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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年来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评近六年来，近代慈善史研究发展趋势良好：慈善组织研究进一步深入；慈善人物、思想的研究更加细化，慈善法制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区域慈善史研究的成果更加丰富；义赈研究持续深入，灾荒与救济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然而，内容上的同质化、话语建构比较单一、区域研究不平衡、研究方法比较简单陈旧、研究思路和框架重复等问题依然存在。
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整理史料、夯实研究基础，创新研究理论、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密切关注研究热点。
标签：近六年来；近代中国；慈善救济事业；研究述评慈善事业关系国计民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有关我国慈善事业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著述，近代中国慈善史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长足进步。
曾桂林的《近20年来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曾就2008年以前的中国近代慈善研究进行了一定的归纳和梳理，近六年来学界对于此一领域的考察与探索又有了新的进展。
本文将2008年以后有关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的新动态和新内容进行了广泛搜集和全面整理，并加以分类论析，以助推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社会组织的慈善事业研究进一步深化拓展1.慈善组织总体研究方面研究专门的慈善团体和非慈善组织等社会组织的慈善救济活动有助于从主脉上把握近代慈善救济方式的主要特点和走向。
从总体上探讨慈善组织的成果主要有：杨正军对近30年来有关中国善会善堂研究的梳理①，蔡勤禹、姜远凯对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的考察②，周秋光、王猛对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在维持社会秩序、激发民族精神、推进社会近代化方面所起作用的评述等③。
2012年在济南召开的“近代民间组织与社会救济”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集中讨论了民间组织在近代慈善活动中的功能、作用及参与状况等方面的问题，并引发了更多学者对这一研究的持续关注和参与。
总体上说，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2.红十字会与红卍会研究方面近六年来，在红十字会、红卍会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慈善组织研究方面均有不少新成果问世。
民国时期的扶贫救灾与慈善事业民国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农村贫困严重，救灾与扶贫工作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同时，慈善事业也逐渐发展壮大。
在这个时期，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参与到扶贫救灾和慈善事业中，为当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贡献。
一、扶贫救灾工作1.农村扶贫农村的贫困状况是当时扶贫工作的主要方向之一。
为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例如推行「农村改良运动」，鼓励农民使用现代种植技术和设施来改善农业生产；提供低利贷款，鼓励发展农村手工业等。
同时，还设立了许多扶贫机构和基金会，例如「中国农民救济会」、「中国养猪业扶助会」、「边区移民社会救济会」等，来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
2.城市扶贫城市扶贫也是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当时城市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城市贫民生活困难，许多机构和个人开始积极开展城市扶贫工作。
例如，「民生会」在上海设立了一个拿济研究所，帮助失业者找工作，解决生计问题；「民生公所」则为富裕人家与贫民之间搭建了一条灵活的救济渠道，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提供食物、药品、住宿等基本的生活保障。
3.救灾工作灾害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
民国时期也曾多次遭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例如大旱、大水、地震等。
在这些困难时刻，许多基金会、志愿者和机构都积极开展灾害救援工作，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例如，「清救会」在1925年汕头台风中积极开展救援工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共帮助3000来自灾区的人们，提供了衣物、食物、医疗等方面的救援帮助。
二、慈善事业在民国时期，慈善事业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
慈善行为不仅满足了社会对弱势群众的基本需求，还帮助了慈善机构和志愿者的成长和发展。
以下是几个代表性的慈善事业案例。
1.华山医院华山医院创建于1921年，是民国时期上海开展慈善事业中的一个代表标志。
创立的初衷是帮助无家可归的妇女和儿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山医院作为上海唯一一家大型公立医院，成为了爱心人士和志愿者投身慈善行业的首选之地，为广大人民提供了专业的医学服务。
民国时期中国扶轮社发展初探扶轮社是一个面向工商业和专门职业精英人士的国际性联谊团体，在民国时期，它以“社会服务”为宗旨，凭借制度化的社交方式吸引着以中美人士为主的名流俊彦，为中外工商业精英们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在民间外交方面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扶轮社积极支助社会慈善和体育事业，对当地社会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扶轮社(Rotary Club)是由工商业界和专门职业界领袖人士组成的国际性联谊组织，鼓励社员问的职业交流与信息共享，首倡在社会活动中实践“服务精神”，积极支助慈善事业，因而享有国际盛誉。
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扶轮社遍布世界各地，与国际狮子会、同济会和国际青商会并称为“国际四大社团”。
民国时期，我国先后有30多个城市和地区组建过扶轮分社，云集了当时众多政界名流和工商精英，广泛地参与地方公益活动，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网络，颇具美名。
抗日战争之后，受局势影响，扶轮社在华的势力不断萎缩。
新中国成立后，扶轮社逐渐退出中国大陆，而主要集中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建立分社，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常有当地议员定期赴扶轮社发表演讲，争取社员们的支持。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来大陆投资，20世纪90年代，上海、北京先后又成立了扶轮社。
然而，这一闻名于世的百年社团，在近代中国的来龙去脉、发展状况、社会关系，却隐现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至今学界尚无人梳理这段历史。
本文欲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国各地扶轮社的发展历程作初步探讨，以期明晰扶轮社的性质及其发展境遇，填补学界空白，也为深入理解民国时期工商业和专门职业人士的社会生活提供一个断面。
一、国际扶轮社与中国扶轮运动之发轫美国律师保罗·哈里斯(Paul P.Harris)于1905年创立了一个俱乐部，以定期举行聚会联络感情为建社初衷，取社员“轮流”(Rotary)主办聚会之意而定名为“扶轮社”(Rotary Club)。
发起人以“精英社团”的旨趣，将社员的征集对象锁定在工商业界和专门职业界的领袖人物之中，并实行“职业代表制”的征募方法，明确限定社员的职业类属，进一步抬高准入门栏，目的在于把扶轮社构建成为一个互换信息、获取资讯、交流合作的平台，以方便有着共同利益的社会精英们分享信息与资源，拓展社会资本。
信任危机与信息公开：论1933年上海各界清查救国捐款及慈善团体的应对王林摘要：九·一八事变后，为救济东北难民和支援东北义勇军，上海各界成立了诸多慈善团体，通过募集款物救济难民、援助义勇军。
1933年7月，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相继来到上海，并公布收到的捐款数额，而这些数额与当时传说的募捐总数“二三千万元”差距极大，由此引发了一场清查救国捐款的风波。
面对信任危机，上海各慈善团体一面发表启事或通电，阐明真相，澄清流言；一面公布账目，出具会计师审查证明书。
最后，由慈善团体与会计师合作，通过公开捐款信息，化解了这次风波，其应对信任危机的举措对今天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1933年；上海；清查救国捐款；慈善团体；信息公开作者简介：王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K263；K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22）01-0155-13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
为救济东北难民和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上海各界成立了诸多慈善团体，①通过募集款物实施救助。
1933年7月，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相继来到上海，并公布收到的捐款数额，而这些数额与当时传说的募捐总数差距极大，由此引发了一场清查救国捐款的风波。
本文拟对这次清查风波的缘起及慈善团体的应对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灾害信息传递与灾害治理研究”（21BZS015）。
①本文所论述的团体均为救济难民或援助东北义勇军而临时成立的募捐团体，虽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其募捐和征信方式与慈善团体完全一样，故可视为临时性慈善团体。
155进行论述，以期为今天慈善组织应对信任危机提供历史的借鉴。
①一、清查案的缘起1933年7月初，原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苏炳文、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等抗日英雄相继来到上海，受到上海各界的热烈欢迎。
7月12日，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总工会、市民联合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等二百余团体举行欢迎抗日英雄大会，各界代表暨市民三千余人参加。
民国时的慈善事业：溥仪被感动捐出3000大洋如今“慈善〞成了热词，有人却因“慈善〞而苦恼。
其实，老北京就曾是慈善之都，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个“孝惠学社〞，坐落在府右街的“壮学庐〞，里面有十几位全国知名的慈善家；如今人们似乎只记得朱庆澜或章元善，而饶凤璜、娄裕熊、钱澄、周仁寿等人，都成了无人翻开的历史，还有唐宗郭……溥仪“救〞下1000人老北京公私都有慈善组织，其中北平私立“孝惠学社〞，大约成立在1928年，设立在府右街的“壮学庐〞。
其全名是“孝惠学社义赈委员会〞，委员长是著名慈善家朱庆澜。
2006年5月，扶风县法门寺博物馆举行了朱庆澜将军铜像揭幕和纪念馆的开馆典礼，隆重纪念朱先生保护法门寺的无量功德，传开了朱庆澜的生平传奇。
朱先生生于1874年，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副都督，后任黑龙江督军兼巡按使，率军收回沙俄占领的黑龙江航权。
1917年任广东省省长，1923年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
1925年后他放弃高官、脱离了军政、专心于慈善救灾，出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1929年曾提出“三元钱救一命〞口号，感动得末代皇帝溥仪也捐出了3000元大洋，按这算法，溥仪能救下1000人了。
此外，他还担任过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救灾抗日积劳成疾，1941年卒于西安灾童教养院，被誉为中国近代赈灾慈善的一座丰碑。
朱庆澜赈灾时，眼见各地名胜古迹破败，心急如焚，于是一起赈救古迹。
1930年到扶风县，看到法门寺破败不堪，带头起草了《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一文，使法门寺330年后得到首次大规模整修。
当清理出许多宝物时，他提出“原塔封存〞，使唐代地宫得以秘密保存。
关帝庙里宣誓赈灾辛亥革命那年，享有“晚清民间赈灾第一人〞之誉的大慈善家唐锡晋去世，但他的慈悲大义却传承了下来。
朱庆澜及其“孝惠学社〞，以唐大善人命名，尊唐锡晋的“义赈学说〞为宗旨——“孝惠〞即唐孝惠，讳锡晋。
唐孝惠乃是江南贤达，1872年被授安东〔今江苏涟水〕教谕，任过七品官，一生好义谨记家训赈急救灾，因义赈37年达8省51州县而享誉朝野，被众口赞扬为“大善人〞，曾受到清廷和民国政府的隆重褒奖。
民国政府的慈善立法及其历史启示作者：周秋光曾桂林来源：《慈善》2014年第04期一、民国政府的慈善立法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纷起响应，辛亥革命取得胜利。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虽然此后政坛风云变幻，迭经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时期，但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却不曾中断，最终确立了“六法体系”。
随着法律近代化进程的推进、立法水平的提高，民国政府亦着手进行慈善立法，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和解决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各种社会利益关系。
民国政府开展慈善立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然灾害频发，且兵灾连年，天灾人祸交相并至。
据统计，1912—1948年，全国各地发生水灾7408次、旱灾5935次、虫灾1719次、雹灾1032次、疫病767次、风灾646次、还有震灾486次、冷冻灾害491次、其他灾害148次。
也就是说，民国38年间，全国各地总共有16698县次发生一种或数种灾害，年均451县次，按民国时期县级行政区划的最大数（1947年为2246个）计算，每年约有1/4的国土遭遇各种灾害。
而其极值年份，如1929年竟高达1051县，几占全国县数之半，灾民至少为7000万人。
灾区广，难民多，光靠政府有限的财力进行救济，显然无济于事，只好寄望于社会各界广为劝募、捐赠巨款。
这样，频发的灾荒在客观上为慈善组织提供了一个生存发展空间。
由此，在官方救济之外，民间慈善组织也得以参与其中，积极济贫救难。
民国时期，先后出现了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世界红卍字会等著名的全国性慈善团体，另有数以千计的地方性、区域性慈善公益组织。
而各种慈善救济组织纷涌创设，冒滥募捐与侵吞善款也时有所闻，监管问题显得尤为迫切，这成为民国慈善立法的又一个动因。
缘于此，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慈善法规法令，此类专门性的慈善法律法规约有三十余件，而其他法律中也有若干涉及慈善内容的条款，再加上各省市公布的地方性法规，约计百件，基本形成了一个以单项法律集合为法群形态的慈善法律体系。
124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EASTERN FORUM—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No. 3, 2022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王 林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通过颁布一系列法规，加强了对慈善团体的监督，主要包括注册立案和财产监督。
上海是当时慈善团体最多的城市，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也最完善，主要体现在财产变更之核定、财产整理、制定会计规程、财产审查及公开等几个方面。
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既是国家权力向慈善领域的扩张，也是国家履行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慈善团体对此有抵制亦有合作。
政府的外部监督，与慈善团体的内部监督相结合，共同构成慈善团体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对慈善团体获得社会信任，提高公信力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市政府；慈善团体；财产监督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2）03-0124-13也颁布了慈善团体注册或监督的法规。
在上述法规中，政府对慈善团体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册立案，二是财产监督。
上海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的监督也最为完善。
本文拟以上海市为例，考察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监督的法规及其实施情况，并借此探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a一、对慈善团体财产变更之核定1927年上海市政府建立后，先是设立公益局，后改为社会局，来管理慈善团体。
先后颁布了《监督慈善机关暂行条例》（1927年10月14日）、《公益慈善团体注册暂行规则》（1928年11月30日）、《监督公益慈善团体暂行规则》（1928年11月30日）、《上海市慈善团体登记规则》（1930年5月14日）、《上海市监督社会团体规则》（1929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1930年5月14日修正公布）等法规。
中国慈善组织发展脉络初探摘要：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慈善”成为热议的话题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倡慈善的国家，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变迁与沉淀。
从古代慈悲精神和施善行为、近代慈善组织萌芽和兴起到现当代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历程中，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呈现出发展潜力大、法律保障不健全、依赖性强、领域多元化、新兴模式正在形成等特点，整体脉络在发展中逐渐清晰。
关键词：慈善组织；慈善思想；发展模式随着“慈善”成为关注的热点，名人慈善、企业家慈善与大众慈善成为慈善机制运作的主要方式。
中国慈善事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先秦时期。
古人在“慈”——慈悲之心的驱使下与“善”——善行义举相结合，进行了大量的慈善活动。
慈善组织的出现，一方面使慈善事业的开展走入专业化和组织化的方向，另一方面，慈善事业的领域也随着慈善组织的产生而不断拓宽，从单一的扶贫救弱向多元化的体恤关怀发展。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慈善组织出现较晚，发展也较为缓慢。
但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慈善思想和施善行为，从古代便已出现了。
一、古代慈善精神和施善行为1.古代的慈善思想慈善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见雏形，诸子百家中儒家从“仁爱”出发，构建“大同”、“民本”的慈善观，奠定了思想基础；佛家讲“慈悲为怀”，提倡“修善方能功德圆满”；道教讲“积德”、墨家提倡“兼爱”。
各流派思想中包含的救世扶贫、惠国惠民的思想形成古代中国人普遍的慈善理念和道德标准。
2.古代施善行为从先秦时期开始，施善行为已出现并被歌颂。
春秋时，善人在道上设食救养饥民，“立鄙食以守路”，成为政府救助的有效补充。
战国时，心慈性善的殷实之家效仿此善举在城郊路上设粥食以恤养灾民。
西汉后期，伴随佛寺的兴盛及寺院经济的发展，早期的民间慈善事业逐步开展。
据史料所载，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寺院的慈善活动范围广泛，涉及济贫赈灾、施医给药、规诫残杀、劝善修行等多个方面。
隋唐宋金元时期，传统的慈善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