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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的政治思想【摘要】：明朝神宗万历年间，有一批学者在无锡东门外的东林书院讲学，并逐渐形成一个反贵族大地主的团体，他们被政敌称为东林党。
其中，顾宪成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
东林党人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党人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议论官吏，有着积极的政治主张。
【关键词】：东林党人；东林党建立；政治思想；开放言路；惠商恤民，反对矿、税之弊。
东林党建立1368年，朱元璋创立了明朝。
明朝前叶，国力强盛，政治稳定。
但明中叶以后，政治日益败坏，封建压榨变本加厉，人民不断起而反抗，明神宗时期尤甚。
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苛征暴敛日益繁重，在这种形势之下，一些政治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之事被神宗削去官籍，于是回到家乡，决定从事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与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
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
东林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了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
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成为一个政治派别。
但是，他们的主张却遭到宦官及其附依势力的强烈反对，两者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及激烈的党争局面。
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开放言路在《万历疏钞》中，顾宪成、吴亮主张“开言路”，这里所指的言路一开始是指言官的言论之意。
言官，在明代是指给事中以及御史。
在唐宋，给事中属于门下省，明代废除了门下省，作为六部而独立。
因而其权限变得非常大。
东林党（明朝末年官僚政治集团）带你了解东林党5879播放01:02东林党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
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
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
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
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
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中文名东林党外文名Donglin Party党派朋党主要成员李三才、左光斗、邹元标、赵南星主要标志东林书院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政治表现地主富商代言人，漠视农民权益主要事件争国本对立党派浙党、楚党、齐党、秦党、阉党产生时间明代晚期领袖顾宪成思想特点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更多历史背景东林旧迹明朝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败坏，封建压榨导致人民不断起而反抗。
面对政治经济困难，1573年（神宗万历元年），首辅张居正开始进行改革，在澄清吏治、改进税制、增辟财源、兴修水利和整顿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辅是首席内阁大学士，相当于过去的宰相。
明神宗十岁即位，由张居正辅政；他年长以后，对于张居正专断朝政和限制他追求声色奢侈，感到不堪忍受。
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后，明神宗亲政，张居正的许多新政很快被废除了。
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衰败，财政拮据，而苛征暴敛益形繁重，人民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
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洲人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以至成为对明朝的威胁。
[1]面临这种国事日非的形势，一些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
东林党的性质是什么大清怎么收拾东林党最近不少的这个人也都在说这个东林党的事情，很多人也都说了，这个东林党其实对明朝的灭亡是有起到推动作用的，也是罪人一枚了，那么很多人要问了，这个东林党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利益组织，还有到了清朝上位后东林党又是怎么被...最近不少的这个人也都在说这个东林党的事情，很多人也都说了，这个东林党其实对明朝的灭亡是有起到推动作用的，也是罪人一枚了，那么很多人要问了，这个东林党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利益组织，还有到了清朝上位后东林党又是怎么被大清收拾的呢？这些个问题也都还是值得去讨论的，对于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下面我们一起来简单的学习分析看看。
先来简单的说说东林党的性质，其实东林党的性质就是一个地区抱团的文官组织，东林党当时就是以江南地区士大夫也就是文官为核心抱团的一个集团了，这种集团一开始抱在一起是有远大的抱负和目标的，他们天天讲课宣传自己的目标和理想，那就是为了大明朝的发展要改革，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最后大家也知道了，都是空谈，纸上谈兵，反而还引起了更加严重的内斗党争，说好的改革什么的没做，天天就想着搞掉对方，所以明朝内部更加的混乱。
所以大家说这个东林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集团，完全就是一个纸上谈兵，误国误民的士大夫腐朽集团了。
很多人还非常的好奇这个东林党这么可恶，那么清政府上位后，是怎么收拾东林党的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直接把东林党这类人排除在朝廷之外，当时明朝灭亡后，东林党也是奄奄一息，最后清军击败农民起义后，颁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那就是但凡要去清朝做官的人，特别是高级官员，那一定是要八旗身份的，所以以前靠这个科举出生的明朝高级官员想进入到清朝不可能了，东林党这类人也自然而然的被排除在门外了。
而且清朝有自己独立的文官集团，不管是东林党还是前朝的其他文官，机会都带用的。
所以清朝是怎么收拾东林党的，也非常简单，就是让这一群祸害，远离这个官场。
浅谈影响明末东林党形成的因素摘要：晚明的东林党人在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之中十分有特色的。
东林党人形成于万历年间，一开始只是以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为领袖的江南学者、官员组成的学术团体，后迅速扩大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东林党之所以产生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是江南地区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结果以及十五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社会危机所导致的阶级矛盾所导致的结果。
此外明中后期基督教的传入，明朝晚年王学末流的发展也确是促使东林党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东林党产生的导火线则是关于“争国本”和“矿税使”的争论。
关键词：东林党；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矛盾；王学末流；基督教；争国本；矿税使晚明的东林党人在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之中十分有特色的。
东林党人形成于万历年间，一开始只是以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为领袖的江南学者、官员组成的学术团体，后迅速扩大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在学术方面，他们尊孔子，代表了儒家文化的正宗。
东林党人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士大夫群体，他们抱定的人生理想既循道，又尊王，发展到后来东林党人又参与了党争，这也成为名灭亡的一重要原因。
在政治上他们是以清官和忠臣的正面形象而出现的。
晚明的舞台上东林党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东林党人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以此讽议朝政，针砭时弊，参与国事，一方面企求重建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企图对社会做某些改造。
”①当前学术界主要是从东林党人的构成，学术渊源及东林党政等方面去研究东林党人，本文主要着眼于东林党这一极具特色的派别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形成的。
这其中包含着许多历史的必然，十五十六世纪正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王权进一步发展，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封建制度解题的征兆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成产关系已经在这些地区的生产部门中萌芽。
除了物质的和历史的客观条件，同时还包含着一些看似细小的却又关乎重大的因素。
一东林党开始产生是以今江苏省无锡县为中心的太湖北岸地区。
自李唐来经济中心就不断南移，江南适宜的气候以及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当地的粮食产量不断增加。
晚明东林党研究综述：1991—2004东林党既是一起历史事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虽然发生在晚明时期，但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
许多年来，学界一直把它视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备加关注，有关撰述也络绎不绝。
对于1949年10月至1990年12月间的主要成果，笔者撰有《建国以来明末东林党研究述评》一文已予介绍。
该文署名“黄兆”，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1期上。
本文的时限，上承前文，始自1991年1月，止于2004年6月。
取材的范围，仍以所见之大陆出版物为限。
笔者依能力之所及，共收集到此期内相继面世的涉及本课题的学术著作25种，散见于论文集和各类刊物的文章93篇。
现分专题对这些著作和文章中有争议者与有发明者作一概述，以期有助于展示近十余年来本课题研究的风貌。
一、东林党正名东林党正名讨论的是东林党这个称谓的本身。
它与本文的几个专题：东林党议、东林书院、东林学派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故另辟一节，置于文首。
“党”字在《周礼》、《尚书》、《论语》、《左传》等先秦典籍中已见之。
许慎《说文解字》训为：“不鲜也”。
段玉裁注：“《释名》曰：五百家为党，党长也，一聚所尊长也。
此谓党同尚”。
党的本义为周代一种地方基层组织。
后引申为“族党”、“党类”、“党附”等。
“朋党”一义是由“党附”衍生而成的。
在后来的使用中，此义渐居主项。
所谓“朋党”，与“政党”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政党”必须具备政纲章程、组织机构等一整套严密的构成要件，它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而“朋党”只是因亲谊、地缘关系或共同的利益、政见等结成的政治派别和集团。
东汉的“党锢之禁”、中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元祐党人”，均属此类。
最先将“东林”与“党”联系起来的是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御史徐兆魁参劾顾宪成的疏文。
天启五年十二月，魏忠贤矫旨颁示天下的《东林党人榜》给“东林党”这种提法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在清代所修的《明史》中直接称用“东林党”一名，则使这个出自一方当事人的罗织的名目变成了世之“公论”，270年来相沿成习。
第1篇一、引言东林党，一个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派别，其兴衰历程在我国古代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东林党人以其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为民请命的精神，在我国古代政治史上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篇章。
然而，东林党最终走向衰败，其原因复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从法律角度，探讨东林党兴衰的历程及其背后的原因。
二、东林党的兴起1. 背景明朝中期，政治腐败、官僚作风败坏、民生凋敝等问题日益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东林党应运而生。
东林党成立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其创始人是顾宪成。
顾宪成在南京讲学，以“东林书院”为阵地，广招门生，形成了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政治势力。
2. 法律主张东林党主张恢复“三公九卿”制度，实行“以德治国”，反对宦官专权，主张“法治”。
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古代的“法治”传统，才能解决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
三、东林党的沉浮1. 兴盛时期东林党在明朝中后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他们积极参政议政，推动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如推行“一条鞭法”、实行“一条鞭银”制度等。
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使东林党声名鹊起。
2. 衰败原因（1）内部矛盾：东林党内部存在派系斗争，导致党派力量分散，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
（2）外部压力：东林党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
（3）政治斗争：东林党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愈发激烈，宦官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东林党进行打压。
（4）法律制度缺陷：明朝法律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无法有效保障东林党的合法权益。
3. 衰败过程（1）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去世，东林党内部矛盾加剧。
（2）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东林党受到严重打压，许多党人被贬谪或杀害。
（3）崇祯年间，东林党虽然一度东山再起，但已无法挽救明朝的灭亡。
四、东林党兴衰的启示1.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东林党兴衰历程充分说明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政治派别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往往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晚明东林党研究综述：1991—2004东林党既是一起历史事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虽然发生在晚明时期，但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
许多年来，学界一直把它视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备加关注，有关撰述也络绎不绝。
对于1949年10月至1990年12月间的主要成果，笔者撰有《建国以来明末东林党研究述评》一文已予介绍。
该文署名“黄兆”，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1期上。
本文的时限，上承前文，始自1991年1月，止于2004年6月。
取材的范围，仍以所见之大陆出版物为限。
笔者依能力之所及，共收集到此期内相继面世的涉及本课题的学术著作25种，散见于论文集和各类刊物的文章93篇。
现分专题对这些著作和文章中有争议者与有发明者作一概述，以期有助于展示近十余年来本课题研究的风貌。
一、东林党正名东林党正名讨论的是东林党这个称谓的本身。
它与本文的几个专题：东林党议、东林书院、东林学派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故另辟一节，置于文首。
“党”字在《周礼》、《尚书》、《论语》、《左传》等先秦典籍中已见之。
许慎《说文解字》训为：“不鲜也”。
段玉裁注：“《释名》曰：五百家为党，党长也，一聚所尊长也。
此谓党同尚”。
党的本义为周代一种地方基层组织。
后引申为“族党”、“党类”、“党附”等。
“朋党”一义是由“党附”衍生而成的。
在后来的使用中，此义渐居主项。
所谓“朋党”，与“政党”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政党”必须具备政纲章程、组织机构等一整套严密的构成要件，它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而“朋党”只是因亲谊、地缘关系或共同的利益、政见等结成的政治派别和集团。
东汉的“党锢之禁”、中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元祐党人”，均属此类。
最先将“东林”与“党”联系起来的是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御史徐兆魁参劾顾宪成的疏文。
天启五年十二月，魏忠贤矫旨颁示天下的《东林党人榜》给“东林党”这种提法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在清代所修的《明史》中直接称用“东林党”一名，则使这个出自一方当事人的罗织的名目变成了世之“公论”，270年来相沿成习。
但是，这一称谓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应该说，多数论者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陈宝良《论晚明士大夫》（《齐鲁学刊》1991年第2期）说：“‘东林党'其实不是一个党派，但将它归结为一个士大夫群体则是恰如其分的。
”美国牟复礼等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2月版第575—578页）一书说：“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
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于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
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任何知名人物仅仅由于他们政治上的同感及他的社会联系，就能取得成员资格”。
“东林党人保持一种组织相对松散的文职官僚等级制度的倾向。
”张安奇《晚明激烈“党争”中的“东林党”》（《好学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5月版第545页）说：“本来，在封建社会时，所谓的‘党'，就并非是近代和现代意义的党。
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松散地聚集在一起，所谓的同气相求而已。
……其立场观点和态度的不同乃至品行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东林党就是这种“派别”。
蓝东兴《明中后期朋党特点及形成原因》（《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说：“‘东林党'这一概念不甚明确，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东林党严格说来不能称为党，……似乎只有带着明显地域特征或者具有鲜明政治主张的派别才称得上党。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明中后期政界这种现象正是当时朋党的一个新特点，即结构松散，成分不一，凝聚力小，成败快速。
”顾蓉、葛金芳《雾横帷墙：古代宦官群体的文化考察》（陕西人民教育1992年1月版第158页）说：“所谓‘东林党'原是明末宦官集团强加在反对宦官干政，希望澄清吏治的一批官僚、士人头上的一项罪名。
这些官僚、士人虽有浓厚的宗派习气，却既无组织，又无纲领，严格说来，最多只是官僚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松散联盟而已。
”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2003年12月版第797页）说：“晚明的党争，实际是不同的政治派别或政治利益集团之争，其‘党'只是派别或集团的称谓，并非后世意义上的‘政党'。
这些所谓的党，无论是东林党、浙党、阉党等，都不具有组织意义。
”吴伟逸《东林党争与晚明清流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说：“‘东林党'确是反对派从‘君子不党'的角度攻击东林人士给加上的名号。
而另一个事实是，东林党确为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政治主张的政治团体”，“是清流士大夫，为救世而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
”以上引文虽然竭力回避“党”字，而使用了诸如“群体”、“派系”、“宗派”、“帮伙”、“派别”、“联盟”、“集团”、“团体”之类的词语，但在此处它们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认为东林党是一个朋党，而不是政党，唯一的争议点仅在于它是“结构松散”、“无组织意义”的朋党，还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朋党。
不过，确也有人认为东林党不是朋党而是“政党”。
李书增、岑青、孙玉杰、任金鉴《中国明代哲学》（河南人民2002年1月版第1304—1305页）写道：东林学派中“大多数人在政治斗争中相互支持，学术上相互切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反对权奸、实现符合理想道德规范的政治局面为共同目标，以讲学清议为斗争手段，以书院为组织形式这样一个政治学术团体。
这种团体，可以说已经具备了近代政党的雏形”。
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人民文学2002年10月版第284页）也写道：“东林讲学，以明道自任，士人闻风响应，……似乎与结党无关，但东林的存在不止于讲学，还表现出积极干预政治的姿态，顾宪成等……在政坛上和衷共济，尽管不以结党自居，可是在激烈的政治纷争中，其一系列活动远超出书院讲学的范围，构成一个实体的政党。
”他在该书（第288页）的另一处又说：“朋党是攻击东林的口实，为避免与朋党不光彩的一面相联系，一些明末清初的士子讳称东林党一词，可是数十年政治斗争中，东林士子同气相求的政治活动决定了其政党实体的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李圣华所述，其“政党”一词的真实涵义依然应该是“朋党”。
与上述两种观点相反，既不承认东林党是政党，也不承认东林党是朋党者当属樊树志。
他在2001年连发两文：《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社科版第1期）和《东林书院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直接切入这个困扰着史学界的难题。
因为复旦大学2003年10月版的他的专著《晚明史》中《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一章正是由这两文组合成的，所以就以该章为例。
他在该章中写道：“晚明史上的所谓党，无一例外多是朋党的党，而非政党的党。
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派系（或称派阀），因而所谓党争，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它与民间人士无关。
东林书院的创办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虽然以前曾是官僚，但早已被革职下野，此时在书院中以讲学为己任，朝廷中的党争与他们有何干系？东林书院何党之有？”接着，他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证。
首先，东林书院创建的目的是“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讲学场所”，“东林书院名闻大江南北的讲会，并不是为了议论政治，而是议论儒学。
”其次，万历朝的几次京察、楚宗案、妖书案、会推阅臣等都是“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与僻处东南一隅的小小东林书院有何干系？”况且，“沈一贯是沈一贯，浙人是浙人，不必牵扯在一起”。
既然“浙党”并不存在，那么，所谓“‘东林党'与‘浙党'对立云云，实在是臆测多于事实的”，“围绕沈一贯的所谓‘东林党与浙党'的纠纷，带有多大的虚拟性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顾宪成“为李三才辩护”，“让反对派抓住了东林书院‘遥执朝政'的把柄”，“一些别有用心者把李三才与顾宪成联系起来并诬称为‘东林党'”。
这就是“东林书院被诬为‘党'的由来。
”最后，“王绍徽在《东林点将录》中把李三才、叶向高列为‘东林党'的一、二号人物，”但李三才“自己始终不以东林人士自居”，“叶向高被列为‘东林党'的魁首，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极为牵强附会”。
“这份名单是魏忠贤及其亲信为了打击异己势力而炮制的一个口实”，其用意是“把原本子虚乌有的‘东林党'视作一个组织实体”，“一个不剩地予以清除”。
由此，他总结说：“毫无疑问，所谓‘东林党'的党也是朋党的‘党'（Factions），而不是政党的‘党'(Parties)”,“东林其实并无所谓‘党'，‘党'是它的政敌强加的”，“或许可以说，没有东林书院就没有东林党”。
研读该章全文，不难发现，作者是以东林书院为基准来辩称东林非党的。
作者这种对东林党和东林书院（实际上是指参与东林书院讲学的人或称东林学派）这两个概念的判定，可以表述为一种“是此而非彼”式的单向排斥的逻辑关系。
有些论者对此并不认同。
王赓唐、张震《东林党与东林学派》（《无锡文博》1994年第4期）认为两者是一种重合关系。
他们说：“东林党和东林学派是一体的。
没有东林党也就没有东林学派，如果要加以区分的话，那么东林党是在庙堂，在民间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暗主、权臣、阉寺进行斗争。
东林学派则是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性命之学范围之内寻找理论依据。
”牛建强《明后期政界之纷争——兼论东林学派政争之非直接介入》（《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认为两者是一种并列关系。
他说：“东林党非是以东林学派人物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而是一个涵盖极为广泛的政治概念。
……东林学派人物在学派未形成之先实直接参与了政争，而此时既未有东林学派这一学术团体，也未有‘东林党'这一概念称谓。
及至这一名目出现，直接参与政争者又非东林学派人士矣；此时东林学派人士的政争参与只是采取舆论影响的间接形式。
”《剑桥中国明代史》（第640—641页）认为两者是一种交叉关系。
它说：“这个‘运动'实际上包括两个相互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
第一个组织由不满现实的学者和退职的官吏组成，他们聚集在无锡附近的东林书院，从事讲学和哲学讨论，致力于促进整个中国社会在道德上的复兴。
……第二个组织更具有政治性，以卷入朝中持续的党派论争的人为代表，他们企图恢复政府人员的正直。
这些人确跟东林书院有联系，但跟书院的许多成员不同，他们都是政治上的积极行动者。
不论他们在具体问题上有可能有多么大的分歧，他们在目标和理想上有足够的一致使他们的敌人把他们列为一‘党'。
”认为两者是一种包容关系者则更多。
日本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华书局1997年10月版第343—344页）认为：“称东林派为东林党似乎更正确一些，……聚集在东林书院的人是否都是特定的东林党人呢？事实上，参与书院讲会的人还不是东林党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