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对五四新文化的贡献

第５５卷㊀第２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 o l ．５５㊀N o ．２㊀２０１９年３月J o u r n a l o fG u a n g x iN o r m a lU n i v e r s i t y :P h i l o s o p h y a n d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E d i t i o n M a r c h ,２０１９ʌ编者按ɔ五四运动是２０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既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新思想㊁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以此为起点和标志,中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此后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㊁社会变革乃至文化思潮,无不折射出 五四 及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星移物换,时过境迁,回首 五四 ,将逾百年!在经济全球化㊁文化多元化㊁传统与现代仍不时冲突的今天,学界如何面对 五四?又将如何评论其历史和文化意义?为此,我刊特邀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蒋永国副教授主持 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专栏,约请国内著名学者撰文讨论,于本期及后期陆续刊出,以飨读者,敬请关注.d o i :１０．１６０８８/j ．i s s n ．１００１Ｇ６５９７．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１[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０２Ｇ２０[作者简介]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林语堂对五四新文化的贡献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１０００２６)㊀㊀[摘㊀要]林语堂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长期以来并未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学界往往倾向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研究林语堂,忽略林语堂对五四新文化的贡献.林语堂以现代语言学推动五四新文化发展,既具有填补空白作用,也是他与胡适一样切近语言革命的关键.除了激进的文化思想,林语堂还具有包容心和兼容性,这主要表现在与五四新文化倡导者有不同认识,对其反对派采取欣赏㊁继承和发展的态度.林语堂的贡献有助于为五四新文化重新定位和增殖,对一体化理解和创造性转换西方文化㊁中国传统文化大传统与五四新文化小传统,也不无启示作用.[关键词]林语堂;五四新文化;激进思想;兼容性;创造性转换[中图分类号]I ２０６．６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Ｇ６５９７(２０１９)０２Ｇ０００１Ｇ０９在林语堂研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较少有人专门探讨他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这与大量的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个视角展开的研究形成很大反差,也与关于胡适㊁鲁迅等人的 五四 文化研究热大为不同.究其因可能有三:一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１９１９年秋,林语堂即出国留学,４年后的１９２３年归国.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缺席者 .二是林语堂不像胡适㊁鲁迅等人那样,对五四新文化做出显著贡献.三是与鲁迅等人坚决彻底的五四新文化观不同,林语堂更多了些游移和复杂.不过,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㊁参与者,林语堂是个不可忽略的存在,其贡献也应得到重视.因此,从五１四新文化角度研究林语堂,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意义.一、激烈的反传统与大胆的欧化主张不少人往往简单将林语堂视为一个保守者,一个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不大甚至格格不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林语堂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又与鲁迅等人一样,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和西化论特色,这也是他之所以能与鲁迅等人站在一起,成为著名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的关键所在.早在１９１８年,林语堂就在«清华季刊»发表«分类成语辞书编纂法»一文,又在«新青年»杂志第２㊁４期发表语言学论文,阐述自己的语言观和文化观,从中可见其深受西方文化和科学方法的影响.在«汉字索引制说明»和«论 汉字索引制 及西洋文学»中,林语堂希望打破传统检字的繁琐与低效,从普及教育与简便快捷的角度探索汉字索引法,得到蔡元培等人的欣赏.蔡元培为其作序时称: 林君玉堂(即林语堂,兆胜注)有鉴于是,乃以西文字母之例,应用于华文之点画,而有 汉字索引 之创制. 其明白简易,遂与西文之用字母相等,而检阅之速,亦与西文相等.苟以之应用于字典㊁辞书,及图书名姓之记录,其足以节省吾人检字之时间,而增诸求学与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 ![１]２５７－２５８后来,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也有赖于此.一般而论,林语堂的语言学研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去甚远,它们既过于专业,受众又很少,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㊁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影响力相比更不能相提并论.不过,在语言学角度进行探索创新,既弥补了文学革命和文化运动的短板,又直接呼应了胡适等人语言革命的主张,其贡献不可小觑.有学者认为,林语堂文章正好触及 文学革命 初期被人忽略的一个死角,也与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 建设理论集»导论 废汉字改用音标文字的问题 不谋而合.[２]６６这样的认识是有道理的.还有学者说得更为直接: 林语堂将运用索引新法改革文字看成是一场文学革命,把它当作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的索引法研究是在引进西方治学和获取信息方法的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凭自己的思维和科学方法为新文化运动作出的实质性贡献. [３]这就将林语堂的语言学研究提升到现代文化启蒙的高度,林语堂也就不是外在于 五四 的 缺席者 ,而是五四新文化建设的探索者㊁革新者.后来,教育部成立 国语统一筹备会 ,林语堂为３８名会员之一,其中还有蔡元培㊁赵元任㊁沈兼士和许地山,由此可见林语堂非同一般的影响力.曾于１９１７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的胡适,１９１８年到北京大学任教.林语堂以清华教员代表的身份迎接他.胡适的豪情万丈和不俗表现给林语堂留下了深刻印象,令林语堂有触电之感,这是林语堂与这位五四文学革命先驱最早的交往.后来,林语堂在一份英文报上发表几篇关于通俗英文和意大利文演进的经过,引起胡适的关注和欣赏.对于胡适,林语堂后来回忆: 在北京,我和两位有第一流才智的人接触,他们给了我难以磨灭的影响,且用不同的方式,对我未来的发展有所贡献.其一是代表１９１７年中国文化复兴的胡适博士. [４]４４可见,林语堂与胡适以及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紧密关联.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五四运动爆发.林语堂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学生运动,但深感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尤其是蔡元培的坚决态度.面对各大学代表齐聚清华发表激情洋溢之演说,蔡元培不以为然,认为这种抗议流于空谈,于是呼吁全体总辞职,并于翌日一人悄然２南下,离开北京.这让林语堂深为佩服,认为蔡先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和行动主义者.另外,林语堂曾在蔡元培办公室看到橱柜摆有手雷,这让他非常惊异,并由此认识到,表面温文尔雅的蔡先生还是个现代的蘧伯玉呢!后来林语堂与蔡元培的密集交往与亲切合作大概起于此时.１９２３年,林语堂学成归国,继续他的语言学研究,尤其注重方言研究,先后发表«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方言字母与国语罗马字»等系列文章,这是对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和发扬.有学者认为: 林语堂在语言学领域内的颇多建树,为启蒙精神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切实地推动了 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３]与此同时,林语堂还与鲁迅等人一起,通过«语丝»批判现实与传统文化,倡导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精神,充分表现了激进派的探索性和反思精神.如林语堂«萨天师语录»中有这样的话: 中国的文明确是世界第一 以年数而论.因为这种的民族,非四千年的文明,四千年的读经,识字,住矮小的房屋,听微小的声音,不容易得此结果.你不看见他们多么稳重,多么识时务,多么驯养.由野狼变到家狗,四千年已太快了.你不看见他们多么中庸,多么驯服,多么小心,他们的心真小了.因为我曾经看见文明(离开自然)的人,但是不曾看见这样文明的人.他们不但已由自然进入文明,他们并且已经由文明进入他们自造的鸽子笼. 中国文化的特长的确不少,但是叩头与哭,绝对非他民族所可企及. [５]７３－７４这是对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强烈批判甚至否定,与鲁迅等人的文化观念较为贴近.在«给玄同先生的信»中,林语堂称赏钱玄同对中国文化劣根性的看法,但其否定程度则过之而无不及,他说: 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 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 [６]１１－１２这样的文化观与鲁迅的 中国文化是吃人的宴席 ㊁钱玄同的 中国人需要换血换种 等如出一辙,充分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现代性的主导方面.有学者这样概括: 在 五四 以来批判中国国民性的时尚中,新文化阵营里,从鲁迅到胡适,从陈独秀到吴稚晖,从林语堂到陈西滢,几乎人人都使用了极端偏激的语言来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和民族的劣根性.似乎,非如此就难以表达他们对传统精神糟粕的深恶痛绝,非如此就不能吓退复古派似的. [２]１２０在此,林语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取得共识并产生了强烈共鸣.在以后的岁月中,不论是写作还是演讲,都可看到五四新文化思想对林语堂的深刻影响.如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６日,林语堂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做了« 五四 以来的中国文学»的演讲,其中对五四文学及其文化精神多有介绍和推崇,并特别称许鲁迅是 五四 以来最好的短篇小说作家,还认为 鲁迅用讽刺作为利器,把旧中国活活剥皮.他的笔犹如锋利而涂有毒药的箭 .林语堂还说: 五四运动的温床是北京大学,它的代表刊物是«新青年».说来有趣,运动的第一炮,不是来自北京,而是发起纽约,那时胡适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作研究生.他以明净平和的文笔,提出主张,要以现代白话代替文言,来作为文学的语言.这主张是革命性的,令人吃一大惊.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想过,而文言在中国是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的.这真是一个大的挑战和解放. 他的旧学根底不差,又受了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训练,所以他满有资格领导这一革命. [２]５７６－５７７此时的林语堂已６６岁, 五四 的风云早成过往,但身在美国的他仍记忆犹新,并怀着一份感动与振奋,还带着难以言喻的欣赏与珍视,这就是大胆率真的思想解放和启蒙精神.概言之,林语堂与鲁迅等人一样,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都抱定一种明确的肯定和赞３赏态度,那就是自由㊁民主㊁科学的理性精神,一种彻底批判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㊁大胆向西方拿来和学习的开放心态.这在林语堂的为人为文中都有充分体现.只是与鲁迅的决绝㊁陈独秀的独断相比,林语堂更多了些现代性的思想意识,即对于自由等观念的深度理解.以陈独秀为例,他一面倡导自由,一面又非常专断,他表示: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７]３３８这种毋庸置疑也不允许讨论的态度和思维方式,使其倡导的自由精神大打了折扣.然而,林语堂则不同,他一面强调 我要能做自己的自由和敢做自己的胆量 [８]５,但决不否认别人有自由发言的权利.[９]４３０可以说,林语堂与鲁迅等人是一样反传统,都强调西化,但他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显然比鲁迅等人更为内在深入.二、擦亮和激活传统文化精神以往,人们习惯于用一元论看待像五四新文化这样的问题.于是,将激烈的反传统㊁完全西化视为 五四 精神,将自由㊁民主㊁平等思想简单归于西方,这就形成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肢解甚至曲解.其实,即使是在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的鲁迅,也有较为传统的«朝花夕拾»;胡适最早提出 文学革命 ,用白话代替文言,也还是用 刍议 ,显得比较谦逊.林语堂也是如此,他在激烈地反传统,倡导欧化,但另一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坚守与发扬.与许多五四文学作家和文化先驱不同,林语堂不是由传统走向现代,而是由现代返回传统,这就带来他在传统与现代㊁中国与西方的特殊性关系.以胡适㊁鲁迅为例,他们都是自小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后来被西方现代文化点燃,反过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的.所以,鲁迅能感到中国古书有毒,看了昏昏欲睡,让中国人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也是为什么他于１９０７年就写成«摩罗诗力说»,倡导西方的摩罗精神.林语堂则不同,他出生于一个乡村传教士之家,自小耳闻目染的是基督教文化,大学读的又是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来到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任教.这就决定了林语堂与鲁迅等人的差异,也决定了林语堂不同的文化选择.林语堂晚年表示: 我进了教会大学,因此把国文忽略了,奇特的结果就是半生不熟的中文知识.很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都是如此.我从圣约翰毕业,马上到北平的清华大学教书.想想我投身中国的心脏地带北平,心里有多么惭愧.不只我的学问,还有基督教的背景.我没有机会看中国戏,中国人都从戏曲中认识中国闻名的男人和女人.我熟知«圣经»中以色列领袖约书亚的号角吹倒巴勒斯坦古都耶利哥城的故事,却不知道孟姜女曾哭倒一段长城.我还是大学毕业生,自以为是知识分子哩. 为改变现状,林语堂走的是与鲁迅等人相反的方向,即恶补中国文化这一课.他说: 我要洗雪前耻,遂认真钻研中国的学问.首先,我读«红楼梦»,学习北平口语. 同时,林语堂还到琉璃厂,到旧书铺与老板和书商交谈,发现自己的知识漏洞,努力提高自己的中国文化水平,学会讨论书籍和古版本.[８]２８－２９林语堂还总结说: 后来直到我毕业,浸淫于故都的旧学空气中,才重新执毛笔,写汉字,读中文. 由此看来,我在成年之时,完全中止读汉文也许有点利益.那令我树立确信西洋生活为正当之基础,而令我觉得故乡所存留的种种传说是一种神秘.因此当我从海外归来之后,从事于重新发现我祖国之工作,我转觉刚刚到了一个向所不知的新大陆从事探险,于其中每一４事物皆似孩童在幻想国中所见的事事物物之新样,紧张和奇趣.同时,这基本的西方观念令我自海外归来后,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之欣赏和批评能有客观的㊁局外观察的态度. [１０]１６这是林语堂由外国现代文化反观中国传统文化的 返本开新 ,正好与鲁迅等人取向相反.基于此,中国传统文化虽被林语堂的西方现代性烛照,显现出这样和那样的不足㊁糟粕甚至痛点,但却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却总是不断被发现,且有光彩和光辉灿烂之处,从而吸引林语堂驻足和留连忘返.比如,林语堂高度赞扬中国古代艺术的魅力,所用的赞誉有登峰造极 ㊁ 不可及 ㊁ 神乎其技 ㊁ 为最 ㊁ 无足与之匹敌 ㊁ 不朽的贡献 ㊁ 最优美 ㊁ 最成熟 ㊁ 最精良 ㊁ 无比卓绝 等[１１]１０７－１０９,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绝无仅有.他称 没有什么比中国瓷器的发明对人类更有益处 [１２]２７１,它代表的是艺术的 完美顶峰 .[１２]２７９林语堂谈到老北京,用 辉煌 和 梦境 来形容,并将北京的湖泊与河流比成珠玉宝石,显示了他的热爱之情.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林语堂更是极尽渲染中国古老文化的魅力,像插花㊁饮食㊁安睡,欣赏鸟语花香和潺潺的小桥流水人家,半半哲学㊁悠闲的生活㊁神游,都被林语堂赋予人生的真义,即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生活的审美人生.另如,林语堂认为, 现代艺术正在探索各种韵律,试验各种新的结构形式,但至今尚无所获.它唯一的成功是给予我们一种逃避现实的印象 [１３]２９０.然而,中国艺术不论是书法㊁绘画还有建筑都重视 曲线美 ,所以他写下«论曲线»一文,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由此可以理解,林语堂为什么那么喜欢袁中郎,以及明清小品,还有性灵说与神韵说.这也是为什么林语堂在严厉批判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时,又常常出来维护它.因为在林语堂看来, 矛盾中的和谐 才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本质.对于旧文学甚至旧思想,林语堂也不像鲁迅㊁吴稚晖等人那样一概否定,而是保持一种极大的包容和兼容.当钱玄同赞赏吴稚晖的主张,希望 把线装书都扔到茅厕里去 ,将一群旧派文人称为 文妓 和 谬种 ,此时的 语堂不接受玄同对中国旧文学的诋毁,但却满喜欢玄同这个人,因为玄同天真自然,像孩子一样害羞,乐观 .[１４]４７对于林纾这样的五四新文化反对派,林语堂并不偏激,而是能看到其优点,除了常回忆少时与姐姐同读林译小说的欢乐,还高度评价他: 林纾,那位我姊姊曾读过他的作品的伟大翻译者,同时也在北京国立大学,谴责白话为 引车卖浆者的语言 . [４]４５这显然不是站在激进派角度贬损林琴南.辜鸿铭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者和维护者,甚至以各种政治㊁文化怪论著称,常被 五四 以来的新文学和新文化先驱所诟病,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如施建伟一面说,不管你如何厌恶或嘲笑辜鸿铭的狂和怪,都不能无视他的贡献;一面又说: 在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辜氏不仅过大于功,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帮了倒忙. 其理由是辜鸿铭复古守旧㊁绝对尊儒和盲目排外的立场错了.[２]８０然而,林语堂将辜鸿铭比成一头豪猪,一般人难以消化,所以从不敢轻视,反而充满敬意和崇拜之情.早在１９１６年,林语堂在北京的中山公园第一次见到辜鸿铭,但由于胆怯也由于辜氏名气太大和脾气古怪,他没能上前请教,失之交臂.后来回忆起来,林语堂感到非常惋惜.别人看到的是辜鸿铭的皮毛,但林语堂却能深入骨里.这既包括辜鸿铭特异的英文翻译,也包括其独特个性,还包括他有思想还并不轻易改变.如林语堂的英文堪称一流,但仍表示:辜氏 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㊁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㊁人中铮铮之怪杰 [１５]７８.对«中庸»一章的翻译,林语堂称辜鸿铭的译文 聪明绝妙 [１５]７６,所以,在谈孔子智慧时,他搬用了辜氏译文,没有重新译５出.林语堂还称许辜鸿铭: 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 [１５]５６林语堂充满激情地说: 呜呼,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世,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１５]７２应该说,如果不是内动于中和发自肺腑,林语堂绝不可能如此高扬辜鸿铭.这也是林语堂与鲁迅等人的显著区分.林语堂对五四新文化既有赞同也有反思,常常指出其不足.如他认为２０年代初自己写的论文 脱不了哈佛架子,俗气十足,文也不好看,看了十分讨厌.其时文调每每太高,这是一切留学生刚回国时之通病 [１]１,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何尝不是如此?调子太高㊁文辞过激㊁处事专断㊁缺乏包容,这是需要调整和改变的.又如林语堂还直接反思五四文学革命的偏向,认为: 文学革命之后,出现了两大变化.其一,出现并形成了一种有个人特点,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以周氏兄弟为代表,即周作人和周树人(鲁迅).值得注意的是,周树人受公安派影响极深.变化之二是: 汉语的欧化 ,兼有句法和词汇两者,前者看上去是愚蠢的,而后者则是不可避免的.西方术语的引进是很自然的,因为旧的术语已不足以表达现代的概念.这一变化始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的梁启超.但在１９１７年之后却愈演愈烈.人们对西方事物已有深刻的癖好,而汉语的欧化可以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癖好.不过这种引进的文风离汉语太远,因而无法长久,这种情形在翻译国外著作中尤为恶劣. [１３]２３８这种对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反思与批评很有针对性,也是相当尖锐的.可惜近百年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中国的被动挨打是因为技不如人,而这又要归因于政治,政治后面则是制度,那么制度的形成取决于文化.于是,全面改变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势在必行的选择.因此,将中国古籍烧掉㊁扔到茅厕去,全面毁坏中国传统文化在所不惜.其实,从 技术 到 政治 再到 制度 以至于 文化 ,并非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不具必然联系.换言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被动挨打,可以说是技不如人,也可归因于政治腐败.但追根溯源于文化,恐怕就不一定成立.林语堂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固然需要反思甚至清理,但也要加以保护和珍视,更需要激活和创造性转化,以显示其熠熠光芒.这种返本开新的观念不仅适合优秀传统文化,对那些一般性甚至被视为糟粕的文化同样适用.问题的关键是,你用怎样的思维观念,采取什么方式去理解㊁擦亮和点燃它们.三、五四文化选择的启示意义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相比,林语堂的五四文学和文化选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从而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㊁特殊性.正是基于这样的丰富文化生态状貌,才使 五四 以来的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开阔㊁开放和发展,并不断获得提升和超越.概括起来,林语堂的五四文化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方法论意义.首先,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决非我们简单理解的只是向西方学习和反传统,这是一个兼容并包㊁复杂多样的有机体.尽管总体而言,五四时期的文学和文化选择有一种现代启蒙趋向,它公然打着彻底反传统甚至西化的旗帜,全力推动着古老文学与文化的转向,不过这种势力远非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巨大和强大,否则就很难想象,何以当时钱玄同与刘半农一起演出 双簧 推动文学和文化革命.更大的势力是保守派和坚守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