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译研究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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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范畴⼀、翻译研究的范畴1.名称问题在我国,⼈们已经习惯于⽤“翻译学”⼀词来指称翻译研究整个领域。
翻译学作为⼀门研究翻译现象的⼈⽂学科,其学术地位已得到越来越⼴泛的认可。
然⽽,该学科的名称(尤其是英⽂名称)却⼀直有争议。
20世纪60年代之前,很多⼈称之为“翻译艺术”(the Art/Craft of Translation);60年代后有⼈使⽤“翻译科学”(Science of Translation),也有⼈视之与“翻译理论”(Translation Theory)同义。
西⽅翻译⼯作者对“翻译学”(Translatology)⼀词⽐较抗拒,主要原因是,英⽂translatology和德⽂translatologie显得太⾼调,太学术化。
1972年,美籍荷兰学者霍姆斯(J.Holmes)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语⾔学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论⽂,⽂中建议⽤“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来称呼该领域,这样可以摒除⼤多数的纷争与误解。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这⼀名称逐渐得到西⽅学界的认可,很多学者都以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著作的名称,例如苏珊·巴斯纳特(S.Bassnet)著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980),书名就是源于霍姆斯的建议。
此后,⽤“翻译研究”作书名的数不胜数(如Snell-Hornby 1988;Baker 1998;Munday 2001)。
不过,“翻译研究”在汉语中听来不像是⼀门学科,⽽“翻译学”⼀词在我国已被⼴泛接受与使⽤,并且已经进⼈不少书籍词典之中。
因此本书作者⼒图⽤“翻译学”指称整个领域及其所包含的⼀切,“翻译研究”则主要指研究途径及其相关的活动。
但是要绝对区分这两个术语是⾮常困难的,因为“翻译研究”⼀词也已⼴泛⽤来指称整个领域。
翻译史研究的名与实作者:郑穹来源:《文教资料》2020年第13期摘; ; 要:當前翻译史研究多属史料梳理,较少思考翻译史研究本质。
翻译史研究的准确名称是“历史翻译学”。
应纠正霍姆斯翻译研究构想所受误解,承认该构想不足,反思翻译史研究自身。
翻译史研究并非附属史学或文学学科,而是拥有学科地位的翻译研究。
关键词:霍姆斯; ; 翻译研究; ; 翻译史; ; 名与实当前翻译史研究多为史料梳理,较少对翻译史研究本质进行思考。
除贾洪伟(2019)所提,史料梳理型翻译史研究存在套用历史学中国史分期的问题。
方梦之、傅敬民(2018),贾洪伟(2018),穆雷、欧阳东峰(2015),屈文生(2018)对翻译史研究本质进行有益探讨,但也有思虑不周之处。
翻译史研究并非只针对翻译史实,还针对翻译史知;当前翻译史研究不从属其他学科;翻译史研究不限于文学、科学、外籍汉译史;翻译史内部研究并非文学化翻译史研究。
1.翻译史研究之名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
顺着王洪涛(2016)思路,可作以下辨析:历史翻译学切入点是历史学,研究对象是翻译现象活动,是翻译学分支;翻译历史学切入点是翻译学,研究对象是历史现象活动,是历史学分支。
当前翻译史研究并非从翻译学角度研究历史,而是从历史学角度研究翻译。
翻译史研究准确名称是历史翻译学(historio-translation studies)。
2.翻译研究之实Toury(1995),Munday(2012),黄忠廉、方仪力(2017),张美芳(2017),赵云龙等(2017),朱健平(2018)深入考察翻译研究内涵,但也存在不足。
(1)time-restricted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并非翻译史研究。
(2)不够重视翻译研究之研究。
(3)理论翻译学非翻译学元学科。
(4)非经典翻译也属功能描述翻译研究。
(5)按Holmes(2007),翻译学方法论研究与元翻译研究是等同关系。
I. 霍姆斯其人:1924-1986生平:霍姆斯出生在美国Iowa爱荷华州,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弗福德Haverford学院学习英语文学,1949年受富布莱特项目Fulbright Project资助来到荷兰,从此荷兰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他虽然一直保留美国国籍,但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荷兰度过的。
霍姆斯师从阿姆斯特丹大学荷兰文学系主任,接触了大量荷语文学作品。
他从五十年代处就开始将荷语文学介绍到英语世界,此间也没有间断自己的诗歌创作,他的翻译理论研究工作则始于60年代末期。
在他的老师改任阿姆斯特丹大学综合文学系主任后,霍姆斯被聘为该系教师,除教授文学翻译实践外,他还率先开设了翻译理论课程。
霍姆斯同时还在以培养翻译人才为目标的阿姆斯特丹翻译学院任教。
他极力促成将该学院并入阿姆斯特丹大学人文学院,但1982年二者正式合并并且成立翻译系以后,作为翻译领域最重要的学者,霍姆斯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该系教授,原因之一是他没有博士学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的同性恋行为、反传统的着装及他在翻译方面的见解为该系一些教员所不容,而霍姆斯也无意为他人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于1985年辞去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教职,次年因艾滋病去世,时年62岁。
成就:霍姆斯在诗歌创作、诗歌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
首先,他是一个诗歌翻译家。
霍姆斯最大的贡献在于充当荷兰在英语世界中的文学大使,使世界认识到荷兰文学的存在。
他的第一部译作是1955年出版的《当代荷兰诗选》,在此后3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他介绍过荷语地区几乎所有重要诗人的作品。
早在1956年,霍姆斯获得象征荷兰文学翻译界最高荣誉的马丁内斯·那霍夫奖(Martinus Nijhoff Prize),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外国人。
他还在晚年1984年获得弗兰芒地区首届荷兰语文学奖,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两个翻译奖项的人。
其次,霍姆斯是一个同性恋诗人。
霍姆斯的诗作既有韵律诗又有自由体诗,绝大多数都是同性恋题材。
1.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19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得以诞生。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成立的一个标志是法国学派强调影响研究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理论的提出。
2.比较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及其著作:●最早使用比较文学这一术语的是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
●最早使比较文学一词进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是波斯奈特,1886年,他出版世界上第一部比较文学理论专著《比较文学》。
●在意大利,1871年,桑克蒂斯开始主持比较文学的讲座。
●1827年,最早提出“世界文学”观念的是歌德.●1877年,世界上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创刊于匈牙利的克劳森堡,名为《世界比较文学报》.●1887年,德国学者马克斯·科赫创办《比较文学杂志》,1901年创办《比较文学史研究》.●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和理性发起挑战。
●1937年,戴望舒译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理论专著——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也是内地第一部比较文学概论性著作。
●在西方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中,巴斯奈特是宣判比较文学夭折的第一人.●翻译文本研究:勒菲弗尔“操控理论"3. 法国学派的四大代表人物:巴尔登斯伯格、梵.第根、卡雷、基亚,他们提出了要去掉比较文学的随意性,加强实证性;放弃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而集中研究各国的关系史;摆脱不确定的美学意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含义(关键所在)4.法国文学批评家布吕奈尔最早把实证主义用于文学研究,强调把一部作品对另一部作品的影响提到首位。
5.影响研究的本质特性实证性。
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本质特性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
6.基亚在《比较文学》一书中专设形象学研究——“人们眼中的异国”一章,这是对形象学研究进行确认的最早的一部概论性专著.7.1960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标志着美国学派的正式登场.代表人物有雷马克、艾德礼、勃洛克。
8.美国学派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相结合,典型代表——韦斯坦因的专著《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
2022年11月第38卷㊀第6期外国语文(双月刊)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bimonthly)Nov.,2022Vol.38㊀No.6收稿日期:2022-08-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㊁国际化发展及数据库建设研究 (18BYY022)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译者中心理论体系建构的生态理性研究 (19XJA74000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罗迪江,男,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理论翻译学与生态翻译学研究㊂唐雪,女,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翻译研究㊂引用格式:罗迪江,唐雪.翻译研究与认知范式交叉融合的途径[J].外国语文,2022(6):113-121.翻译研究与认知范式交叉融合的途径罗迪江1,2㊀唐雪2(1.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郑州㊀450001;2.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柳州㊀545006)摘㊀要:翻译认知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翻译关联论㊁认知翻译学与体认翻译学形成的三大认知路径,虽然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各自的理论困境,却呈现出一个阐明 关联-认知-体认 连续性论题的独特发展轮廓㊂这种连续论题为翻译过程提供了一种认知范式解释,本质上是探究翻译的心智过程与运行机制的认知范式㊂当体认翻译学与 具身认知 发生视域融合时,一种 整体论的体认主义 在翻译学领域里开始显现,并将成为翻译研究 认知范式 发展的最新形态㊂体认主义立场涵摄了翻译研究的 具身体认 嵌入体认 延展体认 与 生成体认 ,甚至涉及 文化体认 与 社会体认 ,扩展了翻译研究方法的广度与深度,为翻译认知研究带来一种全新的发展㊂关键词:翻译研究;认知范式;认知;体认;具身认知中图分类号:H315.9㊀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㊀文章编号:1674-6414(2022)06-0113-090㊀引言20世纪末以来,以翻译关联论㊁认知翻译学和体认翻译学的三大汇聚为特征的认知研究新形态,正塑造着翻译认知的思维方式并揭示着翻译过程的运行规律,并越来越渗入到翻译学科的体系建构与翻译理论的多元化诠释之中㊂由认知研究催生的新观念不仅引导着翻译学界对翻译与现实㊁认知㊁语言乃至世界的新理解,也不断突破翻译学界对翻译的本质㊁过程㊁机制与路径的传统阐释框架㊂三大汇聚中形成的最具连续性与交叉性的 关联-认知-体认 观念归根结底就是探究翻译的心智过程与运行机制的认知范式㊂广泛意义上的认知范式就是认知科学主流理论与观念的总体框架,它是一个涉及哲学㊁语言学㊁心理学㊁人类学㊁生态学㊁心智哲学㊁神经科学等相关认知观念的研究模式,是指认知科学在人类心智活动的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一套基本的认知模式和方法论规范,是认知科学学术团体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与基本路径㊂作为认知科学观点与理论创新的根基,认知范式在翻译学领域中的应用不断渗透与拓展,其世界观㊁认识论和方法论摆脱了传统翻译研究的局限性思维,旨在揭示翻译研究的具身认知㊁情感认知㊁社会认知与文化认知等多重机制,推动了翻译研究的认识论嬗变,引发了翻译学界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重视㊂翻译研究的持续多元化与深入探究自然而然地嵌入跨学科性 认知科学的引入是极其重要的(Ferreira et al.,2015:7)㊂因此,推进与探索翻译研究与认知范式交叉融合的实践途径,无疑是翻译学界㊃311㊃㊀外国语文2022年第6期㊀在探究翻译认知的过程中需要自觉担当的学术责任,也是推动翻译研究 认知范式 创建的根本要求㊂本文正是基于对翻译认知研究中发生变迁的反思,聚焦于翻译研究中最为活跃㊁最为丰富㊁涉足最深的翻译关联论㊁认知翻译学与体认翻译学三大汇聚区域,呈现一个阐明 关联-认知-体认 连续性论题的发展轮廓,同时揭示它们面对的理论困境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进而提出一种整体论的体认主义立场㊂1㊀翻译认知研究的三条路径及其面临的理论困境翻译研究最初的理论构想实际上是建立一门科学化㊁学科化㊁区别于现代语言学的独立学科,这种理论构想在霍姆斯(Holmes,1972)的 翻译研究的名与实 中获得较为全面系统的阐释与说明,被普遍认为是 学科的创建宣言 (Gentzler,2001:93)㊂它确立了翻译学科谱系的三大范畴:(1)理论翻译学,建立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普遍规则;(2)描述翻译学,描写经验世界中表现为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的各种现象;(3)应用翻译学,在翻译实践中,使用由第一㊁二个范畴衍生出翻译研究的信息(Toury,1995/2012:4)㊂其中,描述翻译学的过程导向研究关注的是翻译过程,涉及的是翻译主体的心智活动与认知机制,包括意识突显㊁逻辑推理㊁问题求解㊁行为感知㊁信息加工以及心理表征的综合研究,这种综合研究促使翻译研究形成一种探讨翻译过程涉及的感知㊁认知㊁推理㊁决策等心智活动的心理翻译学㊂目前,心理翻译学在翻译学领域涉及更多的是翻译认知研究,它涉及翻译关联论㊁认知翻译学与体认翻译学,侧重于翻译过程的认知研究,形成独特的 关联-认知-体认 连续性论题,总体上就是对翻译现象与翻译过程提供一种认知范式的解释与说明㊂1.1翻译关联论及其理论困境翻译认知研究的第一条路径是20世纪后期以斯波伯与威尔逊(Sperber et al.,1986)的关联理论为基础而产生的翻译关联论㊂它的基础假设是以关联为核心的心智推理理论,判定翻译行为是以认知关联为基本单元的生成与转换的明示-推理过程,因而翻译研究的范畴是心智官能,而不是纯粹的文本㊂翻译家格特(Gutt,1991/2014)将翻译视为一种寻找认知关联的交际活动㊂认知关联就成为驱动一切翻译行为的内在力量,也是翻译行为沟通现实世界的心理表征㊂格特(Gutt,1991/2014:25)用 语义表征 来指称 心理表征 ,即心智的语言模块输出㊂唯有寻找到心理表征与翻译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建构起一种说明翻译的关联机制㊂就此而言,翻译研究最重要的是确定具有关联性的心理表征对翻译行为的决定性作用,而关联性是架起翻译行为与心理表征的桥梁㊂进入21世纪以来,关联理论的翻译观得到进一步深化,强调 它能以关联性抓住翻译问题的本质特征,具有翻译的本体论意义,对指导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赵彦春,2003:121)㊂随后,赵彦春(2005:97)以关联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提出翻译学归结论,将 关联 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进行界定与诠释,其基本主张包含:(1)翻译行为必须具有关联性,否则作为交际的翻译行为必然是失败的,因此 关联 是翻译的第一原则;(2)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语内或语际)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㊂在明示-推理过程中,只有找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最佳关联,才能建立起一种解释与说明翻译的普遍原理㊂由此,关联才是真正架起认知世界与现实世界㊁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沟通桥梁㊂纵观翻译研究的发展过程,从1972年霍姆斯翻译学科基本构想中描述翻译学的过程取向研究,到1991年格特认为管辖翻译的基本原则是关联,可以说,从过程取向到关联原则跨出了关键一步,使之成为翻译研究的认知范式的雏形㊂2005年赵彦春对关联理论与翻译研究进一步深化并建构一个全面㊁系㊃411㊃㊀罗迪江㊀唐雪㊀翻译研究与认知范式交叉融合的途径㊀统的翻译学归结论,将认知关联归结为翻译行为的本体,这是从认知视角考察翻译过程的进一步显现㊂目前,翻译关联论的最大问题就是关于认知关联的规范性问题㊂倘若假定认知关联就是遵从关联原则对心理表征进行审视,表征的内容如何确定?倘若翻译行为都是关联性的,那么规范性又如何在心理表征中获得体现呢?如何体现出心理因果律所支配的翻译行为呢?回归到翻译实践,它也忽略了翻译活动的规范性问题㊂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翻译认知不是基于关联表征的行为,而是基于知识表征的引导而采取理性的行为㊂如此,翻译认知者需要在获得了翻译概念化知识的前提下对翻译认知系统内的信息进行概念整合,对翻译进行理性控制,才可能采取正确的行为㊂如果接受认知关联是翻译行为的根本驱动力,那么它引起的争论的问题就是:能否依赖翻译知识为翻译认知作出清晰的界限呢?这就存在着认知关联的客观性问题㊂1.2认知翻译学及其理论困境翻译认知研究的第二条路径是衍生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认知翻译学㊂从问题求解来看,认知翻译学就是为了解决翻译关联论的客观性问题产生的㊂认知翻译学作为一个正式术语率先由西班牙翻译学家穆尼兹(Muñoz,2010:169)提出,它关注的是翻译与认知的融合研究,强调认知是认识与理解翻译行为的思维方式㊂ 认知必然拥有一些东西的聚类,它们共享的基本特征是基于表征的行为㊂ (Pylyshyn,1984: xi-xii)不管是始发语的理解还是目的语的产出,都要受到心理表征的制约,可以说是认知的制约(吴义诚,2010:55)㊂因此,所谓认知翻译学,就是要解释与说明表征翻译行为的主体具备何种翻译知识㊁拥有何种翻译目的以及何种特性的翻译行为,即翻译主体拥有什么样的心理表征㊂在国内翻译学界,认知翻译学最初来源于认知语言学家王寅(2005:17)基于认知语言学的 现实-认知-语言 原则提出的翻译认知观: 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㊂ 作为一种认知活动,翻译具有体验性㊁互动性㊁创造性㊁语篇性㊁和谐性与世界间性(现实世界与认知世界的间性)㊂一方面,翻译的体验性是翻译主体基于自身的认知㊁概念㊁意义㊁推理㊁理解和语言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经验的结果;另一方面,翻译的世界间性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译出原作所欲表达的现实世界与认知世界,这就从根本上解决翻译关联论的规范性与客观性问题㊂随后,王寅(2012:17)拓展了翻译的认知观,将认知翻译学称为 认知翻译研究 ;后来,王寅(2013:52)将认知语言学中的识解机制引入翻译研究,探讨认知过程与翻译过程的内在关联,以突显㊁辖域㊁背景㊁视角与详略度为识解机制探究翻译过程,进而正式将 认知翻译学 描写为 如何在译入语中识解原作者在原作品中的原意图 ,且运用认知语言学所提出的用以解释语言表达主观性的 识解机制 ,从认知角度来简析翻译中的常见方法,以期能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具体的新思路㊂从广泛意义上说,认知翻译学是翻译学的一种新范式,是在认知科学的框架下研究翻译理论㊁翻译实践以及翻译现象的相关问题(文旭,2018:112)㊂在认知翻译学的推动下,翻译概念由翻译关联论的 一种关联活动 转变为 一种认知活动 ,而翻译作为一种认知活动的内涵也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例如, 翻译是一个具有原型属性的概念范畴,是一项以范畴转换为基础的认知活动 (文旭等,2020:2)㊂认知翻译学是认知语言学和翻译相结合的全新研究范式㊂ (吴淑琼等,2020:119)它将认知视为研究的本体,强调认知的交互性㊁表征性㊁抽象性等特征,把范畴化理论㊁识解理论㊁隐喻理论㊁概念整合理论等融入翻译研究之中,所涉及的识解㊁注意㊁突显㊁视角㊁图式㊁隐喻㊁转喻㊁参照点等概念成了解释与说明㊃511㊃㊀外国语文2022年第6期㊀翻译过程㊁现象与本质的认知方式,从而揭示翻译的认知机制与心智活动,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边界与视界㊂尽管运用了认知语言学的各种概念㊁方法㊁手段来研究翻译,认知翻译学的主流进路并没有产生出公认的研究方案㊂翻译学界意识到,认知概念与翻译过程联系最为直接的问题变成相对杂乱的难题,认知与翻译的关系似乎变成了认知语言学的附属,对认知的理解和对翻译现象的说明之间的认识论鸿沟仍然难以获得真正解决,这就成了当前认知翻译学研究的理论困境㊂1.3体认翻译学及其理论困境翻译认知研究中最新的路径当属王寅(2021:43)提出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体认翻译学(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它旨在凸显核心词 体认 在翻译研究中的本体地位,实质上就是意欲以体认为认识方式解决认知翻译学研究的理论困境㊂体认分析的出发点不应该是孤立的认知主体,而是一个包含互动体验的 体 与认知加工的 认 构成的复杂系统; 体 与 认 形成了一种认识与理解翻译的结构耦合,它们在结构耦合的驱动中彼此塑造着翻译的生成㊂体认翻译学将翻译描写为: 翻译是一种基于多重互动的体认活动,译者在透彻理解原文语篇所表达的有关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中各类意义的基础上,运用多种体认方式(如感觉知觉㊁意象图式㊁范畴化㊁概念化㊁认知模型㊁隐转喻㊁概念整合㊁识解㊁像似性等)将这些意义映射进译入语,基于创造性模仿机制将这些意义建构和转述出来㊂ (王寅,2021:46)从概念来源来看,体认翻译学来源于并又超越于认知翻译学,强调翻译的体认性,认为译文之 同 来源于 体 , 异 归因于 认 ㊂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 体 就没有 认 ;后者是前者的升华,没有 认 而只有 体 也形不成人的心智和语言,人便会无异于动物㊂ (王寅,2014:63)概而言之,体认翻译学强调翻译是一种体认活动,认为翻译之 同 皆因较为客观的 互动体验 所致,翻译之 异 则产生自较为主观的 认知加工 (王寅,2020:750)㊂以此为切入点,翻译概念就由认知翻译学的 一种认知活动 转变为体认翻译学的 一种体认活动 ,其思想内涵获得了进一步的丰富与拓展,而 体认 就是一个比 关联 认知 更具体㊁更综合㊁更普遍的描述㊂通过翻译概念的体认分析,体认翻译学认为意向性㊁目的性㊁认知㊁体认㊁感知㊁隐喻㊁概念㊁范畴化等心智范畴的属性是外在于 体 而内在于 认 的㊂面对翻译关联论与认知翻译学面临的难题,体认翻译学不仅能从 体 的视角解决翻译关联论的规范性㊁客观性问题而且能从 认 的视角去揭示翻译的创造性与能动性,更为重要的是能从多元化的理论层面上解决认知翻译学存在着附属于认知语言学的问题,以及对认知理解和对翻译现象说明之间的认识论鸿沟问题㊂从理论建构来看,无论是将认知语言学修补为体认语言学,还是将认知翻译学修补为体认翻译学,体认翻译学都离不开认知语言学,因为认知语言学是体认翻译学的根源㊂如何认识与理解认知语言学的基础性理论成为体认翻译学反思的根本性问题㊂李德凤教授指出: 认知语言学可以为 翻译过程研究 提供理论支撑 我们去研究它的翻译认知过程,可以借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但它是众多可与 翻译过程研究 结合的理论之一,还有很多理论可以和 翻译过程研究 相结合,包括神经科学㊁认知科学㊁心理语言学的理论,甚至文化学的理论㊂ (徐然等,2020:73)进而言之,如何引入神经科学㊁认知科学㊁心理学等相关理论来探讨翻译过程与翻译认知,成为建基于认知语言学之上的体认翻译学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㊂从认识语言学探讨翻译的心智活动与认知本质的初衷考虑,我们看到,尽管在理论建构方面将马列主义唯物论㊁语言哲学㊁体认语言学㊁体验哲学㊁后现代哲学与认知科学等理论引入翻译研究进而强调体认的本体地位,以及在实践应用方面将映射㊁创仿㊁概念整合等作为体认的具体认知方式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作为 体认 最显著特征的 具身性 等相关概念,如何呈现于体认翻译学,如何超越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理论话语体系,这都是目前体认翻译学面临的理论困境㊂正如王寅(2021:49)所说, 体认翻㊃611㊃㊀罗迪江㊀唐雪㊀翻译研究与认知范式交叉融合的途径㊀译学犹如一个初生婴儿,有待哺育与关怀 ㊂2㊀翻译研究的体认主义立场如果以关联理论作为翻译认知路径的起点,可以说,翻译研究的认知范式经历了认知翻译学与体认翻译学并走过30年不平凡的历程㊂30年的历程见证了翻译研究与认知范式的交叉融合:其一,揭示翻译的心智活动与认知机制;其二,说明翻译过程及其行为的体认机制㊂这两大观点的交织已经广泛地渗透到翻译研究 认知范式 的理论基础之中,这不仅超出了翻译学科内部问题域和理论解释范围,触及对认知范式做出的整体反思,而且体现为翻译研究 认知范式 的多维度建构㊂从翻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面对日益丰富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翻译学界逐渐形成一种认知范式的学术共同体,真正推进翻译研究 认知范式 的整体建构并积极反馈认知范式产生的综合效应㊂这种综合效应一方面体现了 具身认知 为体认翻译学提供的思想资源,强调体认性与具身性的本质关联;另一方面预示着一种整体论的体认主义立场的出现㊂2.1具身认知为体认翻译学提供的思想资源进入21世纪后,以翻译关联论为核心的认知范式逐渐显示其理论在解释客观性与规范性方面的局限,成为翻译学界求解的问题以及推进认知范式创建需要面对的难题㊂国内外一批学者创建了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㊁以认知观念为理论特征的认知翻译学㊂翻译作为一种认知活动的观点,逐渐获得翻译学界的关注与认可㊂同时,翻译学界对翻译认知的理解逐步演变,范围越来越宽泛,这加剧了对认知的理解与对翻译现象的说明之间的认识论鸿沟㊂为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体认翻译学应运而生,它将翻译视为一种体认活动,强调翻译过程的体认机制,关注翻译过程的 体 与 认 的辩证关系,以此诠释翻译之 同 与 异 ,从而揭示翻译的体认性特征㊂事实上,体认翻译学除了吸收认知语言学及衍生而来的认知翻译学外,还继承与融合了辩证唯物论㊁体验哲学与认知科学的相关思想,其理论构想就是试图以认知语言学㊁辩证唯物论㊁体验哲学与认知科学为理论基础,对翻译本质进行体认性的大一统说明,进而打通翻译学与辩证唯物论㊁语言学㊁语言哲学㊁体验哲学㊁后现代哲学㊁认知科学等理论之间的通道㊂因此,对翻译本质的体认性分析是综合性㊁整体性的㊂如果不立足于内在与体验的体认性观点,那么就无法对翻译现象作出特有的认知分析,因为从一个非体认性的立场来看,翻译不过是一系列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对于这些活动没有与之相应的体认性观念 没有 体 ,也没有 认 ,因而也就没有翻译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没有理性与感性,没有必然性与或然性,没有确定性与创造性㊂没有体认性,翻译就失去了具身认知意义上的生命力㊂这就意味着,翻译的本质预示着体认性的另一种表达:具身性㊂将翻译视为一种特殊的具身性与情景性认知活动是翻译认知维度的新研究趋向(Alves et al.,2017:549)㊂根本而言,体认翻译学中的 体认性 与认知科学中的 具身性 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契合㊂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翻译本质,以体认性观念为理论特征的体认翻译学需要引入具身性观念,并对狭义的具身性(涉身性)与广义的具身性进行深入的探讨,以丰富与拓展体认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及其解释力㊂刘晓力(2020:32)曾对狭义的涉身性与广义的涉身性做出了明确的区分: 狭义的涉身性观念着重强调身体对于认知具有的奠基性意义,特别是说明有机体的多模态感知运动对于认知所具有的核心地位;广义的涉身性观念是在此基础上强调阐释认知的基本单元应当是大脑-身体-环境的耦合体,其理论目标是说明认知主体如何参与不同情境并以何种特殊方式与环境进行积极主动的交互㊂ 对于体认翻译学来说,探究体认性就意味着离不开对具身性的研究,对具身性的研究意味着离不开对 具身认知㊁嵌入认知㊁延展认㊃711㊃㊀外国语文2022年第6期㊀知与生成认知 (Gallagher,2005:17)进行探讨㊂目前,具身性观念正引起翻译学界的极大关注,渗透并扩张于当代翻译研究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具身认知范式㊂仲伟合等(2015:70)认为, 具身认知强调人类认知的具身性与情境(适应)性以及完型心理之特征,那么具身性翻译认知研究之思维强调译者认知心理的具身性㊁系统层次性与系统融合性特征 ;穆尼兹(Muñoz,2017:560)指出: 认知翻译研究的趋向是计算翻译学与认知翻译学,前者关注认知主义与信息处理方法,后者侧重具身认知㊁嵌入认知㊁延展认知㊁生成认知㊂ 就翻译研究而言,不论是嵌入认知还是延展认知,抑或是生成认知,它们实际上都是衍生于具身性观念对翻译认知不同方面的具体说明㊂如果建立在认知范式的基础上,翻译关联论㊁认知翻译学与体认翻译学都有自身内在的理论困境㊂摆脱这种困境,一方面需要引入具身性观念,将具身认知㊁嵌入认知㊁延展认知与生成认知的新观念融入翻译研究之中,形成更具包容性与开放性的体认性观念;另一方面需要强调 体 与 认 的辩证关系,倡导翻译之 同 与翻译之 异 的视域融合,借鉴广义具身认知提供的思想资源对翻译本质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其一,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认知活动,更是一种体认活动,而且是分布在整个现实-认知-语言之中的生成过程;其二,翻译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翻译体认㊁翻译行为与翻译环境互动而动态建构的;其三,对翻译过程的理解必须重视具身认知对翻译行为产生的影响,不能单纯将其视为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活动;其四,复杂的翻译认知功能不仅奠基于感觉㊁知觉㊁识解㊁推理㊁概念化等之间的耦合作用,还依赖于翻译主体的意向性㊁情感㊁自主性与主体间性多方面的协调㊂2.2体认主义立场的显现当体认翻译学与具身认知发生视域融合时,一个更清晰㊁更有力的结果是:体认翻译学需要建构自身内在的体认性观点,它涉及的是具身体认㊁嵌入体认㊁延展体认与生成体认,进而将它们概括为广义体认性研究论域的核心内容㊂换而言之,体认性在翻译研究中成为一种包容性的㊁独特的翻译概念,并预示着一种新的体认主义立场的出现,而具身体认㊁嵌入体认㊁延展体认与生成体认会在翻译研究的体认主义立场中将获得进一步深入的诠释与说明㊂与仅仅关注关联性的翻译关联论与只关注心智活动的认知翻译学的解释不同,这种体认主义更推崇辩证唯物论与认知科学共质下 体 (互动体验)与 认 (认知加工)的辩证关系,以 体 诠释翻译之 同 (模仿性),以 认 来诠释翻译之 异 (创造性),认为只有将 体 与 认 的 连续性整合运作 才能真正揭示翻译过程与翻译认知的体认性本质㊂体认主义立场的出现使得 体 与 认 这个现象在翻译研究中变得异常醒目,这也是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始终面临的最大张力与底线;为了揭示翻译的本质,翻译主体必须从 体 与 认 的双重逻辑中 以身作则 为翻译 操心 ,翻译就是一项充满具身性的 操心 行为㊂因此,翻译主体就是一种具身主体,而翻译是一种以体认为导向的具身行为㊂一方面,体认依赖于翻译经验的,这种翻译经验来自身体对翻译的体验;另一方面,翻译所进行的各种体验内含在一个更广泛的心理㊁文化和社会的语境中㊂也就是说,翻译的一切秘密必须到具身认知的体认性中去寻找,翻译本质上是一个具身的动态系统,它不仅是一个体认过程,而且是一个具身认知的建构过程㊂依此而言,认知翻译学的认知性观念不足以使人们充分理解翻译的本质,还需要引入体认语言学中的 体 以突显 现实-认知-语言 的互动体验观,考虑翻译主体的身体过程㊁情感过程以及对与此相关的现实世界之间的体认方式㊂这就必须借鉴体验哲学与认知科学的思想,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体认主义整合方案㊂这种方案将体认源于心智㊁身体与现实世界交互作用的生成过程,将体认主体的翻译活动作为塑造我们的翻译系统以及我们体认这个世界方式的过程,翻译认知就是翻译主体参与主体间的㊁语言的㊁社会的和文化的体认过程㊂可见,理解翻译既需要研究㊃811㊃。
一、翻译研究的范畴1.名称问题在我国,人们已经习惯于用“翻译学”一词来指称翻译研究整个领域。
翻译学作为一门研究翻译现象的人文学科,其学术地位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然而,该学科的名称(尤其是英文名称)却一直有争议。
20世纪60年代之前,很多人称之为“翻译艺术”(the Art/Craft of Translation);60年代后有人使用“翻译科学”(Science of Translation),也有人视之与“翻译理论”(Translation Theory)同义。
西方翻译工作者对“翻译学”(Translatology)一词比较抗拒,主要原因是,英文translatology和德文translatologie显得太高调,太学术化。
1972年,美籍荷兰学者霍姆斯(J.Holmes)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论文,文中建议用“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来称呼该领域,这样可以摒除大多数的纷争与误解。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这一名称逐渐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很多学者都以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自己著作的名称,例如苏珊·巴斯纳特(S.Bassnet)著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980),书名就是源于霍姆斯的建议。
此后,用“翻译研究”作书名的数不胜数(如Snell-Hornby 1988;Baker 1998;Munday 2001)。
不过,“翻译研究”在汉语中听来不像是一门学科,而“翻译学”一词在我国已被广泛接受与使用,并且已经进人不少书籍词典之中。
因此本书作者力图用“翻译学”指称整个领域及其所包含的一切,“翻译研究”则主要指研究途径及其相关的活动。
但是要绝对区分这两个术语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翻译研究”一词也已广泛用来指称整个领域。
因此在下面的篇章中,“翻译研究”除主要指研究途径及其相关的活动外,有时也会与“翻译学”一词交替使用,同指一个概念,即翻译学领域。
2. 翻译学的性质与目标在霍姆斯(1972/1988)看来,名称不统一是学科发展的一个障碍,而更大的障碍却是人们对该学科的实质缺乏共识。
翻译学究竞应该包括哪些组成部分?过去有人认为,翻译学就是关于术语的比较和词汇研究;也有人把它等同于比较或对比语言学;还有更多人用翻译理论来指翻译学。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一个学科,因为这些分支未能引起人们思考翻译学的实质。
霍姆斯认为,翻译学实质上是以经验为依据的学科。
经验科学通常有两大目标:一是描写经验中的特殊现象;二是建立能够解释和预测问题的基本原则。
其研究方法的基础是观察、描写和解释。
就翻译学而言,翻译过程、翻译作品及其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都是客观现象。
因此,翻译学有两个主要目标:(1)描写客观翻译现象;(2)建立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原则和参数体系。
3.翻译学的架构与范围翻译学应该怎样架构?应包括哪些研究范围?对这些问题,中外学者都进行了探讨,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以下先描述霍姆斯提出的在译界颇有影响的译学构想图,然后对多家的观点进行评述。
(1)霍姆斯的译学构想图瑞(G.Toury)一直非常欣赏霍姆斯在文章中提出的译学构想,他曾把该论文收进自己主编的论文集《跨文化翻译》(Translation Across Cultures,1987),希望霍姆斯的译学构想能引起更广泛的反响。
但由于论文集是在印度出版,而且印数有限,并没有出现图瑞预期的效果。
直到1988年,霍氏把修改补充过的新版本“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重新刊登于自己主编的论文集中,其译学思想才得到翻译学界的广泛认识和积极反响。
论文集问世不久,西方翻译学界召开了“第一次霍姆斯译学研讨会”。
会上,一些著名翻译理论家,如斯内尔霍恩比(M.Snell-Hornby)、兰伯特(J.Lambert)、赫曼斯(T.Hermans)和图瑞等,均以霍姆斯在该论文中提出的翻译研究构想作为发言的主题(见Van Leuven-Zwart and Naaijkens,1991)。
1995年,图瑞在《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1995)一书中,把霍姆斯的翻译研究构想以结构图霍姆斯把翻译研究分为三大分支:一、描写翻译研究(DTS);二、翻译理论(TTh);三、应用翻译研究(ATS)。
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同属纯研究性质。
描写翻译研究包括三个导向的研究:(1)产品研究(product-oriented);(2)过程研究(process-oriented);(3)功能研究(function-oriented)。
产品研究是传统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对翻译作品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对个别译本进行描述和对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译本比较可以是历时的(不同时期的译本比较),也可以是共时的(相同时期的译本比较)。
霍氏相信,译作研究的结果最终有可能成为一部大型的翻译通史。
过程研究关注的是翻译行为本身。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创造一个全新的但又多多少少与原文吻合的译文?他那个小小的“黑匣子”(black box)是如何运作的?此研究领域极少有人问津,因为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
霍姆斯认为,随着心理学的发展,也许终有一天翻译“黑匣”之谜可以解开。
到那时,就有可能出现心理翻译研究(psycho-translation studies)的分支。
功能研究者感兴趣的并非对翻译作品本身的描写,而是对它们在目的语社会文化中的功能描写。
其研究的重点是语境而不是文本。
研究的范围包括:何种文本在何时何地被翻译?原因何在?影响翻译作品的因素是什么?霍氏指出,该范围的研究与社会学有紧密联系,因此有可能促成社会翻译研究(socio-translation studies)的产生。
翻译理论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
理论研究又分普通理论研究和特殊理论研究两部分。
特殊理论研究至少包括六个方面:(1)语言媒介;(2)范围;(3)层级;(4)文本类型;(5)历史时期;(6)特定问题。
语言媒介研究涉及人工翻译、机器翻译、机助翻译、口译和笔译。
范围指任何两种或多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
层级实际上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单位。
传统上,词和词组被认为是翻译的基本单位,以描写语言学为基础的研究则以句子为单位。
随着语篇语言学的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冲破句子的局限,提出把语篇作为翻译单位或自由单位(rank-free)理论。
文本类型(或话语类型)研究的是不同类型的文本翻译中的特殊问题。
文学专家和神学家早已注意到文学翻译和圣经翻译中的文体和语体等复杂的问题;七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也开始研究科技文献的翻译问题。
然而,霍氏指出,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开花结果,原因是到目前为止,对于语篇、文本和话语尚未有定论。
历史时期研究分两种:一是研究当代的翻译;二是研究过去的翻译。
特定问题研究指对某一专门问题进行讨论,其范围包括翻译等效的实质这样带广泛意义的问题,也包括隐喻翻译或专用名词翻译等具体的问题。
应用翻译研究包括三个部分:(1)译员培训;(2)翻译辅助(主要是指词汇、术语、语法方面的辅助);(3)翻译批评。
霍氏认为,描写、理论和应用是翻译研究的三大分支,这一顺序表明了三者的重要程度。
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单向性的,对翻译经验的描写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数据和基础,而描写和理论两个分支的研究结果又应用于翻译教学、翻译实践与翻译批评之中。
但实际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
任何一方都在为另两方提供资料,也都在吸取和利用另两方的研究成果。
例如,翻译理论离不开描写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两大分支中所获得的全面而具体的数据资料;反过来,如果没有任何理论作前提,描写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也无从开始。
因此,描写、理论和应用三大分支的关系又是辩证的、平等的。
最后,霍氏指出,在三大分支中,还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尚未专门提到,那就是翻译学史研究和方法论(或叫元理论)研究。
元理论研究关注的是哪些方法、哪些模式最适用于哪个方面的研究(例如,翻译理论如何构建才最有效;用哪种分析方法才能取得最客观、最有意义的描写结果等等)。
另外,元理论研究也涉及学科自身的结构问题。
图瑞(G.Toury);G仅是霍氏的翻译研究构想的支持者,而且是积极的实践者。
他的著作《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就是实践与发展霍氏的译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翻译学涉及面最广、系统性最强的专著之一。
在图瑞看来,描写研究分支是翻译学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分支,因为该分支的研究成果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资料和依据。
他以霍氏的译学思想为基础,进一步阐释了描写翻译研究中翻译功能、翻译作品和翻译过程三者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翻译功能(即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预期地位或功能)决定译作的形式(即译作的组合形式),而译作的形式又决定了翻译的策略。
然而,图氏又指出,在翻译研究中,任何描写研究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
例如,在产品导向的研究中,研究者不能不涉及到其功能的决定因素以及生产出“合适的”产品的策略。
霍氏译学构想中最大的优点是对翻译学科中各分支的合理划分。
这种合理划分可以显示不同的研究活动在整个学科机构中的位置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图瑞,1995:9—10)。
霍氏译学构想中的每一个分支都是以翻译为中心,而且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应用分支为描写分支提供研究素材,描写分支的研究结果为理论分支提供数据和基础,而理论和描写两个分支的研究结果又作用于应用领域之中。
这也意味着,在翻译学领域中,每个研究者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都是跟其他研究者的工作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2)有待完善的霍姆斯译学宏图霍姆斯的译学架构是开放性的,尚未完善的。
正如他自己在文章后面所说,有一些重要的方面在他的译学架构中还没有适当的位置,例如他对应用研究分支似乎不够重视,只是列出了几个范围,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论述。
根据今天译学的发展趋势,他的应用分支可大大地扩展(见图表2)。
(3)中国学者的译学构想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我国有几位学者曾构想过翻译学的范围与分野(例如谭载喜、金陧、杨自俭、刘宓庆、范守义等)。
谭载喜(1988)提出的翻译学结构包括“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应用翻译学”三个部分。
金陧(1989)建议把翻译学分为四个门类:一、翻译学基础理论;二、翻译学本体理论;三、翻译学专项研究;四、翻译技巧研究。
杨自俭(1989)把翻译学划分为三个层次:翻译工程、翻译艺术和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