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电影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摘要：西方电影从很早开始就在不断的探索东方文化，以自己的角度去研究东方看待东方，到逐渐的研究东方，从符号式的简单堆砌，将他们眼中的“东方”经过加工处理，搬上荧屏，企图利用这些元素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趣，并且能对自己开发东方市场带来有利条件。
但是，电影终究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失去了对文化纯粹的理解和感悟，表现出来的东西就不是纯正而成功的作品。
由此，西方电影界对于东方世界开始了由感兴趣到开始理解的学习过程，同样利用东方的元素去塑造形象，不同的却是真正的将东方的文化融入了电影，也许还并不成熟，但是却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西方世界一直对遥远的东方国度的美丽和文化的神秘向往不已，神秘的东方文化成为了西方世界好奇的对象，一直以来，西方的学者和艺术家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对于东方的理解，尤其是在电影这种艺术样式出现以后，西方的导演们就在不断的将东方的文化元素通过不同的形式搬上荧屏，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从最初的无意识的掺杂到有意识的模仿再到真正的理解以及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并现，体现了西方对于东方以及整个世界走向多元化文化并存发展道路的今天，以至未来，西方电影将会出现更好的更深的东方思想内涵。
最明显的，在西方好莱坞电影历史上，利用外国演员、外国导演和外国题材、外国人物来征服外国观众，也一直卓有成效。
1 符号特点西方电影从在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底韵发展表现的同时，也对外族文化的表现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由于世界日益的进步，文化的交流频繁多样化，西方电影中出现了大量的东方题材作品。
但由于对于东方的不了解和西方对于本族的排外及其对自身的价值观的强烈认同，因此即使影片中出现了东方的元素，也是一种符号式的元素，是“他者”。
为了引起东方观众的亲同感和外国观众的新鲜感，西方电影主要采用了一些他们认为的最具有代表“东方”气韵的元素，如日本武士，以及中国的凤眼美人，清新空濛的山川河流，烟雾缭绕的熏香，古老哀婉的民乐，最具代表特色的中国功夫等等，而这些就构成了表现东方的符号式元素。
如《功夫熊猫》中最具代表的特色是编剧以及导演对中国功夫的热爱可见一斑。
影片虽然很无厘头的将熊猫的父亲定位于一只鸭子极具童趣，除此之外将中国风运用到了每一个地方：超级主角熊猫阿波原型就是中国的国宝，而功夫大师手下的五大高手，包括叛离师门的雪豹，也大多来自于中国的珍稀动物品种，如华南虎、金丝猴、丹顶鹤、云豹等。
“中国特产”济济一堂，就连片头部分，梦工厂那熟悉的钓鱼小人居然也变成了穿唐装的猴子！这些简直成了中国的珍稀动物大集合。
“功夫”一直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和痴迷之一。
而《功夫熊猫》主题就是——功夫+熊猫的元素构成。
编剧根据武侠招式的象形法结合中国珍稀动物品种，创造出悍娇虎、猴王、灵鹤、俏小龙、快螳螂等武功高手，根据象形拳的“仿形为技，借形显艺，神形兼具”，他们就分别使虎拳、猴拳、鹤拳、蛇形刁手、螳螂拳，美国人还掌握了这些动物的武功精髓，要求虎拳有力度、猴拳注意速度、仙鹤出招似蜻蜓点水，俏小龙出手须神不知鬼不觉，快螳螂讲究四两拨千斤。
片中，阿波皮粗肉厚，多次使用反弹“神功”收拾雪豹，酷似武当派借力打力的太极拳。
阿宝和师傅施展筷子功抢包子，这可是当年袁小田调教成龙的翻版。
其中最最高深且一招制敌的武功居然是点穴，阿波跟着师傅练习的二指禅和轻功，“抢包子”大法练成后，他和师傅相互作揖之态在中国武侠片里是处处可见的。
在动画设计方面，《功夫熊猫》也侧重突出中国古典水墨画的意境，壮观的风景类似国画中留白的视觉风格，像如来客栈式的面馆、小桥流水人家，一幕浣熊师傅独自站在桃花树下，气势磅礴的崇山峻岭旁漫天花瓣飞舞，这绝对是中国式的诗意！至于举办“武林大会”的王宫建筑、龙斗士堂中雕龙的柱子、为禁锢雪豹而压上的八卦石，无不体现着中国元素。
这些元素让人一看就想起中国，不管他运用的是否正确，是否完整，但确实体现了浓浓的东方味道，让这些打上中国印迹的文化元素成为了中国的符号代表。
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不管是出于艺术或者是商业的目的，对于外国文化元素的运用是一直都很超前的。
而中国的功夫是他们一直所痴迷和尽力去模仿的，其成效如何，通过《功夫熊猫》等一些含有中国元素的影片在海外地区尤其是在中国地区所取得的票房成绩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尽管像《功夫熊猫》这样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大部分的西方影片在提到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都还是潜伏于表面的，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中国，或者说在内在上他们还只是模仿了中国，利用了中国的元素完成自己的设想。
如最近上映的《木乃伊三：龙墓之隐》、《功夫之王》等一系列影片，就是表现了西方自己眼中的中国，而这些都是“他者”的镜像，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感觉上还是一个穿着中国旗袍的外国姑娘。
但是敢于尝试和敢于创作、想象，这一点对于我们中国的电影界来说，有着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勇气和创作方式，而对于如何巧妙而自然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神秘的东方完美呈现在观众的视线中，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2 内涵特点西方影片也不一味的只是再现东方的元素，而是逐渐地深入学习和了解东方文化，深层次的把握东方文化。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中可以体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东方的思想是一种很主观的，没有一种理性的系统的阐述，如东方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人为本的观念，而西方大多数是一种比较理智性的思维方式，注重自由，个体意识，以及义气相重的观念等等。
在这方面西方影片的表现可能有一定的不完善，但是，相比以前的纯符号化的“他者形象”来说，虽然现在的思想可能也有一定的他者包含，但西方对东方的了解也越来深，相比以往的纯符号化的自多想像来说，这样的“他者”已经在走向了认识的过程，加入了思想成份在内的西方电影，显得更加的立体和成熟。
如《阿甘正传》中，阿甘是一个智商只有75，小时候需要用铁架固定身体矫正驼背，从小跟着妈妈相依为命的可怜人。
但是影片却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外表的愚者，内心的智者，甚至是美德的化身。
他——诚实、守信、认真、勇敢而重视感情，对人只懂付出不求回报，也从不介意别人拒绝，他只是豁达、坦荡地面对生活。
他把自己仅有的智慧、信念、勇气集中在一点，他什么都不顾，只知道凭着直觉在路上不停地跑，他跑过了儿时同学的歧视、跑过了大学的足球场、跑过了炮火纷飞的越战泥潭、跑过了乒乓外交的战场、跑遍了全美国，并且最终跑到了他的终点。
大智惹愚、善良感恩的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演绎。
在这点上与东方的思想不谋而合，显示了作为一个弱者，阿甘面对生活中的困厄永不放弃，勇往直前。
这一点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非常崇尚的。
中国汉代的司马迁就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提出了这样的思想观点“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只有经历过了挫折，才能发奋图强，有所作为。
这与西方的“上帝收回你的一样东西，却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许这样的思想内涵，在西方电影来说，只是不经意的运用到了属于东方的文化元素。
但是这样的价值观属性，是众望所归的。
资本主义的残酷和黑暗，生活中的不如意，阿甘都没有放弃，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他没有失意，用的是鼓励自己，跑就可以的决心，坚定，坚强，不懈，努力，乐观，向上，这些因素是所有的人都向往拥有的，不会有人在这样的人面前班门弄斧，表现自己的聪明和优越。
在这样的人面前，所有的人都是肃然起敬的。
阿甘正传虽然是一部典型的美国人的励志大片，旨在鼓励国人，乐观向上的大片，这样的片子却在无意间贴合了东方的价值观，有一定的儒家思想在内，它所表现的仁、义、礼、智、信，还有它所表现的逆水直上的精神，以及重义轻利的思想观是为中国的观众所乐见和认同的。
因此这样的影片在中国的热映，可并不只是取得了票房的好成绩这么简单，它的成功之处还在于，真正让中国人（东方）了解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阿甘所处的年代的大处境）下的人民的生活背景和现状。
并因为同样的价值观认同，引起了人们的感情共鸣。
相对比只有符号化的亲同来说，内心的亲同或者说是思想内涵上的共鸣则更能让人回味无穷，也更具有震撼力。
用西方式的拍摄手法，延用美国励志大片的主题形式，加上古老的东方文化韵味的符号式元素来取得成功的密函。
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论证。
3 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元素东西方的思想不同主要是存在于价值观的不同和人生观的不同中。
西方人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在任何电影中都存在着善恶分明，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一面，大团圆结局。
但却并不妨碍其在电影中表现出与东方文化思想相契合的一面。
如《阿甘正传》中阿甘在其人生经历中所表现出来的仁与义，充分体现出了在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阿甘的感恩之心，心存仁义为他带来成功的同时也让他更多的体谅别人，安慰别人。
而他面对众多的不利因素却依然取得在旁人眼中是不可思议的成功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的永不放弃和自强不息。
美国式的励志故事，换上了中国味十足的外衣，编剧及导演深厚的中国元素演绎让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和融合出了美妙的视觉盛宴。
4 东西融合并存发展电影作为人类主要的艺术传播形式之一，除了在娱乐大众之外，更是让世界人们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的平台。
世界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这种形式更是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导演互相了解不同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的手段之一。
4.1 西方电影中展现的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东方重视整体，而西方重视个体。
按照中西双方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分别概括为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
中国传统伦理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
“利义之辨”是贯穿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基本问题。
主张义利兼顾的墨家由于失去生存的土壤而中道而忘，而主张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义利皆无的道家则把把功绩和名利完全剔除在人格标准之外，这种主张尽管一度与儒家义利观并驾齐驱，但由于不合当时社会需要而不为统治阶级所用。
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提倡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
泛道德主义的中国传统，用道德解释一切，导致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重道德修养，轻外在事功的价值取向。
[3]道德与理性的分离，使中国传统出现反理性的倾向。
这点在中国的电影中有着很强烈的显示。
舍生取义、为国捐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荆珂刺秦》；坚强、执着、重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一个都不能少》等等。
在西方,尽管我们说,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其社会价值观念复杂多样,但是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个人的权益的实现,并且认为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与生既来的,是天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