度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搭建良性循环平台。
此外，要正确界定公平的界限。
分配机会、分配规则、分配过程的公平与效率之间可构成统一关系，但是在分配机会、分配规则、分配过程公平的条件下，分配结果的公平会抹杀劳动者的贡献差异，这种分配结果的公平只会产生负的激励效应。
这一负效应会削弱劳动者的积极性，以至于使效率的提高成为泡影。
因此，在看待结果的公平上，应该以情况而定。
２、协调一致，完善政策处方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发展状况反映出顶层设计政策处方的缜密程度与执行状况，现行的政策处方也可预见未来经济发展趋势。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分类”往往是从纯粹的描述走向解释研究的关键一步，是实现有序控制与预测的开始。
洛伊于１９７２年将公共政策划分成分配政策、规制政策、再分配政策、构成性政策四类。
我国学者魏姝进而以其政策分类框架为基础，运用多案例比较法，对中国背景下政策执行问题进行了研究，借鉴其研究结果对指导政策制定与执行大有裨益。
［３］洛伊的政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政策博弈发生的主要场域、与这一场域相关的博弈规则、各种利益进入政策过程的机会和角色，这将有利于政策设计与执行时有准备地趋利弊害、防范问题的出现。
因此，深化其政策类型理论的研究，明晰各项政策的实质、规划主体、易出现的问题等，对于我国政策规划与执行中如何设计具有充分因果理论基础的政策，如何制定相关配套和防范措施，如何避免政策成为优势者的操纵工具，如何避免权钱交易行为，如何规避政府寻租，如何跳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困境，如何在中央与地方进行权力和责任的分配，如何实现各项政策的协调统一、高效执行，等等方面大有裨益。
３、把握重点，实现各个击破财政是国家治理社会的基础，财政的主要来源渠道是税收。
“２１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教育又是培育人才最为有效的途径。
故，政府应着重把握税收和教育两大领域，实现各个击破，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１）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１９９４年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在运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多问题：一是制度设计仅停留在管理层面，缺乏全面、系统、详细的实施方案与策略；二是中央与地方分税不清，利益交叉重叠，缺乏协调机制与18Ｎｏ．７，ＭＡＲ．２０１７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部门，部分地方政府所掌握税收和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不匹配；三是政治权力滥用导致税收浪费，纳税人权利受损，结果在损害了政府形象的同时也使国家税收蒙受损失；四是转移定价、修改财务报表以及经济新形势下的跨国交易形成的“无头税”。
所以有必要对现行的税收制度进行变革，方向有三：一是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责任，建立明确的分税体制，并从法律的角度给予规范；二是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审计与支付监督，确保税收取之于民、高效用之于民；三是放眼世界贸易新形势，立足国内经济新常态，废除不合时宜、不便索纳税种，开辟新税源（如推进绿色税收、环保财政）。
（２）提升教育公平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利在千秋的大事”。
［４］这句话反映出党中央对社会公平、教育公平、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深刻认识，同时也折射出我国现行教育公平的现状。
一是基础教育。
我国基础教育的不公主要体现在城乡、地区以及男女比例之间，政府虽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村、偏远落后地区的相关政策，但是，城镇的教育质量、教育条件、师资力量等各方面仍明显优于农村，地区间的差异依旧相当显著，受传统“重男轻女”思想观念的影响，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依旧低于男性。
所以，理应进一步完善教育经费的拨款制度，加大对农村和落后地区教育的扶持力度，促使教育资源向其倾斜。
此外，扩大教育宣传，破除男女有别、读书无用的偏见。
二是高等教育。
１９５０年开始实施高考加分政策，中国高校自１９９９年开始扩招，２０１０年又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继尔一批向农村倾斜的高校专项招生政策陆续颁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