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治水,以水知国——评戴维·艾伦·佩兹《工程国家》
- 格式:pdf
- 大小:199.65 KB
- 文档页数:3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治水国家”王熙中摘要:魏特夫将治水视为古代中国专制主义政治权力产生和强化的唯一前提,认为中国在“治水文明”中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治水国家”结构,并通过治水强度的增强达到的专制主义超强的自我延续。
然而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变化的视角下,所谓“治水国家”的权力起源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强国家、弱社會”的单一国家结构不足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复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国家权力的强化也具有更为复杂的逻辑。
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治水领域具有不同的优势,需要制度化、规范化二者关系,发挥各自的作用。
关键词:治水国家;国家权力;国家结构;治水强度;国家与社会一、引言中华民族的治水活动持续世世代代,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载的大禹——中国治水第一人治理黄河和长江的伟大实践。
治水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利农业文化,从根本意义上可以说,中华古文明就是水利农业文明[1]。
水利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导经济,农业又以治水为前提,“善治国者必先治水”,治水又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建立、维护与王朝兴衰、更替。
中国古代治水的社会功能的发挥与传统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魏特夫直接将治水的社会功能与专制主义社会体制等同起来[2],将世界文明划分为“治水文明”和“非治水文明”,并将中国纳入“治水国家”的范畴,认为“治水文明”国家的本质特性就是“东方专制主义”,“治水国家”的形成必然伴随“东方专制主义”的出现。
治水社会理论作为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治水活动的重要理论,魏特夫用“治水国家”是否能涵盖中国传统社会复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华水利农业文明是物质文化生产与精神文化生产交融的复合文明,是否属于魏特夫提出的“治水文明”范畴?二、文献综述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治水活动的研究存在截然对立的两种解释模型。
第一种是以魏特夫为代表的“治水社会”理论,认为治水是导致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原因。
中国水电人在尼罗河上的创举概述中国水电人在尼罗河上的创举是指中国工程队在非洲埃及尼罗河流域进行的水电项目建设。
这一创举是中国水利建设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为尼罗河流域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清洁能源,也为中埃两国的经济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尼罗河流域的水电潜力尼罗河是全球最长的河流,流经十个国家,其中埃及是其下游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尼罗河流域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水力资源潜力,对于满足当地能源需求和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尼罗河流域的水电开发利用一直面临着挑战。
传统的水电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而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
中国水电人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积极参与到尼罗河水电项目建设中,为当地提供解决方案。
中国水电人的创举中国水电人在尼罗河上的创举主要包括两个重点项目:埃塞俄比亚吉达尔水电项目和苏丹阿图巴水电站项目。
埃塞俄比亚吉达尔水电项目吉达尔水电项目位于埃塞俄比亚尼罗河流域,是中国水电人在尼罗河上的第一个重大水电项目。
该项目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超高压输电技术,能够将发电的电能高效传输到消费点。
项目总装机容量约为6万兆瓦,预计可年均发电量达到270亿千瓦时,为埃塞俄比亚及周边地区提供充足的清洁能源。
苏丹阿图巴水电站项目阿图巴水电站项目是中苏两国合作的重点项目,位于尼罗河上游的苏丹境内。
该项目利用尼罗河上的丰富水力资源,建设了一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2.8万兆瓦。
水电站建成后,将为苏丹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并向周边国家输送电能,推动尼罗河流域的经济发展。
创举的价值和意义中国水电人在尼罗河上的创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这一创举为尼罗河流域提供了丰富的清洁能源。
传统的水电项目不仅能够满足当地的电力需求,还能为周边地区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供应,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其次,这一创举为中埃两国的经济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埃两国在水电领域的合作不仅提升了尼罗河流域的水电开发能力,也为两国企业搭建了合作平台,促进了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
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利用辩论辩题正方辩手,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利用是必要的。
首先,海洋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海洋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如鱼类、贝类等,为全球数十亿人提供了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此外,海洋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资源,为人类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正如英国作家丹尼斯·吉尔说过的,“海洋是地球上最后的一块未开发的资源。
”因此,人类有必要对海洋资源进行合理利用,以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
其次,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利用有利于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人类不断探索和创新,促进了海洋科学、海洋工程等领域的发展。
同时,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为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正如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经说过,“我们的目标不是征服海洋,而是学会与海洋和平相处。
”。
最后,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利用是有条件的。
在利用海洋资源的过程中,人类应当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防止过度捕捞、污染海洋等行为的发生。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后代子孙留下宝贵的资源和环境。
反方辩手,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利用是不必要的。
首先,人类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利用已经导致了海洋生态环境的恶化。
过度捕捞、海洋污染等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海洋生物的种群数量和多样性,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所指出的,“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已经使得全球三分之一的渔业资源处于过度利用状态。
”。
其次,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也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往往需要大规模的海上作业,而海上作业的安全风险较大,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给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威胁。
例如,2010年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就给当地的海洋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最后,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也存在着不公平性。
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往往是富裕国家和大型跨国公司获利最多,而贫穷国家和当地居民往往受益较少甚至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尼罗河灌溉工程与古埃及的国家治理--兼论古埃及文明的形成与社会形态李怡净【期刊名称】《铜仁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18)005【摘要】古埃及是一个典型的以河流为中心的国家,水利灌溉在其农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主要河流尼罗河的定期泛滥不仅对周边耕地进行了“自然灌溉”,同时还给河流周边带来大量肥沃的土壤,为古埃及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文章基于尼罗河自然灌溉和水利灌溉的思考,探究水利灌溉工程对古埃及经济社会所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影响以及在农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Ancient Egypt is a typical state focused on river because irriga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is country. Periodic flooding of its major river Nile irrigates the cultivated lands close to it and brings a lot of fertile soil there, which creates exceptionally good condition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ncient Egyp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natura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along the Nile River,investigate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s of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on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its irreplaceable role in agricultural life.【总页数】5页(P104-108)【作者】李怡净【作者单位】铜仁学院人文学院,贵州铜仁 5543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400【相关文献】1.尼罗河与古埃及文明 [J], 李卫星2.沿尼罗河探寻古埃及文明 [J], 华兹;郭晓勇(图);艾闾游(图)3.溯源古埃及文明——参观湖南省博物馆古埃及文物展有感 [J], 何亦捷4.法老的国度古埃及文明展 [J],5.“金字塔·不朽之宫——古埃及文明特展”太原展出 [J], 屈梦夏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哈桑论世界水历史及其启示Tomorrow is another day1小时前一、引言水历史是对人水关系历时发展的梳理。
它的研究对象不但包括水利史所关注的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而且涵盖了水管理、水政治、水治理、水伦理、水文化、水外交、水人权和水冲突等其它水事活动的历史演变。
[①]与水利史的水利科学属性相比,水历史关注更多的是社会文化层面的人水关系发展史,旨在从人水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历程,为全球水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②]当代水历史研究发端于西方学界,在国际上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始于20世纪70年代。
随之欧美国家普遍成立了国家层面的水历史学会[③]。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推动下,国际水历史学会(官方网站:)于2001年在挪威卑格森(Bergen)召开的“历史和发展中的水角色”学术会议上正式宣告成立。
国际水历史学会是一个为全球不同背景的水历史研究者提供交流的学术平台,主办有专业学术刊物《水历史》。
随着我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郑晓云研究员2011年当选为世界水历史学会新一任主席,这门新兴专题史研究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学界的注意。
《光明日报》2014年1月8日在16版开辟“水与历史”专题,刊登《关于水历史》、《古希腊城市排水系统的发展》和《古罗马城的供排水系统与城市文明》三篇文章,将当前水历史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介绍给公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年12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签订谅解备忘录,系统引进包括水历史在内的多套国外水文化研究丛书。
[④]与中国一样,西方早期的水历史研究也主要拘囿于水利史方面。
一些水利史之外的水历史讨论主要以某些特定主题的形式散见于文化史和社会制度史等方面的文献中。
随着研究的深化,以“水历史”为关注对象的专业化文献开始大量涌现,典型的如由哈桑担任总主编的《水史和文明》(History of Water and Civilization)系列丛书和由特吉·特活蒂(Terje Tvedt,1951-)担任总主编《水之历史》(A His tory of Water)系列丛书。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治水国家”“治水国家”是指在自然水循环系统范围内采取各种政策与措施,对水资源进行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和管理保护的国家。
水资源是国家生态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因此,水资源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尤其是水害,许多朝代都曾采取过相应的治水政策。
例如春秋时期的吴越,施行的“井田制”、汉武帝时期的“河渠书”以及隋唐时期的“交通输水制度”等。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更加重视水资源的开发和治理,并不断完善有关法律体系和政策措施,大力推行“治水国家”战略。
国家作为治理水资源的主体,应当具有牵引、规划、调控、导向等多重作用,通过政策与措施,在整个水资源治理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具体而言,国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一、强化水资源法律体系建设。
水资源是公共资源,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应当建立完善的水资源法律制度,落实水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和效益权的法律保障,确保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统一。
二、加强水利建设规划及重点项目管理。
国家应当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加强水科学规划和技术创新,确保水利项目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以长期效益为出发点,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协调发展。
三、建立健全水资源监管体系。
通过制定完善的监管法规、加强海量水资源数据采集和建设监测系统、推进水政务的全面信息化,实现对水环境、水利设施建设和运行控制等方面的有效监管,为推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重要保障。
四、发挥水资源调控和保障作用。
国家应当完善在供、需、质、量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加强流域管理和中央-地方协调,逐步实现水资源供需平衡和合理利用,并为环境和生态保护提供足够的水资源保障。
同时,国家还应当加强对水污染的治理,加强污水排放监管,严格执法,加强国民环保意识教育,为净化生态环境创造良好的有利环境。
总之,水资源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多方联动、各级政府齐心协力、社会各界鼎力支持,方能真正取得预期的效益。
中华水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水文明史是人类古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
黄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发祥地。
导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水文明,是世界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其他国家有的疆域小或自然条件单纯,有的虽自然条件具备但历史较短,有的历史虽长但记载较少,所以就水文明而论,整个欧美加起来才可与中国相比拟。
而中国的水文明史内容十分丰富,拥有一流的工程,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理论,一流的科学家,可以代表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一流的工程都江堰都江堰是现存世界上历史最长的无坝引水工程。
它位于岷江冲积平原的顶点,可自流引水灌田上千万亩,兼有供水、航运之利。
创始于秦昭王末年(约前255~前251年),李冰主持兴建。
都江堰是天然与人工完美结合的水工建筑群,它包括鱼嘴(分岷江为内、外二江)、飞沙堰(分洪减沙,水大时可自溃)、宝瓶口(现宽20米、高40米,横剖面形状肚大口小)以及百丈堤、人字堤、金刚堤等,一般可以保证水小时够用,水大时灌区不致成灾。
都江堰工程巧夺天工,举世罕见,中外水利专家无不赞叹其精妙奇绝。
它能历千古而不废,与它的简便合理有关,也与它拥有一整套科学管理措施有关。
而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传承文化的一个载体,历朝历代都格外受到人们的重视。
黄河大堤修建黄河堤防可追溯到史前的共工与鲧。
战国时期,沿河各诸侯国纷纷在各自境内修建堤防,奠定了系统堤防的基础。
东汉王景治河后,新堤防形成系统,直至海口,长千余里。
黄河夺淮时期,黄河下游形成了堪称世界之最的堤防系统,其中有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子堤、戗堤、刺水堤、截水堤之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图上依然可见的“明清黄河故道”。
现在的黄河大堤与明清故道类似,它是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后逐渐形成的。
从郑州桃花峪至山东利津河口,河长767公里,两岸大堤及其他有关堤防总长1583公里,一般顶宽9~12米,高10~14米,底宽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人们形象地称它是“水上长城”。
以色列的治水之道与启示作者:暂无来源:《世界环境》 2018年第2期以色列,国土面积2.5万多平方公里,且60%为沙漠与旱地,人口850多万,但是该国经济、军事、科技、农业发达,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之初水资源极为匮乏,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毛之地”。
水是生命之源,也牵系国运,然而就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以色列短短60年时间里,在生态环境治理尤其在水环境治理领域,成就斐然。
如今的以色列不仅水资源丰富、充足、优质,而且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做起了水贸易。
以色列在盘活水资源方面,到底有哪些秘诀呢?水资源属于整个国家以色列有一首家喻户晓的儿歌,歌词中这样写道:“雨,雨,天空来。
小雨点,整天下,滴答滴答,小手拍拍!”连孩子唱的歌曲中,都有“水”,这足见以色列人对水是何等的渴望,同时也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缺水的严重程度。
一个民族和国家热爱水、敬重水,必然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故事、宗教观念和风俗传统中,敬水是重要内容。
而以色列各级各类学校里,向学生灌输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的理念,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环节。
在这个国家,四处可见节约用水的招贴画和广告语,以此提醒人们树立节水意识。
以色列人敬重水,除了在文化与教育中体现外,在国家法治建设中也被得到强化。
以色列从建国之初,就把一切的水资源归结为公共财产。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色列建国不久,就制定了具有前瞻性的《水法》,凡是在以色列发现的一切水资源,都是国家公共财产,即便是从天而降的雨水,也归国有。
若一个人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水资源,将受到法律的裁决。
对于水资源的使用,全国上下“一盘棋”,制定了周密的用水规划。
以色列的国民心甘情愿地将水资源控制权交给政府,与此相一致的是,整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以色列人,对于要采用(无秩序的)自由市场方法来处理水资源却感到惶恐不安。
对于水资源的管理,以色列同样高度集中化,乃至每个水泵和钻孔取水,都需要得到法律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