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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拐弯”的智慧林来生①我国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今年105岁了，除了耳朵需要戴助听器外，思维敏捷，笔耕不止，每月都有文章发表在国内外的报刊上。
央视采访他的长寿秘诀时，周老说，凡事要想得开，要往前看。
主持人开玩笑地说，要是我还是想不开呢。
周老跟着一句说：“拐个弯，不就想开了嘛！”周老说：“拐个弯，坏事就是好事。
”他还提醒人们，“自杀的人，就是他走到要拐弯的地方，他不能拐弯，就只好死了。
”周老的“拐弯说”，是他百岁养生经验的概括和百年人生的智慧，也是对人们的忠告。
②拐弯是主动适应。
历史像一辆在弯弯曲曲路上行进的车子，每个人都是坐在车上的乘客。
车子拐弯了，而人不随着车子拐弯，就有掉下去的危险。
斯大林对此说得更形象，每当历史的车子在转弯时，总会发现有人从车子上掉下去。
原因就是这些人没有适应车子的转弯而主动转弯。
爱因斯坦曾说：“人的最高本领是适应客观条件的能力。
”“适”，就是适应、顺应，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会拐弯”。
由此可见，拐弯在人生的字典里是个关键词，由于每个人对这个词理解、掌握和运用的水平不同，就造成了千差万别的人生，演绎出五彩缤纷的世界。
所以，人只有主动顺应潮流，适应客观条件“拐弯”，才能生存、发展和前进。
③拐弯是清醒舍弃。
人生在世，工作中的拐弯是经常遇到的，有了这样的认识，这个弯才能转得清醒，才能在舍弃中更新和发展自我，去开拓新的领域、创造新的天地。
周有光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解放后回上海任经济学教授，连美国国会图书馆都藏有他的著作。
1955年，中央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
从金融经济转到语言文字，对年已49的周有光来说，这弯拐得很大，但他服从需要，放下前半辈子熟悉的经济学，全身心地投入到陌生的语言文字研究工作中去，并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④拐弯是理智选择。
有人说得好，人生处世行路难，行不通时拐个弯。
102岁的拼音之父周有光经典语录荟萃102岁的拼音之父周有光经典语录荟萃我85岁离开办公室。
我这个人糊涂得不得了，我不知道哪一年退休。
我们单位人事处送给我一个离休证，我一看，前几年我就应当离开了。
他们说，我们不好意思送给你，送给你不就等于要把你赶走嘛。
离开以后，我就不做专门问题的研究了。
到家里后，有什么看什么。
香港的、美国的朋友，来的时候就买书给我。
我能够看到很多很新的图书，看历史问题的书，文化问题的书。
他们拿来什么我就看什么。
现在都是手机、电脑。
手机要保姆打，电脑屏幕我看不清楚。
保姆代我到电脑上查。
《百岁忆往》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
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人。
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
有位哲学家说过：“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会进化。
”残酷的进化论!《百岁忆往》理想推动了社会发展：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到民权统治，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
各国发展有先有后，差距很大，但是你进我追，都是向前，没有国家能够长期违背社会演进的历史轨道。
《朝闻道集》主义是理想，资本主义是现实，好比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
《朝闻道集》国富民穷，此路不通;藏富于民，康庄大道。
《朝闻道集》历史学者说：大同实际是美化了的原始社会，生活极其简单，身外别无一物，无从私有，只能公有。
私有需要先有财产。
生产发展，开始分工，财产有了剩余，于是公有变为私有。
经济规律，不是私有发展成为公有，而是公有发展成为私有。
《朝闻道集》我课余常到阅报室看报。
一位年轻的英国老师问我和另两位同学：“你们怎么看报的?”他说：“看报有门道。
第一，看完报，要问自己，今天的'哪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二，再问自己，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三，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不列颠百科全书》。
”我按照老师的吩咐去做，看报兴趣马上就提高了，觉得知识有所长进，同时锻炼了独立思考。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年8月，友人送来周有光前辈给温家宝总理的一封关于青少年教育的信，我被这位104岁老人的精神所感动，马上遵嘱代转，并让友人表达我对周老的敬意。
9月25日，不顾我的劝阻，周老在儿子周晓平（75岁的著名气象专家）和蒋彦永教授的陪同下，硬是坐轮椅来到我家，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使我受教非浅。
周老谈到早年去美国留学，主修经济，有幸同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有过接触。
那时美国的科学技术已经处于一个新高峰，站在世界前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战时期大量人才流入美国；二战以后，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是偶然的。
我很同意周老的看法。
1979年后，我去过美国三次，才认识这个国家，建国二百来年，确实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有一个统计资料可以说明，即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占70%（德国人占12%，犹太人占18%，中国大陆一个也没有）。
这也可证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是靠科学知识的发展，“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载体是知识分子）。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一百零五岁之前对世界思考”周老说：“我在美国感受最深的是，美国什么都是自下而上，尊重个人的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尊重知识和人才，尽量发挥每个人的长处。
改革开放后，差不多每年到外国去，人家都请我参加学术性的国际会议。
在国际会议里面有许多美国的大官，他们也是学者。
可是他们的教授都坐在前面，大官都坐在后面。
我们中国刚好相反，大官坐在前面，教授坐在后面。
”周老还谈到这样一件小事：“克林顿到西安参观，碰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谈起话来，男孩子在电视中见过克林顿，就说你是克林顿，你领导美国。
克林顿说，错了，不是我领导美国，是美国人民领导我。
这一句话就说明美国跟中国不一样。
”这也就说明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明，“三纲五常”的传统，居高临下，大家养成眼睛向上的习惯。
闲谈中周老还谈到：“社会科学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本来研究中心都在欧洲，后来跑到美国去了。
自然科学三百年前就达到了一个高峰，社会科学是比较晚的。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作者：来源：《时代英语·高一》2014年第01期周有光，如果不是研究汉语或是对汉语感兴趣的人，或许对这个名字很陌生。
殊不知，这位今年108岁高寿的学者就是我们每天工作学习都离不开的汉语拼音的创始人之一。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周老先生的世界吧。
Even at 108 years old， Zhou Youguang is the kind of creative thinker that Chinese leaders regularly comma nd the government to cultivate in their bid to raise their nation from the world‟s factory floor.Mr Zhou is the inventor of Pinyin，the Romanized spelling system that linked China‟s ancient written language to the modern age and helped China all but stamp out illiteracy. He was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 the 1980s. He has written about 40 books， the most recent published in 2011.Chinese characters do not directly correspond to sounds. Pi nyin‟s phonetic alphabet enabled learners to match words easily to actual speech.“It had an enormous impact on literacy，” said Victor H. Mair， a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ll Chinese students now begin to read and write using Pinyin before moving on to characters.Sweet-natured but wry and rigidly dispassionate， Mr Zhou works at a tiny wooden desk in a government-provided， third-floor walk-up apartment with unpainted concrete walls. His longtime colleague Chen Zhangtai， 82， said Mr Zhou thought renovations would be too distracting.He described Mr Zhou as the embodiment of a “true scholar.” He added，“His blog entries range from the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to Silk Road histo ry and China‟s new middle class. Computer screens hurt his eyes， but he devours foreig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 well-known Chinese artist nicknamed him …Trendy Old Guy‟ ”.Mr Zhou was born on Jan. 13， 1906， when the Qing Dynasty ruled and women bound their feet. The son of a Qing Dynasty official， he married the daughter of a wealthy family and went into banking.After the Japanese invaded in 1937， his family was forced into the countryside to escape Japanese bombs in Chongqing，China‟s wartime capital. His 5-year-old daughter died from appendicitis.In 1946， Mr Zhou and his family moved to New York， where he represented the Xinhua Trust and Savings Bank. He toured the United States in luxury Pullman cars， rode the Queen Elizabeth ocean liner to Europe and fended off offers from Western banks. His intellectual life was equally rich： he had several lengthy chats with Albert Einstein.In 1949， Mr Zhou brought his family home. He taught economics at a university in Shanghai and studied linguistics as a hobby.In 1955， Zhou Enlai， prime minister， called him to Beijing. The party wanted to make Mandarin China‟s national language， simplify Chinese characters and devise a new phonetic alphabet.Mr Zhou‟s son， Zhou Xiaoping， an astrophysicist， said his father protested that he was a mere amateur. He was told：“Everyone is an amateur.”In his new job， Mr Zhou found tremendous confusion， but also a foundation for his work. In the late 1500s， the Italian Jesuit Matteo Ricci had formulated a system to Romanize Chinese characters. Many English speakers were already using the British Wade-Giles system developed in the 19th century. Chinese linguists had devised other alternatives.Mr Zhou argued for the Roman alphabet， to better connect China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1958， after three years of work， Pinyin—literally “to piece together sounds”—was finished and quickly adopted.Mr Zhou says Chinese characters will exist for centuries to come. But to his delight， Pinyin has proven ever more useful. Chinese now rely on Pinyin-to-character programs to input chinese characters， text messages， post on Internet microblogs and write e-mails.尽管已经108岁高龄，周有光老先生仍然是一位极富创见的思想家。
“拼音之父”周有光：百岁星辰文华灿然作者：史兆琨来源：《祖国》2013年第01期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原名周耀平，生于中国江苏常州，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
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担任过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
“老伴去世，自己独居斗室，但是，独居对我来说并不孤独。
阅读古今中外书刊，随时笔记一闻一得，活跃了我的独居。
斗室并不清冷。
电视和电脑使我知道国内外的时事变化，亲友和记者来访，畅谈古今人事成败，热闹了我的斗室。
我的笔记日积月累，成了累赘。
”周有光85岁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至今20年。
周有光老爷子已经106高寿了，思考问题却依然逻辑清晰睿智，又有看透世情的达观、趣味。
他们骂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周有光，原名周耀平，“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
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
他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
1969年，周先生被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在那儿劳动了两年零四个月。
“我过了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好处。
我容易失眠，到了宁夏去种田，没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
”周先生曾这样写道，“在宁夏平罗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教育家林汉达先生和我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
躺着是犯法的，因为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聚在一起。
我们一连看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影，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
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于是，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二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
《拐弯》中考阅读练习（2020年四川省遂宁市中考题）①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当被人问起他的长寿秘诀时，说:“凡事要想得开，想不开就拐个弯。
”②从每个人成长的轨迹来看，人生天地间，路路九曲弯，从来没有笔直的。
有人说，人在前进的路上就是两件事——前进和拐弯。
前进需要勇气，拐弯需要智慧。
爱因斯坦曾说:“人的最高本领是适应客观条件的能力。
”达尔文说得更透彻:“适者生存。
”他们所说的“适”，就是适应、顺应，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会“拐弯”。
不仅在西方人眼中生命需要拐弯，中国古人亦有类似的认识。
陆游也曾说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由此可见，拐弯在人生的字典里是个关键词，由于每个人对这个词理解、掌握和运用的水平不同，就出现了愿不愿、会不会、善不善拐弯的多种情形，由此就造成了千差万别的人生，演绎出五彩缤纷的世界。
我想如果把拐弯用英文大写的字母来表示，可分出若干种类型。
③一是把拐弯用字母“V”来表示。
不仅形象上非常传神，而且真正表达了拐弯的意义: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拐弯，而是一种迂回型的拐弯，是形退实进。
左边的一半，代表向下;右边的一半，代表向上。
从左边的趋势来说，本应向下，但到底部终止了，又改为向上。
这是一种消极状态向积极状态的转折。
许多人和事都是这样由挫折走向成功的。
北大著名教授季羡林，“文革”时被勒令守楼听电话。
这对别人来说可能是无法忍受的屈辱，可季老却在困境中发现了有利因素，利用三年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这一宏篇巨著，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建起了一座丰碑。
④二是把拐弯用字母“N”来表示。
这种拐弯和“V”有点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它表示人们按既定的道路和方向前进时，原路走不通了，必须拐穹，但这个弯不是返回原来的起点，而是扔到一个新的落脚点上，从而在新的领城获得断的发展。
人在一生中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控折、不幸。
关键在于你是否学会了拐弯。
只要你在心里据个弯，就会路随心转、超越自我，开创新天地。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阅读理解及答案1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25分)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新中国的号角已经吹响，母亲的召唤深切而真实。
周有光想到祖国此时最缺乏的是经济建设人才，就毅然放弃高薪从美国回来搞经济建设。
他受邀到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同时担任新华银行秘书长，还兼任人民银行华东区处长，身兼三职，乐此不疲。
精力充沛的他和吴大琨、许涤新等经济学家一起创办《经济周刊》，受到金融界的关注。
1955年10月，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周有光受邀此行，全然出乎意料，却也正是会议主办方的高明之处。
周有光虽然执著于经济学，但对文字、语言的爱好从未消减。
20年代在圣约翰大学学习，周有光饶有兴趣地学起语言课程。
40年代到美国工作，买到很多字母学的书籍，边写经济类文章，边写语言学文章，出版《中国拼音文字研究》。
参加完文字改革会议后，周有光正式改行，真正把经济学丢开，把全部精力放在语言学的研究上。
中国的文字改革由来已久，古代人们为了学习汉字，创造了直音、反切等方法给繁难的方块字注音。
1892年，福建人卢憨章出版专著《一目了然初阶》，这是首位中国人创制字母式拼音文字方案；1913年，政府制订注音字母方案，赵元任等语言学家不用中国汉字的符号，而用国际上流传最广的拉丁字母；新文化运动兴起，钱玄同论述了26个拉丁字母的世界通用性，蔡元培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公布于世；20世纪30年代，国内掀起了拉丁化运动的高潮，其简单易学的特点适用于广大群众，拉丁化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更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
1935年，近七百位文化界人士签名发布《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方块汉字难认、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
国际标准化组织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合作下，讨论汉语拉丁字母字拼写标准问题已经很多年了，但因中国未参加而迟迟未作决定。
1979年，波兰首府华沙国际标准化组织召开会议，周有光代表中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周有光先生是一位保持心灵睿智最为长久的学者，每年有更多的报道在他生日前后出现，就像一种习惯性反应，多半匆匆一掠，难以深入。
因为他是“名人”，有很多光环，而且如此长寿，自然会吸引媒体和大众的关注。
唯有非常理性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异于常人之长寿，或如寂寞花开的过程。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有光一生，一生有光2017年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周有光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
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
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C ulture 文化·阅读本栏目冠名：英皇星艺（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有救国抱负，但保持政治上的疏离感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
很早他就与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受到五四运动中科学和民主思潮的熏染。
周有光先生自己说，17岁他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
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
抗战时期，是周有光先生精神极为振奋，投入精力最多的几年。
1937年周有光先生带着全家离开上海，经过长沙、成都，最后到达重庆。
这一时期，他主要为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农本局工作，“因为跟日本人打仗，要有后方经济的支持”。
抗战前夕，鉴于“复兴农村工作”和“加强农业金融发展”的需要而设立的农本局，在以重庆为大本营的抗战后方起到了流通农村资金、调整农产运销、支撑后方经济的巨大作用。
按照周有光先生的描述，就是要尽快解决从东南沿海转移到重庆几十万人的吃穿问题。
1949年以前，周有光主要从事与经济相关的工作。
周有光：以语言的桥梁看世界才华与才情，眷顾着这位老海派知识分子。
走读中西文化，周有光以“世界公民”的视角，推动着中国语言的现代化。
他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被称为“四朝元老”；他留学海外，环游世界，精通经济学，知晓四国语言，参与文字改革，成为“汉语拼音之父”。
圣约翰大学成立于1897年，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著名的人物，很多均毕业于此：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荣毅仁、邹韬奋、贝聿铭……他们都是周有光的同学。
一生游走于不同文化之间，作为一名“世界公民”，他搭建起语言的桥梁，圆融地看世界。
他是著名学者周有光。
2015年1月13日，刚刚迎来了他110岁寿辰。
出走与回归：走读中西文化1923年，17岁的周有光登上了从苏州开往上海的火车。
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这所大学的基础教育给周有光打开了一道新世界的大门。
授课老师主要来自英国或美国，学校所有人都要用英语，连门房都讲英语；教授中国历史或古文科目的老师均是国内大家，如古文学家钱基博便在这里讲中国文学。
中西方思维的交汇，是他认识世界的起点。
周有光大学的专业是经济学。
毕业后他和夫人张允和一同到日本留学，后又漂洋过海到金融业最为繁荣的美国工作。
在美国期间，给了周有光一个如饥似渴、融会贯通地汲取知识的机会。
他把大把时间都泡在图书馆，见他每天都去、且极为认真，纽约公共图书馆特意为他留了一个小房间：任何时间都可以过去看书。
才华与才情，眷顾着这位海派知识分子。
1948年底，他同夫人张允和乘坐当时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从美洲到欧洲、再到非洲，做了一次环球旅行。
1949年6月6日，他们走读了大半个世界后选择归来——回到当时并不平静的上海滩。
为什么选择“红色中国”？后来的时光里，总有人追问着周有光，他也试着解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国共合作抗战期间，重庆成立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会，周恩来每次开会都讲要走民主道路。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周有光的一生，光彩夺目，最有影响的是他在语言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2017年1月14日，汉语拼音之父、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去世，享年112岁。
周有光为人低调，虚怀若谷；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待人接物，平易近人；淡泊明志，爱国爱民；匡国济时，胸怀天下；心系教育，热爱桑梓；豁达乐观，百折不挠；夫妻恩爱，家庭和谐……
周有光的一生，光彩夺目，最有影响的是他在语言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50岁之前，周有光主要从事经济工作与研究，语言文字学对他而言，仅仅是一种业余爱好。
周有光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
1923年，周有光考入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
有一件事给周有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报到时，周有光领到学籍卡，上面有他姓名的罗马字母拼音，圣约翰大学总务部依此管理，效率奇高。
从大学一年级起，周有光对语言产生了兴趣。
1925年“五卅惨案”时，校方不许学生出校游行，引发“离校事件”，整个中文部均离开，周有光也在其中。
南洋公学支持爱国的举动，是给离校老师、同学办了光华大学，两年后，周有光毕业，后在各校任教，并进入银行工作。
在此期间，周有光参与了拉丁化运动。
拉丁化运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十月革命后，苏联掀起了一个被列宁称为“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在此影响下，瞿秋白、吴玉章、萧三等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字拉丁化。
1929年10月，瞿秋白在苏联学者的帮助下，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
1931年5月，进一步扩展成“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在9月的海参崴“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
该方案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被称为“北拉”，当时上海另有以上海方言为基础的拉丁化方案，二者各行其是。
为此周有光写了一些文章。
此前各国拼音方案均以方言为基础，周有光认为中国方言太多，应先统一语音，否则拉丁化后，可能使各地人互相看不懂对方文字。
他的观点深得语言学家陈望道赞同。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
结婚后夫妇同往日本留学。
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经被逮捕入狱，周有光未能如愿作成河上肇的学生。
1935年12月，蔡元培、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联名提出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民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
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
”后因抗战，拉丁化运动转向低迷。
抗战爆发前夕，周有光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同时在沪上银行界兼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有光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
工作之余，他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
1946年，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在那里，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
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回到上海，一边在复旦大学教书，一边在新华银行当秘书长，此外还担任人民银行上海区行第二业务处处长，“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
在复旦大学任
教时，恰好陈望道任校长，他对周有光说：在文化中，教育是大事；在教育中，文改（指文字改革）是大事；在文改中，拼音是大事。
他劝周有光把写过的有关文字拉丁化方面的文章收集整理，出一本书。
1952年5月，周有光的《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正式出版，一年之间竟连续出了4版。
1954年，周有光又出版了科普类书籍《字母的故事》。
1955年，周总理点名要周有光去北京从事汉语拼音工作，任文改会下属的拼音方案委员会组长，这是文改会的另一个小组，但不对外挂牌，专门负责简化字。
周有光从未想过进入这个领域，完全是边学边干。
其实任何学问和事业偶然转向的背后，都有其必然：他除了古文基础好，还精通英语、日语、法语。
正因为他具备开阔的语言学视野，也为他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当时，主张用汉字笔画式字母的人占多数，即便他的连襟、著名作家沈从文也反对他主导的汉字拼音用拉丁文字母。
1958年，由周有光主导的《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20世纪80年代初，他又促成国际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现在人们使用汉语拼音习以为常，然而回头来看，周有光主导的汉语拼音方案，对于现代语言文字发展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汉语拼音方案》以其国际化、音素化的严密设计，使得不能准确表音的汉字有了科学的注音工具，为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索引排序、工业编码、制定手语等提供了前提条件。
尤其是计算机应用普及以后，采用拉丁文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为汉字信息化、汉语国际化、推广普通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这些层面讲，周有光是受之无愧的“汉语拼音之父”。
20世纪40年代，周有光在美国工作时通过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何廉牵线，和爱因斯坦有过交往。
由于两人领域不同，因此仅仅聊些生活琐事。
印象中的爱因斯坦非常友好，穿衣不讲究，也没有名人架子。
由于无法进行专业对话，所以他对于爱因斯坦的记忆、印象并不深刻，而爱因斯坦“人的差异在业余”之名言，周有光一直记在心里。
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并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
通过业余学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周有光对于教育问题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他常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
在谈话集“教育要给孩子留有空间”一文中，他回忆了早年接受学校教育的往事。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大一时，学校图书馆的报刊非常多，其中一名老师对周有光说，读报是有方法的，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书。
后来，周有光按照老师讲的方法看报，思考问题的习惯逐渐养成。
这种主动思考的阅读法，对他后来的影响极为深远。
一般来讲，人老了，思想难免守旧，对新鲜事物或多或少存在抵触情绪。
尤其是近年出现的“网言网语”，社会上存在各种不同看法，周有光并没有排斥网络语言，而是秉持开放的态度。
他认为，网络语言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妨碍人们规规矩矩地写文章。
“至于这些网络语言好不好……我认为没必要发愁。
因为一个东西创造出来，会玩的人自然会创造好玩的方法。
我认为一个凭空创造的事情开头都是不成熟的，假如长期不成熟，必然会被淘汰；假如是好的，将来会被大家接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