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到电视剧《党的女儿》人物形象评析

从电影到电视剧：《党的女儿》人物形象评析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伊始，“红色经典”改编的电影再度被陆续搬上荧屏，如《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党的女儿》、《小兵张嘎》、《苦菜花》等，如此红色经典电视剧热潮既是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文艺形态，也是商业利益下对红色文化的再消费，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勾起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浓浓的怀旧情结。

如果说“红色经典”是诞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张扬的是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那么，在市场经济的当下，“红色文化”不再是尘封在特定年代的历史记忆，而成为一种文化资源被重视，被挖掘，被推广，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它不仅仅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投射的产物，更成为文学、影视剧、动画、歌曲、旅游等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推动力。

江西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八一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瑞金红色政权、赣南游击队等红色资源数不胜数。

老电影《党的女儿》就是江西革命历史题材的代表作，虽然其原作小说《党费》讲述的是山东老根据地的故事，但是改编后的电影《党的女儿》注入了浓郁的江西本土地域色彩，编剧林杉也到瑞金老区走访收集素材，以红军长征北上、革命遭受严重挫败的时间段为背景，塑造了党的女儿玉梅的光辉形象。

茅盾曾评价道：“田华同志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越的。

没有她的杰出的表演，这部影片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

”电影版《党的女儿》在《北京日报》等十几家单位联合组织的“1958年观众最喜爱的国产影片”的评选中名列榜首，第二年在苏联放映时亦盛况空前。

英雄李玉梅形象深入人心。

此后，《党的女儿》也被改编为歌剧、京剧等艺术形式。

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之际，由江西电视台等单位联手打造，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党的女儿》登陆荧屏。

本文以红色经典作品《党的女儿》的影视剧改编为实例，探讨“红色经典”影视剧改编中，人物形象塑造变化的得与失。

一、正面人物形象的成长史电影《党的女儿》剧情很简单，线索也比较单一，主要情节时间宽度很短，因此，要将其改编为30集的长篇电视剧，需要对原作人物和情节进行相应的增添改动，同名电视剧开头是白狗子围剿兵工厂，抓捕红军战士，意外抓了正在山上砍柴的李玉梅母女，而后李父被白狗子杀害，玉梅一心报仇，由此引出故事――李玉梅如何由一个有勇无谋，只知寻仇的农村妇女转变为有胆有识，信仰坚定的党的女儿，电视剧结尾是李玉梅壮烈牺牲，她的女儿小妞在秀英和二魁的带领下终于找到部队中的父亲王杰，也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从电视剧的情节分布看，当是李玉梅的成长史和马家辉的堕落史，大量的篇幅放在正邪双方斗智斗勇上，可称为亚谍战剧。

在叙事作品中，人物是事件、情节发生的动因，也承载着作品的主题与内蕴。

原作电影《党的女儿》采用倒叙的叙事手法，影片开始即是八一建军节演唱会上，一曲兴国山歌让将军回首往事，终于与失散多年的女儿妞妞重逢，接着倒叙当年红军长征出发时夫妻别离……，叛徒出卖乡党支部，党支部成员全被枪杀的情节。

幸存者玉梅从血泊里爬了出来，带着书记临终前的嘱托，到深山老林找党，经过种种坎坷周折，玉梅与两个女党员终于成立了新的党支部，并与山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千辛万苦找到的马家辉就是叛徒！在醒悟过来的马妻的帮助下，她才得以脱逃。

但马家辉仍盯着她不放，此后玉梅为山里游击队准备咸菜时壮烈牺牲。

玉梅的饰演者田华表演投入，真实感人，最后引开敌人的叫喊“听妈妈的话”和疾奔之态，扣人心弦、感人肺腑。

电影中由田华倾力塑造的李玉梅的形象给人以强烈感染力，其怒目圆睁的大特写已成为经典。

红色改编剧首先在对主要正面人物的塑造上，其优势就是侧重过程的表现，详细展示出英雄在严酷环境中的成长经历。

电影在仅仅1个半小时的时长里，李玉梅的性格已定型，坚守党性，嫉恶如仇，同时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并被诬陷为叛徒又很急躁、孤独和愤懑。

电视剧重在真实而可信地展示其在斗争中经受磨炼，逐渐由冲动到沉稳、由稚嫩到成熟的过程。

最初。

李玉梅拿起菜刀急于替父亲报仇，被马家辉劝阻。

接着，又先后两次分别拿着向真和马家辉的枪去寻仇，马家辉则拦住李玉梅，让她从长而计。

此时的李玉梅，丈夫离开，父亲被杀，小妞屡次失踪，孤立无援的她，急于寻仇，有勇无谋，这种平民化的叙事策略，完全不同于曾经的“高大全”英雄形象。

李玉梅革命的原动力已有，革命的勇气也不缺，缺的是合适的方式方法，正确的理想信念的引导，而此时的马家辉多次扮演了李玉梅的领路人的角色，在他的开导下，在各种突发事件的磨练下，李玉梅才走向成熟稳重，遇事不再急躁冒进，有勇有谋。

此外红军老罗、向真等人，对她也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向真教她写字，而老罗的牺牲则对李玉梅触动极大，促使了她质的飞跃变化。

当马家辉去省城后，李玉梅主动承担起领导职务，机智冷静分配任务，马家辉的妻子桂云也看出了李玉梅的变化，夸李玉梅变得沉稳了。

这样的成长史的铺垫为马家辉叛变后她独立斗争乃至慷慨就义打下基础。

但电视剧《党的女儿》中，令人不解的地方是，李玉梅的丈夫王杰本身就是红军，为什么他反而对李玉梅没有深入的影响？改编剧中，李玉梅以外的正面人物形象却有正义有余、情感不足、中规中矩的感觉。

二、反面人物堕落的反光镜在电视剧《党的女儿》中大叛徒马家辉与电影中此一形象的变化最大。

在前二十六集中马家辉始终以正面形象指引李玉梅，屡次劝阻李玉梅的过激行为。

同时展示他性格中不坚定、懦弱的一面，如遇到挫折失败时经常唉声叹气，甚至有过动摇，这就为日后他的叛变埋下伏笔。

如当孙殿起捣毁兵工厂，杀害老罗等红军战士，并把红军的头颅割下来挂在村口时，马家辉后悔不己，借酒浇愁。

在妻子桂云被抓后，他心急如焚，心智大乱。

得知上级被捕并出卖了党组织名单后，他在孙殿起不断拉拢下，内心挣扎纠结，以为党大势已去，对革命彻底失去了信心，最终叛变投敌。

叛变后的马家辉失魂落魄，迟疑不肯交代出红军名单，孙殿起便将村民一个个在马家辉眼前枪毙，他这才交出名单。

后来马家辉还试图放走红军老周，直到大结局中，面对李玉梅的质问，马家辉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叛变，只是觉得党组织己经不存在了，再做任何牺牲都是毫无意义。

电视剧用了大量篇幅展现马家辉由正到邪的心理变化，马家辉从一个革命的领导者一步步沦落成为国民党的走狗，有孙殿起的威逼利诱，更有求自保丢信仰的自甘堕落。

因而他的复杂心理和人性的挣扎增强了该剧的可看性，他不再是原版电影中脸谱化的丑恶的无耻叛徒、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而是随着剧情的推动有动态的变化，而且从时间维度和逻辑关系上分析，电影原作中是马家辉的叛变导致了李玉梅等人惨遭枪杀，但叛变之前的马家辉是什么样子的呢？他是如何走向叛变之路的呢？电影因时长没有作详尽的交代，而长篇电视剧拥有叙事时间的优势，可将故事的前因后果和人物的情感变化娓娓道来。

因而，反面人物形象也有了立体感和层次感。

但是，过多地展示人物由正面到反面的纠结和反复，也会有负面影响，实质上成了为叛徒开脱。

“从抽象的人性论来观照人，从深厚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冲突中剥离出赤裸裸的人性……其实际的结果只能是导致人物脱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具体的情境而成为抽象的流于苍白无力的概念化的人。

”马家辉以外，如孙殿起等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显得比较单一，彻头彻尾的一坏二笨。

三、中间人物形象复杂纷纭在原作电影《党的女儿》里，玉梅的周围有几个不同立场人物，尤其是几个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穿插其间，增强了故事情节的可看性。

“这样以主要人物为中心，围绕一批敌对的和内部的形形色色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在艺术上发生对比的作用，实质上‘揭示他们互相对立的世界观，以及在具有同一世界观的情况下人们性格的差异，以此来反映丰富而复杂的时代面貌’。

”这些出场不多的人物为改编剧增添情节打下了基础。

在忠实原作的前提下，增加次要人物或中间人物的戏份和看点也是常见的改编方式，可使人物关系更加复杂，剧情更为丰富。

电视剧《党的女儿》一方面扩大原作中次要人物如孙殿起、秀珍、秀英、二嫂等的戏份，又将原作中秀英和惠珍合为一人――胆小善良，遇事犹豫，这样衬托出玉梅的英雄形象。

另一方面新添加一些次要人物以增强看点和推动情节发展，如老罗、叫花子、曾文远、宫六甲、叶老太等，人物的增加改变了原作单一的线性叙事结构，而成为多头线索平行交叉，共同推动情节发展。

如叫花子这个人物成了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多起正恶双方的冲突事件都是由他引起，如叫花子认出技术员曾文远是经常到何老爷家的七少爷，导致曾文远的被捕；李玉梅想用装满草的牛车掩护老罗躲过白狗子的检查，没想到半路上遇到花子捣乱，还丢失一只草鞋让叫花子拣去到孙殿起处举报领赏，直接导致了老罗的被捕被杀；以及煽风点火搞坏村民和红军的关系等等。

另外段天禄的姨妈叶老太也是一个搅局者，迷信宫六甲的她多次打乱白狗子的部署。

神秘人物宫六甲则处处暗中帮助红军，在大结局中揭开面纱――原来曾是国民党将领，自知罪孽深重，出家修行，看不惯孙殿起残杀红军，而屡次出手相助。

大量中间人物的出现充实丰富了故事情节，风生水起，吸引观众，但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主角的影响力，不少悬念设置过于偶然，故事呈碎片化缺乏连贯性。

亚里士多德曾言：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具有一种经由历史积淀而形成的题材优越性，它本身就是一种加工改造过的叙事体，从美学意义上讲，包含着更具召唤力的潜在性。

”历史绵延至当下，与现实血肉相连。

“红色经典”改编剧是现代诉求和历史记忆的碰撞和交融，一方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投射物，必须体现主流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要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商业化的需求，满足中老年的怀旧情怀，适应广大受众尤其年青一代的欣赏口味。

所以，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皆大欢喜、能满足几方面需求的电视剧类型，但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严肃性，弘扬主旋律的职责与市场经济环境下商业化、娱乐化的诉求形成了内在紧绷的张力，稍有不慎便会失衡。

更何况还有“受利益驱使者”的有意而为之。

有些作品被加油加盐加醋加味精进行所谓的“现代性”改造，大肆篡改主要人物，有的给英雄人物过分设置情感戏，添加“痞子”成分，从“红色”变为“桃色”，消解英雄形象；有些剧对于反面人物的塑造过分“人性化”，造成价值观与审美观的错位。

这种种变异引发了激烈争论，评论界与观众指斥其用“告别革命”的情绪来“改编”革命故事。

决定了“红色经典”改编剧无论如何扩展剧情以及重塑人物形象，必须承担其的多元化价值观念的诉求，增加对历史和人物的人文关怀和思想内涵，过度商业化或过度政治化都不是“红色经典”改编剧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