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心安理得的汉奸,理直气壮的负心汉

胡兰成:心安理得的汉奸,理直气壮的负心汉作者：段战江
来源：《百家讲坛》2010年第24期
胡兰成是个浑蛋。

这一点，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倒是坦白得开，在叽叽歪歪地描述自己和几个女人的故事时，不断说自己“无情”“无赖”“厚脸皮”。

他这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害臊，而且颇是洋洋自得。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人，大概是缘于小学和中学都在绍兴就读，因此身上有着浓浓挥不去的“绍兴师爷”的味道。

不容置疑的是，他很聪明，只可惜因为时局不利和自身不太安分的缘故，不是因学潮被迫退学，就是被学校开除。

因此，他终其一生的学历，也只是一个高中生罢了。

正是早年学业上的受挫，造就了他性格上狂妄、浅薄、圆滑、自欺的一面。

虽然他在后半生，通过艰苦的自学，在学问上取得有了一定的成绩，可读来读去，依然是一种升华版高中生的味道，不深刻，不系统，却自负得紧。

在那个时代大背景下，这个有着浩大野心的高中生，总喜欢以“师爷”的姿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颇有意思的是，在那个乱世中，这个高中生总是臆想自己有张良、刘伯温、牛金星之流的“高级师爷才华”，很痴迷，也很自得于自己发明或发现的“民间起兵的气运”的救世秘密。

说白了，他就是希望民间有一些如刘邦、朱元璋、李自成之流的霸王或闯王（他那个时代，自然指的就是各路的军阀），会发现他这个人才，并最后成就他的功名志业欲望。

这些想法不但幼稚，而且可笑。

可胡兰成却是非常当真的，特喜欢在报纸上写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政论文章，并一有机会就给欣赏他的军阀进献“良策”。

1936年，胡兰成在《柳州日报》等报纸上摇笔鼓舌，向第七军军长廖磊鼓吹两广与中央分裂，随后虽如他所愿，发生了兵变，可遗憾的是，兵变来得快，败得更快。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跑到武汉，怂恿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宣布武汉独立，13天后也迅即失败。

坦率地讲，他这个“造造反，又造不成”的酸秀才，虽然口才了得，文笔也了得，可肚子里的政治谋略也好，军事手段也好，实在是差劲得很。

说白了，他只是一个自不量力的自大狂和糊涂虫而已。

难怪等他穿着“敝旧的士兵服”，灰溜溜逃回上海张爱玲的住处时，张爱玲的姑姑还要冷冷地嘲笑他“像要做皇帝的样子”。

做不了皇帝的胡兰成，一辈子都没放弃他好为“帝王师”的狂妄梦想。

他曾给毛主席写过信，自然是一些大而无当的妄语罢了。

后来在70年代末期，邓小平访日时，已是古稀之年的他，还是“贼心不死”，给邓小平啰啰嗦嗦写了一封近万字的信，畅谈他的“高见”。

那么，他有什么高见呢？说出来真是吓人一跳。

他从老祖宗那里借来一些想法，又从印度甘地处偷来一点灵感，然后提出三大“雷人”建议：一来，成立一个与国务院平行的“知祭院”，祭天祭地祭鬼神；二来，“再建伦常”，要妇女回归家庭；三来，家家“恂有一架手织机”，大力发展手工业。

如此“建国良策”，不知邓公读过会有何感想，反正我是读出了一身冷汗，特别是读到他说期望自己这些“大思想”“从海外风传于大陆祖国，使个人与军队知有可以代替共产主义者”时。

天啊！难道他都这样了，还想着要用思想造反不成？虽说轻狂本是中国文人多多少少都沾有的习性，却不料这胡姓的“大人物”，能自信得这般坦然，狂妄得如此大方。

能讲出这种超级的疯言疯语，莫非胡兰成疯了不成？是的，他疯了。

不过，套用张爱玲在《金锁记》里形容七巧的一句话，那就是胡兰成拥有“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

而且，他心疯人却不疯。

人不疯，是因为他一直很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要出位，要出名。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能做出上述的事情来。

心疯，是因为他的内心异常强大，强大到能把一切东西，都转成自说自话，强大到无论是在政治上当汉奸，还是在感情上当负心汉，都是那样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气壮。

胡兰成政治上弱智，内心里强大的性格特点，还体现在他投靠汪精卫，甘愿做汉奸这件事上。

当初，汪精卫看上他，并不是因为他的政论调调有多“高深”，而是因为这种调调很“迷人”。

众所周知，汉奸最需要的宣传论调，便是能迷惑人。

坦率地讲，胡兰成实在是玩弄文字的高手，譬如他写的政论集标题《战难，和亦不易》，就太有水平了，不但混淆了是非，而且马屁拍得精到又不露痕迹。

于是，胡兰成顺理成章地被聘为汉奸报《中华日报》的主笔，后来又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

但有意思的是，胡兰成政治智商不高，可野心很大，总想标新立异地搞出点“不同政见”来。

换句话说，他倒不是不想当汉奸，而是想当有水平的汉奸。

于是乎，汉奸头子汪精卫渐渐地不高兴起来，觉得没面子，便免了他的职，甚至将他抓进监狱。

最后还是日本人把他救了出来。

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日本人喜欢汉奸们之间狗咬狗似的不合作，这样便于管理嘛。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胡兰成无论是政治智商，还是政治资本，都对汉奸集团没有什么杀伤力。

何况他一被日本人救出狱，就马上写了《〈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中共的存在及其性格》等很讨主子喜欢的“主旋律”文章。

由此观之，胡兰成实在算不上一名优秀的政客，甚至都不及格，但却是政客手里必不可少的好走狗。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总是那么郁闷了。

当然，上不了政治及历史主流台面的胡兰成，对此却不以为然，或者可以装作不以为然，如果用他的“文艺怪腔”形容，那就是这样“亦是好的”。

而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在抗战胜利后，待与他同流的汉奸们都发不了言或者不好意思发言时，他又用自己的“文艺怪腔”扯来扯去，最后竟能帮自己扯圆了谎，把自己扯得既高明又清高似的。

最要命的是，竟然还有许多人相信他，甚至迷上了他。

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恰如老百姓所言：“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
胡兰成不但是玩弄文字的高手，而且是玩弄感情的高手，甚至可以说是高手中的高手。

胡兰成没上好学，很大程度和他早婚有关。

当然也可能是上不好学，才早婚的。

但不管如何，他17岁那年就和唐溪人唐玉凤订婚，两年后便结婚了。

两个人的婚约，自然是旧式的，然而他喜爱她。

若是按他在《今生今世》中所述，他是见一个爱一个，就没有他不喜爱的，除了看不上他的。

虽然结了婚，可他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到处风流。

有一次，他跑到一个斯姓的同学家
借住，竟和斯家的女儿雅珊关系暧昧起来。

当时小姑娘才16岁，还在“一女中读书”，而他已经结婚四年多，并且已经做了父亲。

后来他同学得知，便“客气地”将他撵了出来。

然而他竟毫无羞耻之心，竟大言不惭地说：“我做了坏事情，亦不必向人谢罪，亦不必自己悔恨，虽然惭愧，也不过是像采莲船的倾侧摇荡罢了。

”没办法，掌握了好文字的无赖，就可以这样强悍且从容地无耻。

他对感情的随便和对女性的不尊重，还体现在他对婚姻的惊人草率。

1933年，在前妻唐玉凤因病去世后，他又立马娶了全慧文，而且是“一见面就为定”。

他的解释是：“那年二十八岁，不要恋爱，不要英雄美人，惟老婆不论好歹总得有一个。

”这一年，他在广西南宁一中教书，其间竟因为和别人打赌的缘故，强吻了一个叫李文源的女同事。

据他讲，李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后来因此事，两人均被学校解聘。

在《今生今世》中，对这种不光彩的恶心事，他也要很骄傲、很仔细地描述给读者看，好像他吻了一名女共产党员，就很勇敢似的。

后来因为全慧文患病，是神经病（估计也是被他气的），他很快又娶了一名叫应英娣（艺名小白杨）的当红歌女做老婆。

1944年，应英娣大概也受不了他的荒唐，便和他离了婚。

对此他倒是无所谓，因为他一直“有许多女友”，甚至“挟妓游玩”，风流得紧。

那时张爱玲正爱他爱得热切，于是他又慷慨地给了张爱玲一张婚约。

当然也只是一纸婚约，“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自然，这纸婚约只是“自骗自”的儿戏罢了。

1945年春，结婚还不到半年的他，就和汉阳医院一名叫周训德的女护士谈起了恋爱。

这个小周刚刚17岁，而他已经40岁，并和几任妻子生了一大堆孩子，何况，还有一个名义上的新婚妻子张爱玲。

然而，对于这一切，他都毫不在乎。

1945年12月，在他逃亡途中，又和一名叫范秀美的斯家小娘同居了。

最可恶的是，因为他冷酷得可怕，也自私得吓人，所以和他有过关系的女人，谁的死活他都没管过，他的情感逻辑只对他一个人有效。

直至老年，他依然风流不改，大谈美感和女人。

1981年，就在胡兰成死于东京后的九月，张爱玲在致宋淇信中说道：“同时得到七千多美元与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

”把胡兰成的死讯当成生日礼物的张爱玲，并非幸灾乐祸，因为她对他的恨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

她高兴，大概只是觉得终于抖掉一只大跳蚤，人生终可以清静一些了。

编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