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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量自难忘——忆千帆老师的几件事
吴志达
【期刊名称】《长江学术》
【年(卷),期】2016(000)001
【摘要】本文以回忆方式,叙述原武大中文系教授程千帆先生为人师的品格.渊博的学识,既受家学传承,更主要的是在南京两所名师云集的大学接受正规的现代教育,具有广纳百家、汲取古今中外文化之精华的开放意识.他极其勤奋,忠于祖国的教育事业,深受学生欢迎,在学界成名早.中年虽经“非罪获严谴”的沉重打击,晚年又遭患难结发妻沈祖棻惨死于车祸之痛,仍能发愤著书.65岁时以街道居民身份应南京大学之聘,大展宏图,开创三个博士点,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著作等身,成为公认的传统文化大师,在声望最隆盛之际主动上书引退.
【总页数】6页(P123-128)
【作者】吴志达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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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评传莫砺锋ZT程千帆评传时间:2003年12月27日作者：莫砺锋(南京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界》题记：砺锋自一九七九年负笈南京大学，立雪程门已逾廿载。
亲承音旨，稍窥门墙。
今蒙《学术界》编辑之约，简述千帆师生平，亦论及其学术，故遵时下惯例，名曰“评传”。
一一九三二年夏，刚满二十岁的程千帆先生考上了金陵大学。
由于他在中学时遇到了一位优秀的化学老师，宁波王实铭先生，所以对化学极有兴趣，成绩也很好，就到化学系去报名。
没想到当时金大各个系的学费标准是不同的，化学系的收费很贵，要一百多元钱。
而程先生的父亲正失业，家中贫困，无力负担这么高的学费。
他遍查各系的收费情况，发现中文系只要一半的钱，就改报了中文系。
虽然程先生进入金大后仍然选修过著名化学家戴安邦教授的课，而且直到晚年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路遇戴先生时仍敬执弟子礼，但他一生所从事的专业却成了文史而非化学。
程先生没能成为一位化学家，这也许是出于偶然。
但他成为著名的文史学者，却是出于必然。
因为他自幼就在文史方面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早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程先生原籍湖南宁乡，但在上代已迁居长沙。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程先生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
当时的程家相当清贫，但却是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诗书之家。
他的曾祖父霖寿先生，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
伯祖父名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
叔祖父名颂万，字子大，有《十发居士全集》。
父亲名康，字穆庵，有《顾庐诗钞》。
一家数代皆有诗人，生性颖悟的程先生耳濡目染，自幼便能吟咏。
他的习作曾蒙叔祖奖誉，批语曰：“诗笔清丽，自由天授。
”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在十多岁时曾在其伯父君硕先生所办的私塾“有恒斋”里读过数年古书。
君硕先生的教育方法与一般的私塾完全不同，他不用《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俗学”作教材，而是要求学生直接读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
专题三有效类文本阅读学案3 人一辈子价值和时期精神探讨题冲破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导学号56110011)程千帆评传莫砺锋1913年9月21日，程先生诞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
那时的程家清贫，但富有文学传统。
一家数代皆有诗人，生性颖悟的程先生耳濡目染，自幼便能吟咏。
程先生在十多岁时曾在其伯父君硕先生所办的私塾“有恒斋”里读过数年古书，君硕先生不用《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俗学”做教材，而是要求学生直接读经典高作，如《礼记》《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等。
他在教学时那么文辞义理并重，而且要求学生用文言文写文章和日记与学习心得，并练习书法。
而关于往后将成为专治古代文史的专家来讲，这种艰苦、繁重而且乏味的学习却是超级有利乃至是必需的。
若是说程先生在“有恒斋”中的学习仅仅是打好基础的话，那么他进入金陵大学后就真正跃入学术的海洋了。
在金大的四年中，他迫不及待地吸取营养。
程先生真正做到了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批评史诸方面积存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大师们的许多治学方式。
他在晚年还深情地回忆说：“诸位教师各有专长，已使我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教学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
”才气横溢的程先生博得了正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闻名才女沈祖棻的青睐。
可谓天作之合的这对夫妇，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不但在诗词写作中有琴瑟唱和之乐，而且在学术上互收切磋之益。
他与沈祖棻把自己的十多篇论文结成集子出版，取名为“古典诗歌论丛”。
沈祖棻在此书跋文中指出：“当初咱们之因此写这一类的文章，并用如此一些方式来研究古代作家与作品，专门是千帆，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类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而且企图用各类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咱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确实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紧密地结合起来……基于如此的明白得，咱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成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式。
莫砺锋：我怎样研究江西诗派编辑同志命我在“治学门径”栏里谈谈自己学习古典文学及写作论文的体会，真使我“受宠若惊”。
在我心目中，这个栏目是专为我的老师们介绍他们的治学经验而设的。
至于我自己，总觉得古典文学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又哪里知道入室之径？但考虑到本刊的读者主要是青年朋友们，就“姑妄言之”，权当是在同学之间交流心得吧。
我从小喜欢读古典诗词，在农村插队时，几本揉烂了的唐诗宋词的小册子伴随我度过了十年的寂寞时光。
但我对古典文学真正产生兴趣，是在1979年被录取为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的研究生之后。
程先生教学生可称是循循善诱，但他同时又很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当我开始写论文后，先生虽然在一些具体的操作规程上对我要求很严，但在论文的观点上却完全放手，常鼓励我提出自己的见解。
这样，我在写《江西诗派研究》的过程中除了遵循先生的教诲之外，也有一些自己的体会。
归纳起来，有下面三点：一、研究古典文学必须掌握翔实的材料，切忌作空泛的议论。
我国的古典文学有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各种典籍浩如烟海。
对于我们这一代不是从小读“子云诗曰”的人来说，确实有点望而生畏。
常常听到青年朋友慨叹说：我们一辈子也读不了老前辈学者腹中那么多的书啦！我觉得这是事实，我们在博学方面确实难与前辈学者相比。
但是总体上的劣势并不妨碍我们在个别的战役中以优势兵力来作战，也就是说，在研究某一个具体课题时，我们还是可以尽可能多地掌握材料，甚至超过前人的。
我研究江西诗派时用了一年时间收集材料，我觉得学术界所以对江西诗派缺乏正确的评价，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掌握详尽的材料。
例如一种影响很大的《中国文学史》说：“《苕溪渔隐丛话》曾称引黄庭坚的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
”显然作者认为黄庭坚的原诗已不存在，但实际上这两首诗都见存于《山谷诗外集补》，无须从他人著作转引。
这本《中国文学史》还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但实际上存录吕氏此图的宋人著作共有四种，它们都没有提到陈与义。
莫砺锋忆程千帆：培养学生比自己的学术研究重要我当教师三十多年了。
每逢教师节来临，看到学生的贺卡上写着“师恩难忘”之类的话，心头便涌现出我的老师们的身影，尤其是在南京大学读研时的导师程千帆先生。
正如唐诗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1979年春，我在合肥报考研究生，南大中文系的“唐宋诗歌”研究方向吸引了我，导师是程千帆教授。
当时我正在安徽大学外文系读本科二年级，从未进过中文系、仅在当知青时读过几首唐诗宋词的我，能考上吗？没想到梦想成真。
9月中旬，我与同时被南大录取的两位同学一起见到了满头白发的程先生。
程先生说：“这次有四十多人报考我的研究生，有人多次给我写信，有人带了礼物跑来见我，你们三人连信也没写过——”我以为这下要被责怪了，没想到先生微笑起来，说：“这很好！”说也奇怪，后来程先生教诲我的话不知有多少，但我一直记得他最初说的这句话。
进入南大后，我才知道程先生曾是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农村养牛、喂鸡，1975年被勒令退休，成为武汉的街道居民。
1978年，年已65岁的程先生被匡亚明校长聘为南大教授，程先生决心要把被耽误的20年光阴夺回来。
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在被耽误多年后，最着急的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
在他看来，弥补“文革”造成的损失，让中华文化后继有人，才是当务之急。
程先生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
后来健康情况不允许了，才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教学任务。
程先生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我正巧在那年决定考研，我能立雪程门真是前生的缘分！程先生的教学工作绝不只在教室里进行，他的书斋也是课堂，甚至病房也常常被他当作批改作业的办公室。
他为研究生设计的课程都以训练治学方法为目的，而且是因材施教，精心布置的全面训练。
他力主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之前要用一年多时间认真阅读经典著作。
在论文写作方面，程先生要求学生认真选题，鼓励学生选择难度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题目。
他对学位论文的撰写有严格的规范要求：从小处说，一定要保证材料的可靠性，绝对不能剽袭成说；从大处说，一定要具有问题意识，要勇于创新。
J O U R N A L O F N A N J I N G U N I V E R S I T Yi型塑业：丛坐型堕型塾丝兰堡竺竺2坚：垫!Q ·学术史研究·主持人语：20世纪产生的学术大师已经渐次远去，回顾他们的学术历程，总结他们的治学经验，在学术转型的时代，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当代学术谱系中，程千帆先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指标性人物。
他虽已逝世lO年，其学术成就和研究方法，仍在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他的杰出成就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体现出独特的外部影响和内在发展。
从外部影响来看，他同时接受了新旧两种教育，虽然其治学成果往往体现出新式教育的痕迹，但其中的思想主线，却打了上鲜明的旧学／家学烙印，渗透在他的治学历程中，不仅难以区分，而且结合得非常完美。
从内在发展来看，他在根本上服膺儒家思想，虽然曾经受到僵化了的现代“神学”影响，经历了一段低潮，但经过与原有儒家思想资源的互动，却也完成了创造性转挟，在学术境界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新学与旧学的关系、传统与创新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等。
每个成功的学者都有其特定的人生轨迹。
结合具体的学术现象，从不同侧面还原这些轨迹，对程千帆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及其学术思想加以分析研究，可以加深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理解。
从神学思维模式到辩证法——千帆诗学发展历程的一个关键环节周欣展(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210093)摘要：从建国前后到反右运动之前的近lO年问，程千帆在文学研究中明显地受到神学思维模式的影响，经历了一段勤奋而低效的研究时期。
而在反右运动之后，在长期被迫劳动改造，难以正常进行学术研究的困境中，程千帆依据中国优秀文化学术传统的坚强支撑，破除了神学思维模式的束缚，在诗学方法上实现了从考据与批评相结合发展到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从形式逻辑发展到辩证法的质变，从而为“文革”后达到学术与教育事业的巅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民政协报/2013年/9月/23日/第C04版学术·人物百年千帆——纪念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莫砺锋今年9月13日，是程千帆先生的百年诞辰，南京大学文学院拟在9月和10月举办名为“百年千帆”的系列纪念活动。
笔者作为此次活动的主要筹办者，谨以此为题撰一短文，以示对先生的怀念。
程先生的人生道路中充满了艰难和坎坷:他自幼生活在一个清贫的家庭里，依靠课余写稿获酬才读完了大学。
1936年，程先生自金陵大学毕业，回母校金陵中学任教一年。
次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避难至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学任教。
此后辗转于长沙、武汉、重庆、康定等地。
直到1940年才重归教育界，在四川乐山技艺专科学校任国文教员。
一年以后，又先后任教于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立成都中学。
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回到武汉大学任副教授，从此在珞珈山下生活了32个年头。
1947年他升任教授，后又任中文系系主任。
共和国成立以后，程先生以满腔的热情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他积极地学习新的文艺理论，并积极地按照新的教育方针来安排中文系的工作。
此时的程先生在学术上已经成熟，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学术理念。
他在教学上也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掌握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
其时程先生尚不到40岁，正处于精力弥满的盛年，如果他能在常态下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那将在学术和教学两个方面获取何等丰硕的成就！可是，正如古语所说，“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转眼到了1957年，程先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右派”，而且是武汉地区的“大右派”。
他从此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尊严。
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良师从此不能登上讲坛了，一位才华横溢且正当盛年的学者从此不能平静地安坐在书斋里了。
他的学术生涯和教学生涯中突然出现了长达18年的断层，而他发硎初试的学术理念和教学思想也突然被埋入了历史的尘封之中。
幸而天道好还，祖国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代。
1978年夏天，山东大学的殷孟伦教授、南京师范学院的徐复教授和南京大学的洪诚教授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江西高三高中语文月考试卷班级: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分数：___________一、现代文阅读1.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题。
传统中国乡村，无论是在古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乡村耆旧的心中，乡村更多的是充满温情和诗意的祥和。
我们只要从晋南村落今幸存的老宅走过，看看那残留的“耕读传家”“地接芳邻”“职思其居”“君子攸宁”之类的门楣题字，我们就能感受到村落中曾经飘荡着的诗雅风韵和那背后深藏着的意蕴。
回头看看“新农村”随处可见的用现代化手段制作出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精美匾额，虽说是传统的延续，而却没有了传统的风雅。
由此我们想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乡绅。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即士大夫居乡者。
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
由乡间士大夫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的了解。
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
因而“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
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发展。
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
“乡绅”的核心是“绅”，即退居官员，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
乡绅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农业文明”。
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称作“里”。
“里”字从田从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
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
虽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乡，但“叶落归根”则成了农业文明滋养的人群颠扑不破的信念。
这种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
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
程千帆先生学术生涯的晚年辉煌莫砺锋提要程千帆先生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劫难后，担当起历史赋予自己的崇高使命，一是将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写成著作贡献给学术界。
二是培养出被学术界称为“程门弟子”的学术新军，努力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材断层。
程先生的晚年，用自己的学术创造和教学实践，达到了人生的又一辉煌。
关键词程千帆晚年学术教学1978年，年已65岁的程千帆先生以武汉市街道居民的身份被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聘为教授，重新开始了被迫中断二十年的教学和学术研究。
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劫难在新时期重返工作岗位的学者为数不少，但在劫后余生的耄耋之年仍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两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似不多见。
当程千帆先生重返南京大学的校园（那儿就是他青年时代就读的金陵大学的原址）时，他已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程先生决心要把被耽误的光阴夺回来，他带着满腔的热情开始了工作。
程先生为自己制定了两个宏大的计划，一是对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写成著作贡献给学术界。
二是抓紧时间培养学生，努力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材断层。
对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来说，这两个任务谈何容易！然而程先生经过二十年的奋斗，终于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使他的人生中出现了奇迹般的晚年辉煌。
程先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为他自己，也为国家的教学和学术事业挽回了一部分损失。
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在被耽误二十年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完成名山事业。
然而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在他看来，弥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
于是，程先生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了讲坛。
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
年龄不饶人，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的教学任务。
程先生的教学工作绝不只是在教室里进行，他的书斋同样也是课堂，甚至病房也常常被他当作备课、批改作业的办公室。
他为研究生们所设计的课程都以训练治学方法为目的，而且是因材施教，精心布置的全面训练。
对于研究生来说，与学位关系最大的当然是学位论文，以致于有些导师从一开始就布置学生动笔撰写。
但程先生向来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光写一篇学位论文是远远不够的，他坚持主张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之前一定要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来认真阅读经典著作。
一句话，程先生认为培养研究生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获得学位，而是成为真正的研究人材。
所以，他的整个培养计划都是从后一点出发来考虑的，而这个计划后来也就成为南大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生培养的基本模式。
这个模式的基本精神就是，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古代的学术是一个整体，所以研究古代文学绝对不能与史学、哲学分离开来。
还有，古代的作家都是在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学术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人生观、文艺观都离不开孔孟老庄的影响，为了真正理解古代作家及其作品，就必须对他们所接受的思想源头有所理解。
所以，不管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哪一个时段的文学，也不管他们的论文会选择什么题目，都必须对古代典籍进行一定数量的研读。
于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史记》、新、旧《唐书》几乎成了每一个博士生的必读书，更不用说《诗经》、《楚辞》、《文选》、《文心雕龙》等文学性典籍了。
经过严格的典籍研读之后，研究生才进入论文写作阶段。
在指导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上，程先生付出了更多的心血。
首先，他要求学生认真选题，而且鼓励他们选取难度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题目。
在程先生看来，写论文是一次最好的锻炼，千万不可避重就轻、只求通过答辩。
所以他的研究生大多选取了有一定难度的题目，例如《大历诗风》、《江西诗派研究》、《江湖诗派研究》三篇论文，都是程先生亲自主持的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项目“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组成部分，它们对诗歌史上的几个重要课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著名学者傅璇琮指出：“这三部著作将在我国的古典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
”毫无疑问，三部书的成功是与程先生指导下的正确的选题思路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次，程先生对于学位论文的撰写有严格的规范要求。
从小处说，他要求学生一定要保证材料的可靠性，要求他们绝对不能剽袭成说，等等。
从大处说，他要求学生要具有问题意识，要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勇于创新。
对于他所指导的九篇硕士论文和十篇博士论文，程先生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许多同学都珍藏着当年经过程先生批改的论文草稿，上面布满了红笔写的批语，连一个错别字、一个用得不妥的标点，他都细心地用红笔勾出来了。
时至今日，这些学位论文大多已经公开出版，其中有几种如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曹虹《阳湖文派研究》、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都很受学界的好评。
这些书中的观点也许尚有可商之处，但它们在操作上却都是符合规范的，在学术上都体现出开拓精神和严谨学风，正如傅璇琮先生在为程章灿论文所作序言中所说，“他的这部书给予我们的，与其说是某些具体的结论，还不如说是这位年轻的涉猎者，在步入辞赋这一瑰丽而辽阔的天地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开拓胸怀，一种力求重新认识这一境域的探索精神。
”显然，程门弟子的这种学术品格，正是程先生倾其心血所陶铸而成的，这是程先生一生教学工作的结晶。
在认真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程先生也争分夺秒地进行学术研究。
中国自古就有“发愤著书”的传统。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程先生曾被发配到农村劳改，也曾被无休无止的批斗。
在那些岁月里，程先生当然不能操笔作文，但常常在心里进行学术思考，这实际上就是“打腹稿”式的“发愤著书”。
于是，一旦大地春回，程先生的思考结果就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了。
更为重要的是，“发愤著书”是以整个生命铸成一部人生的巨著，这样的著作中所蕴含的生命激情是常态下的论著所难以拥有的，它们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也是常态下的论著所难以企及的。
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引尼采之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
”我觉得对于重要的学术著作，也可作如是观。
程先生在文革结束后推出的十多部著作，正是他“发愤著书”的结晶。
程先生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在2000年出版的《程千帆全集》中，收入的著作多达八类：第一类是校雠学著作，即《校雠广义》一书，共有“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
校雠学本是一切学术的门径和基础，程先生在就读金陵大学时就对这门学科有强烈的兴趣，毕业后曾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主讲这门课程，并开始写一部全面地论述校雠学各个分支内容的书。
可惜这件工作后来被迫中断了。
1979年，程先生在南京大学重新开始指导研究生，亲自讲授校雠学课程，并在残存旧稿的基础上，由研究生记录、整理成《校雠学略说》，以油印稿的形式在几所大学流传。
这批研究生中的一位———徐有富学长毕业之后，程先生就与他合作，把《校雠学略说》扩充，改写成《校雠广义》四编，历十多个寒暑而完成全书。
自清代以来，专治校雠学的学者代有其人，有关校雠学的著作也不断出现。
然而，对校雠学的四个重要部分即版本、校勘、目录、典藏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且将论述重点由历史源流转向实际应用，则《校雠广义》堪称开创之作。
读者不仅能从本书中了解这门传统学问的历史形态，而且能获得如何运用它来进行文史研究的实际指导，后者也许是这部书最重要的价值。
第二类是历史学著作，即《史通笺记》一种。
程先生一向喜爱史学，即使在农村牧牛饲鸡时，仍分秒必争地通读了晋、隋八史，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在处理古代文学的历史背景时如鱼得水。
然而厚积薄发，程先生的史学著作则仅有《史通笺记》一种。
《史通》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名著，很受史学界重视。
可是此书虽经卢文弨、浦起龙等学者之整理、注释，而难解，误解之处仍然很多。
程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下苦功钻研《史通》，并曾在大学开设《史通》课程。
他广搜善本，博采各家校记及有关论著，以“笺记”的形式对前人研究《史通》的成果进行总结，并且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
此书实为近代《史通》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程先生因此被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誉为“子玄（刘知几）之功臣”。
第三类是文学批评史著作，即《文论十笺》一种，程先生对古代文论有深入的研究，此书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精选出十篇文章，先作详赡的笺注，然后结以案语。
从表面上看，此书仅是一部简要的文论读本，但它的实际意义远远溢出于此。
本书所选的文章计有陆机一篇、刘知几两篇、章学诚五篇、章炳麟一篇、刘师培一篇，选目独具手眼，其编排不按时代而依内容，也具有现代意识。
十篇文章分别副以“论文学之界义”、“论文学与时代”等标题，事实上构成了具体而微的理论体系。
文末的案语也多有精到的见解，颇能帮助读者领会文章的现代意义。
正因如此，此书很受读者欢迎，自1942年以《文学发凡》的书名刊布以来，已经屡经修订，多次重版。
第四类是古代文学论著，即《闲堂文薮》、《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三种，都是论文集。
程先生在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闲堂文薮》中的论文即涉及散文、辞赋、词曲、小说、戏剧等各种文体。
然而他用力最勤、创获最巨的则是古典诗歌的研究。
也许可以说，关于古典诗歌的论文标志着程先生学术造诣的最高峰。
《古诗考索》共收论文三十余篇，所涉内容上起汉末古诗，下迄今人所作旧体诗，而以唐诗为主。
所论题旨小至一字一句意义的辩析，如《陶诗“少无适俗韵”“韵”字说》；大至整个古典诗歌的内在规律的探讨，如《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
这些论文中最受学界称道的是从研究具体作品入手而终于导出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也即人们通常称之为“小中见大”的那些，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
显然，它们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解决了一些具体的问题，而在于为学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
《被开拓的诗世界》则是一部关于杜诗的论文集，其中部分论文是程先生指导学生写成的。
程先生对杜甫深为敬仰．对杜诗研究下过很深的功夫，并曾在好几所大学里开设过杜诗课程。
他晚年在南京大学重开此课，除了讲授杜诗学知识外，更着重启发学生进行专题研究，本书实即程先生的杜诗研究与杜诗教学的双重成果的结晶。
有关杜诗的研究论著早巳汗牛充栋，本书的特点是始终把杜诗置于古典诗歌的长河中进行考察，从而为杜诗学提供了崭新的切入点和宏阔的视野。
第五类是文学史著作，即《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和《两宋文学史》两种。
前一种是程先生与他的学生程章灿合著的，故书名冠以“程氏”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