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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南美洲的关系贸易移民与文化交流清朝与南美洲的关系：贸易、移民与文化交流清朝（1644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期间与南美洲建立了一系列的关系，涉及贸易、移民和文化交流等方面。
这些交流活动对双方的经济、人口流动以及文化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来讨论清朝与南美洲的关系。
一、贸易关系清朝与南美洲的贸易起初主要以东亚贸易为主。
早在明朝时期，中国的陶瓷、茶叶等商品已经通过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进入南美洲市场。
清朝时期，随着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逐渐占领南美洲大陆的沿海地区，清朝与南美洲的贸易逐渐增加。
最著名的清朝与南美洲的贸易活动是中南美银行的成立。
该银行于1854年在上海成立，旨在推动中国与南美洲之间的贸易。
通过中南美银行的运作，清朝向南美洲出口大量的中国商品，如丝绸、茶叶、瓷器等，同时从南美洲进口大量的银、海产品、材料等。
此外，清朝还通过与南美洲殖民地签订贸易条约的方式来推动贸易合作。
例如，清朝与巴西签订了《中巴贸易条约》，明确了双方在贸易领域的权益和义务，进一步促进了两国间的贸易发展。
二、移民关系清朝时期，南美洲在寻求劳动力方面存在需求，而中国的人口众多，许多中国人选择前往南美洲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
南美洲殖民地开始接纳一些中国移民，并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
这些中国移民大多来自福建、广东等地，以务农、经商为主。
其中，秘鲁是清朝移民南美洲最多的国家之一。
据统计，约有10万中国移民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前往秘鲁，并在当地定居下来。
这些中国移民在当地为秘鲁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建设铁路和农业方面。
此外，清朝时期也有一些南美洲人士选择来华定居。
他们主要是为了商业和宗教目的。
例如，一些南美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并逐渐在中国建立了教堂和学校。
三、文化交流清朝与南美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艺术、宗教以及教育等方面。
通过贸易和移民的影响，南美洲开始接触到中国的艺术和文化。
培优点八列强的入侵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一、高考知识点命题研究典例1．（2018高考卷1）甲午和平时期，日本制定言论鼓吹策略，把中国和日本分别“包装”成蛮横和文明的代表，并运用公关手段让许多欧美言论倒向日方。
一些东方媒体甚至声称，清政府战胜“将意味着数百外人从愚蒙、独裁和独裁中得到解放”。
对此，清政府却碌碌无为。
这反映了A．欧美言论鼓吹摆布了和平进程B．日本力图变更中国的君主政体C．清政府昏庸不谙熟近代外交D．东方媒体鼓动中国的民主革命【解析】材料信息是甲午和平时期，日本大肆进行言论鼓吹并得到了欧美言论的支持，而清政府则无动于中，这说明清政府根本不知道言论鼓吹是近代外交的一种方式，即清朝政府昏庸不谙熟近代外交，故C项正确；欧美言论鼓吹不可能会摆布甲午和平的进程，故 A项错误；材料未体现出日本企图变更中国的政体，故B项错误；D项是对材料信息“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独裁和独裁中得到解放”的误读，排除。
【答案】C典例2．（2016高考卷2）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市场上的洋货日益增多，火柴、洋布等日用品，“虽穷乡僻壤，求之于市，必有所供”。
这类状态表明A．中国市场由被动开放转为自动开放B．商品经济基本取代自然经济C．日常生活与世界市场联系日趋密切D．中国关税主权开始丧失【解析】本题考查同学对所学知识的掌握能力。
“虽穷乡僻壤，求之于市，必有所供”说明中国的生活用品也被外国市场占据，日常生活也融入了本钱主义世界市场，因而本题选择C选项。
A选项说法错误，此时的中国照旧是在被迫开放的时期，本钱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入侵逐渐深化；B选项说法与史实不符；D选项材料体现不出关税的成绩，并且开始丧失关税自主权是从雅片和平开始的。
【答案】C二、知识点精准提分集训1．1864年中国与西班牙签订《和好贸易条约》，经清政府的努力，将清朝基本法典《大清律例》中禁止拐卖人口的条文写入了条约当中。
这反映了清政府A．乐观利用条约保护本身利益B．对“天朝上国”地位的保护C．未能真正熟悉条约的危害性D．试图将内政与外交融为一体【解析】根据“经清政府的努力，将清朝基本法典《大清律例》中禁止拐卖人口的条文写入了条约当中”可知清政府乐观利用条约保护国家利益，故A 正确；材料反映清政府乐观利用条约保护国家利益，没法体现“天朝上国”观念，排除B；“将清朝基本法典《大清律例》中禁止拐卖人口的条文写入了条约当中”没法体现“条约的危害性”，排除C；材料反映的是外交成绩，没有涉及内政，排除D。
中国和西班牙的交流史一、西班牙历史文化1.历史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五世纪之间, 先后遭到伊贝洛族、塔尔提西奥族、腓尼基人、希腊人、凯尔特族的侵入。
后来凯尔特族与伊贝洛族混合, 成为半岛上独特的凯尔提贝洛族。
接着迦太基人、罗马人陆续侵入, 西班牙成为罗马帝国西边的势力范围, 现在的伊比利半岛各处, 还残留着罗马的遗迹。
公元六、七世纪, 西哥德族侵入并建立王国, 以扎雷多为首都。
现在托雷多到处可见西哥德族文化遗迹。
到了八世纪, 西班牙受到由北非渡海而来的阿拉伯民族摩尔人统治, 自此到十五世纪末, 回教文化席卷西班牙。
在回教徒统治下, 西班牙虽地处欧洲, 却不像欧洲国家。
公元十世纪时, 回教徒定都哥多华, 在此地建立了三佰多个清真寺, 当时哥多华拥有二十万的住户, 繁荣富庶, 据说是世界最大的都市。
过了不久, 在回教徒统治下的西班牙基督徒, 发起收复国土运动, 自此到中世纪, 西班牙一直受到复国运动的影响。
1479年, 阿拉冈国王斐迪南与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女王结婚后, 西班牙统一的宿愿终于达成。
此时, 回教徒由于内部的纷争, 以及受到西班牙本土复国运动的影响, 势力逐渐减弱, 最后不得不将根据地迁移到格拉那达, 并在临斤山丘上建造了阿尔寒布拉王宫。
斐迪南完成国家统一后, 再以九万兵力向前推进, 终于打败回教徒, 而得到最后的胜利。
1492年, 格拉那达城重归基督徒所有。
到了两王之孙卡洛斯一世与其子腓力二世时, 西班牙进入更辉煌的霸权时代。
尤其是卡洛斯一世（即查理五世）, 被推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文治武功鼎盛, 为西班牙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查理五世统辖近半的欧洲大陆及美洲大陆的大部份, 后来还陆续征服墨西哥的马雅帝国以及秘鲁的印加帝国。
在中南美洲建立殖民地的进展下, 使十五、十六世纪的西班牙, 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世纪』。
1588年西班牙国势一蹶不振, 海上霸权也由英国取代。
1700年, 西班牙王位无后可继, 引起英、法、奥地利之间的王位继承战争。
晚清中国与西班牙关系的一部罕见史料〔关键词〕蔡钧；《出洋琐记》；韩国藏本；史料价值①蔡钧：《出使须知》自序，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本。
本稿所引用《出使须知》相关内容，均出自该藏本。
②参见〔英〕费尔萨姆著，胡其安译《外交手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22、31页。
早在1864年10月10日，清政府与西班牙在北京签署了有关建交通商的条约，〔7〕而西班牙首任驻华公使克维度则在1868年5月21日就已经抵达北京就任。
〔8〕至于清政府驻西班牙公使却是迟至建交11年后的1875年12月才被任命，而且直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都是由驻美公使及驻法公使先后兼任，〔9〕因此西班牙公使馆实际上一直处于并无中国使节常驻的空乏局面。
正是鉴于驻西班牙公使馆“乏人”而“需员襄办”，蔡钧遂被郑藻如“札留”马德里并“参赞使事”，大体上可以看做是以参赞身份主持馆务的临时代办（charge d affaire）。
〔10〕作为清政府驻西班牙公使馆的实际负责人，蔡钧平时除“酬应日国部院官绅”等日常业务之外，还“兼习日之语言文字，留心考究，多方学习”，应该说是一位勤奋而又有心的外交官。
然而，由于不服地处南欧地中海沿岸之西班牙的水土环境，他“时患咯血之症”，屡屡“请假养疴”，到1884年初获准回国，遂由西班牙“力疾就道”，经过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同年5月经香港“乃抵粤垣”。
此时，距他出国已有三年，而他的出国与回国路线正好是一次完整的环球旅行，即其自序中所称“陆行数万里，水行数万里”。
在1884年的中国，如此的环球旅行经历无疑十分罕见与难得。
仍据蔡钧《出使须知》自序的内容，他在出使期间先后撰著《出使须知》《出洋琐记》《舌人小录》三书，“初意事涉琐屑，只宜藏诸箧笥，勿出示人，以备他日出洋之用，乃索观者众，咸为嘉叹不置，谓此一书也，各国情形了如指掌，应对仪节井然有条，洵为出洋者所必不可少，与其私诸一己，曷若公诸同好哉？爰是不揣固陋，付诸剞劂。
中国与西班牙的贸易关系研究为了实现经济全球化的目标，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变得日趋重要。
中国和西班牙作为两个重要的国家，在贸易方面也有着长久的合作关系。
本文将对中国与西班牙的贸易关系进行研究，并探讨两国的合作前景。
一、贸易历史中国与西班牙的贸易关系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这种关系在古代的丝绸之路上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古代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西班牙的香料和黄金成为两国贸易的主要产品。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贸易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了一些限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
中国的商品包括电子产品、纺织品、机械设备等，广受西班牙市场的欢迎。
中国也成为了西班牙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西班牙主要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包括汽车、食品、化工等。
二、贸易数据分析根据统计数据，中国与西班牙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
截至2019年，中国进口西班牙商品总额达到了近200亿美元，而西班牙进口中国商品总额则超过了120亿美元。
这表明两国的贸易关系在不断加强。
具体分析，中国对西班牙的主要进口商品包括汽车、机械设备、化工产品等。
而西班牙对中国的主要进口商品包括纺织品、服装、电子产品等。
这些商品的贸易量都在不断增加，显示出两国贸易关系的持续发展。
三、贸易合作潜力中国与西班牙的贸易合作潜力巨大。
首先，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对西班牙商品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
中国庞大的人口和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对西班牙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为西班牙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寻找商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其次，中西两国在科技、农业、旅游等领域都存在互补性。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有着显著的优势，而西班牙在农业和旅游业方面则拥有丰富的资源。
两国企业在合作中可以相互借鉴经验，实现互利共赢。
最后，中国与西班牙之间的贸易合作不仅限于商品贸易，还可以扩展到各个领域的投资和合作。
中国企业可以在西班牙建立生产基地，开展技术合作，推动经济的互利发展。
四、面临的挑战中国与西班牙之间的贸易关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面临一些挑战。
中西史料的交锋万历三年（1575年），明朝把总王望高追踪海盗林凤到了马尼拉，并在同年携西班牙奥斯定会修士马丁·德·拉达神父一行人赴华，从而揭开了中国与西班牙交往的序幕。
但是长期以来，学界认为王望高窜改了西属菲律宾总督拉维萨里斯写给福建巡抚刘尧诲的信件，谎报军功。
然而，中西方资料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
通过对中西史料的比较，可以加深我们对此事件的认识。
标签：明朝；西属菲律宾；王望高；马丁·德·拉达明朝嘉靖年間，倭患丛生，在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打击下，东南沿海的倭寇已基本肃清，但隆庆万历初年海盗林凤活跃于闽粤沿海。
学术界以往关于林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上①。
但对于曾经追踪林凤到菲律宾的明朝把总王望高的研究却缺乏应有的重视。
对王望高记载最为详细的当数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奥斯定会修士门多萨撰写的旷世杰作《中华大帝国史》。
该书的中译本是由何高济译自派克的英译本《中华大帝国史》（1588年，伦敦），1853、1854年版。
书中关于王望高的资料来源于奥斯定会修士马丁·德·拉达在1575年访问福建后撰写的《中国纪行》、米古额·德·洛阿卡的《实录》和赫罗尼莫·马林提供的材料，他们都在1575年陪同王望高来到福建。
英国历史学家博客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一书在编注马丁·德·拉达的《中国纪行》时，比较了三种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文本，从而使其更加富有原著的味道。
有鉴于此，笔者也主要依据这两种资料，并结合中文史料对王望高谎报军功一事提出微末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1574年11月底（万历二年），林凤被明朝军队击败后，率领舰队来到了马尼拉，与西班牙人展开了数次激战，战败后退守吕宋西岸的冯嘉施兰（Pangasinan）。
关于这一段经历，博克舍在《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有着清晰的记载：“1574年11月末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有个在伊罗科斯（Ilocos）海岸的西班牙士兵发现一支庞大的配备有炮的舰队……他向他的司令官儒安·德·萨尔西多（Juan de Salcedo）报警。
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战争史、侵略与反抗史。
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自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列强纷纷踏上了中华大地大肆地烧、杀、抢、掠，但不屈不挠地中华民族却在进行着坚苦卓绝地救亡图存斗争。
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每一个阶级，都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地反侵略地中华英雄儿女，最后他们将侵略者赶出了中华大地。
一、主要的侵华战争1、鸦片战争（道光帝时）时间：1840-1842年背景：鸦片输入目的──英国为了改变中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禁烟运动──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虎门销烟结果：1841年英军占领香港岛，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影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2、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时）时间：1856－1860年罪行：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结果：与英、法分别签订《北京条约》。
俄国割去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3、甲午中日战争（光绪帝时）时间：1894－1895年背景：1894年日本出兵占领汉城经过：1894年在朝鲜开战，邓世昌在黄海之战中牺牲罪行：日军在旅顺进行大屠杀；1895年日军占领威海卫，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结果：1895年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影响：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4、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光绪帝时）时间：1900－1901年背景：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威胁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经过：1900年英俄德美日法意奥八国联军从天津攻入北京结果：1901年清与英俄德美日法意奥、比利时、荷兰、西班牙11国签订《辛丑条约》影响：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新的沉重的负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在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签订的主要条约三、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农民阶级）1、太平天国运动（反帝反封）1851－1864年1851年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
晚清中国与西班牙关系的一部罕见史料作者：权赫秀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03期〔摘要〕笔者在韩国发现的蔡钧著《出洋琐记》，是1885年由王韬在上海手校并刊印，早在19世纪末就被朝鲜国王收藏并成为了解欧美社会的参考资料。
蔡钧属于近代中国最早一代的外交官，《出洋琐记》是他有关1881-1884年间先后在美国与西班牙担任外交官并环球旅行的个人记录，是有关1882-1884年间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几乎唯一的中文记载，而且可能也是整个晚清时期中国人有关西班牙最详细的见闻记录，在晚清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以及晚清中外关系史方面无疑是一部罕见的珍贵史料。
〔关键词〕蔡钧；《出洋琐记》；韩国藏本；史料价值〔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154－09①蔡钧：《出使须知》自序，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本。
本稿所引用《出使须知》相关内容，均出自该藏本。
②参见〔英〕费尔萨姆著，胡其安译《外交手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22、31页。
〔作者简介〕权赫秀，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沈阳 110136。
2000年，笔者曾在韩国学中央研究院（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藏书阁发现了由蔡钧撰著并由王韬刊印的《出使须知》藏本，并在2003年撰文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这一资料。
〔1〕当时，笔者根据上述《出使须知》自序的相关内容，曾指出蔡钧还撰著过如下两书，一曰《舌人小录》，一曰《出洋琐记》，①只是当时还未能见到该两书，因而无法了解其“庐山真面目”。
到2009年上半年赴韩国高丽大学讲学期间，笔者又在国立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奎章阁进一步发现了仍由蔡钧撰著并由王韬刊印的《出洋琐记》藏本，因撰此文以介绍这一有关近代早期对外关系史的一份罕见珍贵史料。
一、蔡钧其人及其《出洋琐记》的刊印与收藏情况早在1881－1884年间，蔡钧就曾“随使”美国、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尼亚）与秘鲁三国并曾驻扎西班牙两年有余，尽管在其级别上大体属于较驻外公使低一级别的“随员”（attache）及“参赞”（counsellor）系列②，却也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最早一代派驻国外的外交官，到1901－1903年间还曾担任过清政府驻日公使。
〔2〕然而，清政府官方资料中有关蔡钧的资料却是寥寥无几，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3〕中便无他的履历资料，至于收录蔡钧人物资料的仅有的两部近代人物辞典中，居然完全没有记录他早年“随使”美国、西班牙与秘鲁三国的内容。
〔4〕可见蔡钧在1880年代初期“随使”美、欧并曾留下相关记录的事实，即便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门领域也已是几尽湮灭，不能不说是有关晚清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缺憾。
据蔡钧《出使须知》自序等相关资料，大体可以了解到蔡钧的基本情况。
蔡钧，字和甫，〔5〕燕山籍，生卒年与出生地及家庭背景不详，早年在广东入仕并曾奉命“专办洋务”。
据与他有多年交谊的王韬为其《出使须知》所作跋文，蔡钧曾在广东“捧檄办中外交涉事”，而这样一种办理“中外交涉事”的经历，与后来他能够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一代外交官，应该说不无关系。
到1881年6月24日，李鸿章幕僚出身的天津海关道郑藻如，被清政府任命为第二任驻美公使并兼驻西班牙、秘鲁两国公使。
〔6〕出身广东香山的郑藻如在出使之际，经人推荐从自己的家乡奏调蔡钧“随使”，而这也是蔡钧第一次涉足外交领域，并由此而成为晚清时期第一代外交官。
1881年秋，他随同郑藻如由香港启程，乘船经由日本抵达美国华盛顿就任，并在三个月后，随郑藻如西渡大西洋，经英国首都伦敦与法国首都巴黎，到达了“日斯巴尼亚国都城”即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早在1864年10月10日，清政府与西班牙在北京签署了有关建交通商的条约，〔7〕而西班牙首任驻华公使克维度则在1868年5月21日就已经抵达北京就任。
〔8〕至于清政府驻西班牙公使却是迟至建交11年后的1875年12月才被任命，而且直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都是由驻美公使及驻法公使先后兼任，〔9〕因此西班牙公使馆实际上一直处于并无中国使节常驻的空乏局面。
正是鉴于驻西班牙公使馆“乏人”而“需员襄办”，蔡钧遂被郑藻如“札留”马德里并“参赞使事”，大体上可以看做是以参赞身份主持馆务的临时代办（）。
〔10〕作为清政府驻西班牙公使馆的实际负责人，蔡钧平时除“酬应日国部院官绅”等日常业务之外，还“兼习日之语言文字，留心考究，多方学习”，应该说是一位勤奋而又有心的外交官。
然而，由于不服地处南欧地中海沿岸之西班牙的水土环境，他“时患咯血之症”，屡屡“请假养疴”，到1884年初获准回国，遂由西班牙“力疾就道”，经过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同年5月经香港“乃抵粤垣”。
此时，距他出国已有三年，而他的出国与回国路线正好是一次完整的环球旅行，即其自序中所称“陆行数万里，水行数万里”。
在1884年的中国，如此的环球旅行经历无疑十分罕见与难得。
仍据蔡钧《出使须知》自序的内容，他在出使期间先后撰著《出使须知》《出洋琐记》《舌人小录》三书，“初意事涉琐屑，只宜藏诸箧笥，勿出示人，以备他日出洋之用，乃索观者众，咸为嘉叹不置，谓此一书也，各国情形了如指掌，应对仪节井然有条，洵为出洋者所必不可少，与其私诸一己，曷若公诸同好哉？爰是不揣固陋，付诸剞劂。
”另据王韬所撰《出使须知》跋文，称蔡钧于1885年“五月间由粤至沪访余于淞北寄庐，谈次袖出其所著见示”，亦即《出洋琐记》与《出使须知》。
在《出使须知》刊本中，蔡钧的自序与王韬的跋文均标有明确的时间，前者为“光绪十年岁次甲申浴佛后四日也”，即1884年5月6日，而后者的时间则是“光绪乙酉秋九月下浣六日也”，即1885年11月2日。
其中，前者即1884年5月应是著者蔡钧在回国后将书稿整理完毕的时间，后者即1885年11月则应是王韬将《出使须知》两书“手校”并准备刊印之际撰写跋文的时间。
《出洋琐记》韩国藏本的题签及内封等，也进一步证实了该书的刊印时间与经过。
《出洋琐记》韩国藏本的封面题签是用篆体来题写的“出洋琐记”四字，其下则书“光绪乙酉八月褎海书首”字样，而《出使须知》韩国藏本的封面题签也是在隶书“出使须知”两侧分题“光绪乙酉重九”与“徐褎海署眉”各字，从而表明《出洋琐记》与《出使须知》两书都是在1885年9-10月间刊印，而且都是由“徐褎海”题写书名。
不仅如此，《出洋琐记》韩国藏本的内封首张左半面四方刊记内题有“光绪乙酉仲夏弢园老民校印”字样，在每张左右两半面的界框上方两侧均标有“出洋琐记”四字，而在其下方两侧又分别标有“遯叟手校本” 与“弢园王氏刊”字样，与前述《出洋琐记》刊本的版式基本一致。
察所谓“弢园老民”及“遯叟”（秀按：即“天南遯叟”之略称），都是王韬于1862年南下香港之后所用别号，而1885年正是王韬刚刚返回上海并创办木活字印书馆——弢园书局之际。
〔11〕因此，蔡钧著《出洋琐记》与《出使须知》两书应能算做是王韬所办弢园书局出版的最早一批书籍，而刚刚返回阔别13年之祖国的王韬，于主持格致书院之余，能够“手校”并刊印该两书，应不仅仅是出于他与蔡钧的私人交谊，也反映了他对该两书内容的重视程度。
《出洋琐记》在韩国的收藏地点为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
奎章阁原是朝鲜王朝第22代国王正祖设立于1776年的王室图书馆，而后历经朝鲜王朝与日本殖民时期等多次变迁，到2006年2月改为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
参见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网站（www.e-kyujanggak.snu.ac.kr）相关内容。
该书内封第一张界框上面自右向左依次钤盖有“京城帝国大学图书章”、“集玉斋”、“京城帝国大学图书章”、“汉城（秀按：“汉城”两字为韩文“首尔”）大学校图书”等四个收藏印，大体可以从中了解到奎章阁收藏该书的经过。
其中，京城帝国大学是日本殖民时期在当时“京城”即今首尔所创建的大学，并成为今国立首尔大学的前身，而集玉斋则是19世纪末由朝鲜国王高宗设立与经营的王室图书馆，早在1880年代就已经购置和收藏了中国各地出版的有关西洋各国及各种近代知识的大量汉文书籍。
有关集玉斋及其收藏中国版汉文图书的情况，详见〔韩〕李泰镇《高宗时代的再照明》，首尔：太学社，2000年，279-306页。
至于蔡钧著《出洋琐记》被收藏于集玉斋，应是朝鲜国王高宗及其周围人士出于深入了解欧美及西方世界之目的，也可以看做是蔡钧著上述两书产生国际性影响的一个佐证。
至于仍由蔡钧著并由王韬刊印的《出使须知》一书，尽管没有钤盖集玉斋收藏印，大体也应是在同一时期即1880年代被朝鲜王朝方面购买和收藏。
详见权赫秀《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一部珍贵史料——蔡钧著〈出使须知〉之韩国藏本评价》，（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11辑，2003年。
《出洋琐记》韩国藏本计1册61张，为木版活字印刷的线装本，每张分左右两面，每一面有黑体界框，界内为10行竖格，每行21字，自内封第二张右面起依次用中文序数标有页码，其中著者蔡钧自序为1面1页，正文部分海外见闻六纪略为36面71页，依次为“海外邮程纪略”8页、“日都风俗纪略”12页、“出使联络略述”5页、“各国风俗略述”5页、“日都小驻纪略”11页、“自日旋华纪略”30页，另有附录“奏疏条陈”20面 41页。
上述版本情况与蔡钧的另一部著作《出洋琐记》基本一致，因为该两书都由王韬“手校”并刊印。
二、《出洋琐记》的主要内容及其价值在蔡钧的另外一部著作《出使须知》中，有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所作序文及王韬所作跋文，均提到《出洋琐记》并分别进行了介绍与评价。
其中，曾国荃的序文称该书“大而军政、典礼以及赋税、船炮诸要务，皆详其制度、数目，小而风土人情以及服色、器物各款，悉纪其好尚、情形……洵为使臣圭臬，凡出洋者必不可少。
”王韬的跋文则称《出洋琐记》“追述其耳目之所见闻、舟车之所游历，凡道里之远近、山川之诡异、风土俗尚、国政民情，无不备载焉，俾未至海外者可作宗少文卧游观”云云，大体上是将其视做一种海外见闻与游记，却没有充分关注到其中有关晚清对外关系史的内容与价值。
《出洋琐记》一书的内容分为自序与正文部分的海外见闻六纪略以及附录“奏疏条陈”等三大部分。
自序之前署名部分作“燕山蔡钧和甫辑述”，而后在仅一页的简短自序中先是介绍了自1881年秋“随使美、日、秘三国”而后又“留日都参赞使事两载”的经过。
蔡钧：《出洋琐记》，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
本稿所引用《出洋琐记》相关内容，均出自该藏本，因不再赘。
自序后的海外见闻六纪略占《出洋琐记》一半以上的篇幅，从而构成了该书的正文部分，其中详细记载了他“随使”美国，而后又赴西班牙并“留日都参赞使事两载”，最终因病回国过程中的见闻与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