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案异地审判的法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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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案的问题与讨论1.刑事诉讼期间问题。
刑事诉讼期间设置的基本理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从刑拘到一审判决,从上诉至二审判决,最快可以多长时间?如何评价本案中侦查、起诉、审判的耗时情况?2.龚刚模案件中,李庄的辩护方式、手段问题。
(1)开庭前,辩护律师可否向被告人出示、核实相关证据?(2)李庄有无权利申请对龚刚模进行伤情鉴定?(3)侦查机关对李庄行使律师辩护权的限制有哪些?是否有法律依据?3.刑拘、逮捕后的讯问应当在哪里进行?原因是什么?龚案中的情况是否符合规定?《办案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六条提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填写《提讯证》,在看守所或者公安机关的工作场所进行讯问。
4.李庄案中审查起诉程序、手段问题。
卷证移送原则与保障辩护权的关系?本案的卷证移送有何问题?不让看卷,没有证据目录,只有部分证据复印件,包括起诉书、龚的口供。
5.李庄案一审前,辩护律师申请龚刚模、龚云飞、马晓军等出庭作证,江北区法院在开庭前向证人送达了出庭通知书,证人均表示不愿意出庭作证,并说明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真实的。
法院以此为由,以及人民法院不能强制出庭作证,上述证人的证言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相互印证、具有证明力,最终认定上述证人的书面证言合法有效。
问题:(1)法院提出的证人不出庭作证、当庭宣读证人证言(认可其证据能力)的理由是否正当、合法?6.一审庭审中,控、辩方争议的核心事实之一是龚刚模是否因刑讯逼供致伤。
对此,公诉方的证明途径有哪些?(多名侦查人员的陈述,看守所值班警察的陈述,狱医的陈述,入所、出所健康检查证明)李庄及其辩护人又是如何(龚刚模的审讯笔录说明有长时间讯问、夜间讯问、非羁押地点讯问情况,法医鉴定表明左腕有色素沉着,存在钝器伤)?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什么(伤情鉴定)?一审、二审判决对刑讯逼供争议的证据认定是否合理?7.一审庭审中,控、辩方争议的另一核心事实是李庄是否诱导龚刚模伪证,安排保利公司人员伪证,公诉方的证明途径有哪些?(出示的证据主要有:龚刚模、龚云飞、马晓军、吴家友的证人证言)辩护方的辩护策略如何?(缺少会见时的监控录音录像——事实上应当存在,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录像,认为龚云飞、马晓军等人的证言不具可采性。
“李庄案”全程⼤揭秘:堪⽐⼤⽚精彩!“李庄案”全程⼤揭秘:堪⽐⼤⽚精彩!2009年12⽉5⽇晚饭后,李庄接到重庆市第⼀中级⼈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中院”)通知,原定于12⽉7⽇开庭的龚刚模案改期,不及多说,电话挂断。
李庄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
当机⽴断,让助⼿马晓军收拾⾏李,连夜驾车上成渝⾼速奔成都。
“王⽴军和我的撤退路线⼀模⼀样,只是他去了美国领事馆,我辗转河北回到北京。
”停留⼀天后,9⽇李庄从成都飞到⽯家庄,顺道办了另⼀个案件,11⽇坐动车返京,直奔回律师事务所。
所领导已等候多时。
李庄将重庆之⾏⼀⼀道来,并提及与法院的针锋相对。
与此同时,重庆警⽅抓捕⾏动已经展开,更有说法,当时抓捕⼩组⼗余⼈10⽇已经抵达北京。
当天从所⾥谈完,李庄赶回家中,刚出电梯,接到重庆消息:龚云飞(龚刚模堂弟)被捕。
电话未挂,李庄敲开家门,嘱咐家⼈“这个家不能待了,你们赶紧收拾下,马上⾛。
”12⽇上午,康达所及有关机关作出决定“退出重庆所有案件的代理”,李庄必须服从。
11点52分,李庄给龚刚模案主审法官、重庆⼀中院刑事审判庭庭长陈远平发短信:“陈庭,经组织决定,我们康达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全部从龚案中撤出,不再担任辩护⼈,请转告有关⽅⾯,谢谢。
”当天下午,李庄在北京⼤兴振国肿瘤医院探访在此住院的龚刚模妻⼦程琪时被重庆警⽅逮捕。
祸起龚案2012年12⽉8⽇,距离⾃⼰三年前失去⾃由的⽇⼦还有4天,北京海淀区的⼀间茶室⾥,回忆起⾃⼰三年前的往事,李庄恍如梦中。
⼀切,得从2009年夏天说起。
其时,李庄正在北京远郊接到朋友杨建青的电话,称有个重庆的案⼦,求李庄帮忙。
朋友之情,李庄说⾃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当天,杨建青就把⼈带到了。
“⼩个⼦,介绍得知是龚刚模胞兄龚刚华。
”问案情,龚说不太严重,家⾥搜出⼀⽀⼯艺⼿枪,还有⼏千万的⾼利贷,抓了三个⼈。
双⽅约在第⼆天办委托⼿续。
龚刚华却⼀⾛⼏个⽉,没有再出现。
⼀晃半年过去,2009年11⽉19⽇,正在深圳办案的李庄接到⼀个陌⽣电话,对⽅说是重庆的⼩龚。
从李庄案探析我国律师的执业困境李庄案是中国律师执业中的一个重要案件,它涉及到律师的职业权利和责任等方面的问题。
本文将从李庄案入手,探讨我国律师的执业困境,以期为改善律师执业环境提供一些参考。
李庄案是指2009年11月重庆市打黑运动中,涉嫌贿赂法官的律师李庄被捕入狱的案件。
该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和争议,不仅涉及到律师的职业权利和责任,还涉及到了中国司法体制和法治环境等问题。
在我国,律师的职业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律师的执业范围受到了限制,许多领域不允许律师介入。
律师的执业受到各种形式的干扰和打压,例如地方保护主义、司法腐败等,导致律师难以依法独立地开展工作。
在我国,律师执业的环境也较为恶劣。
司法机关对于律师的指控和惩罚往往过于严厉,甚至存在任意拘捕和虐待等现象。
社会对于律师的职业存在误解和偏见,认为律师是“讼棍”、“权力掮客”等,导致律师难以得到公正的评价和认可。
我国律师行业竞争激烈,市场存在混乱现象。
由于律师执业门槛较低,大量从业者涌入市场,导致律师数量过多而质量不足。
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收费标准和监管机制,律师之间的恶性竞争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
为了保障律师的职业权利,我国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律师的职责、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规定。
同时,应该加强对于律师的保护,防止其受到不当的指控和惩罚。
社会应该加强对于律师职业的了解和认知,消除对于律师的误解和偏见。
同时,媒体应该加强对于律师行业的宣传和报道,提高公众对于律师的信任度和认可度。
我国应该建立完善的行业监管机制,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和市场秩序。
应该加强对于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的培养和教育,提高律师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李庄案是一个涉及多方面问题的案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和改进律师执业环境的契机。
我们应该从完善立法保障、提高社会认知度和加强行业监管等方面入手,努力改善律师执业困境,为中国法治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律师职业道德是法律行业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它关系到律师的职业形象和社会公信力。
广东惠州胡伟星所谓“涉黑案”,经指定管辖,惠州市中院移送广州中院审理,历时月余,进行了我国司法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排非”。
在“拍非”过程中,公安机关对其进行了审讯逼供,著名律师李庄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开庭,检察院随后以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
该案于2009年末2010年初进行了一审和二审,李庄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2011年4月进行了李庄遗漏罪行的审理,但最后因证据存疑,检方撤诉。
李庄于2011年6月11日刑满出狱. 2012年2月7日上午,李庄昔日助手马晓军和妻子韩会娟起诉重庆警方,指控对方在调查李庄案过程中涉嫌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
要求确认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赔偿各种经济损失。
在这场闹剧中,充分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揭开了中国司法界可耻的遮羞布。
其中,检察院所承担的公诉人的角色严重违反了检察官职业伦理与职业责任。
律师和检察官是平等的关系。
典型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构造表现为一种“三角结构”,其显著的特征就是控辩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在案件中,公诉员的主体地位,诉讼参与的程度,司法待遇都是平等的,但是在李庄案件中,在李庄被告人自行辩护以及质询公安机关的时候,公诉人多次打断李庄的询问,多次认为李庄的问题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任何联系,并声称辩护律师无权质询公诉员,严重破坏了律师与检察官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
这无疑恶化了双方的关系。
对于职业检察官而言,公正无私是其职业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检察官职业伦理的核心内容,但是在这场牵涉到各方利益的案件中,我们不禁对司法产生了怀疑,法律的天平是否悄悄的倾斜了呢?公诉人在庭审当中不止一次的打断李庄的询问,否定李庄关于回避的申请,违反了公正。
在李庄对佘警察询问当中,公诉人多次怀疑李庄的询问不符合证据合理性并多次出言打断,妨碍了李庄的辩护,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不利于公正司法。
第1篇一、引言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工具,但在实际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法律误判现象时有发生。
本文通过对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法律误判案例进行分析,旨在揭示法律误判的原因、影响及预防措施,以期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案例分析1. 案例一:赵作海案2002年,河南省禹州市农民赵作海被控涉嫌杀害同村村民,经过一审、二审,最终被判处死刑。
然而,2006年,被害人突然出现,证明赵作海无罪。
此案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被舆论称为“冤假错案”的典型代表。
分析:赵作海案的法律误判主要源于以下原因:(1)侦查人员取证不严,存在刑讯逼供现象,导致赵作海被迫承认犯罪事实。
(2)审判人员对证据审查不严,未充分调查取证,导致错判。
(3)二审法院未认真审查一审判决,导致错判得以维持。
2. 案例二:李庄案2010年,重庆市律师李庄因涉嫌伪造证据罪被逮捕。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李庄无罪,当庭释放。
此案引发了社会对律师职业权益的关注。
分析:李庄案的法律误判主要源于以下原因:(1)侦查机关对律师辩护权的不当限制,导致律师无法充分行使辩护职责。
(2)审判机关对证据审查不严,未充分听取律师辩护意见,导致错判。
(3)社会舆论对律师职业的偏见,影响了司法公正。
3. 案例三:聂树斌案1995年,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农民聂树斌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2016年,被害人母亲发现儿子未死,警方调查发现聂树斌案存在重大疑点。
经重新审理,法院认为聂树斌无罪,改判其无罪。
分析:聂树斌案的法律误判主要源于以下原因:(1)侦查人员取证不严,存在刑讯逼供现象,导致聂树斌被迫承认犯罪事实。
(2)审判机关对证据审查不严,未充分调查取证,导致错判。
(3)社会舆论对聂树斌的同情,影响了司法公正。
三、法律误判的影响及预防措施1. 法律误判的影响(1)损害司法权威,影响社会公信力。
(2)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社会矛盾。
(3)影响社会稳定,增加社会成本。
2. 预防法律误判的措施(1)加强侦查机关的执法监督,确保侦查活动合法、合规。
李庄案的犯罪学评析案件事实一位检察官认为,追名逐利是最重要的原因。
一些律师或为谋利、或为出名,把职业道德抛之脑后,行贿法官、操纵法庭、指使当事人作伪证。
“律师犯罪,与律师的生存状况分不开。
”不少律师坦言,在一般人心目中,律师往往是西装革履、开着汽车,相当洒脱,事实并非如此。
其实,现在的律师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律师收入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可以说是20%的律师占据80%的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不少律师出现心态不平衡,铤而走险。
首先要确立一种观点,法律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运行的规则,还是一种信仰,一种社会的价值观。
律师、法律工作者知法犯法,表明在当前社会中,精神、正义和良知已经出现被物欲践踏的倾向,这应该特别加以注意。
要使被歪曲的价值观“重新归正”,莫过于重罚。
当前的法律,大都是在出现犯罪行为后,才会给予当事者以严惩,这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的宽容。
政法部门应该建立一种防范机制,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一是受利益驱使;二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原则被抛去。
三是正义与邪恶的被颠倒。
首先要确立一种观点,法律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运行的规则,还是一种信仰,一种社会的价值观。
律师、法律工作者知法犯法,表明在当前社会中,精神、正义和良知已经出现被物欲践踏的倾向,这应该特别加以注意。
2009年12月12日,48岁的北京律师李庄被重庆警方刑拘。
李庄被控涉嫌伪证罪和妨害作证罪。
警方称其教唆嫌疑龚刚模编造曾被刑讯逼供。
前一日9时10分,李庄案在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开庭审理。
按重庆警方发布的消息,作为涉黑被告人龚刚模的辩护律师,李庄被龚刚模检举。
李庄涉嫌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教唆“翻供”。
“李庄案的审理,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几个涉黑案的难度,一定要打好这场战争,确保案件审出质量,经得起时间检验。
”12月28日,重庆一名官员这样说。
律师真正的全部工作是挑战权力,这个权力包括了行政机关的权力和司法权关的权力。
任何社会都有个权力制衡问题。
从李庄案谈你对刑事辩护制度的认识从李庄案谈你对刑事辩护制度的认识2009年,12月12日,北京律师李庄被重庆警方刑拘。
李庄被控涉嫌伪证罪和妨害作证罪。
李庄在12日被刑拘,13日批捕,20日检方公诉,30日开庭审理。
效率之高,被律师界称为“重庆速度”。
在李庄案中,检察院起诉李庄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306条。
检方指控李庄涉嫌“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和“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
2011年4月22日,,公诉方决定撤回起诉。
李庄案引发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多方连锁反应,世人关注的焦点是李庄的行为构不构成犯罪。
由于此前尚未有律师因此罪名走上法庭,此案被称为“中国第一案”。
“李庄案”的发生引发了我们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以及辩论律师团体的反思。
(一)关于律师会见当事人的困难和与被告人交流的界限李庄案中,律师与被告人的三次会见都有民警在场,并且每次会见都要经过批准,可以说作为律师他是很艰难才见到当事人龚刚模的,在我国,1,律师会见当事人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和苛刻,导致我国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帮助的较少。
2,律师会见的时间都有限制并且是那种很少的那种,在那段时间内根本不能给当事人应有的法律帮助,还有就是会见次数太少,3,很多案件律师在会见时,都有侦查人员在场,影响了双方的交流,4,律师会见当事人绝大多数都在看守所里面,看守所里面也有各种各样对律师的限制。
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律师与当事人的交流,交流的界限问题表现在律师在会见被告人时间有没有被刑讯逼供,以及律师是否可以将其他同案嫌疑人的供述材料告诉给被告人。
被告人陈述前,先问有没有被刑讯逼供,这是对律师职业的最基本的要求,这并无不当。
其他嫌疑人的供述材料本来就是应当为被告人所知晓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才能有效地对检方的这些证据进行质证。
然而,跳出此案,从制度上如何规范律师与被告人交流的界限问题更是值得考虑的,从诉讼的角度来讲,诉讼本身就是博弈活动,目前的改革方向如庭前和解和辩诉交易也体现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