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毒树之果”为视角【文献综述】

2006年2月社科纵横Feb,2006总第21卷第2期SOCIAL SCIENCES REV IEW VOL.21NO.2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规则探讨———美国毒树之果理论述评闫　海(辽宁大学法学院　辽宁沈阳　110136)【内容摘要】毒树之果理论是美国法院在八十多年的刑事司法审判中逐步总结的证据规则之一,毒树之果一词中的“毒树”指的是采取非法方式收集到的刑事证据,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进而获得的其他证据,则为毒树的“果实”。

原则上由于非法证据的毒素的传染导致其衍生证据的适格性受到法庭的质疑,但是为保证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的有机统一,也形成诸如稀释或清洗污染、独立来源、最终或必然发现等一系列例外规则。

总之,毒树之果理论的研究和借鉴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刑事证据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毒树之果理论中图分类号:D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06)02-0076-03 客观性和关联性是证据的内容,而合法性是证据的形式,是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法律保障①。

所以,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尤其是以侵犯公民或组织基本权利的方式获取证据的行为被各国法律所禁止,一方面,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内部纪律或职业道德会对相关主体予以制裁,使之承担相应责任;另一方面,相关证据的证据力也会因此被削弱乃至否定,即形成各国刑事证据立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ity Evidence)。

但是,许多国家的证据规则上,仅明确规定直接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而对以非法证据为线索所获得的间接证据的法律评价却语焉不详,在实践与理论上争议颇大。

美国法院在大量判例中不断总结与逐步完善的“毒树之果理论(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Doctrine)”,是迄今解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问题的主要司法经验之一,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证据立法与逐步深入的证据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保障人权，限制公权力，追求程序正义，维护司法公正。

明年1月1日施行的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作出了完善，明确规定了适用标准，这是我国刑诉法进一步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表现，也是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道路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律价值排除范围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公安司法机关采用非法手段收集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也即对于那些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即使查证属实，也不得用作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这一定程度上可以杜绝公权力的滥用，遏制公安司法机关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对非法取证行为的遏制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首要目标。

这种通过非法手段或方法获取的证据不仅践踏了法律的权威性和神圣性，而且也直接损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理应排除于法庭之外，不予采纳。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较好地平衡刑事诉讼两大价值目标即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冲突。

事实上，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价值的权衡。

如果允许运用、采纳非法取得的证据，这在某些时候会有益于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刑罚权，毕竟并非所有非法获取的证据都是虚假而不可靠的，正如以合法手段获取的证据的真实性也未必靠得住一样。

但这样做的代价无疑是破坏了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同时也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反之，如果对非法证据一概予以排除，有时又会影响到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

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应当做出哪些具体规定，这与一国的刑事诉讼目的、主导价值观，以及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程度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又会因为各国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而有所差异[1]。

二战后，各国在设计本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时，面对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两难选择，逐步地偏向了对涉讼公民的人权保障。

浅谈“毒树之果”的合理运用浅谈“毒树之果”的合理运用李新贵刑事非法证据“毒树之果”合理运用问题，在法学界争论较多。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颁行以后，对毒树之果脱毒食用问题进一步进行理论探讨更显得重要。

笔者特谈管见，以求教同仁。

一、“毒树之果”食用价值的客观分析“毒树之果”能不能运用?这一问题绝不可简单的作出可以或不可以这样不顾实际情况的简单结论。

因为社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本身就存在各种各样复杂多变的情况。

唯物辩证法原理告诉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绝不可禁止、片面的去看待事物。

一概的肯定或否定，都将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而且，还可能走向极端，将事情办坏。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笔者以为必须树立正确的辩证思维思想，客观、辩证的去分析认识这一问题。

(一)正确认识“毒树之果”的客观性“毒树之果”的客观性，是指“毒树之果”这一事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客观存在的。

虽然我们反对刑讯逼供，不希望有违法行为的发生，社会文明进步，司法活动合法公正，没有“毒树”及“毒果”的存在。

可是，社会事物的发生与发展，往往是不能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虽然人们对某些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措施控制和延缓，但都难以完全消除和禁绝。

就拿禁止刑讯逼供行为而言，对其禁止的立法早已有明确规定，并非无法可依，可仍屡屡发生，累禁不止，且在近些年还大量发生。

不可质疑，社会越文明，刑讯逼供这类与文明相悖的社会毒疾必然要少一些。

但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禁绝过刑讯。

就拿世界第一个颁布成文宪法的法制强国美国而言，在“911”事件以后，刑讯逼供现象还有加剧发展之趋。

必须强调，承认“毒树之果”的客观存在性，不是主张“毒树之果”存在的合理性。

而是主张在认识社会事物的时候，应该实事求是的去面对。

因为，这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前题和基础。

(二)正确认识“毒树之果”的客观毒害性不容质疑，“毒树之果”的毒害性是客观存在的。

简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中的“毒树之果”研究一、“毒树之果”的内涵和外延（一）“毒树之果”的内涵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以非法行为作为条件获得非法证据，以该非法证据为线索而得到其他证据，即所谓“毒树之果”问题。

美国在1920年的西尔弗索恩木材公司诉美国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创立了该理论：“禁止以不当方式取证的实质并非仅仅意味着非法而获的证据不应当被法院采用，而是绝对不得被使用”的原则。

其实质即非法证据排除过程中，不仅仅要排除该非法证据本身，而且将使用该非法证据获取的不利于刑事被告的其它证据亦排除在法庭审理之外，即使该证据真实有效且足以扭转判决，也要排除。

可以这样比喻，非法证据是毒树，通过该非法证据获取的衍生证据是果实。

“毒树之果”原则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延伸规定，对遏制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采取非法搜查、刑讯逼供等违反程序规定，侵犯被告人权利的侦查措施，保护刑事案件被告人的人权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毒树之果”的例外1.稀释或污染中断规则，即最初非法取证及第一手非法证据可以由被告或第三方的某种行为所打断。

虽然非法证据依然存在，但其与衍生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被断开或稀释，该衍生证据因此具有证据能力。

193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王森诉合众国一案中确立这一例外规则。

2.独立来源规则，即衍生证据虽然可以通过非法证据取得，但不是通过非法证据取得，而是通过其他独立的来源取得，则该衍生证据不需要排除。

如1960年贝钮案。

该案中，警察怀疑被告人是犯罪嫌疑人，在未达到法定逮捕标准的之下将其逮捕，并提取其手指印。

在该嫌犯进入审判程序时，控方提交了被告人的指印作为证据，但该指印并非是逮捕后提取的指印，而是警方档案中保存的该被告人的一套旧指印，这套指印亦与作案现场的指印相吻合。

由于审判中当作证据使用的指印并不是来自非法逮捕，而是来自一件无该非法证据无关的其他事项，故该证据因其独立的来源而无需排除。

3.必然发现规则，即证据虽然是通过非法取证的证据衍生出来，即使没有该非法证据，控方也必然会以合法手段取得，该衍生证据则无需排除。

司法人员以非法搜查、讯问获取证据后，再以这些证据为线索，通过合法程序获得证据。

前一种证据因违法取得被称之为“毒树”，后一种证据则称之为“毒树之果” (fruits of the poisonous tree) 。

世界各国法院对“毒树之果”的态度基本是拒绝采信。

持否定态度最坚决的是美国。

美国运用“毒树之果”原则审理的最著名案件是20 世纪90 年代球星辛普森杀妻案。

取证时，警察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越墙入室搜查证据。

虽然，最后取得的所有证据都证明辛普森有罪，但是法官仍以所获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为由，宣布辛普森无罪。

随着美国诉讼制度的发展和犯罪的日益猖獗，此项原则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

英国的做法与美国略有区别，保留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取证中违法程度比较轻微，只是由于忽略了必要程序，如，未告知沉默权，搜查缺乏必要手续等，而查到另一种重大证据时，法官可以酌情裁定对后一种证据能否采用。

但是，对违法取得的证据，即“毒树”本身，是绝对不能采用的。

如果不是由于轻微违反程序取证，而是采取刑讯逼供手段逼取口供，同时又供出了其他证据线索，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毒树之果”，任何时候都不能采用，因为刑讯逼供被视为严重违法。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最初对一切非法证据和“毒树之果” 都采用一概排除原则。

但随着犯罪规模的扩大，有些国家为加大打击犯罪力度，开始采取相对排除原则，前提是不得因此而侵犯被告的权利，而对于刑讯逼供所取得的“毒树之果” 则一概予以排除。

比利时对非法证据范围作了具体的解释，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以违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如，警察非法截获邮件并拆看而取得证据；因违反程序而取得的证据，如，比利时只允许在9时至19 时之内进行搜查，超出这个时间即为非法，其他手续不全的侦查活动也属非法；违反基本司法原则而取得的证据，如，刑讯逼供以及其它违反人权公约的行为。

如果非法证据是定案的基础，整个案件即被撤销。

“毒树”必结“毒果”，不管“果实”的外表是多么的色彩绚丽、味道是多么的甘甜诱人，都应该拒绝其致命的诱惑。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法学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毒树之果”为视角（一）国内研究状况及研究成果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和大量的司法实践，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建立越来越受国内专家学长的重视。

目前，国内探讨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论点文章与论著相当多。

这些论著主要从非法证据的概念、非法证据的效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非法证据制度的建设构想，并对非法取证等违法行为寻找相应的预防和治理对策。

而现今陆续出现的冤家错案和司法实践中的违法取证和对非法证据的规定不一，各地法院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和做法。

关于如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论点，不少学者及相关的专业人士也做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

主要文献介绍如下：陈立在《刑事证据法专论》一文中首先对非法证据的定义提出见解，然后各国对非法证据的效力认定和非法证据规则制度辨析进行阐述，最后提出自己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的构想。

王金沙在《刑事诉讼与人权保障》一文中首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进行阐述，进而从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进行梳理，最后根据我国的立法现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选择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进行了辩论。

张保生在《证据法学》一文中主要非法证据和排除规则的含义作了简单的分析，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当理由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同时也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对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证明责任简述了外国的做法并对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反思。

陈立在《行事证据法专论》一文对非法证据的界定进行了纤细的分析并提出我国对非法证据的认识，进而对非法证据效力的几种学说进行了引述，最后从两大法系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内容上提出了我国为什么要排除非法证据的看法。

宋世杰、陈果悦在《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文首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念进行了概述并基于此对非法证据进行了详细分类。

然后对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比较，对自白排除的理论进行整理。

郑旭在《帕特莱恩案与毒树之果理论的演变》一文中针对毒树之果理论的起源由来和历史演变进行了系统的论证。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法学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毒树之果”为视角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一）选题背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的证据规则之一”这种争议体现在多个方面：1.什么是“非法证据”，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

2.“非法证据”的性质，由于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所以对其的性质认定不同。

3.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某些不同的规定，影响着我国司法界对非法证据不同价值判断。

近些年来，我国是否应该确立及如何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法律实务中，像赵作海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中存在着的刑讯逼供下的证据的法律性质问题研究越来越深入。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将围绕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种种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

面对于“非法证据”、“人权价值和办案效率”的各方非议和为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的实际意义。

笔者以佘祥林案例和以“毒树之果”为视角，深入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笔者认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犯罪率日益增加，而对于没有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我国如何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之间的平衡即本课题理论意义上的来源。

（二）选题意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的排除的统称，是现行刑事诉讼中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

笔者认为要在我国确立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着很大的实际意义的。

一、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二、可以指导立法，三、可以更好的应用到司法实践中，而非纯理论层面的空中楼阁建筑。

一方面它源于对司法实践的研究，由此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意识；另一方面，它连同这指导性意识又体现了对人权的价值的取向，对社会发挥积极、有利的作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解决的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即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

这一规则体现了社会对刑事司法人权保护的重视，且它已在许多国家和国际条约中得到确认。

随着赵作海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的冤家错案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