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性抑郁障碍与双相障碍患者的共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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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抑郁障碍与双相障碍患者的共病研究肖春兰;方贻儒;汪作为;黄乐萍;王亚光;朱光;介勇;蒋学萍;罗碧明【摘要】Objective: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 (MINI). Results;MDD and BD patients with psychiatric comorbidity rate was 30. 0% and 28. 8% respectively (x2= 0. 016, P > 0. 05 ). The most common comorbidity was anxiety disorders, and the comorbidity rate was 27. 0% andl5.4% respectively (x2=2.799,P = 0.094).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 in comorbidity rate of alcohol dependence and substance abuse between MDD group and BD group(x2=6.405 ,P = 0. 011 ). Conclusion: MDD and BD have a extensive comorbidity, especially comorbid anxiety disorders.%目的:调查重性抑郁障碍(MDD)和双相障碍患者(BD)精神科共病情况. 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2011年3月至8月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诊断标准的141例重性抑郁障碍和52例双相障碍患者进行一般情况问卷及国际神经精神科简式访谈问卷(MINI)调查. 结果:重性抑郁障碍组和双相障碍组精神科共病率分别为30.0%和28.8%,两组共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016,P>0.05);两组共病焦虑障碍最为常见,其共病率分别为27.0%和15.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2.799,P=0.094);共病酒精依赖或物质滥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6.405,P=0.011). 结论:重性抑郁障碍和双相障碍与其他精神科疾病存在广泛共病,尤以焦虑障碍多见.【期刊名称】《临床精神医学杂志》【年(卷),期】2012(022)006【总页数】3页(P372-374)【关键词】重性抑郁障碍;双相障碍;共病【作者】肖春兰;方贻儒;汪作为;黄乐萍;王亚光;朱光;介勇;蒋学萍;罗碧明【作者单位】200083 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0083 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200083 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200083 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200083 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200083 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200083 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200083 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749.4心境障碍是以情感或心境改变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组精神障碍,通常伴有相应的认知、行为、心理生理学等方面的改变[1]。

2004年世界精神卫生调查委员会在14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心境障碍患病率为0.8%~9.6%[2]。

Feinstein 于1970 年提出共病即“同一患者患有索引疾病之外的其他任何已经存在或发生在索引疾病过程中的疾病”,后来被精神病学家所接受并用于研究精神病学领域“一人多病”的现象[3],目前,在精神医学领域,共病已经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某精神专科机构的重性抑郁障碍和双相障碍患者为对象,对精神科共病情况进行调查,报告如下。

为2011年3月至8月在上海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就诊或住院的重性抑郁障碍和双相障碍患者。

入组标准: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4]重性抑郁障碍和双相障碍诊断标准;性别和年龄不限。

本研究经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被告知研究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采用一般情况问卷: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起病年龄、病程、家族史、自杀观念与自杀行为等。

共病调查:采用二阶段法,先由精神科主治医师根据DSM-Ⅳ诊断标准筛选出心境障碍,阳性者再由经培训的精神科医师采用国际神经精神科简式访谈问卷(MINI)进行精神疾病的共病调查。

将数据录入SPSS 11.0统计软件包的数据库,对其中的计量、计数资料分别进行两独立样本均数t检验、卡方检验或双侧Fisher检验。

经过DSM-Ⅳ确诊为重性抑郁障碍者141例(73.1%),男36例,女105例,男女之比为1∶2.92;平均年龄(57.18±6.23)岁。

确诊为双相障碍者52例(26.9%),男22例,女30例,男女之比为1∶1.36;平均年龄(48.67±13.27)岁。

重性抑郁障碍组共病其他精神障碍的共病率为30.0%,双相障碍组为28.8%,两组共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16,P >0.05)。

见表 1。

两组共病焦虑障碍最为常见,其共病率分别为27.0%和15.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799,P=0.094)。

两组在共病酒精依赖或物质滥用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405,P=0.011),其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2。

重性抑郁障碍组和双相障碍组在性别(χ2=5.086)、婚姻状况(χ2=10.919)、起病年龄(t=7.088)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

重性抑郁障碍组内的非共病组与共病组比较,以上各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双相障碍组内的非共病组与共病组比较,除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χ2=4.298,P <0.05),其余各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见表3。

本研究显示,重性抑郁障碍的共病率为30.0%,双相障碍的共病率为28.8%。

1998年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共病调查中重性抑郁障碍伴有其他精神障碍的共病率为76.7%,64.1%的重性抑郁障碍患者至少伴有1种精神障碍[5]。

本研究所得的共病率偏低,可能与调查中有一部分长期代配药的患者未能入组有关,因为该群体中老年人居多,共病其他精神障碍的可能性较大。

本研究发现,重性抑郁障碍共病焦虑障碍的比率最高为27.0%,双相障碍共病焦虑障碍的比率为15.4%。

原因可能与心理社会因素、遗传因素、生化因素、免疫学因素及内分泌因素[6-10]等有关。

本研究中伴有社交恐惧症的共病率,重性抑郁障碍组为0.7%,双相障碍组为5.8%,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国内蒋泽宇等[11]报告双相障碍共病社交恐惧症的共病率较高,并且较单纯双相障碍患者存在更多认知功能损害。

关注双相障碍患者伴随社交恐惧症共病的患者是否存在认知功能受损,并在治疗过程中给予相应的认知治疗或许是双相障碍患者诊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研究发现,重性抑郁障碍组伴有酒精依赖或物质滥用比率为3.5%,双相障碍组高达13.5%,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runs等[12]在澳大利亚一项对酒依赖共病情况的研究中,发现酒依赖和滥用者在过去12个月内患情感障碍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4倍。

朱颀峰等[13]研究发现酒依赖和双相障碍共病的患者生活质量显著下降,负性情感体验严重。

因此,在心境障碍尤其是双相障碍的诊疗过程中要关注酒精依赖与物质滥用问题。

在自杀倾向方面,本研究中重性抑郁障碍和双相障碍患者一生中出现自杀观念的比率分别为11.3%和 9.6%,两组间无统计学意义。

Tondo等[14]报告显示心境障碍患者自杀姿态的比率以及自杀成功率相对较高。

在诊疗中对以往是否有消极观念需多加关注。

本调查样本中,共病人格障碍方面,重性抑郁障碍和双相障碍的比率分别为1.4%和0%。

Sanderson研究发现50%的重性抑郁障碍、52%的心境恶劣障碍至少合并有1种人格障碍,最常见的是回避型和依赖型人格障碍。

抑郁障碍与人格障碍共病机制仍不清楚。

Hirschfield等[15]提出抑郁症和共病的人格障碍之间可能与3个截然不同的相互作用方式有关:人格障碍先于抑郁症发生,并作为抑郁症的一个独立易感因素;抑郁症可能早于人格障碍,并促使人格障碍的产生发展;在抑郁症和人格障碍间存有一交互面,被称为抑郁性人格障碍。

MINI只筛选反社会性人格障碍,不包括其他型人格障碍的筛选,可能也影响到人格障碍在本样本中所占的比率。

本研究中双相障碍组婚姻状况中单身更为常见,与重性抑郁障碍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与双相障碍发病年龄较早有关[16]。

双相障碍组内非共病组与共病组比较,性别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非共病组男女比例相近,共病组女性多见,值得关注。

可能与女性性激素不同、心理社会应激不同,以及对付应激的行为模式不同有关[16]。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样本来源于一家医院,代表性不够;有共病现象的双相障碍样本量相对较小,一定程度上影响共病率结果。

【相关文献】[1]江开达,于欣,李凌江,等.精神病学[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142.[2]王祖承,方贻儒.精神病学[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153.[3]袁勇贵,关爱勤,张心保.从焦虑和抑郁的关系谈共病的诊断[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2001,28:17-19.[4]江开达,于欣,李凌江,等.精神病学[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151.[5]Zimmerman M,Chelminski I,Mc Dermut W.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axis diagnostic comorbidity[J].J Clin Psychiatry,2002,63:187-193.[6]袁勇贵,关爱勤,张心保.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的生物学研究进展[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2000,27:143-148.[7]袁勇贵,关爱勤,张心保,等.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的人格特征研究[J].四川精神卫生,2002,15:65-67.[8]袁勇贵,张心保,关爱勤.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患者的防御机制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16:86-88.[9]袁勇贵,关爱勤,张心保,等.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的血浆单胺类神经递质研究[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1,11:129-131.[10]袁勇贵,关爱勤,张心保,等.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的血脂水平研究[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02,28:33-35.[11]蒋泽宇,苗国栋,何庆欢,等.双相障碍与社交恐惧症共病的神经心理学研究[J].广州医药,2011,42:6-9.[12]Bruns L,Teesson M.Alcohol use disorders comorbid with anxiety,depression and drug use disorder[J].Drug Alcohol Depend,2002,68:299-307.[13]朱颀峰,王相红,尤红,等.酒依赖和双相障碍共病患者生活质量的调查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8:6-8.[14]Tondo L,Baldessaini RJ,Hennen J,et al.Suicide at tempts in major affective disorder patients with comorbid substance abuse disorder[J].J Clin Psychiatry,2002,60:63-69.[15]Hirschfeld J,Pfohl T,Guze S,et al.Personality disorders anddepression:comorbidity[J].Depress Anxiety,1999,10:142-146.[16]王祖承,方贻儒.精神病学[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