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文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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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社会心态的文化观察
2011年05月20日08:36来源：金融时报作者：记者刘守序
社会心态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又是一个广义上的文化概念。
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的形成既有多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又有千差万别的个体要因。
人们可以从广泛的文化视角出发，对社会心态进行观察和解读，了解和认识一种社会心态的萌生、形成、发展以及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以期对其进行调整、引导进而求得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与文明、进步的社会文化一起成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完善的软实力。
当前中国社会心态轮廓
中国社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建设，人民生活有了巨大变化，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形态出现了新样式、新格局、新品质。
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显得生机盎然，活力四射，丰富多彩，昂扬向上。
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生活更加有滋有味，更有奔头，更有动力了。
这样的精神面貌反映的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心态，是社会心态的主流表现。
但是，人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转型的日趋深入而不断滋生出的各种各样社会问题，测试着社会民众不同的感受，培养和催生出社会心态的多种形态，而这些同样值得大众文化研究者、社会学者、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社会机构的关注和重视。
按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社会心态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说法，反映当前中国社会心态轮廓的指标，大致包括生活压力感、生活安全感、社会稳定感、风险认知、幸福感、尊严感、归属感、社会支持感、社会参与感、社会公正感等，而社会态度、行为倾向以及亲社会行为、矛盾和冲突的应对策略以及人际沟通模式，则是从宏观角度对社会整体心态的文化描述。
生活压力感。
近两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感受的生活压力明显增大，尤其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物价上涨和社会通胀压力已经开始影响到了许多老百姓日常基本生活物品的购买。
安全与风险感。
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发现，民众对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担忧，把居民评价的各项安全感指向“比较安全”的水平。
幸福感与尊严。
从2010年起幸福感的测量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意义，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根据调查，目前社会民众觉得幸福和有尊严的比例为七成多。
有21.2%的受访者“非常同意”“生活得有尊严”，有50.8%的人回答“同意”，有21.2%的人回答“说不准”。
利他行为。
利他行为是亲社会行为中最高级别的助人行为。
玉树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的救灾过程再一次显示了民众的奉献精神和利他行为。
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内地民众个人捐款达458亿元，占捐款总额的54%，高于内地企业捐款数（388亿元），改变了过去一直保持的个人和企业捐赠2∶8的比例。
矛盾冲突的应对策略。
目前，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诉讼策略使用率很低。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调查显示，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多数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
此外，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沟通策略和上访策略，也就是选择“与对方当事人或单位协商”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
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反映在诸如医患冲突、
劳资冲突、社会保障纠纷、消费欺诈、学校乱收费、政府部门乱收费、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司法不公、环境污染等方面。
科学合理调整社会心态
当前中国社会心态的基本轮廓，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面对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逐步深入的现实，在多种矛盾面前社会支持缺乏，自我支持与完善、修复能力弱化，表现出某种集体性焦虑和不安，从而诱发基本生活理念和行为准则吊诡。
人们可以从被捕贪官的供述、交通肇事司机的证言、路上飙车以及人际交往上的无聊叫劲中看到其缩影。
因此，如何调整源于焦虑和不安的社会心态，将其逐步引导上平和、健康的轨道，烹调出大众文化的“家常菜”，就越发显得急切和重要。
加大社会支持，释放生活压力。
一些现实案例诸如富士康“连环跳”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反映出社会生活压力大与社会支持不足的突出矛盾。
从生活压力调查中可以看到，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看病难等困扰着相当数量的民众。
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社会模式已趋终结，而填补单位社会模式的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模式却并没有形成，人们只有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而这种微弱的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给与关注，从社会支持的角度，缓解和释放人们生活压力，从而降低由于此种压力带给社会的压力势能。
“信任是简化复杂的机制”。
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人们经常要与陌生人打交道,如果总是事先把陌生人放在骗子的角度去审视、去鉴别，无形中会增加许多社会交易成本。
比如，国家的人口普查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入户难，相关部门需要花很大力气做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张贴调查员的照片，通过相对“熟”的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入户调查，这样一来普查工作成本成倍增加。
“信任是简化复杂的机制”。
人际不信任致使交往成本增加，损失社会成本，而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则不仅仅意味着成本的增加，而且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一切都变得繁琐和复杂，而“信任是简化复杂的机制”这句名言也要费好大劲去公共图书馆里才能查阅得到。
在经济增长中提升幸福度。
政府在发展经济、扩大文化视野同时，要为社会大众提供满足幸福的基础，提升社会大众的幸福度。
换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中央提出以人民幸福为社会发展目标的意义在于，强调了个人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个人的发展，社会也难以很好地、可持续地发展。
但真正转变发展观念，把发展的目的定位于人民的幸福并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警惕群体性怨恨变成社会情绪。
不少社会学家都引用过“我爸是李刚”事件的例子，这个事件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它反映了一个突出的社会心态——“群体性怨恨”。
这种“群体性怨恨”是“官民冲突”和“贫富冲突”的反映。
群体心理中不可避免包含非理性因素，但是这种心态也是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积淀而成的。
尽管这些年国家反腐倡廉的力度在加大，但官员腐败依然是民众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之一。
少数腐败官员造成民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降低，也波及政府机关的公信力。
群体性怨恨也与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个人发展困难、个人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等因素有关。
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发现，高考制度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其次是义务教育，而城乡之间的待遇被认为是最不公平的。
除“高考制度”和“义务教育”处
于“比较公平”水平外，其他方面都处于“比较公平”和“不大公平”之间。
人们也可以看到“X二代”现象所折射出的社会不公平心态，民众对“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满表达的是对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
调查显示，虽然民众对贫富差距加大不满，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态”。
民众的怨恨针对的是富人的不良行为。
但是，政府相关部门要特别警惕这种“群体性怨恨”扩大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提高社会矛盾冲突的解决功效
调查显示，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始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
从一些已经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才采取极端手段的。
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完善诚信体系，重建社会信任。
通过建立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征信系统，通过有效的奖惩措施，强化公民和组织的诚信行为，逐渐建立人际信任和组织信任；提高公共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机制，约束和规范公共权力执行，严格问责失信的公共权力执行者和组织，提高公共权力机关的公信力；严厉打击个人和组织的欺诈行为，营造人际信任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逐步重建社会信任。
深化科学发展理念，使人民生活更幸福。
政府要落实好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把人的发展放在社会发展的首位，把人民群众的幸福作为政府工作的最终目标，作为抓民生的核心工作，千方百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使得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水平同步发展。
致力于阶层融合，消解不利的社会情绪。
建立和完善公平、合理的分配体制和激励机制，缩小贫富分化，完善社会管理制度，为民众提供平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扩大社会的中产阶级比例；避免贫富差距、地位差别带来的阶层分化，防止长期底层认同带来的群体极化，进而产生群体性的社会怨恨等等，这样有助于消除不利的社会情绪。
总之，一个社会的普遍心态，是整个社会和个体多重复杂因素的综合反映，是一个社会和时代文化特征的折射，有效调整和科学引导社会心态朝向健康、向上和平和的方向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和政府部门通力协作。
社会普遍心态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调整和建设良好的社会心态这一浩瀚工程，也需要坚持长久，而一个健康、快乐、有着高度幸福感的良好的社会心态的出现，一定是全社会的共同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