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包容犯与我国刑法立法
- 格式:doc
- 大小:35.50 KB
- 文档页数:7
所谓转化犯,是指行为人实施某一较轻的犯罪行为时,因其具有特定情形而使其行为性质发生了变化,转化为较重之罪,不以原行为性质定罪也不实行数罪并罚。
在我国刑法中,转化犯有以下几例:1.刑法第238条第2款规定:非法拘禁他人“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据此,在非法拘禁过程中故意使用暴力致人伤残的,非法拘禁罪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对行为人以故意伤害罪一罪定罪处罚;故意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非法拘禁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对行为人以故意杀人罪一罪定罪处罚。
2.刑法第241条第5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出卖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据此,行为人在实施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收买行为之当时并不具有出卖的目的)后,又生出卖目的、实施出卖行为的,应承担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责任,先前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转化为拐卖妇女、儿童罪。
3.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据此,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取证的行为人故意致人伤残的,刑讯逼供罪或暴力取证罪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对行为人以故意伤害罪一罪定罪从重处罚;故意致人死亡的,刑讯逼供罪或暴力取证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对行为人以故意杀人罪一罪定罪从重处罚。
4.刑法第248条规定: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据此,虐待被监管人的行为人故意致人伤残的,虐待被监管人罪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对行为人以故意伤害罪一罪定罪从重处罚;故意致人死亡的,虐待被监管人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对行为人以故意杀人罪一罪定罪从重处罚。
5.刑法第253条第2款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而“窃取财物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之后新中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
这一政策是在创建和谐社会背景下进行刑事政策调整的表现,是纠正严厉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应对犯罪复杂化现象,有效节省刑罚资源、社会资源和刑事司法资源的重要举措,也是适应公众对于犯罪容忍度增强后的政策调整。
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对其提出背景、定义、功能进行其了解,从而提出其对策。
标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功能;对策1.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义1.1基本刑事政策马克昌教授指出,“就针对刑事司法领域而言,可以说宽严相济是刑事司法政策;但就总体而言,应当说宽严相济是基本刑事政策”。
也有人指出,“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以‘轻缓’的指导思想来完善刑事立法、指导刑事司法”。
刘仁文研究员在他的文章中支持了马克昌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只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而应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
另有学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调整与发展”。
通过学者的观点,主张其属于基本刑事政策的立场鲜明。
1.2具体刑事政策论1.“具体刑事政策论”。
储槐植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提出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立法保持重刑结构的前提下,作为一项具体的刑事司法政策来应用,是最狭义层面上的刑事政策”。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宽严相济在当前只是一个刑事司法政策,且其地位仅限于是指导刑事司法的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因为权威机关和文件没有明确说明是否在立法中仍然坚持和贯彻这项政策,因而尚不能说它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
”从其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出,储教授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能是一项“具体的刑事司法政策”。
樊崇义教授从程序法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程序性认识,他认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仅是个实体法问题,也是个程序法问题”。
虽然他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拓展到程序层面,但是在语义表达上仍然使用的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即在其学术话语中还是认为其属于具体的刑事政策。
论刑法包容评价精神下的包容犯之独特性⼀、包容犯的概念及其蕴含的包容评价精神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基本原则之⼀,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下,包容犯是由刑法分则明⽂规定出来的,⾏为⼈在实施某⼀犯罪⾏为(本罪)时,若同时触犯到另⼀罪名(被包容罪)时,触犯到另⼀罪名的犯罪⾏为被包容进本罪,只作为法定加重处罚情节,⽽不作为数个罪名进⾏数罪并罚。
包容犯中蕴含的是刑法中体现着主客观相统⼀的包容评价精神,将⼀罪包容另⼀罪,使主观与客观相⼀致、罪刑相适应,以弥补先前刑罚制度的弊端。
⼆、与其他罪数形态相⽐较分析包容犯之独特性 (⼀)包容犯本质上是⼀种犯罪形态 笔者认为,包容犯在本质上与法条竞合是区分开来的。
法条竞合是逻辑上的静态从属关系,具有必然性、关联性和从属性,体现为⼀罪的外延必然包含于另⼀罪名。
刑法分则规定的绑架罪中,故意伤害作为加重处罚情节,并不另定故意伤害罪,是典型的包容犯,但绑架罪与故意伤害罪并不是法条竞合关系,⼆者不存在刑法条⽂内在逻辑上的从属性。
可见,包容犯的本罪与被包容罪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外延包含关系,包容犯从本质上具有其独特性。
(⼆)包容犯构成要件分析 从构成要件上,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为⼈实施了两个性质不同的犯罪⾏为,触及两个罪名;第⼆,这两个犯罪⾏为具有⼿段和⽬的上的牵连性或结合关系;第三,两个犯罪⾏为的主观层⾯都是故意。
结果加重犯是⼀个犯罪⾏为触及⼀项罪名,想象竞合是只实施了⼀个⾏为,在第⼀个构成要件上,包容犯即区别于结果加重犯和想象竞合。
吸收犯的两个犯罪⾏为的犯罪构成之间是依存与被依存的关系,不存在⼿段和⽬的的牵连性,其中的⼀个⾏为不具有独⽴性。
在第⼆个构成要件上,包容犯区别于吸收犯。
在第三个构成要件上,结果加重犯的加重情节可以是故意或者过失,且⼤多数如此,只有少数限于过失,这⼀点也与包容犯相区别。
同时在定罪⽅⾯,包容犯是在⼀个罪名⾥按照法定加重处罚进⾏恒定性的定罪,符合“本罪+被包容罪=本罪(加重处罚)”的公式;牵连犯是根据不同的犯罪构成,按照处罚更重的罪名从重定罪,具有任意性和选择性,是“⼀罪+牵连罪=从重罪”的公式;结合犯则是结合为⼀种新的与两个犯罪⾏为触犯到的罪名完全不同的罪名,可以⽤“A罪+B罪=AB罪”的公式表达,法律拟制情况之⼀,属于法条特殊规定 可见,包容犯与牵连犯、结合犯、吸收犯、结果加重犯、想象竞合都有明显不同,更体现其在刑法罪数形态上的独特性。
论我国新刑法中的结合犯众所周知,结合犯是罪数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结合犯历来被作为法定的一罪来看待。
长期以来,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我国刑法条文中是否存在结合犯(或典型的结合犯)颇有争议。
本文就我国新刑法中的结合犯问题略抒己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结合犯的概念、形式及特征(一)、结合犯之概念:通说认为,所谓结合犯是指基于刑法明文规定的具有独立构成要件且性质各异的数个犯罪(即原罪或被结合之罪)之间的客观联系,并依据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将其结合成为另一包含与原罪相对应的且彼此相对独立的数个构成要件的犯罪(即新罪或结合之罪),而行为人以数个性质不同且能单独成罪的危害行为触犯这一新罪名的犯罪形态。
简而言之,结合犯就是两个以上各自独立而罪名不同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的明文规定而结合成一种新的犯罪。
我们认为,所谓结合犯系指原本各自独立的且性质各异的数个犯罪,由刑法条文明确结合成为一具体之罪并规定了相应法定刑的情况。
也即只要数个犯罪明确规定在一个刑法条文中,结合成一具体之罪,并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定刑者,皆为结合犯。
(二)、结合犯之特征根据上述结合犯的定义,我们认为,结合犯之特征可概括为两个,一是独立性,二是法定性。
1、独立性。
这是从被结合之罪(或原罪)而言的。
所谓独立性,首先是指被结合之罪的构成要件必须独立于其他任何犯罪的构成要件,即不依附于其他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或者由其他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派生的加重构成要件。
其次,被结合之罪之间互相独立,也就是说被结合之罪之间各自具有自己的独立的构成要件,且应具有各自独立的罪名。
从结合犯之独立性可以看出,在形式上它是行为人基于数个罪过,实施数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也即其罪过与行为都是复数。
那么罪过是否都要以故意为限,理论界有不同观点。
有学者以联邦德国刑法典第251条的“犯强盗罪过失致人于死者”的规定,认为过失也可以成立结合犯。
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罪过为复数,但其行为只有一个(即强盗行为),故不符合结合犯之特征。
★刑法中的包容犯主要有:(1)绑架罪包容故意杀人罪(见239 条,行为人在实施绑架犯罪过程中,又指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仍以绑架罪论处;但绑架罪不能包容故意伤害罪,而是要按想像竞合犯从一重处罚,因为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高于绑架罪基本构成的法定刑);(2)拐卖妇女罪包容强奸罪(见240 条,行为人在实施拐买妇女的犯罪行为过程中,又对被拐买的妇女实施奸淫行为的);(3)拐卖妇女罪包容引诱、强迫卖淫罪(见240 条,行为人在实施拐买妇女的犯罪行为过程中,又实施诱骗、强迫被拐买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买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行为);(4)抢劫罪包容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263条,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但如果行为人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则应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
如甲持刀拦路行抢,故意将受害人杀死后取走其财物,或者甲在抢劫过程中,为压制被害人的反抗,故意将被害人杀死,取走其财物,都应认定为抢劫罪一罪;而甲将仇人杀死后取走其身上的5000元现金,或者甲实行抢劫罪后,为防止受害人报案,将其杀死,都应应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2005年卷二第61题);(5)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包容妨害公务罪、非法拘禁罪(见318 条,行为人在实施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行为过程中,又实施剥夺、限制被组织人人身自由的,或者又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6)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包容妨害公务罪(见321 条第2 款,行为人在实施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行为过程中,又实施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7)走私、贩卖、制造、运输毒品罪包容妨害公务罪(见347 条,行为人在实施走私、贩卖、制造、运输毒品犯罪行为过程中,又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对该妨害公务行为不单独定罪);(8)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包容QJ罪(见358 条,行为人在实施组织卖淫、强迫卖淫犯罪行为过程中,以QJ的方式迫使妇女或幼女卖淫的);4、转化犯指行为人实施某一较轻的犯罪行为时,因具有特定情形而使其行为性质发生了变化,转化为较重之罪,不以原行为性质定罪也不实行数罪并罚。
《论积极刑法观的合理性》篇一一、引言积极刑法观,是指以预防和减少犯罪行为为目标的刑法理念,强调在刑法实践中采取积极的措施,以预防和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
本文旨在探讨积极刑法观的合理性,从其理论基础、社会需求、实践效果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完善我国刑法体系提供参考。
二、积极刑法观的理论基础1. 预防为主:积极刑法观以预防为主,强调在犯罪行为发生前采取措施,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
这一理念符合预防医学的原理,即预防胜于治疗。
在刑法领域,预防犯罪行为的措施可以减少社会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2. 保障人权:积极刑法观强调在保障社会安全的同时,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一理念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即法律既要保护社会秩序,也要保护个人权利。
在刑法实践中,积极刑法观要求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积极刑法观的社会需求1. 社会治安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行为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传统的惩罚性刑法已难以满足社会治安的需要。
积极刑法观通过预防和减少犯罪行为,为维护社会治安提供了有力支持。
2. 公民安全感的提升:积极刑法观强调在保障公民安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预防和减少犯罪行为,提高公民的安全感。
这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四、积极刑法观的实践效果1. 降低犯罪率:积极刑法观通过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有效降低犯罪率。
这些措施包括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高司法效率、加强普法宣传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助于从源头上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
2. 提高司法效率:积极刑法观强调在预防犯罪行为的同时,提高司法效率。
通过加强司法机关的协作与配合,优化司法程序,提高司法审判的质量和效率。
这有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提高司法公信力。
3. 促进社会和谐:积极刑法观强调在维护社会安全的同时,促进社会和谐。
通过加强普法宣传、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加强社会道德建设等措施,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法考刑法中包容评价摘要:1.包容评价的定义和概念2.包容评价的类型和案例3.如何判断包容评价4.包容评价的立法利弊正文:一、包容评价的定义和概念包容评价是刑法中一种特殊的评价方式,它指的是在一个犯罪行为中,同时涉及两个或以上的罪名,其中一个罪名可以包容另一个罪名,只对其中一个罪名进行评价和定罪。
这种评价方式旨在避免对同一行为进行重复评价,确保公正和合理的刑罚。
二、包容评价的类型和案例在刑法中,常见的包容评价类型有以下几种:1.绑架罪包容故意杀人罪:在绑架过程中,如果行为人故意杀害了被绑架人,那么此时绑架罪就可以包容故意杀人罪,只对绑架罪进行定罪和处罚。
2.拐卖妇女罪包容强奸、非法拘禁与引诱、强迫卖淫罪:拐卖妇女的过程中,如果行为人实施了强奸、非法拘禁或者强迫卖淫等行为,那么拐卖妇女罪就可以包容这些行为,只需对拐卖妇女罪进行定罪和处罚。
3.抢劫罪包容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在抢劫过程中,如果行为人故意伤害或者杀害了被害人,那么抢劫罪就可以包容这些行为,只需对抢劫罪进行定罪和处罚。
三、如何判断包容评价判断包容评价的关键在于分析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罪名的涵盖范围。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犯罪行为在另一个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发生,且后者的罪名可以涵盖前者的罪名,那么就可以适用包容评价。
例如,在抢劫过程中杀人,抢劫罪就可以包容故意杀人罪。
四、包容评价的立法利弊包容评价的立法优点在于避免了对同一行为进行重复评价,保证了刑罚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然而,包容评价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罪名的涵盖范围过大,使得某些严重的犯罪行为被轻罚。
因此,在立法上应慎重考虑包容评价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
总之,包容评价是刑法中一种特殊的评价方式,旨在避免对同一行为进行重复评价。
通过分析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罪名的涵盖范围,可以判断是否适用包容评价。
论我国刑法中的结合犯作者:陈倚华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29期摘要结合犯是立法者基于特定目的而在刑法分则中将两个独立的具有内在联系性的犯罪结合为另一个新的独立的犯罪的立法现象。
我国的罪名创制模式是“罪名解释式模式”。
而我国刑法是存在个结合犯:一是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是绑架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结合;二是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1款是拐卖妇女罪与强奸罪、强迫卖淫罪的结合;三是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1款是组织他人卖淫罪、强迫他人卖淫罪与强奸罪的结合。
应当把“包容犯”纳入到结合犯中。
关键词结合犯立法目的理论探讨作者简介:陈倚华,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0-015-02一、结合犯的概念结合犯,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中的一个犯罪类型概念。
由于结合犯现象与刑法的明文立法规定极为密切,所以大陆法系的世界范围内对结合犯的研究结果颇为丰富,在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界对结合犯有不少的学者对结合犯的概念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理解。
但这些国家的学者相当一部分都对结合犯的概念作了较为广义的诠释,扩张了结合犯的外延。
笔者认为,必须坚持狭义的结合犯概念,否则,任意地扩张结合犯的外延会令结合犯这一个概念没有了其本身的本质特性。
在我国当今,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否认我国刑法中存在结合犯,这种否定主要是认为结合犯理论与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数罪并罚制度还有“牵连犯”等相冲突。
由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中,刑法分则的罪刑规范是规定了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因而这一种共通点在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说是比较恰当的。
但笔者认为对结合犯的概念准确的界定必须紧紧围绕几点。
第一,要以不脱离结合犯的初始意义为前提。
在对一种非自己创造的东西进行一种揭示的时候,若违背了其本身的初始含义,则根本上不是一种研究,而是自己在创造一种东西,这毫无疑问就不是一种研究活动。
在大陆法系中,结合犯是一种立法现象,这一点必须明确,而我国的论者基本上都坚持这一观点。
《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立法要义和司法表达
孙道萃
【期刊名称】《中国应用法学》
【年(卷),期】2024()2
【摘要】追求平等是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
立法平等是司法平等的规范前提和基础,司法平等落到实处还有赖于区别对待的体系性机制和规则。
当前,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平等保护出现了偏差的一面,对行贿犯罪的惩处也有失对等的严厉度,有损刑法对平等价值的贯彻质效。
《刑法修正案(十二)》以切实回应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既实质上无差别地供给了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规范保护,又整体地提高了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
这统合了立法平等的确立与司法平等的实现。
刑法中的平等既相对、又相当,并容允差异化与个别特定化。
《刑法修正案(十二)》很好地秉持了立法对称与对等的相对性。
在实施阶段,仍需回溯立法原意,尊重司法能动性,优化解释立场,凝练司法规则。
【总页数】11页(P53-63)
【作者】孙道萃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学术部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
【相关文献】
1.《立法法》中立法权限与立法程序规定的贯彻问题——以《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为基础的分析
2.企業權益刑法保護的立法更新和司法適用--基於《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解讀
3.企业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修正逻辑与司法适用路径——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4.完善对民营企业平等保护的刑法立法——对《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有关条款的意见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论包容犯与我国刑法立法【内容提要】包容犯是近年来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一种犯罪形态,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犯罪形态并没有引起重视。
本文从解释论与立法论的意义上,对此犯罪形态加以研究,以揭示其法律性质并评价其立法上的利弊得失。
【关键词】包容犯/刑法立法/效益价值/结合犯……包容犯是近年来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一种犯罪形态。
目前,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对包容犯这一犯罪形态,不仅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而且对这一术语的运用尚属鲜见。
鉴于此,笔者试图从解释论与立法论的意义上,对这一犯罪形态加以研究,以揭示其法律性质并评价其立法上的利弊得失。
这不仅有益于对法条的深刻理解并总结立法经验,提高立法水平,而且对于深化犯罪形态理论的研究,亦同样大有裨益。
一、包容犯的概念及特征对于什么是包容犯,目前理论界有三种不同的表述:第一种观点认为,包容犯是法条竞合的一种,是指整体法所规定的犯罪包含着部分法所规定的犯罪,两者发生竞合,应从整体法所规定的犯罪论处的情形。
(注:陈兴良.转化犯与包容犯:两种立法例之比较[J].中国法学,1993,(3).)第二种观点认为,包容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某一犯罪的过程中又实施了另一犯罪,但刑法明文规定将后一犯罪作为前一犯罪的加重处罚的情节而不实行数罪并罚的情况。
(注:初炳东,等.论新刑法中的包容犯与转化犯[J].法学,1998,(6).)第三观点认为,包容犯是指对数个具有并发关系的不同种的犯罪行为在立法中规定为依据其中一罪定罪,并对全部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都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犯罪形态。
(注:曾芳文.新刑法分则对于数罪的处罚规定解析[J].中国检察官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2).)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观点实际上将包容犯与法条竞合中的包容关系混为一谈了。
不可否认,包容犯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法律现象,反映着刑法分则条文之间的包容关系,即包容犯之所以能够触犯数个相互包容的犯罪构成,(注:笔者认为,法条竞合的包容关系仅仅说明了包容犯的法律形式,并未揭示包容犯的内在本质。
实质上,包容犯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竞合,亦即数个犯罪之间在构成要件上存在相互包容的关系。
)正是由于刑法分则条文间存在的法条竞合中的包容关系造成的。
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
包容犯说明实际发生的犯罪行为,如何具体触犯相互包容的法条,是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刑法分则内部条文的实际,它强调的是以犯罪行为为前提,说明其行为的法律现象;而法条竞合中的包容关系则是从静态的角度分析刑法分则规定犯罪的条文之间的包容关系,说明刑法分则体系的某种特殊结构。
由此可见,法条竞合中的包容关系是一个问题,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相互包容的犯罪构成是又一个问题,不可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包容犯实际是一种犯罪形态,与结合犯、牵连犯等犯罪形态一样,都是犯罪行为触犯刑法分则某种比较特殊的条文结构的结果。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观点对包容犯概念的表述是不足取的。
第二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具有一些共性,如都认识到了包容犯在犯罪构成上包含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并且两罪之间具有并发关系即在实施一犯罪的过程中又实施了相关联的另一犯罪,同时,法律明文规定仅依据其中一罪定罪即包容犯是法定上的一罪。
两种表述的区别在于:一是在定罪处罚上,第二种观点强调刑法明文规定以前罪定罪,而将后罪作为前罪的加重处罚的情节而不实行数罪并罚;第三种观点仅笼统地表述为依据其中一罪定罪,并对全部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都追究刑事责任。
由此可见,第三种观点既没有强调依据并发中的何罪定罪,也没有强调刑法明文规定将后罪作为前罪加重处罚的情节而不实行数罪并罚。
二是在对包容犯本质的认识上,第二种观点将包容犯表述为一种“情况”,而第三种观点则将其表述为一种犯罪形态。
对此,上文已有论述,包容犯在本质上与结合犯、牵连犯等一样,是一种典型的犯罪形态,因而,将其表述为一种“情况”,不仅所含外延过于宽泛,而且似存对其本质认识不准之嫌。
笔者认为,对于包容犯概念的准确表述,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对包容犯依据并发中的何罪定性?对包容犯的处罚原则如何表述?基于上述认识及问题,笔者认为,包容犯的概念可作如下表述:行为人在实施某一犯罪(以下简称本罪)的过程中,又实施了与本罪具有并发关系的另一不同种犯罪(以下简称后罪),但刑法仅将后罪作为本罪加重量刑的情节而不实行数罪并罚的犯罪形态。
据此,包容罪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包容犯包含了两种具有并发关系的不同种犯罪行为首先,包容犯包含了两种相互独立的犯罪行为,即行为具有复数性。
一个犯罪行为是不可能产生包容犯的,它包含了两种行为,而且这两种行为都分别构成独立的犯罪。
所以,行为的复数性,是包容犯所以为本来数罪的本质所在。
例如,刑法第321条第1款规定了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而在第2款第4项中规定,“以暴力抗拒检查的”,按严重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处理,即将妨害公务罪包容在了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之中。
此例包容犯所含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与妨害公务罪即是两种独立的犯罪行为。
此含义是包容犯区别于实质上的一罪如继续犯、想象竞合犯、结果加重犯的关键所在。
其次,包容犯所包含的两种互相独立的犯罪行为,必须触犯了刑法上的不同罪名,即行为的异质性。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两个相互独立的犯罪构成,但犯罪构成的性质同一,不可能成立包容犯。
此含义是包容犯区别于惯犯、连续犯的关键所在。
再次,包容犯中的包容关系应是重罪(本罪)包容轻罪(后罪)或者是重罪(本罪)包容重罪(后罪)的关系。
要体现上述精神,包容犯中的包容关系只能是故意罪包容故意罪或者故意罪包容过失罪的关系,不能是过失罪包容故意罪的关系,否则,包容犯就显得不伦不类,也与事物的性质是由占据主要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唯物辩证法原理相悖。
有人认为,包容犯的数个犯罪行为都是故意犯罪。
(注:曾芳文.新刑法分则中对于数罪的处罚规定解析[J].中央检察官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2).)笔者认为,此观点与我国刑法立法相违背。
因为,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包容犯包含了过失犯罪,例如交通肇事罪包容故意(间接)杀人罪,拐卖妇女、儿童罪包容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等即是如此。
最后,包容犯包含的两种相互独立的不同种犯罪行为之间必须具有并发关系,即本罪与后罪之间,在时空上的,行为人在实施本罪的过程中又犯后罪,也即行为人犯本罪,同一时间和地点或者在相当密接的时间、地点并发后罪。
例如,上例所举的在犯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过程中又犯了妨害公务罪即是如此。
并发的数罪未规定为包容犯时,成立实质数罪,应数罪并罚。
2.包容犯是法定上的一罪所谓法定上的一罪,是指行为原来可以成立数罪,但由于某种原因刑法将其规定为一罪的情况。
包容犯是法定上的一罪,即刑法将实施本罪过程中所并发的后罪仅作为本罪加重量刑的情节,成立本罪一罪,而不实行数罪并罚,从而使后罪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
其表现形式为:甲罪(本罪)+乙罪(后罪)=甲罪(本罪),乙罪(后罪)仅作为甲罪(本罪)的加重量刑情节。
例如,上例所举的刑法第318条妨害公务罪作为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加重量刑情节,也就是说,妨害公务罪虽然是一个独立的犯罪,但在本条中却依附于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
如果两个独立的犯罪结合后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合成犯罪,不是包容犯,而是结合犯,其表现形式为:甲罪+乙罪=甲乙罪(新罪)。
如果行为人在实施某一较轻的犯罪时,由于具备了某种法定情形(一般是又犯了另一较重罪),刑法明文规定以另一较重罪论处的情况也不是包容犯,而是转化犯,其表现形式为:甲罪+乙罪=乙罪。
二、包容犯在我国刑法立法中的体现在我国刑法典修订前的有关单行刑法中就规定有包容犯。
例如,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将“奸淫被拐卖的妇女”、“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人迫使其卖淫”、“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等构成犯罪的情形,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特别严重情节,包容在拐卖妇女、儿童罪之中,就是我国刑事立法最早的一个适例。
新修订的刑法分则中规定包容犯的情况如下:1.交通肇事罪包容了故意(间接)杀人罪(第133条);2.拐卖妇女、儿童罪包容了强奸罪或者奸淫幼女罪,引诱、强迫他人卖淫罪,故意伤害罪(重伤、致死),故意(间接)杀人罪或者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第240条第1款);3.绑架罪包容了故意伤害罪(致死)或者故意杀人罪(第2条第1款);4.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包容了非法拘禁或者妨害公务罪(第318条第1款);5.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包容了妨害公务罪(第321条第1款);6.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包容了妨害公务罪(第347条第2款);7.组织他人卖淫罪或者强迫他人卖淫罪包容了强奸罪或者奸淫幼女罪、故意伤害罪(重伤、致死)、故意(间接)杀人罪或者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
三、对包容犯立法价值的评价笔者认为,我国刑法采用包容犯这一立法例的目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克服数罪并罚制度不能加重处罚犯数罪之罪犯的弊端我们知道,我国刑法中的数罪并罚制度在适用上有一定条件的限制,即并罚数罪之刑种不能升格适用,也就是说,行为人所犯数罪中只要没有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则无论数罪如何并罚,都不能执行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有期徒刑并罚后最高不能超过20年,拘役并罚后最高不能超过1年,管制并罚后最高不能超过3年。
数罪并罚制度的上述限制说明,此制度从某种角度上讲,起不到加重处罚数罪之罪犯的作用。
包容犯这一立法例的采用,恰可克服上述弊端,可起到刑种升格重判数罪之罪犯的作用。
例如,甲某强迫妇女乙某卖淫,在无法定较严重情节时,依法只能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甲某如果又强奸乙某,在无法定较重情节时,依法也只能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将二罪并罚后行为人最高被执行20年有期徒刑,不可升格为无期徒刑。
但是,强迫他人卖淫罪包容强奸罪形成包容犯后,不采用数罪并罚制度即可对行为人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甚至可判处死刑。
针对包容犯上述立法目的,有的刑法学者提出了异议,认为包容犯是一种弊脚的立法技术,它贬低了数罪并罚制度的作用,(注:初炳东,等.论新刑法中的包容犯与转化犯[J].法学,1998,(6).)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范围,而且无形之中加重了本罪的罪质,必须提高本罪之法定刑,因而不是一种好的立法例。
(注:陈兴良.刑法疏议[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上述观点仅看到了包容犯限制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范围和加重本罪的罪质及提高本罪之法定刑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这种限制、加重及提高是否合理、必要这一本质问题,上述分析说明,数罪并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一定弊端,而采用包容犯这一确能克服这种弊端的立法例又有何不妥呢?笔者认为,包容犯包容并发的不同质的独立数罪这种情形说明,行为人在同一时间和地点或者在相当密接的时间、地点连生数罪过(一般都是直接故意),并连续实施数个不同质的犯罪行为,表明其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性极大,对其加重本罪的罪质并提高本罪之法定刑是合情合理的,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所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