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字资料与古代神话原型新探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出土文献是指通过考古发现的古代书信、碑铭、契约、绘画、器物等实物材料的记录，对于研究古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出土文献可以提供大量的历史资料，帮助学者还原古代社会的面貌，揭示古代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推动古代史的研究和理论建构。

下面将重点从四个方面介绍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

出土文献可以验证和修正现存文献的内容。

由于历史上的书面记载往往受到政治、经济、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删节、篡改、谎报等情况。

而出土文献作为直接的实物材料，不容易被篡改，因此具有较高的真实度。

通过对比现存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内容，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异和冲突，从而对历史事件进行更准确的分析和解读。

出土文献能够提供详实的史料，帮助学者了解古代社会的面貌。

出土文献中的书信、契约等记录了古代人民的经济活动、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可以为学者提供关于古代社会结构、经济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详实资料。

通过研究这些资料，可以还原古代社会的面貌，探讨古代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出土文献能够揭示古代人们的意识与思想。

出土文献中的碑铭、绘画、器物等可以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审美观念等方面。

通过研究这些文献，可以了解古代人民对于宗教神话、自然界、人类命运等问题的理解和看法。

出土的《尧典天书》是中国最早的文献之一，记录了古代中国人对神话、仪式等方面的认识，对研究古代中国人的宗教思想有重要价值。

出土文献对于推动古代史的研究和理论建构具有重要作用。

出土文献的发现和研究，不仅可以帮助学者填补现有史书的空白，还可以提供新的证据和视角，对于推动古代史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196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家发掘了一大批周代的墓葬和器物，这些出土文献为对周代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推动了对于周代历史和文化的新认识。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通过验证和修正现存文献的内容，提供详实的史料，揭示古代人们的意识与思想，推动古代史的研究和理论建构，出土文献为还原古代社会的面貌，揭示古人生活和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47卷 第2期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 .47N o .22024年3月J o u r n a l o fY a n g t z eU 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E d i t i o n )M a r .2024收稿日期:20231203基金项目:汉江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课题(2023B 12);汉江师范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3B 25)作者简介:何春晖(1997-),女,湖北十堰人,讲师,主要从事汉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㊁女娲神话研究㊂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何春晖.杨利慧女娲神话思想与实践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2):29-36.杨利慧女娲神话思想与实践研究何春晖(汉江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湖北十堰442000;汉江师范学院汉水文化研究基地,湖北十堰442000) 摘 要:女娲神话作为现代中国神话学的核心对象,不仅因为其位于中国神话谱系的核心层,也因为它的精神发掘正好与现代中国的民族历史高度契合㊂如果从女娲神话研究的第一代学者茅盾㊁顾颉刚等人算起,杨利慧应属第四代学者㊂杨利慧的女娲神话研究,研究资料宏富,理论视角创新,学术思想敏锐,确立了女娲的中华民族始母神地位㊂从文献与田野中探讨女娲的神格㊁流变和功能开始,到表演㊁旅游与电子媒介中朝向当下阐述女娲的新实践和新视角,杨利慧及其团队持续30年的整体研究对于女娲神话信仰和中国神话的研究史而言,具有神话学术史范式价值,反映出当代中国神话学和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转换与嬗变,为当代神话学的体系建构和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现代建构提供了代表性案例㊂女娲神话思想与实践研究不仅推动了中国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㊁创新性发展,而且加快了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㊂关键词:杨利慧;女娲神话信仰研究;中华民族始母神;朝向当下;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分类号:B 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2-0029-08中国神话研究的百年学术史,也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现代建构历程,发端于救亡图存的危机时代㊂以民族兴衰为己任的先进知识分子回顾历史,充分汲取民族神话养分,关注思考中国神话的精神与价值,从而推动了中国神话的现代学术研究㊂女娲神话无疑是现代中国神话学的核心对象,在现代中国深重的民族灾难时期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关注研究㊂也正因为时代因素,众多学科的学者们对女娲神话的研究主要不是从学科角度出发,而是从现实需要和社会历史的考量出发,其论证往往关注女娲神话的某个方面而不及其余㊂这种应时性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为中国神话学的开端留下了重要遗产,开启了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女娲神话研究的先河㊂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早中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的杨利慧开展女娲神话与信仰研究,系统性㊁学科性的女娲神话研究才算是真正完成㊂如果把茅盾㊁顾颉刚等人算作女娲神话研究的第一代学者,那么,杨利慧应属第四代学者㊂杨利慧在更高和更全面的学术视角上汇集20世纪学界大家的思想,全面搜集和系统整理历代文献㊁考古文物㊁民俗仪式㊁口承神话等类型丰富的女娲神话材料㊂她在经过多次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前人的女娲神话研究忽视了对当下具体环境中神话事实的关注,所以在她的研究中,突出了具体生活中的神话,神话本身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与彰显㊂杨利慧将女娲神话置于中国民族信仰研究的大背景下,从考察其历史与20世纪90年代的存在状况入手,采用了文献分析与田野作业的方法,尤其大量采用了现代民间流传的女娲神话,对女娲的神格进行重新审视,探讨了女娲神话与信仰在人们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㊁女娲在中国民族信仰中的地位等,以期从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3月中发现这一古老神话在历史传承中发展变化的规律,着力突显女娲神话和信仰在当代口头表演㊁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等新语境中的具体呈现形态,并以此为窗口,检视民俗学领域有关表演㊁语境㊁非遗保护等理论的启示与不足,开辟 神话主义 的新视角和新领域㊂杨利慧及其团队30年的整体研究充分体现了学术研究的理论性㊁实践性㊁创新性和独特性,既鲜明体现出女娲神话和信仰自古至今在人们思想与实践中持续变迁而又不断传承的图景,也反映出在追求神话整体研究道路上视角和方法的创新发展,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代神话学和民俗学学科理论的传承与发展㊂[1]一㊁回顾历史:梳理女娲神话研究学术史(一)女娲神话研究史严格科学意义上女娲神话的的研究,开始于五四运动之后,它大约可以分作三个时期㊂第一个时期是五四时期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是女娲研究初步展开并逐步向前发展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抗战全面爆发后至1949年,是研究史上的一个高峰;第三个时期是1949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娲神话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向前发展㊂回顾女娲神话研究的历史,我们发现,从现代以来,中国学者有关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女娲的原始面目㊁族属,与伏羲的关系㊁洪水的关系等问题上㊂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其中一些问题已得到了较深入的认识,如女娲的图腾性质㊁与伏羲的关系等㊂在方法论上,学者们的探讨呈现出越来越开阔的思路和多角度研究的现象㊂然而研究也有不足,比如不考虑资料的时间性㊁地域性或民族性,只要有利于其论证的,就拿来使用,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考据方法的轻率使用,没有丰富确切的民族学㊁民俗学等资料加以佐证,没有充足的证据加以说明;多依赖于文本分析法,在对古典文献的梳理中,神话与日常生活分离了;与上述内容和方法相呼应,主要呈现为向后看的取向,即向原始和古代社会去追溯神话的起源与流变,忽视了女娲神话对当下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现象的调查和研究,这也是杨利慧力图纠偏并向前推进的方向㊂[2](二)女娲神话的田野研究史1.第一个时期对女娲神话的田野研究,早在20世纪初已经开始,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芮逸夫的论文‘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3]以及郑合成所编的‘陈州太昊陵庙会概况“[4],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㊂这一时期对女娲神话的田野调查不仅注意到了民间鲜活的口承神话以及相关的女娲信仰,而且也开展了活态传承与古代文献相结合的比较研究;但是这一时期女娲神话大多并未成为研究者观察的主体,相关田野研究的深度比较薄弱㊂2.第二个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有关女娲神话的搜集越来越多,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对女娲神话的田野研究出现第二个高潮㊂河南大学张振犁教授组织开展的 中原神话调查 以及杨利慧的两部女娲研究著述‘女娲的神话与信仰“与‘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㊂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迄今为止中国民间文学大搜集㊁大整理的巅峰时期㊂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搜集民间故事(神话㊁传说㊁幻想故事㊁笑话,以及其他形式的散文叙事体裁)㊁民间歌谣与民间谚语㊂在此工作中,人们发现了数目可观㊁形态各异的口承神话,包括女娲神话在内的大量现代口承神话随之陆续被发掘㊁整理和出版㊂学者们普遍注意到了民间流传的活态神话的重要性,相关研究也日渐增多㊂中原神话的调查也直接影响了杨利慧的女娲研究㊂1993年3月,正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杨利慧跟随张振犁㊁陈江风和吴效群组成的中原神话调查组,对河南淮阳县和西华县以及河北涉县等女娲神话和信仰的主要传播地进行田野考察,不仅获得了丰富的有关神话及信仰资料,而且也直接促成了女娲研究视角到田野的转变㊂她深切地体会到女娲不仅仅存在于古代文献里,还广泛地存活在人们的口头上㊁行为中和情感观念里㊂女娲研究从以往单纯对女娲神话的考据,转向更广大范围里的女娲神话与信仰的综合考察㊂由于这次田野调查经历,她的博士论文‘女娲的信仰与神话“最终并未写成对女娲神话的文化史溯源研究,而是首次将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合为一个整体,从文献与田野两条路径揭示和呈现女娲在历史上和当下社会中的存在面貌㊂在随后出版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一书中,杨利慧将田野调查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甘肃省天水地区,通过将田野调查资料与古典文献㊁考古学资料相结合,来重新探索女娲㊃03㊃第47卷第2期何春晖:杨利慧女娲神话思想与实践研究信仰起源地的问题㊂在该书的下编中,她还将自己1993至1996年间进行女娲田野研究时所写的日记真实完整地展现出来,以期读者更加具体了解女娲信仰的具体生存和传承情况,也为以后的女娲神话乃至更广泛的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的研究,提供一些较详实的参考资料㊂[5]3.第三个时期21世纪以来,女娲神话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高潮期,田野调查方法为更多的女娲神话研究者所应用,民族志式田野作业的成果日渐增多㊂这一阶段对女娲神话的研究也更具有深度和广度,涉及当代传承主体之间的交流以及神话观,当代民间文化的复兴㊁遗产旅游㊁媒介变迁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本土与外来宗教信仰的互动等话题㊂杨利慧的系列论文及其带领团队合著的‘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 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㊂在这些著述中,杨利慧及其团队特别关注现代口承的女娲神话在具体社区中的生存状况以及个体讲述㊂其运用民族志式田野作业方法来研究女娲神话与信仰的成果还包括一些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㊂‘当代中国的伏羲女娲神话 来自五个省区的田野研究报告“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分别对河北涉县娲皇宫㊁河南淮阳太昊陵㊁甘肃天水伏羲庙㊁山西洪洞赵城镇侯村女娲庙㊁山东济宁邹城羲皇庙等地的女娲神话传承现状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与较细致的民族志描述,研究发现女娲神话的讲述与当地民众的信仰生活实践息息相关;女娲神话的当代传承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征;在现代化语境中,女娲神话叙事呈现出强烈的民族国家话语特征;在非遗保护的时代背景下,女娲神话被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得到保护和开发;女娲神话的叙事形态更趋多元㊂综上所述,一个多世纪以来,神话学㊁民俗学㊁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女娲神话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调查的深度和广度均日益深入,但是研究也有不足:第一,田野调查方法,尤其是民族志式田野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女娲神话以至于整个中国神话学的总体架构中显得还十分薄弱,与神话在当下民间生活中呈现出的丰富形态相比,成果明显不足;第二,现有研究多集中在河北涉县㊁河南淮阳㊁甘肃天水等少数几个中心点,对于全国其他地方的女娲神话存在形态的多样性,还缺乏充分的调查和分析;第三,对集中流布点的女娲神话在几十年中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当下受到文化产业㊁信息技术以及非遗保护工程等的影响而产生的剧烈变迁,也应继续加强关注和研究㊂女娲神话不仅仅存在于古典文献中,也不只属于遥远的历史,相反仍然充满生机地存在于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并与当代社会㊁文化㊁政治㊁经济互动,不断展现出新的丰富多彩的形态,充分体现了中国神话传统的强大生命力㊂[6]二㊁材料发掘:拓展女娲神话研究新的领域杨利慧持续30年的女娲研究,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相辅相成,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㊂第一个阶段大约是从1992年至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女娲的神话与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7]和博士后出站报告‘女娲溯源 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8]为其研究代表㊂这两部专著在问题意识㊁探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彼此相通,可算是姊妹篇㊂一方面,与当时中国民俗学和神话学领域文化史溯源研究的取向相一致,两部著述都比较注重对文献的梳理和源头的追溯;同时,另一方面,民俗学界的学术风气正处于转变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展的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工作,以及对田野作业方法的日渐重视,特别是中原神话调查,都对研究产生了影响,使其学术兴趣逐渐从文献转向鲜活生动的民间生活㊂[9]当下,古代与现代的界限已被打破并重新接续为一个整体,在庙会上和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口中讲述的神话和他们对女娲的虔诚信奉,不仅仅存在于古代文献里,还活在生动的现实里,活在人们的口头上㊁行为中和观念里㊂[10]杨利慧在第一个阶段集中讨论了女娲的神格,女娲的发展与演变,古代和现代的女娲信仰,女娲神话与信仰的功能,女娲在中国民族信仰中的地位等女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㊂运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是学术进展的重要途径,而新的方法往往又与新的材料结伴而生㊂杨利慧的女娲研究则得益于民俗学新材料的发现㊂近年随着我国民俗学的复兴和进展,大量女娲神话和信仰仪式的田野资料被发掘出来,杨利慧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捕捉到这些材料的重要学术价值,并及时地将其引入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使其研究较前人建立在更为坚实和新颖的资料基础之上,开阔了研究背景,达到了较前人更高的理论程度,从而使自已在验证和修正前人旧说或成说时的结论具有更高的可信度㊂[11]杨利慧从现代汉民族中大量流传的女娲神话入手,并结合古代文献与考古学㊁民族志资料,对女娲神话在内容上㊁形式上㊁讲述功能上甚至体裁上发生㊃13㊃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3月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形式等进行较系统的分析,以从中探求神话流变的规律及其长期延续的内在缘由;对女娲的基本神格及其底蕴㊁女娲与伏羲以及兄妹婚神话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㊂女娲是一位既有着鲜明中国特色,又有着丰富世界文化史背景的女神,其神话与信仰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能引发人们对于神话学㊁人类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中国民间信仰特点的有益思考㊂女娲神话的发展㊁变异是多角度和层次的,是停滞与发展㊁传承与更新㊁稳定性与变异性的对立统一的过程㊂女娲神话不断发展变异,总体来说,其在结构上逐渐由简而繁,由单而合,情节日渐完整曲折,女娲的形象也日益丰满鲜明,所以,女娲神话是在发展变异中逐渐丰富的㊂[12]中国民俗学之父 钟敬文高度评价杨利慧的女娲神话研究:女娲本身其实是一个涉及多个方面的民间传承文化体系(例如关于女娲的各种习俗㊁方言㊁礼仪㊁游艺等),而民间关于她的信仰㊁祭祀,不但是这个传承文化体系里的重要方面,而且跟语言㊁文学的传承密切相关,杨利慧把关于女娲的神话和信仰(包括庙宇㊁祭祀及其他有关的种种活动)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㊁论究,这就使论文在定题方面站在更高和更全面的位置上,也使她的论述能得到较好的成绩㊂一篇学术论文是否成功,条件不限于一方面,但是所凭借的资料是否丰富和恰当,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优秀的学者,必须尽可能掌握大量的资料㊂杨利慧所拥有的资料数量,说来实在惊人,与女娲有关的有五百余点,单就有关洪水后兄妹婚类型的就超过二百点㊂这些资料的来源,包括古代和近代文献㊁历史考古文物,而更多的则是民俗学,即时人的记述和作者个人田野作业的收获㊂杨利慧善于提出问题㊁论点并阐释它㊂在科学工作上,善于发现问题确立论点并合理地解释它,这是一种绝不可少的学术能力㊂[13]三㊁研究方法:探索女娲神话思想和实践转化之路杨利慧女娲研究第二个阶段大约从2000年到2011年㊂2011年,杨利慧及其团队前后花约10年时间完成的结项成果最终以‘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 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为题出版㊂[14]该书借鉴了表演理论视角,运用民族志式田野研究方法,着力考察了现代民间口承神话的传承和变异是如何在一个个特定的社区中发生的,讲述人㊁听众和参与者是如何互动交流的,讲述人如何根据具体讲述情境的不同和听众的不同需要而适时地调整神话的讲述策略,从而最终形成了一个个特定的神话文本的㊂在这本书的四个个案中,有三个(陕西安康伏羲山和女娲山地区㊁山西洪洞侯村女娲庙以及河南淮阳人祖庙)都直接与女娲神话研究相关㊂此书被称为杨利慧女娲神话研究的 第三部曲 ㊂杨利慧女娲研究第三个阶段是从2011年至2020年㊂神话主义的系列研究以及‘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为其研究代表㊂在这一阶段中,杨利慧的神话研究重点从以前的社区之内转移到了从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剥离出去的,被当代大众文化产业和信息技术所重构的神话,杨利慧后来称之为 神话主义 ㊂为何要研究神话主义?其原因依然与前一阶段的研究有关㊂杨利慧及团队在考察乡镇中流传的民间口承神话时,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旅游产业正日益形塑着社区内部的神话传统,导游成为新时代的职业神话讲述人;电子媒介日渐成为年轻人了解和认识神话传统的一种主要方式㊂这些新现象并未得到国内外神话学界和民俗学界的重视,而且常因为其商业化和技术化而被排斥在正统的民俗学和神话学研究范畴之外㊂这无疑是研究的不足与缺憾㊂针对这一不足,2011年杨利慧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 ,力图对中国神话在当代社会,尤其是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领域的传承和变迁情况展开深入细致的民族志考察㊂与前一项研究相比,这更加关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的大众文化㊁文化商品化㊁青年亚文化及电子技术㊂其结项成果最终以‘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为题出版㊂在这一研究中,虽然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有较大变化(例如主张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以分析虚拟社区中呈现的神话主义),但女娲神话依然是观察的主体,对旅游产业的研究继续以河北涉县娲皇宫景区为个案,而对电影㊁电视和电子游戏的梳理也以女娲神话为观察中心㊂[15](一)民俗学的方法杨利慧运用现代民间口承资料进行研究,运用田野作业法来搜集并立体地考察现存于民间的活态女娲神话及其信仰习俗㊂在民间依然丰富㊁生动存在的女娲神话现象有助于资料的获取及研究工作的展开,全面地了解认识其产生和流传的地理㊁社会文化背景,也即女娲神话传承的生命环境,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田野作业的直观和综合的优势便具有特别㊃23㊃第47卷第2期何春晖:杨利慧女娲神话思想与实践研究重要的意义,尤其对那些尚未脱尽其神圣性特质的作为民间女娲信仰的有机构成而言更是如此㊂[16] 1993年3月至4月,杨利慧曾随同河南大学 中原神话调查组 ,对河南㊁河北两省存在的女娲神话及信仰习俗进行了有重点的实地调查,共采集录音资料14盒㊁文字资料及民俗实物若干,拍摄照片一百多张㊂在考察过程中,各种与女娲有关的鲜活的文化现象不仅直接引发了杨利慧对女娲信仰进行探讨的欲望,也为这一探讨成为可能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材料基础㊂刘锡诚(中国文联研究员㊁当代文艺评论家)认为杨利慧所著的‘女娲的神话与信仰“是中外第一部研究女娲的学术专著,是一部严谨的具有开拓性的,反映出作者相当学术功力的学术著作㊂该著出版以来,得到了国内外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的赞誉和好评㊂杨利慧走出书斋,到河南㊁陕西㊁甘肃㊁河北等经历过历史风尘而残留至今的女娲遗迹所在地进行田野采访,取得了第一手民俗资料㊂这些材料的价值,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也许并不一定比她的论述和结论更少㊂田野调查是民俗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毋须赘言,但这些第一手的民俗资料,显然使她的研究更显得色彩斑斓,信而有征㊂(二)历史的联系的方法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对于民俗学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广大民众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所创造㊁传承和享用的民俗文化㊂与上层文化相比,它一般具有较大的稳定性,特别是在社会不太发达的时代㊂女娲神话在时空中传承㊁扩布和演进,也必然呈现出种种变形㊁变质以至消亡等现象,从而产生与稳定性相连的变异性特点㊂民俗事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文化或社会事象联系的㊂杨利慧将女娲的神话及其信仰置于漫长的历史长河与社会群体文化结构的网络之中,以期从中理解和探讨女娲的神格实质㊁功能㊁地位及其持久生命力的原因㊂钟敬文高度评价杨利慧的女娲神话研究:在观点和方法的运用上,既有主导方向而又能博采众长;既有原则性又灵活而不拘泥㊂其判断和遣词,一般分寸感较强,这也是与其一贯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㊂总体看来,杨利慧始终抱着严肃态度,具有一定必需的学养,又勇于探索,在选题㊁取材㊁理论分析和方法运用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或独到之处,结构比较恢宏,议论不乏新意和精义㊂(三)比较研究的方法中国古神话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古神话中的许多基本情节㊁母题及其中反映出的古老神话观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为中国少数民族或者亚洲以至非洲㊁美洲等地的人们所共有㊂[17]因而通过对较广大文化背景中的神话民族志资料的比较研究,可以推测理解中国古老神话观念的可能情状㊂这一方法,由于中国古文献在记载神话上的种种缺陷,而显得更加必要和有益㊂杨利慧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参照不断丰富起来的相关民族志资料,以期对女娲的较原初形态㊁神格性质及其神格的内涵等进行可能的推断和认识,还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域中存在的女娲神话及其信仰状况进行了对照分析[18]㊂吕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从 女娲研究的新视野 角度评价杨利慧训练有素,熟练掌握了田野调查的策略与技术㊂由于她亲手采录的材料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她对女娲神话与信仰的研究也就由此获得了 本质直观 的能力,于是得以最终熔铸 客观实证 (王国维)方法与 主观体验 (陈寅恪)方法于一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㊂其研究是截至目前我国民间文学和神话学界关于女娲神话研究的集大成㊂杨利慧的民俗学方法并非简单地将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而是亲自从事田野调查并通过参与观察以获得对女娲神话与信仰功能的 同情了解 ㊂以往的女娲研究多偏重神话方面而较少涉及信仰方面,杨利慧的研究将女娲信仰的研究置于与女娲神话研究比肩而立的地位,是对以往女娲研究的重要超越,如对经典人类学 遗留物 理论的修正㊂[19]四㊁观点创新:努力建构中国当代神话学体系(一)建设神话学术工作坊2021年7月, 中国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学术工作坊顺利举办,其中第五场研讨的主题是 当代神话转化研究去往何方 ㊂杨利慧指出,考察和梳理中国神话在当代的存在样貌之后,未来可达成两种目标:一是对神话学进行理论上的建构,另一个则是从公共民俗学的视角对资源转化的模式进行提炼㊂她提出本课题追求的是两条路径的兼容,即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㊂在理论层面,是构建一门朝向当下的神话学:其研究对象为当代社会中的神话与神话主义;研究方法主要依赖文本分析㊁民族志式田野作业和虚拟民族志;研究视角的特点是 在与历史的关联中朝向当下 ;最终目标为洞悉神话传承和变迁的㊃33㊃。

汉语史研究运用出土文献资料的几个问题黄德宽【摘要】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formation,transcribing,time and place of buri-al of the excavated text,as well as text replication,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exts in research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excavated texts from different periods and of different types exhibit different data value. Not all"excavated texts"are"simultane-ous data".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hould focus on the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ttributes of the excavated texts, in order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new material trap"in the use of excavated texts as the corpus.%出土文献形成、抄写、埋藏时代和地域以及文本流传转抄情况的确定,对汉语史研究语料的选择和运用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同时期和类型的出土文献其语料价值是有差异的,"出土文献"并非都相当于"同时资料".汉语史研究在运用出土文献作为语料时,要重视对出土文献的特点和属性的研究,以避免落入"新材料陷阱".【期刊名称】《语言科学》【年(卷),期】2018(017)003【总页数】9页(P235-243)【关键词】汉语史;出土文献;同时资料;语料地域性;语料价值【作者】黄德宽【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北京 10008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091 引言出土文献一般指考古新发现的各种文物上的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玺印文字、货币文字、碑石文字、简帛文字等。

新出两周金文及文例研究新出两周金文及文例研究1. 引言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金文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物，它代表着古代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

近期，在考古领域中出现了两周新出的金文及文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本文将通过对这两周新出的金文及文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评估，旨在探究其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文明和文化的贡献。

2. 两周新出的金文及文例概述在最新的考古发现中，出土了两周新的金文及文例，这些文物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面将对其中的几个例子进行分析和解读。

3. 金文的历史背景及意义金文作为一种特殊的书写形式，是古代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不仅仅是一种用于记录文字的媒介，更是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价值观和社会制度。

通过研究金文，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古代社会的组织结构、礼仪制度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

4. 两周新出的金文及文例的研究和解读4.1 第一个金文及文例这个金文及文例出土于某古墓中，文中记载了一段关于古代贵族婚姻制度的情节。

通过分析其中的文字和图案，我们可以推测出古代贵族婚姻制度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4.2 第二个金文及文例这个金文及文例出土于一处古代遗址，文中记载着一段有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内容。

通过研究其中的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农民的生活方式、农业技术和农田管理等方面的情况。

5. 两周新出的金文及文例对于古代文明研究的意义两周新出的金文及文例为我们理解古代文明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资料。

通过对这些文物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从而拓宽我们的历史视野。

6. 个人观点和理解对于我个人来说，金文及文例的研究是一项富有挑战性和有趣的工作。

通过探索这些古代文字和图案，我得以窥探古代人类的思想、价值观和社会制度。

这种深入的了解让我更加珍视和敬佩我们的文化遗产，并意识到古代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

7. 总结回顾通过对两周新出的金文及文例的研究和评估，我们对古代文明和文化的理解将更加全面、深刻和灵活。

中国历史的起源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历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中国历史的起源与其丰富多样的文化传承息息相关，本文将从古代神话传说、考古发现、历史文献等多个方面探讨中国历史的起源。

一、华夏文明的神话起源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描述了华夏族群的起源和历史。

《山海经》、《尚书》等古代文献中记载了许多关于古代神话的故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辟地等。

这些神话传说中涉及了创世、乾坤形成和人类繁衍等核心内容，为中国历史的起源提供了一个神话框架。

据史书记载，中国历史的正式纪年从公元前21世纪追溯到黄帝时期，传说中黄帝是华夏族的始祖和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然而，这些古代神话传说虽然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但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仅仅是一种民族起源的象征，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历史的真正起源。

二、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的佐证考古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古代文明的学科，对于揭示中国历史的起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过考古发现，人们得以探索远古时期华夏族群的生活和文化遗迹。

中国最早的考古文化遗址之一是河姆渡遗址，位于今浙江省余姚市。

该遗址出土了丰富多样的遗物，如陶器、玉器、石器等，为研究人类起源和文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此外，古代历史文献也提供了对中国历史的起源进行研究的重要依据。

《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记录了很多古代事件和人物的传记，为后人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三、历史学家的观点与争议对于中国历史的起源，历史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议。

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古代文化的兴起。

这些文化的出现标志着农业社会的兴起和氏族社会的形成，也为中国历史的起源提供了实质性的证据。

然而，也有其他学者持不同观点。

他们认为中国历史的起源更早，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时期，如旧石器时代或晚第四纪旧石器时代。

这一观点基于对于遗址发掘、化石研究以及DNA分析等多个领域的综合考察，认为华夏族群的形成应早于神话中所述的黄帝时期。

红山文化玉猪龙”原型及功用新探作者：付维鸽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9期付维鸽（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甘肃兰州730020）摘要：对考古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原型及功用进行分析，探究得出其原型是熊与蛇两种动物形象的结合。

“玉猪龙”实际上是“熊首蛇身”玉器，它是巫觋做法时使用的法器，表现的是红山先民祈求风调雨顺、大地丰收、种族繁衍的愿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熊首蛇身”玉器宗教功能有所减弱，装饰功能占主导。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猪龙；巫觋中图分类号：K8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05-04考古发掘出土物有明确的出土位置及其共存遗物，为我们研究文物提供了事实依据。

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猪龙”仅有4件：辽宁省建平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M4中出土了2件；牛河梁第十六地点M14中出土了1件；河北省阳原姜家梁M75出土了1件。

其中牛河梁第十六地点M14属于二次叠骨葬[1]，对研究“玉猪龙”的原型及功用意义不大。

故，本文从考古发掘出土的一次葬的三件“玉猪龙”入手，探究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原型及功用。

一、研究成果简述近些年，红山文化“玉猪龙”原型及功用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各位专家学者众说纷纭，确有百家争鸣之势。

虫形玉龙说认为其功用是昭示并诱导雷雨[2]；昆虫幼虫说认为其寄托着红山先民的“生存繁衍”和“再生”的信仰[3]；熊说认为“玉熊龙”与神话传说中的华夏始祖黄帝直接有关联[4]；猪灵云纹说认为它是事神时佩戴的玉神器，是猪灵与云纹二种崇拜、猪首与云团二种形象的复合型玉神器[5]；鹿说认为其反映的是一种鹿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6]；胎形龙说认为它是主人在宗教祭祀时的通灵之物[7]。

笔者认为熊说更确切、更符合实际，“玉猪龙”实际上就是“熊首蛇身”玉器。

二、“熊首蛇身”玉器提出的前提——红山文化存在熊、蛇崇拜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图腾崇拜，在笔者看来应该就是熊、蛇崇拜。

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一、本文概述《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发展脉络。

中国文字作为世界上最为古老且持续使用的文字系统之一，其起源的精确时代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出发，结合考古发现、文献记载以及现代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文字的起源时代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

在概述部分，我们将首先介绍中国文字研究的背景和意义，阐述文字起源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

接着，我们将回顾过去的研究成果和争议，指出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提出研究的目标和方法，明确研究范围和重点，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准确地揭示中国文字的起源时代，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悠久历史。

我们也希望本研究能够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进步，为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发展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学界存有多种学说，如“结绳记事”“刻画符号”“图画文字”等。

据考古发掘，距今约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这些符号形态多样，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被认为是文字的雏形。

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

甲骨文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一种文字，主要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用于祭祀、卜辞等。

自甲骨文起，中国文字经历了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字体的演变。

每个阶段都体现了文字书写艺术与实用功能的结合。

例如，小篆字体整齐划一，体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文字规范化；隶书的出现，使文字书写更加流畅，易于书写；楷书则更为规范，成为后世官方文书和书籍的主要字体。

随着纸张的普及和印刷术的发明，中国文字的传播和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更是推动了书籍的大规模生产和文化的普及。

明清时期，随着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完善，大量书籍和文献得以保存和传承，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也展示了文字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吐鲁番出土文书新探（第二编）》前言、目录、后记刘安志一、前言作为中西交通枢纽的新疆吐鲁番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距今六七千年前，就有了人类的活动。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从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姑师”算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已有二千年。

自西汉开始，中央政府即在吐鲁番东部设戊己校尉，建高昌壁，派汉军驻屯。

其后经历了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高昌回鹘、吐鲁番王国等几个发展阶段。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这里的地上地下留存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十世纪初叶以来，这里出土了大量公元四世纪至十四世纪的纸质文书，皆为当时的真实记録，内容极为丰富，是研究丝绸之路和中国中古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其中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五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中古墓葬出土上万片文书残纸，在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主持下成立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对其进行拆揭、缀合、录文、标点、断代、定名，十易寒暑，最终成功复原出近一八〇〇件较为完整的官私文书，使埋藏地下的千年古冢遗文公诸天下。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六年，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十册、图文本四卷，为中外学人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中古史及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取得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九七五年后，阿斯塔那、交河故城、吐峪沟千佛洞等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包括《吐鲁番出土文书》漏收的阿斯塔那三六○号墓文书，在唐长孺先生、陈国灿先生指导下，由柳洪亮先生负责整理，编着《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一书，一九九七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亦是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吐鲁番出土文书》主编的唐长孺先生，以及整理组成员陈国灿、朱雷、程喜霖、王素等先生，为该书的整理做了大量准备和考证工作。

在唐先生故宅保存的尚待整理的遗稿中，仅读《吐鲁番出土文书》笔记就有三册，近四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