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子商务与相关法律分析

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是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在促进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是矛盾运行的基本规律。

政府是社会利益的总代表，处在宏观调控者的位置，促进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的发展是政府的一项基本任务，但也不要忘了自己的监管职责。

一、法律是政府行为的前提和基础所谓电子商务是指运用电子设备和网络技术在网页经营者和企业、公众之间，通过对文本、声音和图象等数据的电子化处理和交换而进行商品或服务的商务活动。

网络经营者在国际互联网建立网站将有关信息保留于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服务器的计算机上，企业和公众只要拥有一台电脑、调制解调器和一根电话线，便可以通过互联网人口而加入网络进行浏览，双方或多方可以在网络平台上以电子邮件、文件传递、远程登录等互动物为，进行谈判和货等商务活动。

一个完整的电子商务体系包括：电子合同、网上商店系统、资金结算系统和商品配送系统[1]。

在传统工业社会中，存在明确的社会分工，社会成员因分工而拥有不同的资源优势，这种分工导致了社会成员的角色相对固定化，相互之间的联系受到时空的阻碍。

在网络经济中，信息是推动生产力的主要因素，网络以信息为媒介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数字化的表现”，众多的社会关系实现了在网络上的重新组合和再现，电子商务成为一种连接社会分工全新的经济行为，使得个体借助网络能够实现对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更富有效率、范围更广的认识和利用。

“雅虎”的创始人通过在网上提供网址搜索服务，并为其他商家登载广告，仅数年间就积累了10亿美元，一跃而成为美国500强之一[2]。

在电子商务初始的1994年，全美网络商店只有34家，而仅仅3年后，全球网络商店就已发展到万余家。

1995年全球因特网网上销售额仅2亿美元，1996年即达到10亿美圆，1998年达到500亿美元，而据迪洛伊顾问公司预测，2002年全球电子商务的总贸易额将达到1．1万亿美元[3]。

如此的速度在传统工业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

“发展”和“问题”是一对孪生的兄弟，电子商务和经济、社会的网络化对现存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法律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网络使个体之间的关系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波及力，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担任一国的宏观调控者的角色，不能不关注电子商务和网络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电子商务是现代生产力的代表，电子商务的最重要的创新是为企业和普通市民提供了更快捷、更方便、更灵活、更便宜的交易方式，它创新了新产品和新顾客。

政府应当鼓励和刺激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的发展，这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也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为黑客行为、诈骗行为、侵犯商业秘密和隐私权行为、散布虚假信息和有害于社会和他人的行为提供了新的场所，政府对此类行为也不能不加以管制。

但政府行为并不是瞎指挥，凭领导者的一腔热血和强制手段就能发挥应有的效果。

如果不遵循市场规律，政府行为的破坏作用将是十分巨大的，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行为的教训是惨痛的。

网络经济是建立在高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形态，成长性和风险性十分巨大，政府更不能瞎指挥，否则破坏作用难以想象。

政府行为的前提应当是法律，法律非个人意志，而是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表现为国家意志而具有强制力。

法律条件下的政府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

就作用于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的政府行为而言，除了受国家宏观法律环境制约外，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是直接规范电子商务和网络行为的法律，这些法律具有明显的技术性特征，其制定者包括了法律专家、网络专家以及电子商务专家，了解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社会关系的运行及其规律，其立法也具有相对的科学性。

在电子商务和法律规范的前提下，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者也应当是计算机信息系统、电子商务等方面的法律专家和技术专家，才能保证行政性规范的科学性。

纵观世界，电子商务立法是国际立法先于国内立法，国际立法发达于国内立法，这可能是因为电子商务相对于一般贸易而言，受时空的影响程度较小，直接电子商务甚至不受国界的影响[4]。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1984年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自动数据处理的法律问题》的报告，建议审视有关计算机记录和系统的法制要求，揭开了电子商务国际立法的序幕。

1990年3月，联合国推出了UN／EDIFACT标准，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接受为国际标准ISO9735，该标准统一了世界贸易数据交换中的标准。

1993年10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交换工作组26届会议全面审议了《电子数据交换及贸易数据通讯有关手段法律方面的统一规则草案》，形成了：EDI的法律基础。

国际电子商务立法的里程碑是199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它的颁布为逐步解决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奠定了基础，为各国制定本国电子商务法律法规提供了框架和示范文本。

从此国际电子商务立法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表现在三个方面；（1）WTO的3大协议，即《全球基础电信协议》、《信息技术协议（ITAO）》和《开放全球金融服务市场协议》，这3大协议均在1997年完成。

（2）国际商会加快制定电子商务指导性交易规则。

1977年11月国际商会通过《国际数字保证商务通则》，试图平衡不同法律体系的原则。

（3）一些地区性组织积极制定有关电子商务的政策。

如欧盟于1997年提出《关于电子商务的欧洲建议》，1998年又发表了《欧盟电子签字法律框架指南》和《欧盟关于处理个人数据及其自由流动中保护个人的指令》，1999年发布了《数字签名统一规则草案》[5]。

就国内法而言，美国的电子商务方面的立法最为发达，美国各州的电子商务立法比联邦立法发达，尤他州1995年颁布的《数字签名法》是美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电子商务的法律文件。

有些州在主干电子商务外，还有配套的法规，如伊利诺斯州除了《电子商务安全法》，还有《金融机构数字签名法》。

就联邦立法而言，美国国会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别通过了《税务重组和改革法案》和《减少政府纸面文件法案》与电子商务相关的法律。

仅1997年和1998年国会议员提出的直接规范电子商务立法的议案达到17项，有待国会通过，其中有“电子安全交易法案”、“数字签名法案”、“数字签名与电子认证法案”[6]。

我国香港地区于2000年1月7日也通过了《电子交易条例》。

电子商务的立法内容主要涉及市场准入、税收、电子合同、知识产权、隐私权保护、电子支付、网络安全等，政府对电子合同、知识产权和隐私权等市场行为及其权利采取保护和不干预主义，对市场准入、税收以及网络安全方面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履行其应尽的职责。

在电子商务的外部环境方面，政府具有宏观调控的权力和职责，如进行立法和指定政策规划，为电子商务的发展铺平道路。

我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的立法是相当薄弱的，直接涉及到电子商务的立法只有《合同法》关于数据电文方式签定合同的寥寥数语，不到200字，其它都是与电子商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大都是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如《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国互联网网络域名注册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等。

因此加强电子商务方面的立法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二、政府对网络经济的激励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刚一回国的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就说：“中国企业如果不加紧实施电子商务，就将失去21世纪的生存权！”“要么电子商务，要么无商务”这是某公司在北京召开的第4届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大会上打出的标语[7]。

电子商务创造了跨越国界、跨越时间以及由不同信息产品组合而成的新市场。

电子商务和互联网对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我们无法预知电子商务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发展；第二，电子商务规模的扩大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无论使带头人、中间人，还是跟随者都会从中受益，重要的是不能成为孤岛。

中国电子商务和互联网市场，正在快速增长。

激励是政府行为的主旋律。

1．制定积极性的政策和国家计划。

政策不是法律，具有宏观性和非严格规范性，稳定性和操作性都弱于法律。

但政策是制定法律的重要依据，当没有法律时，法官审理案件时可以参照政策。

由于网络立法明显落后于网络经济的发展，只有靠及时的政策来补充法律的不足。

计划也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而是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制定的，并且计划基本部分也不是指令性计划，而是指导性计划。

政策和计划都具有刺激性，伴随着政府的财政投资和减税优惠。

美国政府十分重视信息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1976美国制定了《阳光下的政府》，1980年制定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法》，1982年制定了《国际电信法案》等等，国家性法律法规的出台，促进了80年代美国对信息政策的研究讨论。

80年代后，美国将信息政策的重点放在了出版自由、通讯和发展、跨国卫星广播、信息的定价和税收、知识产权等6个方面，90年代以来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又是美国信息政策鼓励和刺激的重点。

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制定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简称NII（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这一计划是一项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计划，是美国为发展信息产业而制定的指导性计划[8]。

由于美国国家信息政策和计划的制定、实施和发展，90年代美国的信息产业发展迅猛，其互联网经济和电子商务主宰着国际市场。

1997年美国发布了《全球电子商务纲要》，提出了五项原则：（1）私营企业应当在电子商务的发展中起领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干预；（3）如果需要政府干预的话，其目的应当是以预定的最低限度主义来支持和推行与电子商务想协调的、简化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承认因特网的特殊性质；（5）应以全球为基础促进因特网电子商务[9]。

早在1991年，我国就召开了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此后党的14届5中全会又提出了“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进程”的战略任务；8届人大四次会议则把推进信息化进程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确立了“国家领导、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通有无”的国家信息化建设方针和总体任务。

近年来，我国政府也认识到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的意义，多次组织专家对此问题展开研讨，政府领导人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发展网络经济，迎接新经济的挑战。

但我国政府尚未有针对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比较系统的政策或计划。

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对中国的未来负起责任来，制定相关的政策和计划，为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指明方向。

2．政府对信息产业给予财政投资、政策性贷款和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

政府一般对具体的电子商务奉行不干涉主义，那是市场主体的微观行为，政府也不可能对单个的网络服务商进行直接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一般是不能从事具体的微观行为的。

政府对经济的刺激手段是间接性的，利用的是财政、税务和金融等经济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