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韩愈诗歌的创新

略论韩愈诗歌的创新xx海中国诗史上有“四大诗人”之说——李、杜、苏、黄，李、杜为唐人，苏、黄为宋人。

这两组人物分别代表了中国诗史上的两种诗风——唐风与宋调。

而宋调之成其来也远矣，叶燮《原诗·内篇》云：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

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租。

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在韩愈以前的文坛上，有许多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诗歌的革新，他们为昌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为杜甫所称道的元结，实开元和诗坛元白新乐府之先声。

他们都反映民生疾苦，将诗歌向明白易晓方面发展，主张语言的质朴浅易，其末流未免流于浅俗。

顾况虽同其声气，但其诗颇有纵横奇诡之作，实有昭示后人向上一路之意。

大历十才子有较深的艺术修养，有琢词炼句之偏好，却缺乏诗歌意境的创造，亦存在忽略现实人生之倾向，形成其平淡省净的艺术风格。

韦应物、刘长卿、李益为第三层次的诗人。

韦、刘造意清新，内蕴深厚。

李益边塞诗内容丰富，思绪深沉，豪迈慷慨，既承盛唐余绪，又启中唐诗风。

至德、大历年间的诗坛上存在的这三批诗人，都显示了由盛唐向中唐诗风的转变。

以元结、顾况为代表的一派，他们主要是在诗歌内容上发挥过渡作用的。

他们不再象盛唐诗人那样，强调对理想的追求，而开始着眼于现实人生。

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一派，他们刚是在诗歌的艺术上发挥过渡作用的，以平淡省净的风格代替了盛唐诗歌的雄伟壮丽。

而刘长卿、韦应物等介于这二派之间，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起到了过渡作用。

而所有这些，都为元和诗人提供了一个借鉴，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才性、嗜好以及对社会的认识与责任感来选择自己的方向，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力图以显自己的才思。

而由于着眼点的不同，形成了两大派别：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一派痛切于大历诗人关心民瘼不够，则远绍汉魏乐府民歌，以矫大历诗歌内容之浮，成就巨大，成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派的成就是巨大的，只是元白一派终为唐调，并没有给后人开启出多少新路子。

以韩愈、孟郊为首的一派则主要从风格上来矫大历之浮，以奇崛之辞，发幽忧之思，并非没有反映社会政治的外部世界，而是主要从士人们郁结愤激的内心世界来认识社会人生。

由于这一派诗人(昌黎除外)位卑官小，穷愁流落失偶，从内心去认识反映社会人生，易为险怪之文，成为唐风的别调，开一代风气，影响甚大。

作为韩孟集团主将的韩愈，生子代宗大历三年(768)，这是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五年，也就是唐王朝大历中兴梦浮现的时候，朝野均有一种变革的希望。

他一生经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于穆宗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卒于长安，中间经过德宗年间的吐蕃侵扰，河北诸镇的反叛，径原兵变，顺宗的永贞革新，宪宗时的刘辟、王承宗、吴元济、王廷凑等诸镇叛乱许多重大事件，元和中兴也给了他许多幻想。

处于这样一个大动荡的环境中，他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以孟轲之后的大儒自居，“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攘斥佛老，抵排异端，在思想界进行了一场大的革新。

在文学领域，倡导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其功甚大。

其诗虽无明确的理论，但受其古文革新理论与“原道”思想的影响是颇为深刻的。

沈德潜《说诗晬语》以为：“昌黎豪杰自命，欲以学间才力跨越李杜之上”，是最能道破其心事的。

赵翼《瓯北诗话》则更详尽地肯定昌黎于李杜之后的独自成家，以为如果李杜之前已有李杜，李杜也会象昌黎一样“群山开道，自成一家”的，指出了昌黎的有心为之。

更为重要的是“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恐昌黎亦不自知”，道出了韩愈文论思想对其诗歌创作的渗透，以及其诗具有其文擅长布局，变幻莫测，气韵深稳而堂庑开阔的特点，因而也肯定了韩愈以为文笔法创作诗歌的成就。

《调张籍》一诗就明确表示出昌黎已参透了李杜诗歌机关处，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标准。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伊我生其后，举头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

”高度评价李杜的成就，批判“蚍蜉撼大树”的谤伤，暗寓遥追李杜而跨越其上的理想。

“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踉。

”对其诗歌大开大阖的气势，浑融无际的意境的总结，也是昌黎自己诗美追求的一个标准，故而后人常用来概括退之的诗歌艺术特色。

在诗的后半部，昌黎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愿望：“我愿生双翅，捕逐出八荒。

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

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

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

”昌黎驰聘上下，向往超越的并不是曹刘沈宋，而是古今诗坛泰斗李杜，力图创造比“掣鲸碧海”更为壮阔奇瑰的“拔鲸牙”“酌天浆”悸动心魂的雄伟奇崛险怪诗风。

细玩末四句诗意，乃昌黎豪杰自命，欲与李杜角力，树一代高标，携张籍以为同志，故名篇曰《调张籍》。

力与李杜差肩而变革诗歌，在变革中借鉴了前辈诗人之得失，自觉不自觉地改变了大历的卑弱诗风，这可以说是韩愈诗歌改革的个人因素。

韩愈所处的是一个动荡而变革的社会，这给其作品以深刻的影响。

考察当时诗坛便可知此种情况。

闻一多在《唐诗杂论·贾岛》中说：这象是元和长庆间诗坛动态中的三个较为有力的新趋势。

这边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的咒骂世道人心，夹在咒骂声中的，是卢仝、刘叉的“插科打浑”和韩愈的宏亮噪音，向佛老挑衅。

那边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改良社会的大蠹下，用律动的乐府调子。

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

同时远远的，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暗情调的五言律诗(阴暗由于癖好，五律为着出路)。

时代的阴霾在诗人们的心田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而个人仕途的坎坷曲折，辛酸苦辣，生活上的辗转流离，贫困饥寒，也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他们也以一种冷寞的、灰暗的、消沉的眼光看待社会人生，追求各自心目中的得以摆脱和逃避现实的痛苦与烦恼的理想境界。

这就是郊岛之流。

而中兴的希望与儒家“达则兼济”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韩愈、白居易等。

白氏倡新乐府，昌黎则“独尊儒术”来为诗为文以救时弊。

这也就是在外族入侵的中唐时代，儒家出子“内诸夏外夷狄”的立场，又以尊儒排佛来尊王攘夷，故而韩愈不借以“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的细碎经济帐来陈述排斥佛老的必要性。

这些均反映在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上。

韩愈才大气豪，以古文名家，自继孟轲，攘斥佛老，独尊儒术。

他以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子外之谓德”；“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随之间”②。

因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无佛之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有佛以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

何况佛“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与正统治国安民思想相背离，愚昧百妙，甚而“有断臂臠身，以为供养者。

伤风败俗，传笑四方。

”⑧他深知时代给予他的任务就是掊击佛老，应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导之”。

韩愈的具体方法则是：“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⑤，这也就是他于儒的功劳。

因为“寻坠绪之茫茫”，所以才提出了“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养气论，才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⑥的养气功夫。

有了这种扎实的道德修养，才能写出有充实内容的古文，亦即《答尉迟生书》所说的:“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

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

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

”以原则上讲，韩愈文论应与诗歌创作是相通的。

如《荐士》:“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浩。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首先肯定雅正之文学。

“气象日雕耗”、“众作等蝉噪”实际上与“文弊道丧”有着共同的原因：背离儒道，气衰文弊。

主张以雄骜之才，能够“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创造出“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的奇崛雄伟艺术风格，还要注意到“敷柔肆纡余，奋猛卷海潦。

荣华肖天秀，捷疾逾响报”，在大开大阖中又能够舒缓有余，显示出散文创作优游不迫的隽永美。

其为文以养气为先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⑦对诗与文都同样适合。

如《山石》，犹如一篇游记，叙述虽按时序，却是笔意轻灵，以不同的角度，融入诗人内心感受，变换色彩、音响、形象，从而交织成多层次的饱满淳美的意境。

陈寅恪以为“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论韩愈》)又如《沔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其一：“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东流。

我有孤侄在海浦，三年不见兮，使我心苦。

采蕨子山，缗鱼子渊，我徂京师，不远其还。

”把古文句法引入诗中，屏除骈句，努力造成错落之美，确乎具有“优游者有余”“心醇而气和”的舒展美。

由上述我们可以看出，韩愈虽未曾明确提出过“诗言志”的观点，但其“配道与义”的“养气说”在某种意义上与正统儒家诗言志说是相通的。

因强调“养气”，则将其攘斥佛老、独尊儒术的“明道”说贯之子诗歌创作精神中，使诗歌能够体现儒家正统的“诗言志”的观点。

考之韩诗，则不难发现有许多象《原道》一样充满着卫道精神的诗篇，而这些诗篇也即言儒家之正道，不过语言是形象化的、诗化的。

⑧如《谢自然》诗末句云:“感伤遂成诗，昧者宜书绅。

”顾嗣立评此诗曰:“公排斥佛老，是平生得力处。

此篇全以议论作诗，词严义正，明目张胆，《原道》、《佛骨表》之亚也。

”又《唐宋诗醇》曰：“前叙后断，排斥不遗余力。

人诧其白日飞升，吾独为孤魂冤痛，警世至深切矣。

”王元启曰：“按谢自然事，当日俱奉为神仙，公谓此特为妖魅所惑。

末言人生常理，不但议论宏伟，其一片至诚恻怛之心，尤足令人感悚。

”⑨前人之评，可谓得此诗之神，“《原道》《佛骨表》之亚也”，道出昌黎卫道的精神，诗言志的儒家本旨。

又如《华山女》一诗，钱仲联先生以为作于元和十四年(819)，谓正谏迎佛骨时事。

诗先写佛徒讲经，听众狎恰，而道徒词穷，座下廖落。

次叙华山女洗妆拭面，升座演诀，以其白咽红颊，致使观中人满，佛寺人迹扫绝。

末叙华山女姿色惊动宫闺，倾倒豪家少年。

韩愈弘扬儒学，攘斥佛老，诗中或正色斥之，或嘲谑戏之，唯此篇最得讽兴之旨。

朱熹评云:“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遗余力，而于《华山女》独假借如此。

非也，此正讥其炫姿首假仙灵以惑众，又讥时君不察，使失行妇人得入宫禁耳。

观其卒章，豪家少年，云窗雾阁，翠慢金屏，青鸟丁宁等语，亵慢甚矣，其真以神仙处之哉?”⑩称其最得讽兴之旨，则是就其形象化、艺术化的语言而言的，其内容则合于儒家之诗言志说，贯注了昌黎坚韧不拔的卫道精神。

对于永贞革新，韩愈颇有微词，及革新失败，作《永贞行》以庆幸之，对于王叔文集团叫嚣怒骂，认为他们是“小人乘时偷国柄”、“狐鸣枭噪争署置，旸睒跳踉相妩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