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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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及实践
王向东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10111022)
摘 要: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复杂而又极为重要的人物,被后人称为“中兴勋臣冠”者,也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虽然他并没有象李鸿章、左宗棠等直接创办过近代学校,也没有像张之洞的《劝学篇》那样系统的阐述自己的教育理念,但他在镇压太平军以及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由此萌生了富国富民、自强御侮的近代洋务思想。在创办近代洋务企业的过程中,曾国藩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并因此而将近代教育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形成其近代的教育思想。他十分重视西方新式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呼吁学习西方教育制度,积极支持新式学校的创办和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对推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曾国藩 近代教育 思想 实践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复杂而又极为重要的人物,被后人称为“中兴勋臣冠”者,也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虽然他并没有象李鸿章、左宗棠等直接创办过近代学校,也没有像张之洞的《劝学篇》那样系统的阐述自己的教育理念,但他在镇压太平军的以及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由此萌生了富国富民、自强御侮的近代洋务思想。在创办近代洋务企业的同时,曾国藩认识到洋务人才的重要性,并因此而将近代教育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形成其近代的教育思想,并为此身体力行,进行了一些实践。
学界研究曾国藩的思想体系,往往对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学术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等领域倍加重视,所出成果也主要集中于此。在曾国藩教育思想的领域,对其教育思想进行宏观把握者较少,众多的研究是着力于家庭教育方面,对其近代教育思想的探讨尤少,纵有论述,论者也多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原则与方法等角度提及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但未有更深入的论证。从曾国藩的生平来看,其后半生的理学经世实践对时人的影响最深,这种经世实践的思想与其开创近代洋务事业的活动密不可分。因此,探讨曾国藩对近代社会的影响,不能不涉及到他的近代教育思想。本文试图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一、 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产生,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康乾盛世过后,开始走下坡路的封建末世,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在外强交逼,祸在眉睫之际,统治者身处危机而不自知,依然混混噩噩,虚骄自大。清政府充斥着“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的蒙昧昏庸者。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清王朝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被打破,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一去而不复返,尽管有少数开明的知识分子,对清政府鸦片战争的败局知耻后勇,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但鸦片战争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先知先觉者如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主张,几乎对统治者未产生丝毫的影响。
到19世纪六十年代,再次经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肆意蹂躏后,清政府才真正开始了求强御侮的行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条约》的签订,使清廷朝野上下几乎“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音”。位居中枢的奕、文祥等人率先行动,要求改弦更张,寻求自强之道,“探原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又谓“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 “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身处这样的时代与社会氛围,不能不为“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深受触动。特别是在他镇压太平军的后期,亲眼见到了西洋武器的先进与军事的强大后,自然而然地萌发了“师夷”、“制夷”的思想,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此后,曾国藩还多次指出:发展洋务,“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其自强御侮的目的,十分的明确而又强烈。
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的形成,也与他治学的理念暗合。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开始在思想界崛起,而修习程朱理学的唐鉴、倭仁等人,均不同程度地注意到经世致用,在鸦片战争以后形成一股声势不大,但却影响深远的理学经世思潮。曾国藩则是理学经世思潮的集大成者和躬身实践者。曾国藩虽然信奉程朱理学,但对其他学派却并无门户之见,而主张博采众长,调和汉宋。正如他所说的:“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 [4],且“国藩常谓性命之学,五子为宗;经济之学,诸史咸备,而渊源全在六经” [5]。在出任直隶总督后,明确宣告士子“为学之术有四”,将儒学划分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门,并明确地划分了四门学问的界限:“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艺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6]并把“经济之学”看作“四者阙一不可”的独立门类。实际上,在他向理学家唐鉴问学之时,唐鉴明确告诉他为学只有义理、考据、辞章三门,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注重“经世”的态度,使得他终于突破了前人的条框,超越了他的师友,在学术理念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成为其后近代教育思想萌发的先声。
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的深化,更与他的经世实践息息相关。曾国藩在30岁之前,曾国藩走的是一条传统士人飞黄腾达的必经之路:读书、中进士、进翰林院。30岁以后,曾国藩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太平军兴,曾国藩愤然而起,投笔从戎,在家乡办理团练。随后编练湘军,以儒生统帅三军,担负起抗击太平军的任务,并最终打败了太平军。在组建湘军与太平军抗衡之初,他就注意到行军打仗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军饷的筹集、军队的编练、战术选择等等。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期,他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新式军事装备的威力,从而刺激了他对“外洋船炮”的追求。1862年,他在安庆设立军械所,但并不满足手工制造船炮,又于1863年派遣容闳赴美购买制造机器所需的机器,准备建立近代机器工业。他与李鸿章、毛鸿宾、杨岳斌等人商议,在经费上给予容闳尽可能的支持,终于1867年创办了位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成为近代工矿企业的摇篮,从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正是在曾国藩的洋务实践活动中,其培养近代科技人才、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近代教育思想形成,也正是在他洋务实践的探索中,其近代教育思想也不断走向深入。
二、 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与实践
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颇具体系,约略算来,当有如下三点:
(一)人才观。制夷之本,在培养练兵、制器等洋务人才。 曾国藩认为,国门洞开之后,中国“窃维洋务之棘手,由于人才之匮乏” [7]。他一直把振衰起危、扭转时局的根本途径放在人才的搜求与培养上。尤其是在他兴办近代军工企业、从事洋务实践之后,时常为清王朝封建末世人才匮乏的现状忧虑不已,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功夫。”[8]他把西方列强军力强盛的原因归结为军事技术的精良,“至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9]曾国藩看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军事实力的背后,是西方国家教育的发达与人才的兴盛,是西方新式的教育制度。“其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业,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名家” [10],因此“借法自强”的关键在于改革原有的教育制度,加强对能够制造西式枪炮船舰的近代科技人才的培养。
曾国藩强调,“借法自强”的目的是能尽快掌握西方国家机器制造技术,尽快摆脱对洋务企业中外国工程师的依赖,培养懂得机器制造与工作原理与操作的近代科技人才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为此他命容闳赴美采购机器,1865年容闳将机器运送回国后,于1867年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容闳“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房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试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以培养科技人才。曾国藩对此“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由此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新式职业学校,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机械技术人才。容闳后来也欣慰地回忆到:“今日制造局之兵工学校,已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矣。”[11]
此外,曾国藩认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首先要能读懂描述夷“技”的书籍,故而对译书倾力倡导,所谓“中国学外国之技,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始明其迹,继探其意,既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 [12]在江南机器制造局设立翻译馆极为关注,并对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翻译馆的译书成效十分满意:“今上海局中所翻诸书,颇能窥洋学之奥密。若勤求不已,将来创立新法,别出绝技,亦属意中之事。”[13]
(二)留学教育,首次提出派留学生出洋留学
留学教育,是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体系中又一重要内容。洋务留学教育的兴起,与洋务事业亟需大量科技人才和工程技术人员有直接关系。曾国藩早在1861年便已认识到举办洋务事业与近代科技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他延揽了一大批了解西方科技知识的有识之士,如华蘅芳、李善兰、徐寿等人,为洋务企业服务。同时,为弥补制造近代枪炮、轮船、机器等近代军事工业人才的不足,曾国藩还对召募外国工匠寄予希望。1862年(同治二年),他派容闳为委员,负责采购开办铁厂所需之机器,并“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为他所用。为使洋务事业能够真正成为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强盛之道,必须在引进外国科技人才的同时,加强对本国洋务人才的培养。
曾国藩认为,欲使中国免除外患,必须讲求实际之学,而讲求实际的方法,“其大要不外三端,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14]将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成果作为近代教育三大内容之一,提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就学习“外国之技”的方法与途径而言,曾国藩认为首先应该翻译西书,“中国学外国之技,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始明其迹,继探其意,既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15]其次,曾国藩认为,派遣留学生直接到欧美各国学校进行专门学习,才能尽快掌握西方列强强盛之“技”,从而能“尽彼之长”,而达到“制夷”的目的,故“臣又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16]只有做到“彼来则延访,我往则就教”,“请进来”与“走出去”同时进行,才能够“尽彼之长”,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1868年容闳提出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的教育计划,他十分重视。尽管这一计划并未被清廷立即批准,但在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赶赴天津处理交涉之际,容闳亲自向曾国藩面商。终于促使曾国藩、李鸿章等四位大臣联袂上奏,请准选派聪颖子弟出洋留学。促使清政府下定决心在1872年派出了首批官费派遣的留美学生,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由此而兴,并于甲午战后掀起出洋留学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初达到了高峰。尽管曾国藩已于幼童赴美前病逝,但无论是容闳还是曾国藩,均会以此事而名垂千古。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曾国藩近代教育思想,在教育目的上,主张“为我所用”;在教育内容上,倾向于实用主义,“讲求实际”;至于教育功能,则强调“经世致用”,以适应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