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6年的农村合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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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6年的农村合作运动
作者:杨柳
来源:《商情》2008年第41期
【摘要】合作运动,是现代经济组织中一个分配社会化的运动,合作思想在19世纪开始盛行于欧洲,中国的合作运动萌芽于1919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开始提倡和推动农村合作运动。

短短几年,合作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终究未能改善中国农村社会衰落破败的境况,未能达成国人复兴农村经济的愿望。

【关键词】合作运动信用合作社合作教育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开始提倡和推动农村合作运动。

其实国民党人对合作主义早有注意,早在1919年孙中山在《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的演讲中,就曾提及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合作事业。

1924年8月3日,孙中山演讲民生主义第一讲时,对于英国之消费合作运动极为推崇,主张以“合作”来解决民生问题。

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出“设立农民银行,提倡农民合作事业”的决议案。

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联席会议也通过了“政府扶助农民合作社之组织”的政纲。

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第四次执监会召开,通过了由蒋介石、陈果夫提出的《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建议案》。

并于10月又将合作运动列为各级党部工作纲领之“七项运动”之一。

江苏、浙江两省政府率先设立农民银行并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标志着国民党官方合作事业的开始。

1931年江淮发生大水灾,波及苏、皖、赣、湘、鄂五省,灾情綦重,损失空前,农村经济破产加剧,国民政府为挽救危机,真正开始重视农村问题,加大力度推动合作运动。

1931年4月,实业部公布《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章》,1932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规定了“合作社法十大原则”,立法院据此起草了《中国合作社法》,并于1934年2月16日由立法院公布,这是国民党政府关于合作运动的最高法律文件,经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于1934年3月1日通令全国施行。

1935年3月13日,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及全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共同召开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各机关代表及合作专家百余人聚集一堂,研究合作金融系统统一、合作教育推进、合作行政制度统一等多项问题,决议专设合作司,作为全国最高的合作行政机关,8月颁布《合作社法实施细则》。

10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合作事业委员会,掌管合作技术推广事项。

为了从上到下掌握合作运动的发展进程,国民党中央于1936年初设立了“中央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隶属于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各省市也设立与此相应的地方机构。

另外,国民政府还在一些高等学校开办合作系,培养合作专门人才,创办各种合作刊物,对合作运动进行宣传和报道,以期更好地推动合作运动的进行。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合作事业在中国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运动,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

1.数目方面:根据方显廷的统计,合作运动的范围由河北省扩展至江苏等至少8个省份,合作社数量逐年递增。

据1933年的统计,我国共有6946个合作社,其中5720社为信用合作社,占世界第6位。

1933年之后,合作社更是扩展至广东、陕西等共16省。

截至1936年底,全国合作社数已达到37,318家,社员增至1,643,670人。

在全国各类合作社中,信用合作社是整个合作事业的主流。

2.放款方面:按照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合作法规,组织信用合作社的目的就是要“贷放生产上必要资金于社员及办理储蓄”;“信用合作社的业务”对社员为各种放款;及办理社员非社员之各种储金存款,或代理收付款项等事。

仅华洋义赈会自1924—1933年10年之间,对河北省其承认合作社放款累计总数就达37万多元;该会所设农利股10年办理合作事业经费供给也达12.4万多元。

3.教育方面:促进合作事业,必先从培养办理合作事务人才,普及合作思想入手,故随着合作事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合作教育亦备受重视。

以华洋义赈会为例,其进行合作教育的举措有举办合作讲习会、创办《合作讯》,设立巡回书库,派员入社调查、指导、答疑等多种。

国内各地都设有合作讲习班,各大学亦多增设合作课程,各省的合作组织也都发行有自己的合作刊物。

中国合作学社、华洋义赈会及国内各大书局,对于合作著作的介绍和刊行,也是十分积极和热心的。

而且合作教育的方针还力求与时代相吻合,针对不同教育对象及教育目的,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教育。

这种有针对性有区别的因人而异,因才而异,因时而异的教育,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符合实践的需要。

虽然信用合作社为农村提供了一定数量的信贷资金,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金融竭蹶,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但合作运动的效用远没有达到时人所期望的那样能增进农业生产,复兴农村经济。

根据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1934年对全国22个省871个县进行的农民借贷情况的调查,合作社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平均占有比例仅为2.6%,既使是历史悠久而合作运动发展较为普遍的河北省,合作社在借款来源中所占的比例也仅达11.9%,远在商店与私人借款之下。

合作的重要原则是自助互助,农民的经济状况恶化至极,又怎有能力自助互助!由于各地的农村秩序极不安定,信用合作社的放款贷期都不很长,普通的都在6个月至1年之间,对于购买种子、化肥、牲畜、农具之类兴许可以应付,而对于大规模的水利事业或垦荒事业根本于事无补,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力的改进自然无从谈起。

而且借款定于信用,借款的多少定于信用的优劣。

农民借款的信用方式有个人信用、保证信用、抵押信用三种,各占比例为19.8%、33.9%和46.3%,显然信用方式重抵押而不重个人,个人如果没有土地或没有其他绅商作保,就别想借钱。

对于处境最为艰难最迫切需要借款的绝大多数贫农,只能是望洋兴叹,告贷无门啊。

即便是对于社员的借款,普通也只有20元上下,数额之少可谓杯水车薪。

农民借去的款项,通常是拿去还债,很少有机会利用合作社的资金去从事生产或改良生产条件,合作社对于农民的关系实为淡薄,恐怕仅能减轻一些高利贷盘剥的痛苦。

而且大多数的农民并不了解合作社的真谛,由于智识低下,几不识字,对于合作社的文字宣传、演讲、宣教也就很难真正理解
明白,除了希冀利用合作组织向银行或慈善机构借款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社内的责任和义务可言,真诚合作又怎能实现?
全国之合作事业,除了社数和社员数年年递增,表面蓬勃之外,实在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进展和完善。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合作运动难免不了了之。

一度被国民党政府舆论大肆宣传,认为乃是实现民生主义最好办法的合作运动,难免让人感觉虚有其表,不尽如人意。

中国的合作事业,并不是由农民自动兴起的,而是由上至下强加于农民的一种政策,因而官方的大力扶植和推动,不免让人感觉是政府一厢情愿,唱了一出自我陶醉的独角戏罢了。

参考文献:
[1]方显廷.中国之合作运动.中国经济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38.
[2]华洋义赈会办理合作情况.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中华民国22年12月26日第7号.
[3]吴承禧.中国各地的农民借贷——几个极堪玩味的统计的申述.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1936.
[4]傅宏.论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7(1).
[5]陕西省合作事业管理处丛刊之二——陕西省合作事业概况.民国31年3月版.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