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树之果论
- 格式:doc
- 大小:44.50 KB
- 文档页数:6
张贵锋2011664176浅论“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摘要:执法人员通过不合法的程序所取得的材料,均不得在审判中作证据使用以非法行为作为条件或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而得到的其他证据。
“毒树之果”证据能力问题实质上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价值取舍的问题。
毒树之果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学界趋向否定其证据能力。
个人认为不应该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一律予以排除,要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采取正确的态度。
关键词:毒树之果;证据能力;非法证据;实物证据一、毒树之果理论最早的萌芽毒树之果理论作为一个保护刑事被告人权利的理论,在美国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一定的制度需要一定的环境来造就,毒树之果也不例外。
1920年,西尔弗索恩·伦巴公司诉美国案(Silverthorne Lumber Co. v. USA)案中,联邦特工人员以不合法的手段扣留了西尔弗索恩·伦巴公司一些书籍和记录,但是被告获得了法院批准归还书籍和记录的命令。
特工人员遵守了法院的命令,但在归还书籍和记录之前,将这些要求归还的物品进行了拍照。
法院审判中,控方根据这些照片要求法院对这些文件签发传票,辩方西尔弗索恩案要求排除非法证据所衍生的第二手证据。
最高法院认为:以非法搜查获得的信息为依据而签发的传票是无效的。
正如控方不能在法庭上使用违宪搜查获取的直接证据一样,对于以此搜查为基础而获得的间接证据亦不能使用。
排除规则适用于违宪搜查所污染的证据,并且这种污染延伸至通过以非法搜查得来的信息为基础所获得的其他证据。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4条: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的权利,不受无理拘捕、搜索和扣押,此为不可侵犯的权利的规定,而西尔弗索恩案却成为了确立毒树之果原则的重要源头。
二、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价值冲突在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统一是立法者追求的理想状态,而毒树之果作为证据破坏了这种理想状态。
程序正义禁止违法取证,要求否定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
新刑诉法背景下“毒树之果”理论之探讨随着新刑诉讼法出台,我国已经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与这一规则具有衍生关系的“毒树之果”在我国还未正式确立。
在新刑诉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下,结合我国国情引入“毒树之果”理论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标签:非法证据排除;毒树之果;衍生证据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素有“小宪法”之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高票通过。
新刑诉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中所体现的亮点颇多,但笔者认为值得提及的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的规定写入刑诉法提纲挈领的总则部分,并在各个分则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应该说这是我国法治事业不大不小的里程碑。
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制度在新刑诉法中的明确确立便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
同时,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历史和理论上具有一脉相承的“毒树之果”理论,在新刑诉法的背景下提及也凸显其现实意义。
一、“毒树之果”规则的理论内涵“毒树之果”这一概念源于美国,简言之,就是指以非法取得的证据为线索间接获得的证据[1]。
该理论在美国的正式得以确立源于联邦最高法院对王森诉合众国一案的裁决。
在该案中,法庭认为,除非政府可以清楚表明第二位证据的发现独立于“被污染的”、非法的第一位证据,否则第二位证据必须作为“毒树之果”予以排除[2]。
实际上,“毒树之果”这一词中的“毒树”指的是违法收集的刑事证据,“之果”指的是从毒树中线索获得的证据[3]。
“毒树之果”规则在美国的产生和确立是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的必然结果。
但是,随着公众利益的保护与少数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博弈、警方办案和公众对判决的接受程度的挑战,人们越发意识到一味强调对“毒树之果”的绝对排除,对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必然导致过度重视个人权利的保护而违背社会价值的困境。
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利益权衡之下又为“毒树之果”确定了几项重要的例外。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Journal of 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lice OfficersNo.6,2020 General No.111,Vol.192020年第6期第19卷(总第111期)我国采用“毒树之果”理论的路径之探讨李丹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摘要】"毒树之果”规则最先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的形式予以确认,后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并采纳。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毒树之果”规则,但是对于实践中出现的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获得证据的情形,如果不加以排除,则会导致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被架空。
通过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我国具有设置“毒树之果”规则的立法基础;通过实证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供述”是“毒树之果”规则的实际运用。
对此,我国应当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毒树之果”的运用方式,采用相对排除,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在程序上,我国应将庭前会议的审查范围扩大至对证据可采性的实质性审查。
并最终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予以确认并引领司法实践。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毒树之果;重复供述;相对排除;指导性案例【中图分类号J D925.213【文献标识码】A一、问题的提出“毒树之果”规则是指非法取得的证据为“毒树”,由该非法证据所衍生的证据,即使是合法取得的,仍然是毒树的果实,不得使用。
⑴“毒树之果”规则最早由美国通过判例的形式予以确认,即1920年西尔弗索恩木材公司诉合众国案。
在该案中联邦探员非法地扣押了西尔弗所思木材公司的商业文件,并对其进行拍照,其后警察根据这些材料想大陪审团申请传票,接着通过传票重新获得了这些文件①。
对此,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以非法搜查获得的信息为依据而签发的传票是无效的。
正如控方不能在法庭上使用违宪搜查所“污染”的证据,并且这种“污染”延伸至通过以非法搜查得来的信息为基础所获得的其他证据。
浅谈毒树之果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docx毒树之果理论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60年代提出的一种刑事审判规则。
该理论认为,如果证据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那么这些证据就是“毒果”,不能使用在法庭上,即使这些证据证明被告人的罪行。
这个理论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使得法庭在审判过程中必须遵守法律程序,不能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这样可以确保被告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保障司法公正。
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是否可以借鉴这种理论呢?我国目前对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在刑事案件中,如果证据是非法获得的,那么法院不仅会排除这些证据,在处理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时,还要对违反法律规定的人进行处理。
因此,在这个方面的保障上,我国还是有法律基础的。
但是,毒树之果理论不单单是强调要排除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它更加强调的是法律程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在我国,虽然法律规定收集证据必须遵守法律程序,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定的灰色地带,其中存在一些非法行为。
比如,在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中,往往会存在强制审批、即期羁押、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
这些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是被排除的,但是这些非法行为的后果和影响仍然存在,会导致刑事司法失去一定的公正性。
因此,毒树之果理论在我国的借鉴意义在于,强调法律程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同时加强对违法人员的处罚力度。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制体系,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增强公众法律意识,提高司法公正性,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毒树之果理论的全面应用。
总之,毒树之果理论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可以引导我国的司法实践更加注重法律程序和公正性,以便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并促进司法公正。
“毒树之果”理论在公诉环节的适用作者:黄山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09期摘要毒树之果理论虽然未在我国全部采用,但我国亦有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即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因为证据的获取违法,而导致其证据能力(证据资格)被排除,不能为司法机关所采纳而作为定罪量刑依据的规则,本文以一则案例为例,解释了毒树之果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关键词毒树之果程序监督非法证据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3-147-01“毒树之果”理论是在英、美司法界已经被广泛采纳并认可的法则,该法则规定通过不合法的搜查、讯问等侦查活动所获取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审判中的证据,尽管这些证据可能确实反映了案件真实情况,但仍必须将其排除在证据之外,因为获得证据的行为是不合法的,也就是说“有毒的树结出的果实也是有毒的”。
虽然我国未明确采纳该理论,但在《刑法》第43条中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已经表明了在司法机关在行使侦查权和刑罚权时,并不能以侵害宪法规定的公民合法的基本权利为代价。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有义务对公安机关在侦查环节,特别是证据获取的方式、手段是否合法、规范进行监督。
以本案为例,公安机关认定,2006年12月20日晚11时许,犯罪嫌疑人董某到某公司办公室盗窃电脑主机一台及液晶显示器一个(估价2880元),以盗窃罪移送审查起诉,但经检察机关审查,本案存在较多的证据瑕疵,最终,本院对董某做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并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瑕疵之一,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的客观性及真实性难以保证在第一次讯问中董XX供述自己于案发当夜,其翻入一个厂子院里,进入一座二层楼的房子,在二楼右拐楼道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门前,先用斧子砍门后用脚把门踹开,将屋内的一台电脑主机和显示器盗走。
此次笔录提取时间长达12个小时左右,期间,21:10-21:50曾带董某到现场进行辨认。
毒树之果“毒树之果”一词中的“毒树”指的是采取非法方式收集到的刑事证据,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进而获得的其他证据,则为毒树的“果实”。
“毒树之果”,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对某种证据所作的形象化概括,意指“根据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并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派生性证据)”。
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口供是毒树,而以此所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是毒树之果。
它要求,违法收集的刑事证据不具有可采性,通过该证据进而收集到的其他证据原则上也应该被排除。
一、世界各国对“毒树之果”的态度从世界绝大部分法治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除几种例外情况,“毒树之果”往往都为法庭所拒绝采用。
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对毒树之果的法律运用原则,既无法律明文规定,也无明确的司法解释。
但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31条关于证据以及证据的适用原则之规定,以及从我国刑事司法的实践来看,“毒树之果”是不为法庭所拒绝的。
我国之所以不拒绝“毒树之果”,其根本目的在于其有利于破案定罪。
二、尽管立法如此,但是在我国学术界一直都还存有争论关于“毒树之果”可“食”性的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毒树之果”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吃,一些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吃,更有一些学者认为可以适当选择。
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1、真实肯定说。
该说认为应当重视证据的客观性,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
如果非法证据经过调查属实,并于证明案件真实确有必要,则可予以采信。
以这个观点来讲,通过此类非法证据获得的第二手证据则也是可以采信的,则“毒树之果”是可以吃的。
2、区别对待说。
该说认为应该将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区别对待。
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无论其真实性如何,若作为证据就等于承认刑讯逼供,威胁取证,诱骗取证等活动,从而直接背离《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因而应将其排除;而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不会因收集程序和方法的违法而改变其性质,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采信。
在这个观点里,根据非法言辞证据获得的证据是应当排除的,而实物证据则因其客观性而获得有效,“毒树之果”的吃法一分为二。
2009年2月(总第194期)法制与经济FAZHIYUJINGJINO.2,2009(Cumulatively,NO.194)客观性和关联性是证据的内容,而合法性是证据的形式,是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法律保障[1]。
所以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尤其是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获取证据的行为被各国法律所禁止。
一方面,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内部纪律或职业道德会对相关主体予以制裁,使之承担相应责任;另一方面,相关证据的证据明力也会因此被消减乃至否定,即形成各国刑事证据立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但是,许多国家包括我国的证据规则上,仅明确规定直接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而对以非法证据为线索所获得的间接证据的法律评价却语焉不详,在理论和实践上争议颇大。
美国法院在大量判例中不断总结与逐步完善的“毒树之果理论”,是迄今解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问题的主要司法经验之一,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证据立法和逐步深入的证据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毒树之果理论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国内学者曾将非法证据和美国证据法上的“毒树之果”相混淆,例如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中有一个颇为著名且颇具特色的法则即‘毒树之果’法则。
按照这个法则的规定,通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搜查、询问等侦查活动获得的证据材料不得在审判中作为证据。
尽管这些证据材料是可靠的,而且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但他们必须被排除在证据之外,因为获得这些材料的方式是不合法的。
换言之,有毒的树结出来的果实也一定有毒”[2]。
实际上毒树之果一词中的“毒树”指的是采取非法方式收集到的刑事证据,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进而获得的其他证据,则为毒树的“果实”。
因此毒树之果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是相互区别,又是紧密联系的。
换言之,毒树之果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延伸。
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证据法和判例基本都要求证据的取得应符合法律的规定。
相应地,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要受到限制。
但是历史传统、法律观念以及诉讼文化的差异导致各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内容又有较大差异。
浅谈“毒树之果”的合理运用浅谈“毒树之果”的合理运用李新贵刑事非法证据“毒树之果”合理运用问题,在法学界争论较多。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颁行以后,对毒树之果脱毒食用问题进一步进行理论探讨更显得重要。
笔者特谈管见,以求教同仁。
一、“毒树之果”食用价值的客观分析“毒树之果”能不能运用?这一问题绝不可简单的作出可以或不可以这样不顾实际情况的简单结论。
因为社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本身就存在各种各样复杂多变的情况。
唯物辩证法原理告诉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绝不可禁止、片面的去看待事物。
一概的肯定或否定,都将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而且,还可能走向极端,将事情办坏。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笔者以为必须树立正确的辩证思维思想,客观、辩证的去分析认识这一问题。
(一)正确认识“毒树之果”的客观性“毒树之果”的客观性,是指“毒树之果”这一事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客观存在的。
虽然我们反对刑讯逼供,不希望有违法行为的发生,社会文明进步,司法活动合法公正,没有“毒树”及“毒果”的存在。
可是,社会事物的发生与发展,往往是不能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虽然人们对某些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措施控制和延缓,但都难以完全消除和禁绝。
就拿禁止刑讯逼供行为而言,对其禁止的立法早已有明确规定,并非无法可依,可仍屡屡发生,累禁不止,且在近些年还大量发生。
不可质疑,社会越文明,刑讯逼供这类与文明相悖的社会毒疾必然要少一些。
但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禁绝过刑讯。
就拿世界第一个颁布成文宪法的法制强国美国而言,在“911”事件以后,刑讯逼供现象还有加剧发展之趋。
必须强调,承认“毒树之果”的客观存在性,不是主张“毒树之果”存在的合理性。
而是主张在认识社会事物的时候,应该实事求是的去面对。
因为,这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前题和基础。
(二)正确认识“毒树之果”的客观毒害性不容质疑,“毒树之果”的毒害性是客观存在的。
论毒树之果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的适用、毒树之果的概念及起源 毒树之果”,顾名思义,是有毒的树上结出的果子,是刑事诉讼中一个专有名词, 是指利用非法取得的证据合法获得的其利用此第一手证据获得的第二手证据。
此原则在诉讼活动中的含 义是,司法人员通过非法程序或手段得来的证据, 没有证据能力, 无法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毒树之果理论起源于 1920 年希尔索弗恩 ?伦巴木材公司诉 合众国一案, 在案件中, 联邦法院判定联邦特工人员签发的传票 是无效的, 因为是以非法搜查获得的信息为依据的。
最高法院的 霍姆斯大法官提出: 禁止以不当方式取证的实质并非仅仅意味着 非法获取的证据不应被法院采用, 而是完全不得被使用。
毒树之果原则不断完善和成熟。
二、我国“毒树之果”规则的发展现状互间的影响日益加深, 各国人民关于人权、 自由等价值的追求更 加迫切, 世界各国的法治化进程也不断加快, 学界对毒树之果规 则讨论的热度也居高不下。
综合来看,不外乎有两种观点,一种 更注重程序正义, 认为“毒树之果”必须排除, 即“毁树弃果” 理论;另一种偏向于实体正义,承认“毒树之果”的合法性,即食果毁树”理论。
在刑事实践领域, 我国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 前均未承认“毒树之果”规则。
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均明确排除 了以非法言词证据作为控方证据和定案根据, 但是对于以非法搜 查、拘留、逮捕等行为获得的物证以及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为线 索而得到的其他证据的证据证明力问题, 却并没有采取严格的排 除规则。
[2]三、摒弃毒树之果的必要性他证据。
“毒树”指以违法手段得来的第一手证据,果”是指 [1]1939 年那登苏合众国一案确立了毒树之果不被采纳的原则。
自此之后 在当今世界的大环境中, 信息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 国家相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毒树之果的规范还不够明确,甚至导致了某些冤假错案的发生。
结合学界的理论观点和我国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应该摒弃毒树之果,严格遵循程序正义,来确保司法公正。
张贵锋2011664176浅论“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摘要:执法人员通过不合法的程序所取得的材料,均不得在审判中作证据使用以非法行为作为条件或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而得到的其他证据。
“毒树之果”证据能力问题实质上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价值取舍的问题。
毒树之果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学界趋向否定其证据能力。
个人认为不应该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一律予以排除,要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采取正确的态度。
关键词:毒树之果;证据能力;非法证据;实物证据一、毒树之果理论最早的萌芽毒树之果理论作为一个保护刑事被告人权利的理论,在美国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一定的制度需要一定的环境来造就,毒树之果也不例外。
1920年,西尔弗索恩·伦巴公司诉美国案(Silverthorne Lumber Co. v. USA)案中,联邦特工人员以不合法的手段扣留了西尔弗索恩·伦巴公司一些书籍和记录,但是被告获得了法院批准归还书籍和记录的命令。
特工人员遵守了法院的命令,但在归还书籍和记录之前,将这些要求归还的物品进行了拍照。
法院审判中,控方根据这些照片要求法院对这些文件签发传票,辩方西尔弗索恩案要求排除非法证据所衍生的第二手证据。
最高法院认为:以非法搜查获得的信息为依据而签发的传票是无效的。
正如控方不能在法庭上使用违宪搜查获取的直接证据一样,对于以此搜查为基础而获得的间接证据亦不能使用。
排除规则适用于违宪搜查所污染的证据,并且这种污染延伸至通过以非法搜查得来的信息为基础所获得的其他证据。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4条: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的权利,不受无理拘捕、搜索和扣押,此为不可侵犯的权利的规定,而西尔弗索恩案却成为了确立毒树之果原则的重要源头。
二、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价值冲突在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统一是立法者追求的理想状态,而毒树之果作为证据破坏了这种理想状态。
程序正义禁止违法取证,要求否定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
而实体正义认为发现实体的真实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标,舍弃这些真实的证据,可能会造成案件处理的结果不符合客观实际,给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的损害。
毒树之果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非法性。
因此,毒树之果的非法取证方式和程序正义要求相背,如果严格从程序正义角度出发,毒树之果是没有证据能力的。
但不容忽视的是,毒树之果具备刑事证据的客观性和相关性特征,其往往能够证明刑事案件的真实情况。
收集证据程序的非法性并不能表明其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也并不必然影响被收集证据材料的本身真实品质、损害证据材料本身原有的证明能力。
根据程序的违法性来否定证据的能力显然同实体正义的要求相抵触。
证据材料不管是以什么方式取得的,都是与案件事实相联系的,其程序虽然不合法但反映的内容却是真实的,有的甚至是定案的关键性证据,缺之将无法定案。
因此,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认定实际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价值权衡进行的选择,反映的是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重价值如何取舍的问题。
三、各国对毒树之果的排斥与容纳(一) 严格的美国本土树有毒,果实也一定有毒,此即毒树之果规则的在美国的直接概括。
毒树之果规则是美国证据法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是美国所独有的。
它要求,违法收集的刑事证据不具有可采性,通过该证据进而收集到的其他证据原则上也应该被排除。
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使用“毒树之果”的概念是在1939年的纳多恩诉美国案的裁决意见中。
在该案中,被告人纳多恩被指控有欺骗国内税收署的行为,而公诉方的主要证据就是执法人员通过非法的电话窃听记录下的被告人与他人谈话。
初审法院判决纳多恩有罪,但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理由是该电话窃听录音不应采用为证据。
检察官换了个罪名重新起诉,但仍以该录音为主要证据,初审法院再次判决纳多恩有罪,但最高人民法院再次毫不手软地推翻了原判。
最高法院在其裁决中指出:一旦执法人员初始行为的违法性得到确认,被告人就应该有机会证明针对其指控的实质部分是毒树之果。
根据这个规定,执法人员通过不合法的程序所取得的材料,均不得在审判中作证据使用,尽管这些材料有可能或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
也就是说,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犹如毒树,而获得的证据材料犹如树的果实,尽管那果实既好看又好吃,但是其毒素会伤害机体—司法系统,因此司法系绝不可食用。
(二) 相对主义的日本日本法院在将毒树之果理论导入日本时,不但重视其法理上的积极意义,同时考虑到本国法制和社会实情。
因此,日本法院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部分吸收了美国的“毒树之果”排除规则,确立了所谓的“反复自白”规则。
反复自白证明力的确定要经过以下的判断过程:首先,要对第一次取证的违法程度进行判断,只有第一次取证行为是重大违法时,才考虑毒树之果理论的适用;其次,对第二次证据与第一次证据关联程度进行判断,若欠缺关联性,即在没有第一次证据存在的情况下,也能实现第二次证据的存在,则不适用毒树之果理论;第三,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对第二次证据重要性进行衡量,如果排除第二次证据将会造成犯罪不成立,使有罪被告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则不适用毒树之果理论。
最后,对事件重大性和个人权利的侵害进行衡量,如果重大事件对社会有较大影响时,则不适用毒树之果理论。
显而易见,日本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远不及美国发达和完善,甚至没有形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体系。
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法律现代化过程中,外来的先进法治理念与本国原有法律传统之间必然的冲突和碰撞。
(三) 宽容的英国在英国,无论普通法还是成文法都采取了可以使用毒树之果。
如果根据供述发现了重要的证据,如被害人的尸体等,虽然供述是在压力下取得的,但尸体仍然可以作为证据被采纳。
警察非法取证并不能导致毒树之果被排除。
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由法官自由裁量,如果取证中违法程度比较轻微,只是由于忽略了必要程序(如未告知沉默权、搜查缺乏必要手续等)而查到另一种重大证据时,法官可以酌情决定对后一种证据能否采用。
但是,如果不是由于轻微违反程序取证,而是采取刑讯逼供手段逼取口供,同时又供出了其他证据线索,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毒树之果,任何时候都不能采用。
英国对待非法证据是以非法证据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采用为总的指导思想。
其早期仅对非法自白证据予以排除,法律规定自白证据并不因其采集的方法或程序上的非法性而无效。
自白证据的可承认性以其具有的可靠性为基准。
法官关注的是证据与案件事实的相关性,而非证据的来源或产生的方法。
非法自白证据只有在严重侵犯被告人基本的权益和起码的自愿性时才排除。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是在二战以后才确立,其规定非法实物证据只有在对被告人审判的公正性造成损害时才排除。
如1984年英国颁行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8条的规定在任何诉讼中,法庭在考虑到包括证据收集在内的各种情况以后,如果认为采纳这一证据将会对诉讼的公正性产生不利的影响,以致于不应将它采纳为证据,就可以拒绝将控诉一方所据以提出指控的这一证据予以采纳。
本条的规定不应对任何要求法庭排除证据的法律规则的适用产生不利影响。
(四) 我国学术界对毒树之果理论的各种争锋1. 肯定说:从肯定说坚持证据的客观性和相关性,认为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发现案件真实,惩罚犯罪。
刑事司法应注意把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证据本身区别开来。
虽然取证手段违法,但非法证据反映的案件情况往往是真实的。
因此,非法证据材料只要经查证属实就可以承认其证明能力。
2. 否定说:否定说主张社会个体利益至上,国家刑罚权的实现目的在于确保国家中每个公民的权益。
凡是违反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所取得的证据材料,无论是否客观真实,也无论其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都不具有证明能力,应当完全排除。
认为否认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有利于纠正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做法。
而如果承认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将可能会助长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的流行,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
也就是当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发生冲突,程序正义的价值选择应优于实体正义。
3. 排除加例外说:排除加例外说主张原则上排除非法证据,但对某些特定的刑事案件,如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的刑事案件或证据形式不合法或轻微违反程序原则所得的证据材料,以例外形式加以限制性肯定。
四、对我过毒树之果的思考:我国法律虽对非法取证行为明确禁止,但对于非法所得证据是否要在程序上否定其证据能力没有规定,相反规定了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司法公正不仅是人们对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期望,也是司法本身应达到的目标。
以违法手段获取证据来裁判案件,将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使公众对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同时,否定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也有利于减少错案发生。
因此,根据程序主义和实体正义的理论基础,对非法获取的被告人口供及以此为线索取得的相应证据,应着重考虑侦控人员非法取证这一基础行为的性质,当其非法行为不仅为法律所不准许,而且严重侵犯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人身权益时,应当坚决排除由此行为取得的被告人口供及以被告人口供为线索而取得的其他证据。
采用刑讯逼供的方法实施的取证行为不仅破坏了程序正义,而且是对犯罪嫌疑人最基本人权的侵犯,且非法逼取的口供虚假的可能性较大,易造成冤假错案。
另外,对违反令状主义规则的搜查、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材料应明确否定其证据能力。
当然,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的事实,一些用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对于打击重要犯罪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排除这些证据可能引起的负效应。
如危及国家或社会重大利益的非法证据材料,否认其证据能力不仅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相背,也无益于社会的整体利益。
因此,从我国司法实际出发,对上述类型的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不应一概排除,对此种类型的非法证据可以以例外形式肯定其证据能力。
如果非法的被告人口供及以此为线索而取得的其他证据与危害国家安全或重大社会利益有关,虽然其在收集程序、方法上违法,但只要该证据客观真实且具有关联性,本着利益权衡原则,应当承认这些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
另外,当非法取证行为虽在形式上违法,但并未实际上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或侵犯其合法权益情节较轻微时,可对该非法取证行为予以改正或谴责,但采纳由此获得的证据。
也就是说,在明确规定毒树之果不具有证据能力的一般原则的同时,可以建立一定的例外规则,对特殊情况下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加以限制性肯定。
原则上不排除违反程序所获得的实物证据。
毒树之果能不能吃,关键在于摘果的行为,也即收集后一证据的行为是否合法。
只要该行为合法,并且符合上述排除规则的规定,则衍生证据可以采用。
因为衍生证据的线索虽然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如果绝对予以排除,不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状况。
对于由毒树之果所得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也应承认其证据能力。
非法证据并不必然不利于犯罪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