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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托洛尔对脓毒性休克患者心脏功能及预后影响的临床研究徐前程;查磊;陈尚华;刘小彬【摘要】目的评价美托洛尔对脓毒性休克患者心脏功能及预后的影响.方法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GDT)达标的脓毒性休克患者50例,分为观察组25例与对照组25例,观察组予以美托洛尔12.5mg鼻饲,2次/d,对照组使用生理盐水,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心脏功能指标及机械通气时机、病死率等指标.结果观察组经治疗后NT-proBNP逐渐降低,与对照组比较,2d后各时间点明显降低(P＜0.05),观察组经治疗后每日液体需求量呈明显下降趋势,与对照组比较,2d、3d每日液体需求量明显降低(P＜0.05),对照组下降程度及速度均较观察组慢,4d后与1d比较明显下降(P＜0.05);两组患者液体出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EVLWI经治疗后明显下降,3d后各时间点与1d及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EVLWI下降缓慢,5d后时间点与1d比较差异明显.观察组患者的ICU病死率、28d病死率、住院病死率、机械通气时间、住ICU病死率比对照组均有降低趋势,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住院时间比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结论鼻饲美托洛尔治疗脓毒性休克可以降低液体需要量、改善心脏功能、降低EVLWI,有降低住院时间、病死率、机械通气时间的趋势.【期刊名称】《浙江临床医学》【年(卷),期】2016(018)009【总页数】3页(P1586-1588)【关键词】脓毒性休克;美托洛尔;心脏功能;临床预后【作者】徐前程;查磊;陈尚华;刘小彬【作者单位】241000 皖南医学院附属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241000 皖南医学院附属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241000 皖南医学院附属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241000 皖南医学院附属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正文语种】中文脓毒性休克是严重感染导致有效循环血量减少、组织灌注不足、细胞代谢紊乱最终出现多脏器功能不全的临床综合征［1］。
2020中国脓毒症早期预防与阻断急诊专家共识（完整版）脓毒症是目前医学界面临的重大难题与挑战，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各个领域对脓毒症的研究探索越来越深入，尽管多年来国际上对脓毒症采用积极的“拯救”措施，但是脓毒症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仍然居高不下。
根据目前国际指南对于脓毒症定义的更新，脓毒症被定义为感染引起的宿主反应失调，进而导致循环功能障碍及器官功能损害。
感染是引发脓毒症的最初源头，而从感染发展到脓毒症是一个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其中包括病原体的侵入、细胞因子的释放、毛细血管渗漏、微循环功能障碍等，最终导致器官代谢紊乱和功能衰竭。
在目前国际采用的脓毒症Sepsis 3.0 的指南推荐中，以感染＋SOFA 评分≥２分为脓毒症诊断标准，而应对脓毒症则更多侧重在器官功能的“拯救”治疗上。
经过近20年的努力，“拯救脓毒症运动”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急诊医学作为急重症的前沿学科，能够最早收治急性感染患者。
如果能够在感染早期从人群特点、感染病原体和部位、病情严重程度等方面来预测脓毒症发生的可能性，通过细胞因子检测及时发现炎症风暴，利用有效的临床评分系统对患者进行评估，对脓毒症高危患者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治疗手段防止和阻断感染向脓毒症发展的进程，将有可能大大降低急性感染患者的脓毒症发病率和病死率。
基于此，中国急诊医学专家提出“预防与阻断”脓毒症的概念，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预防脓毒症行动（Preventing Sepsis Campaign in China,PSCC）”，提出在“脓毒症前期”以及“围脓毒症期”开展针对性的诊断、检查和处理，实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降低脓毒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的“三早两降”，为急性重症感染患者的诊治提出一个新的思路。
本共识由急诊医学领域的４个学（协）会和５个相关杂志社共同倡导、探讨、撰写，由来自急诊医学、重症医学、感染病学、药学及检验医学等专业学科的40余名专家多次讨论形成。
导、疗效判断及其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PICCO监测技术；血流动力学参数；脓毒症前言脓毒症（sepsis）是由细菌感染或可疑感染灶引起的系统性炎症反应综合征。
脓毒症由感染引起，但发病后该病的发展遵循其自身的规律和病理过程。
脓毒症可由患者身体任一部位感染引起，其感染源种类也较为复杂，包括真菌、细菌、病毒、寄生虫、微生物等。
脓毒症按照病情程度可分为脓毒症、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
严重脓毒症伴有器官功能衰竭、组织灌注不良或低血压等问题；脓毒性休克指给予足量液体复苏后仍持续低血压无改变［1-2］。
脓毒症多发于严重疾病的患者群中，具有病情严重、波动，不易准确评估，病死率高的特点。
脉波轮廓温度稀释连续心排血量监测（puise indicator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PiCCO），是一种对患者血液动力和容量管理的临床监测工具。
可采用热稀释法测量单次心输出量（CO），并可根据动脉压力波型计算连续心输出量（PCCO）；同时可对肺内血容量（ITBV）、血管外肺水（EVLW）、每搏量（SI）、全心舒张末期容量（GEDV）、有创平均动脉压（MAP）等生理指标进行准确的计算。
其优点在于微创、设置建立时间较短、连续动态监测、无需X线介入、能够准确反应心脏前、后负荷的指标。
本研究旨在探讨PiCCO监测技术在脓毒症中的应用及其临床价值。
1.材料与方法1.1 一般资料选取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2013年2月至2014年3月内科ICU收治的70例脓毒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实验组35例，其中男性28例，女性7例，年龄在23～92岁，平均年龄为（63.8±21.4）岁，发生脓毒血症的原因：重症肺炎15例，严重多发伤9例，急性腹膜炎7例，重症胰腺炎2例，Ⅲ度烧伤2例；对照组患者35例，其中男性24例，女性11例，年龄在29～87岁，平均年龄为（65.7±18.4）岁。
其中重症肺炎13例，急性腹膜炎患者11例，严重多发伤8例，重症胰腺炎2例，Ⅲ度烧伤患者1例。
每搏量变异（SVV）对老年脓毒性休克患者容量复苏的临床指导价值研究邓莺【摘要】目的：探讨每搏量变异（SVV）指导机械通气老年脓毒症休克患者容量复苏的临床效果。
方法将56例老年脓毒性休克行机械通气患者按照不同治疗方法分为SVV组30例和常规组26例，其中SVV组实施每搏量变异指导，常规组采用中心静脉压进行监测。
结果 SVV组复苏时间较常规组短，乳酸、NT-proBNP较常规组下降(P＜0.05)，氧合指数较常规组升高（P＜0.05）。
两组左心功能不全、MODS及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SVV组复苏后CO、SV较复苏前改善（P＜0.05）。
结论在每搏量变异指导下对机械通气老年脓毒症患者进行容量复苏，更为安全、有效。
【期刊名称】《现代诊断与治疗》【年(卷),期】2015(000)022【总页数】3页(P5074-5076)【关键词】每搏量变异;老年人;脓毒症休克;容量复苏【作者】邓莺【作者单位】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惠州 51600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459.7脓毒性休克及由此引发的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是重症监护病房患者的主要死因之一［1］。
目前临床对脓毒症休克患者主要采用早期液体目标复苏(EGDT)，但是在治疗过程中如果出现液体输入过多或不足均可影响复苏效果，老年患者因机体免疫系统受损，容易感染并引发脓毒症，并导致脓毒性休克，而老年患者常合并冠心病、高血压等多重的基础心血管疾病，并发的脓毒性休克极易导致急性心、肺功能受损，最终发生急性肺水肿、组织水肿及多器官功能障碍［2］。
因此，治疗过程中有效的血流动力学指标每搏输出量变异（SVV）监测容量反应性并根据监测结果来调整补液量极为重要。
近年来，SVV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治疗的血容量管理中。
本研究主要探讨SVV指导机械通气老年脓毒症休克患者容量复苏的应用效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1.1 一般资料选取自2012年2月～2015年1月于我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老年脓毒性休克行机械通气患者56例，所有患者均符合脓毒性休克的诊断标准，排除标准：恶性肿瘤，严重心律失常，严重心、肺、肝、肾功能不全疾病，重度肥胖等。
NT-proBNP在严重创伤失血性休克早期目标导向治疗中的临床意义曹国荣;李天星;李伟荣;刘平;李国锋;潘唐超;李志;胡绍通;黄伟生【期刊名称】《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37)002【摘要】目的探讨NT-proBNP在严重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早期液体复苏中的指导意义,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方法收住急诊ICU的严重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150例,随机分为NT-proBNP指导组与对照组(CVP组),采用相同液体复苏方法,比较两组液体复苏6h时EGDT复苏指标的达标率及复苏6h与24h对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影响.结果复苏6h,NT组达标率为85.3％ (64/75),对照组达标率为88.0％(66/75).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复苏6h、24h后,血流动力学指标CI、CO、GEF、ITBI、GEDI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EVLWI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NT-proBNP是一个很好的反映心脏容量负荷的预测指标,可以用于指导创伤失血性休克的早期液体复苏治疗.【总页数】3页(P141-143)【作者】曹国荣;李天星;李伟荣;刘平;李国锋;潘唐超;李志;胡绍通;黄伟生【作者单位】528100 佛山,广东医学院附属三水医院急诊科;528100 佛山,广东医学院附属三水医院急诊科;528100 佛山,广东医学院附属三水医院急诊科;528100 佛山,广东医学院附属三水医院急诊科;528100 佛山,广东医学院附属三水医院急诊科;528100 佛山,广东医学院附属三水医院急诊科;528100 佛山,广东医学院附属三水医院急诊科;528100 佛山,广东医学院附属三水医院急诊科;528100 佛山,广东医学院附属三水医院急诊科【正文语种】中文【相关文献】1.重症监护中严重感染病人早期目标导向治疗中护理方式探讨 [J], 伍珺2.PICCO技术在严重脓毒症患者早期目标导向治疗中的应用 [J], 涂复兴3.PiCCO在脓毒性休克早期目标导向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探析 [J], 温宇4.乳酸在脓毒性休克早期诊断及目标导向治疗中的意义 [J], 董菲艳;李海青5.NT-proBNP目标导向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近期预后及对心功能的影响 [J], 李萍; 李汶嘉; 王小芹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感染性休克的研究现状及护理进展陆柳营;闫秋佚【摘要】阐述感染性休克(SS)的发病机制、治疗现状,综述感染性休克的护理研究进展.【期刊名称】《全科护理》【年(卷),期】2012(010)001【总页数】2页(P77-78)【关键词】感染性休克;炎症反应;血管活性药物;护理【作者】陆柳营;闫秋佚【作者单位】541001,桂林医学院护理学院;541001,桂林医学院护理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473.5感染性休克（septic shock，SS）又称脓毒性休克或内毒素性休克，是全身性感染（sepsis）导致以器官功能损害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每年有数百万人罹患此病，病死率大于25%，并且发病率逐年上升［1－3］。
由于其血流动力学的变化复杂，且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故病死率仍然很高，迫切需要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近年来，在SS的发病机制和治疗上有了新进展，现综述如下。
1 SS的发病机制目前，SS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
过去长时间是从组织水平（微循环学说）来解释休克的发病机制，认识到休克是以急性微循环障碍为主的综合征，是由于循环血容量减少，引起器官血液灌流不足和细胞功能紊乱。
在微循环学说的指导思想下，低血容量性休克（失血性、创伤性）的治疗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对SS的疗效并未显著提高。
直到休克发生发展的细胞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各种体液因子（细胞因子）和内皮细胞、中性粒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的激活是微循环发生上述改变的根本原因［4］。
从此，关于SS的发病机制，达成了炎症控制学说的共识。
炎症失控学说认为，SS主要是因机体炎症反应失控所导致的器官损伤，其中，炎症介质起着重要作用。
参与炎症反应的介质包括炎症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TNF）、白细胞介素（ILs）、血小板激活因子（PAT）、白三烯（LTs）、内皮衍生松弛因子（EDRF）、血管通透因子（VPF）等］、多种炎症介质［补体3a （C3a）、补体5a（C5a）等］以及氧自由基和一氧化氮（NO）等，它们的释放和相互作用可以形成相互重叠的病理生理过程，包括内皮细胞炎症反应、血液高凝及微血栓形成、异常的血液循环状态、心肌抑制和高代谢反应，从而构成了炎症反应和感染性休克的病理基础［5］。
中心静脉-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差的临床应用进展白月; 邱建清【期刊名称】《《中外医疗》》【年(卷),期】2019(038)022【总页数】4页(P195-198)【关键词】中心静脉-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差; 氧代谢; 组织灌注【作者】白月; 邱建清【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市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山东滨州 2566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4在危重症患者的诊疗过程中，治疗原则之一便是确保所有的器官和系统有充足的组织灌注，维持其血流动力学稳定。
由于危重症患者的能量消耗和氧耗量较健康人群均更高，故更易发生组织灌注不足和细胞氧代谢障碍。
因此，早期发现和纠正组织低灌注是治疗的关键。
传统的监测手段如心率、血压、中心静脉压、平均动脉压等不能准确地反映组织灌注的水平[1]。
有研究表明，指南推荐作为组织低灌注早期液体复苏的目标之一的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2）或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SvO2），当上述指标达标后仍有未完全纠正组织低灌注的情况。
目前，对于可作为评价组织灌注水平的最佳指标尚未达成共识。
但有相关研究显示，Pcv-aCO2是敏感的组织低灌注标志物，当存在氧代谢障碍时，有较其他传统标志物更高的参考价值[2]。
现就Pcv-aCO2在临床上的应用及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1 Pcv-aCO2的概念血二氧化碳分压为物理溶解于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所产生的张力。
Pcv-aCO2是指中心静脉血中二氧化碳分压与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的差值，正常范围在2～6mmHg。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正常值约35～45 mmHg，其主要与溶解于血浆中的二氧化碳有关，反映了肺泡通气量的水平。
静脉血二氧化碳分压正常约45～55 mmHg，若肺泡通气量及组织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量基本不变，则Pcv-aCO2取决于组织灌注水平。
2 Pcv-aCO2的理论基础将菲克方程应用于二氧化碳时可以发现，二氧化碳清除量（VCO2）为混合静脉血二氧化碳含量与动脉血二氧化碳含量的差值（Cv-aCO2）和心输出量（CO）的乘积。
关于EGDT的相关探讨作者：郭马特来源：《中国实用医药》2017年第14期【摘要】液体复苏是脓毒症治疗的重要措施之一。
现今国内外对于脓毒症的早期液体复苏均有明确指南。
长期以来对指南中的早期目标导向性液体复苏（EGDT）的治疗效果也引发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然而目前为止并没有一项研究能够毫不引起争议的评价EGDT。
【关键词】脓毒症；早期目标导向性液体复苏DOI：10.14163/ki.11-5547/r.2017.14.110脓毒症是指明确或可疑的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严重脓毒症是指脓毒症伴由其导致的器官功能障碍和（或）组织灌注不足。
脓毒性休克是指脓毒症伴由其所致的低血压，虽经液体治疗后仍无法逆转[1]。
脓毒症患者往往由于入量减少、出量增加、间隙渗漏、血管舒张等原因，导致有效血容量不足[2]。
显然脓毒症患者的液体管理十分重要。
SSC 的指南[3]和中华医师协会的指南[1]对于脓毒症患者的早期液体复苏，也都给出了明确的早期复苏标准。
然而长期以来，对指南所推荐的复苏标准是否能够有效改善患者预后，一直都存在争议。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对EGDT做一回顾与整理。
1 EGDT之前的讨论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Beal等[4]研究就曾指出，对于SIR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的治疗，总体来讲需要恢复组织供氧、控制病因、代谢支持等。
而对于氧供方面又需要做到早期与大量，治疗则是通过利用提高心输出量、血红蛋白含量、动脉血氧饱和度等方式达到氧耗稳定，血乳酸水平下降的目的。
Hinds等[5]通过研究后认为，早期复苏，尤其是扩充血容量，毫无疑问的对于治疗休克患者至关重要，而延误复苏则与病程发展为顽固的组织缺氧有关。
Shoemaker[6]指出，若要逆转有效血容量不足引起的氧债，与早期给予治疗有关。
Lundberg等[7]研究也显示，更早接受液体复苏治疗的脓毒症患者获得了较低的死亡率。
Elliott[8]指出，对于休克患者，复苏不足及SIRS会最终导致全身组织缺氧并进展为MODS，而足够的复苏使得机体灌注充足，有足够的氧供供给细胞代谢、纠正细胞缺氧、恢复细胞储能，足够的复苏不仅仅是血压和尿量达到正常水平，至少要优先保证平均动脉血压（MAP）>60 mm Hg（1 mm Hg=0.133 kPa）。
2 关于EGDTSSC 2012年的指南指出，对于脓毒症患者，推荐在收治最开始的6 h进行高质量的复苏治疗（1c）。
同时，也推荐对脓毒症患者，脓毒症引起的组织低灌注以及怀疑低容量的患者给予最少30 ml/kg的晶体液（1c）[3]。
本世纪初， Rivers等[9]通过研究提出，对于脓毒性休克的患者，早期（前6 h）给予EGDT可以减少该患者群体的院内死亡率和住院时间。
其研究将263例严重脓毒症或者脓毒性休克患者（符合至少2条SIRS标准[体温≥38℃或90次/min、呼吸频率>20次/min或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12000/mm3或10%] 收缩压≤90 mm Hg、血乳酸≥4 mmol/L）随机分为两组， 130例患者为EGDT组， 133例患者为普通标准治疗组。
EGDT组在前6 h内，根据EGDT方案治疗，而普通标准治疗组则医生自行决定治疗方案。
经过治疗后，在中心性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2）方面， EGDT组的效果明显好于普通标准治疗组。
在中心静脉压（CVP）、平均动脉压（MAP）以及尿量方面的治疗目标完成率上， EGDT组也明显较高。
在收治的7～72 h， MODS发生率、SAPSⅡ、急性生理功能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等则为EGDT组较低，另外， EGDT组院内死亡率为30.5%，普通标准治疗组院内死亡率为46.5%（P=0.009Lee等[10]研究指出，在休克状态下，前3 h给予多量的液体输注，与较好的治疗结果有关。
Cecconi等[11]研究指出，目前液体冲击治疗虽然在实践过程中有些粗放，但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对患者有害。
Sadaka等[12]通过多中心实验对350例脓毒性休克患者进行研究后指出，对于脓毒性休克的患者，前24 h给予液体出入量基本平衡到正平衡6 L的范围的复苏治疗，能获得最佳生存率。
有关文献[13]研究指出，进行早期的液体复苏（前3 h）与脓毒症患者获得更高的生存率有关。
Murphy等[14]对于心脏术后的患者的研究指出，限制输入血红蛋白的患者（血红蛋白低于7.5 g/100 ml时输入血红蛋白），并没有在死亡率及医疗花费方面优于早期输入血红蛋白（收治后立刻输入血红蛋白并使之维持在≥9 g/100 ml）的患者。
虽然心脏术后的患者并不一定都在收治时诊断为脓毒症，也不一定都发展为脓毒症，但能从一个侧面反应早期灌注提高氧供对于患者的治疗作用。
3 对EGDT的质疑Mouncey等[15]将1260例脓毒性休克患者随机平均分为EGDT组和普通治疗组，进行多中心研究。
其研究指出，在90 d死亡率方面， EGDT组为29.5%，普通治疗组为29.2%，没有明显区别（P=0.09>0.05）。
而且， EGDT组在医疗花费方面更高，成本效益较低。
在6 h 时的序贯器官衰竭估计评分（SOFA）方面， EGDT组高于普通治疗组。
高级心血管支持治疗以及重症监护病房（ICU）停留时间也是EGDT组更多。
Peake等[16]对1600例早期的脓毒症休克患者进行多中心研究，指出EGDT对于降低死亡率的作用并不明显，并对EGDT作为国际脓毒症治疗指南的价值进行了质疑。
EGDT组与普通治疗组的90 d死亡率分别为18.6%和18.8%（P=0.90>0.05）。
同时发现EGDT组前6 h的输液量，升压药的使用，红细胞的输注都比普通治疗组多。
而在生存率、院内死亡率、器官支持时间和住院时间等方面， EGDT组并未与普通治疗组表现出明显不同。
有关研究指出，液体的正平衡程度与脓毒症患者的死亡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且研究结果表明死亡的患者输液量比存活者多。
Sirvent等[17]研究指出，在前48、72、96 h的液体正平衡与脓毒症患者获得更高的死亡率有关。
4 小结虽然早期目标导向性液体治疗仍存在争议，但是很明显，几乎所有文献都显示EGDT与脓毒症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
且根据本文进行的小范围临床医生意见调查显示，多数医生倾向于使用EGDT，理由是EGDT提供了明确的可操作性强的治疗目标与治疗方法，且治疗效果较为明显。
至今为止也并未查阅到有关文献提出明确证据证明EGDT对患者有害。
而对于EGDT最终的评价，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来确定。
参考文献[1]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 中国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治疗指南（2014）. 中华内科杂志， 2015， 54（6）：401-426.[2] Acheampong A， Vincent JL. A positive fluid balance i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Critical Care， 2015， 19（1）：251.[3] Dellinger RP， Levy MM， Carlet JM， et al.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2008. Intensive Care Med， 2008，34（1）：17-60.[4] Beal AL， Cerra FB. Multiple organ failure syndrome in the 1990s.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organ dysfunction. Jama， 1994， 271（3）：226-233.[5] Hinds C， Watson D. Manipulating hemodynamics and oxygen transport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95， 333（16）：1074-1075.[6] Shoemaker WC. Goal-oriented hemodynamic therapy. N Engl J Med， 1996（334）：799-800.[7] Lundberg JS， Perl TM， Wiblin T， et al. Septic shock： an analysis of outcomes for patients with onset on hospital wards versus intensive care units. Critical Care Medicine， 1998， 26（6）：1020-1024.[8] Elliott DC. An evaluation of the end points of resuscit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1998， 187（5）：536-547.[9] Rivers E， Nguyen B， Havstad S， et al. Early goal-directed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1， 345（19）：1368-1377.[10] Lee SJ， Ramar K， Park JG， et al. Increased fluid administration in the first three hours of sepsis resusci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mortality：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Chest，2014， 146（4）：908-915.[11] Cecconi M， Hofer C， Teboul JL， et al. Fluid challenges in intensive care： the FENICE study： A global inception cohort study.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2015， 41（9）：1737-1738.[12] Sadaka F， Juarez M， Naydenov S， et al. Fluid resuscitation in septic shock： the effect of increasing fluid balance on mortality. Journal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2014， 29（4）：213-217.[13] Lee SJ， Ramar K， Park JG， et al. Increased fluid administration in the first three hours of sepsis resusci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mortality：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Chest，2014， 146（4）：908-915.[14] Murphy GJ， Al E. Liberal or restrictive transfusion after cardiac surgery.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5， 372（11）：997-1008.[15] Mouncey PR， Osborn TM， Power GS， et al. Trial of Early， Goal-Directed Resuscitation for Septic Shock.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5， 372（14）：1301-1311.[16] Peake SL， Delaney A， Bailey M， et al. Goal-directed resuscitation for patients with early septic shock. N Engl J Med， 2014， 371（16）：1496.[17] Sirvent JM， Ferri C， Baró A， et al. Fluid balance in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as a determining factor of mort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2015， 33（2）：186-189.[收稿日期：2017-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