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人对屈原的评价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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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人对屈原的评价述评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
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
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
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
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
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
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
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
而所作赋达82 篇之多的淮南王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
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
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
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
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
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
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
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
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
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
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
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
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
屈原,楚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楚国历史上卓越的地
位备受推崇。
屈原列传中,司马迁以客观公正的角度对屈原进行了评价,其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司马迁对屈原的政治才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他认为屈原有睿智的
决策能力和出色的才华,能够观察时势,洞察国家的政治状况。
屈原
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建立
政府财政制度、军事改革和国家教育制度的建设等,这些措施使得楚
国在当时达到了较为繁荣的状态。
司马迁对屈原的诗歌才华给予了非常高的赞赏。
屈原是中国古代文
学史上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作不仅在舞文弄墨方面具有非凡的才华,而且通过其作品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政治、民众疾苦的深切关注。
司马迁认为,屈原的诗歌表达了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具有很高的艺
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司马迁对屈原的悲剧遭遇表示了同情和遗憾。
在屈原列传中,司马
迁描写了屈原因受到政敌的陷害而被赶出楚国,最终自杀的悲惨经历。
他对屈原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和遗憾,认为楚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政治
家和文学家。
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体现了屈原在政治、文学和个人遭遇等方面的
卓越才能与悲剧命运。
他赞赏屈原的政治才能和文学天赋,对其悲剧
遭遇表示了同情和遗憾。
这种客观公正的评价表明屈原在历史上的重
要地位与价值。
摘要:屈原《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作品,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屈原作为中国著名的爱国诗人,对于两汉文人也有较大影响,在汉人对他的各种崇高评价中,不难看出他在国人政治、道德与文化发展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屈原;《离骚》;政治;道德;文化引言屈原是战国中期楚国人,是我国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及他的作品对汉以前的文人并未产生太大影响,而在两汉这种新的历史环境下却逐步发展壮大,其高度的政治才能,高尚的道德情操,崇高的的人格和强大的文学创作能力都使汉文人钦佩不已,而其坎坷的政治遭遇,深表同情,忠君爱国的思想更使汉代文人引以为榜样。
西汉文人对屈原及他的作品《离骚》的评价与东汉相比,西汉文人主要侧重于对屈原的政治与道德方面的评价,而对于文章本身的文化内涵评价甚少,西汉文人多评价屈原为而东汉文人则侧重于对屈原文化地位以及诗歌内涵的评价与道德人格方面的评价。
对于西汉与东汉文人对屈原及他的作品《离骚》的评价的不同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个体原因西汉时期文人对屈原的评价与东汉都有着个体原因,西汉时期的贾谊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有着坎坷的政治经历,所以对于屈原及其《离骚》的评价过于集中在对于政治角度评价,和对于屈原的个人遭遇的评价。
司马迁则是政治坎坷,身体遭逢迫害,政治方面颇多不忿,而遭遇方面与屈原有有些相似,且他是史家,故而对于屈原的评价躲在政治角度和生活遭遇方面,对于屈原的道德情操又深感钦佩,所以对于屈原及其《离骚》的评价主要集中在政治角度与道德情操的角度。
扬雄则是因其40岁开始出仕,而后政治道路坎坷,而其在四十岁之前致力于文学的创作,所以其对于屈原的评价集中在对其文学成就的钦佩,对于他的道德情操也深表钦佩,对于他的政治方面的评价少一些。
所以,西汉文人对屈原及其《离骚》的评价大多侧重于对他政治角度的评价和道德角度的评价,对他文化做平的评价略少一些。
东汉时期班彪因经历了朝代的变更所以对屈原及其《离骚》的评价多在于文化角度。
汉代学者对屈原楚辞的评价概述在汉代,屈原的楚辞作为独特的文学形式,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评价。
这些评价涉及多个方面,从文学价值、思想内容、历史地位到艺术风格、语言特色、影响后世等。
以下是对汉代学者对屈原楚辞的评价的概述:1.文学价值:汉代学者普遍认为屈原的楚辞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他们赞扬屈原的文采和独特的创作技巧,认为他的作品在语言、韵律和意象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2.思想内容:汉代学者对屈原楚辞的思想内容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们认为屈原的作品表达了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反映了时代的矛盾和斗争,同时也体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文精神。
3.历史地位:汉代学者认为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重要的。
他们认为屈原的作品不仅代表了楚国的文化传统,也代表了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发展水平。
屈原被视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巨匠,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艺术风格:汉代学者赞扬屈原楚辞的艺术风格独特。
他们认为屈原的作品在表达情感、塑造形象和渲染气氛等方面都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这些技巧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语言特色:汉代学者认为屈原的楚辞语言优美、精练。
他们赞赏屈原对语言的巧妙运用,包括对楚地方言的运用和对古语的改造,这些特色使得屈原的作品在语言上独具魅力。
6.影响后世:汉代学者认为屈原的楚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认为屈原的作品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还对后世的诗歌、戏曲等文学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屈原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匠,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7.作品评价:汉代学者对屈原的具体作品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们认为《离骚》、《九歌》等作品不仅在文学上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在思想、历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些作品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被广泛传颂和传承。
8.情感表达:汉代学者认为屈原楚辞的情感表达真挚、深沉。
他们赞赏屈原在作品中展现的忧国忧民之情和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认为这些情感表达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两汉文人对屈原的评价汉代文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的评价,总的来说是褒扬的,特别是贾谊、刘安、司马迁等。
最早对屈原和《楚辞》作出评价的是贾谊,贾谊结合自身遭遇, 写作《吊屈原赋》。
这篇辞赋对屈原表示了极大的赞扬,赞扬了他不向黑暗现实妥协,不与谄媚小人同流合污的品质。
在《吊屈原赋》最后, 贾谊写道; “般纷纷其离此尤兮, 亦夫子之故也, 历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怀此都也? ”这表明他并不赞成屈原这种过于执着的性情。
继贾谊之后,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较高评价的是刘安。
刘安对《离骚》作了很重要的评论,其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他对屈原作品的评论,突出了“怨刺”的观点,强调《离骚》是通过回顾历史,“以刺世事”,继承了《诗经》的传统。
第二,赞扬屈原与统治者作斗争和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
第三,他对《离骚》的艺术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指出其特点是寄托深远的比兴方法,这就接触到了一些浪漫主义特征,同时体现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
司马迁, 和屈原一样, 曾受过重大政治打击, 并且以“屈原放逐, 乃赋《离骚》”来激励自己。
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在刘安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挥,更加突出《离骚》“怨”的特点。
他评论屈原: “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 能无怨乎? 屈平之作《离骚》, 盖自怨生也。
”强调《离骚》是悲愤衰怨之作。
同时司马迁认为他的可贵就在于他敢于“直谏”,把个人安危抛之脑后,人民百姓的利益至上,将屈原的直谏能否被采纳和楚国的存亡联系起来, 特别强调了屈原及其作品的政治意义。
司马迁认为自己的“发愤著书”正是在评论屈原及其作品基础上的扩展。
司马迁强调《离骚》“盖自怨生”和“发愤著书”,一方面继承孔子“可以怨”的思想,另一方面符合道家对黑暗现实愤激的特点。
从西汉后期室汉末, 学者对屈原的评价颇有分歧。
最有影响的是扬雄、班固、王逸。
首先对屈原及其作品提出批评的是杨雄。
扬雄对屈原的批评, 主要从道家思想结合儒家明哲保身为立论根据, 认为屈原不应投江自杀, 君子知命不优, 既然生不逢时, 就应该远祸避害。
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作文屈原啊,这个名字,就像一滴热泪滚落心间。
作为我国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一生几可概括为"才高望重、忠言逆耳、含冤自尽"。
然而,司马迁这位"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屈原的评价,却远不止如此。
"屈原之赋,推陈致新"——这是对屈原诗歌创作的高度赞誉。
别看他生于战国纷争之世,却自有一股返朴归真、破釜沉舟的浪漫气质。
他的离骚奇思妙想,恣意遨游于神话传说之中,时而挥斥方折,时而穷经皓旧,前无古人可法,后无来者能绝其伟大。
读之令人如置身广袤无垠的诗海,浪涛万顷,意蕴悠远。
"屈原放旷多闲,赘益无穷"——这又是对屈原为人处世的一针见血之评。
放眼当世,哪个诗人儒雅闲逸如他?他本该可以做一个阖家宠儿,却偏要卷起诗稿,游手好闲于四方。
可更令人哂足的是,这位才高八斗的文人,居然被人诬蔑谗佞,被君王所弃。
好一个"赘益无穷"的怪才! "始作,气盛而体奇"——这无疑是对屈原诗歌风格的精辟概括。
他的诗篇之初,气势磅礴,意象奇崛,惊心动魄。
可到了后半,却又忽然"累牍之阙,终不可观"。
读到这里,我不禁沉思:是否这就是命运对他的报复?上天让他先尝一把才情横溢的滋味,继而把他打入寂寥无闻的深渊。
也许,正如司马迭评所言,"屈原贵而无位,才至而时穷"。
这才是命运对这位诗仙最大的嘲弄吧?他的诗才出众绝伦,却只换来了"沉疴""放逐"的下场。
而那些同时代的俗人,却能够权傥一时。
读到此处,我对屈原由衷地生出一股同情和敬佩之心。
他为了坚持理想和信念,宁可抛家舍业,漂泊四方,最终选择了一种高贵而悲壮的了结方式。
这份矢志不渝的精神,恐怕只有司马迭这样睿智的史家,才能将之完全领会和赞赏。
司马迭对屈原的评价,着实是中肯而精辟。
他从屈原的创作、人品、命运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解剖,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班固和王逸对屈原为人为文的评价班固和王逸对屈原为人的评价屈原,中国古代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辛酸。
他是楚国的文官,深受楚怀王的信任和器重。
然而,由于他力主联齐抵抗秦国的侵略,遭到了贵族和保守派的排斥,最终被流放而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班固和王逸作为后世的学者,对屈原的评价各有不同。
班固,西汉时期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屈原进行了评价。
班固认为屈原是“辞章之瑰丽者,著作之盛者”,他的文学才华和作品的数量在当时的文坛上是无人可比的。
屈原的作品主要以《离骚》、《九歌》和《天问》为代表,其中《离骚》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
班固赞扬屈原的诗歌充满了激情和豪情壮志,其辞章之瑰丽使人们为之倾倒。
他的作品独具风格,语言优美,思想深邃,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班固认为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他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
与班固不同,王逸对屈原的评价更加全面和深刻。
王逸认为屈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爱国者。
他在《楚辞》的序言中称赞屈原为“楚国之良臣,贤士之极品”。
王逸认为屈原在楚怀王的统治下,为国家的繁荣和民众的福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屈原主张联齐抵抗秦国的侵略,他为了捍卫楚国的尊严和地位,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以身殉国。
屈原的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深深地打动了王逸,他认为屈原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和楷模。
班固和王逸对屈原的评价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对他的文学才华和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
屈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爱国者。
他的作品承载了他对国家的深情和对民众的关怀,他的诗歌充满了热情和壮志豪情。
屈原的离世给中国文化史留下了一道伤痛的印记,但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屈原的作品至今流传下来,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
他的爱国精神和追求卓越的品质令人敬佩。
他的诗歌充满了激情和豪情壮志,语言优美,思想深邃。
他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是后人学习和崇拜的对象。
苏轼对屈原的评价屈原,古代文学史上的才子与浪漫主义代表,他的才华与激情令人叹为观止。
苏轼,同样也是古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他对屈原的评价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首先,苏轼赞美了屈原的诗歌才华。
他认为屈原的诗歌充满了浓厚的个人感情与时代气息,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这是屈原《离骚》中的名句,苏轼称赞其语言华丽,意境清新,展现了屈原超凡脱俗的文学造诣。
“惜乎!山之石可攀,江之水可载,朱之书可读,金之人可佩,然而诗书传世而已。
”苏轼深知屈原的诗歌之珍贵,对其短暂的生命倍感遗憾。
其次,苏轼也指出了屈原在政治上的理想与追求。
苏轼称屈原为忠诚坚持的楷模,他为国家的繁荣与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奋斗。
“何日可留熹微火,使明美人清万户?”身为文人,屈原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兴衰和民生的喜乐,他的悲愤之情体现了对社会不公与政治腐败的痛定思痛。
此外,苏轼也提到了屈原的悲情命运。
他的无限悲伤和感伤寄托于他的诗作之中。
“采华丽而壮观者道容之,尝苦心而阻缓者谓之深思。
”苏轼认为屈原的崇高志向往往被现实所打压,他的悲剧人生成为了他作品的灵感源泉。
他用自己深沉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出对命运的无奈和对人生的思索。
苏轼对屈原的评价给我们指出了文学的价值与使命。
他认为文学不仅仅是艺术的体现,更是思想与感情的传达工具。
屈原通过自己的诗歌,展示了个体对社会与政治的关怀与思考,他的作品持续影响着后世,显示了诗歌的力量。
苏轼希望我们能够向屈原一样,关注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通过文学来推动社会进步。
总之,苏轼对屈原的评价给我们带来了对屈原才华、理想和命运的深刻思考。
屈原的作品在历史长河中持续发出光芒,引领着我们思考和感受生命的意义。
历代名人名家对屈原的评价,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颇高!汉代屈原论争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汉代初年至西汉宣帝时期第二阶段为西汉元帝年间至东汉和帝时期第三阶段为东汉安帝时期至东汉末。
汉代士人对屈原的论争体现出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第一阶段以黄老之术治国,此阶段士人对屈原持肯定态度;第二阶段为儒学独尊时期,此阶段扬雄、班固、贾逵等人对屈原持批判态度;第三阶段为经学的中衰时代,王逸、应劭、荀悦等人又极力提高屈原地位。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三个段落对屈原进行了评价:1、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为楚怀王左徒。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写屈原的才能之高。
2、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对屈原的人格及其《离骚》等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3、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表现了作者对屈原作品的理解及最后悲剧结局的愤慨。
古代名人名家对屈原的评价:班固:"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
杨雄:过于浮、蹈云天。
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
汉代文人对屈原的评价述评【摘要】:汉代文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构成了我国汉代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文艺论争。
汉代文人虽公认屈原为忠贤之臣,但在对屈原自沉这一事件的评价上,存在着一些分歧。
值得一提的是,班固从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这样三个不同的立场去进行评价屈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两个结论。
他是《楚辞》研究史上第一个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屈原加以评价的文人。
【关键词】:汉代;屈原;评价一、引言屈原是我国战国时期出现的一位张扬着改革的理想,闪耀着人格光芒,高举着爱国旗帜的历史伟人。
人们在如何评价屈原的生死去就以及为人方面曾引起了许多争论。
现在,我仅就汉代文人对屈原的评价谈一点自己的浅见,还望方家指正。
二、汉代文人对屈原的评价1. 贾谊对屈原的评价汉代最早评价屈原当属汉文帝时代的贾谊。
他对屈原的评价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吊屈原》。
贾谊被贬到长沙作太傅,心情抑郁难平,耳边回响着屈原《离骚》悲愤地叹息:”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
”两颗痛苦的心灵,一下子相互碰撞,激起了贾谊对屈原崇敬之情。
贾谊称颂屈原为”贤良”、”方正”。
他说”呜呼哀哉,逢时不祥……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屈原所处的社会是黑白颠倒的,没有才能的政治庸人身居显贵的地位,擅长阿谀奉承的无耻之徒飞黄腾达。
”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他十分同情屈原的遭遇,但并不认同屈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
他从道家观点出发,认为统治者如果昏庸不纳忠言,就应该与他决绝,可以学凤凰”缥缥其高逝”,学神龙”沕渊潜以自珍”,”远浊世而自藏”,也可以”历九州而相其君”,不必直谏而死。
贾谊不理解屈原那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不移的处世态度。
总之,贾谊认为屈原是不明智的贤人。
2. 刘安对屈原的评价根据《汉书·淮南王安传》的记载,刘安曾受武帝之命作《离骚传》。
《离骚传》如今虽已不存,但其中重要的语句收进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刘安从道家人生的处世态度出发,赞美屈原”其志洁” 、”其行廉”。
在那个朝秦暮楚的时代,干谒诸侯,以谋取卿相之尊,施展政治抱负已成为时尚。
这一社会风尚并无可非议,但千古艰难唯一死,屈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与楚国共存亡这一行为使得他的完整人格得到高度强化,值得称赞。
刘安公然称赞屈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这是对屈原的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而汉武帝并没有表示否定,使刘安遭受灾祸。
这样一来,屈原的地位就基本确定了。
屈原在整个封建时代受到尊崇这一事实,客观上是又利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承与发扬的。
然而,将屈原之志推崇到”可与日月争光”的高度,却是因为《离骚》兼有《国凤》、《小雅》之长。
汉代把《诗经》尊为经书,既然刘安认为《离骚》兼有《国凤》、《小雅》之长,那就意味着在刘安心中《离骚》是”经”。
这与汉代经学的发展,《诗经》被奉为经典的影响力是相关的。
3. 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主要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博文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司马迁认为屈原既熟悉内政,又擅长外交。
尤其难得的是屈原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认识极为清醒,认为”秦,虎狼之国,不可信”。
对屈原自沉汨罗的认识上,司马迁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起初,他也对屈原自沉汨罗这一行为极其不理解。
”又怪屈原不以彼其材,游诸候,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后来”读《鵩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司马迁认识到:要把生死等同看待,不要患得患失,不要因为客观遭遇的不同就改变初衷。
这表明司马迁认为屈原自沉正是坚持理想,不改变初衷的一个体现。
4. 扬雄对屈原的评价扬雄对屈原的评价主要见于《反离骚》。
《汉书·扬雄传》全文收录了《反离骚》。
《汉书·扬雄传》云:”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
”扬雄认可屈原极高的文学才华,并对其悲惨的生活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
”他认为屈原是”圣哲”,遭受了不幸的命运。
然而在自沉问题上,他从”明哲保身”、”全身远害”的人生哲学出发,应”不得时则龙蛇。
”象孔子那样去”周迈天下”,而不该”弃由、聃之遗则,蹠彭咸之所遗”,以死谏君。
而屈原是在楚国的郢都被攻破时投江的。
此时,楚国的衰亡已无法逆转。
在这个时候,死亡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扬雄认为屈原自沉是极其不合理的。
5. 班固对屈原的评价班固对屈原的评价主要见于《离骚序》、《离骚赞序》和《汉书》。
他从文学家的立场出发,认可屈原的文学才华。
他认为他的文辞”弘博丽雅,为辞赋宗”,认为其”可谓妙才者也”。
班固从史学家的立场出发,肯定屈原是贤臣。
一方面,他秉承着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
班固《离骚赞序》中说”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
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
另一方面,班固认为:当时群小和楚王的昏庸是客观的存在。
班固的《离骚赞序》认为屈原是因为”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
屈原投江是因为他在溷浊与高洁之间,选择了高洁。
他从经学家的立场出发,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非明智之器”。
他认为:屈原作为臣子,应当对楚怀王应该恪守身为臣子的礼仪,而不应该去批判君主的罪恶。
”怨恶椒兰”则体现了班固反对屈原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
班固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将文艺纳入为封建阶级服务的轨道上来。
这体现了班固思想上的历史局限性。
再者,他认为:屈原因不被容纳才”忿怼投江”。
他认同了扬雄的观点。
他也认为:屈原之死是因为他没有”明哲保身”、”全身远害”。
这完全曲解了屈原。
屈原宁可忍受极其巨大的痛苦,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殉他的”美政”理想,殉国难。
这是因为屈原为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感所驱遣。
6. 王逸对屈原的评价王逸对屈原的评价主要见于《楚辞章句序》。
王逸处在政治混乱、君主无道的东汉后期。
王逸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的立场出发,为了匡救时政,他从儒家思想中的”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的角度出发,力图使屈原成为封建帝王所需要的忠臣,肯定屈原投江是”绝世之行”,认为屈原投江是效仿”彭咸水死”而自沉的做法。
王逸借屈原的”怨主刺上”来发表对于时政的见解,把屈原个人的命运用”愤懑”之情来注释,曲解了屈原的思想。
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赞道:”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王逸认为屈原忠君爱国、品格高洁。
王逸认为屈原的怨主刺上是在忠君的前提下展开的。
王逸认为屈原以死相谏的观点与扬雄相似。
但事实上是因为屈原一生执着”美政”理想,当这个很高的期望值不能实现时,失望也就越大。
在秦兵攻破郢都的时候,屈原感到国家覆灭,他对楚王的幻想完全破灭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投汨罗江而死。
这也是改革派与保守派长期斗争的残酷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屈原投江是为了泄愤。
王逸从经学家的立场出发,依经而辨,有着历史的局限性。
他基本上继承了刘安、司马迁二人的观点,对班固、扬雄指责屈原进行了辩护。
他一方面对《诗经》以来”怨主刺上”的传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认为屈原的怨刺并非如班固所说是”露才扬己”,而是”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
总之,他认定屈原是忠臣。
三、小结综上所述,由于经学的发展,《诗经》被推崇为典范,形成了汉代文学批评依经立论的特色:以儒家经典为标准来评价、解释作家作品,以合于经典者为优,不合者为劣。
汉代文人公认”屈原是忠贤之臣”。
但在屈原对生死去就所持态度这一问题上,在屈原为人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同评价。
西汉人出于对屈原的崇敬或身世遭际的同感去评价,而东汉人则更多地以经学的眼光去审视屈原,依经立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具有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这样三重身份,而他由于这三个身份,从三个不同的立场出发去评价屈原,在评价屈原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两个结论。
班固是《楚辞》研究史上第一个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屈原加以评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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