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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犯从属性原理
共犯从属性理论是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学共犯论的基本原理，探讨狭义共犯的成立（或可罚性）是否从属于正犯的实行，以及从属之正犯应具备何种条件。
共犯从属性理论包括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两方面内容，实行从属性说和限制从属性说应予提倡。
共犯从属性理论可以贯彻与应用到共犯的成立条件及其他相关的一系列共犯具体问题中，比如共犯未遂的可罚性、加功于符合构成要件但阻却违法之正犯行为的可罚性、加功于无责任能力正犯行为的可罚性、加功于不可罚事后行为的可罚性、加功于无故意正犯行为的可罚性、未遂教唆的可罚性、间接或连锁共犯的可罚性、共犯与身份之情形的认定、共犯发生认识错误的认定，等等。
共犯从属性立场的坚实贯彻，有利于一些疑难、争议问题的妥当解决。
共犯具有实行从属性，且其犯罪性和可罚性低于正犯，预备犯又极其例外地被处罚且处罚很轻，因此预备共犯不罚。
自杀行为缺乏法益保护对象，不违法。
根据共犯的限制从属性原理，参与自杀不成立犯罪。
参与自杀的性质不同于以教唆、欺骗方式的杀人间接正犯，也不同于受嘱托杀人。
教唆之罪与正犯实行之罪不同，但具有实质重合性的，正犯“实行过限”时，教唆犯和正犯罪名不一致，教唆犯因责任主义仅成立教唆之罪名；正犯“实行不足”时，一般来说教唆犯和正犯罪名一致，因为教唆犯从属于正犯的客观不法，个别情况下由于刑法特别规定（比如
结果加重犯）以及罪名之间性质的特殊性，教唆犯可成立教唆之重罪，正犯仅成立实行之轻罪。
共同犯罪论共同犯罪论绪论犯罪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共同犯罪更是其中的一个特殊问题。
共同犯罪指的是两个或更多个人合谋、合作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参与者都被视为共同的犯罪者，因而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共同犯罪所涉及的问题涉及广泛，涵盖了法律、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共同犯罪的原因、影响以及对策等问题。
第一章共同犯罪的原因一、社会因素社会因素是共同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社会的压力、经济困境、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个人的道德底线容易下降，对法律的遵守意愿减弱。
特别是在弱势群体中，由于缺乏合法收入来源，个人可能选择参与共同犯罪来满足基本需求。
二、心理因素心理因素也是共同犯罪的潜在原因。
一些人天性恶劣，具有犯罪倾向，容易受到犯罪伙伴的诱导，从而形成共同犯罪。
此外，有些人追求刺激和冒险，对违法行为充满好奇心，因此容易卷入共同犯罪行为。
三、家庭环境犯罪行为往往与家庭环境有密切关系。
一些家庭教育不当，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容易让孩子形成犯罪观念和行为习惯。
如果亲属中有人涉及犯罪，也可能将犯罪观念传递给其他家庭成员，从而形成家族式的共同犯罪。
第二章共同犯罪的影响一、社会秩序共同犯罪的增加将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冲击。
犯罪行为的扩大和次数的增加将导致社会的不安定，人民的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
共同犯罪的存在也可能引发社会敌对情绪的加剧，进一步破坏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二、法律信仰共同犯罪会对人们的法律信仰造成严重影响。
当人们看到共同犯罪被更多人接受和实施时，他们对法律的信仰感会逐渐减弱。
这将导致人们更倾向于违法行为，进一步加剧犯罪问题。
三、伦理道德共同犯罪也对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产生冲击。
在共同犯罪的过程中，个人的道德标准可能被淡化或完全丧失，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唯一的犯罪者。
这种情况下，个人可能会恣意妄行，对社会和他人的权益不再关心。
第三章应对共同犯罪的对策一、加强教育教育是预防共同犯罪的重要途径之一。
司法考试共犯理论基础知识
（一）共同犯罪人的分类
1、以其在共犯中的作用为准则：主犯、从犯、胁从犯
2、以其在共犯中的分工为准则：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
（二）我国刑法规定的共犯人及其刑事责任
1、主犯及其刑事责任
（1）主犯的概念及范围：①集团犯罪中的首要分子；②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③其他在共同犯罪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重点注意主犯与首要分子的关系。
首要分子原则上属于主犯，但也有例外的情形；而主犯的范围远远大于首要分子。
（2）主犯的刑事责任：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其他主犯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罪行处罚。
2、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1）从犯的概念：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
（2）从犯的刑事责任：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注意：无须比照主犯处罚）。
3、胁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1）胁从犯的概念及认定：胁从犯要求“既胁且从”；另外区别于不可抗力；
（2）胁从犯的刑事责任：应当按照犯罪情节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4、教唆犯及其刑事责任
（1）教唆犯成立条件：①教唆对象合格（区别于间接正犯）；②特定的教唆故意；③具体的教唆行为：唆使、引诱、怂恿等。
（2）教唆犯的特征：教唆犯属于造意犯，具有双重性特征：既有独立性的一面又有从属性的一面。
（3）教唆犯的刑事责任：首先，分清主从关系；其次，再考虑法定从严（教唆未成年犯罪）与从宽情节（教唆未遂）的有无。
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一、刑法导论团藤重光先生认为，刑法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个人权利。
在导论部分，他对刑法的定义、功能、刑法的渊源以及刑法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构成要件是确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要素。
团藤重光先生详细阐述了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包括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结果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
三、违法性违法性是对行为的法律评价，主要考察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团藤重光先生指出，违法性是对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判断，而非对行为本身的道德评价。
四、有责性有责性是对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的评价。
团藤重光先生认为，有责性主要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等主观因素。
同时，他还强调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特殊情况下有责性的判断。
五、未遂犯未遂犯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犯罪形态。
团藤重光先生对未遂犯的成立条件、处罚原则以及未遂犯的分类进行了深入分析。
六、共犯论共犯是指两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
团藤重光先生认为，共犯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等类型，并对各种类型的共犯的成立条件和处罚原则进行了详细阐述。
七、刑法的适用范围刑法的适用范围是指刑法在时间、空间上的效力。
团藤重光先生指出，刑法的适用范围应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进行确定。
同时，他还对刑法的溯及力问题进行了探讨。
八、刑罚论刑罚论是研究如何运用刑罚来实现刑法的目的的学科。
团藤重光先生对刑罚的概念、种类和体系进行了介绍，并从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两个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刑罚的目的和限制。
同时，他还对刑罚的适用原则和执行制度进行了阐述。
九、量刑制度量刑制度是指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和犯罪人的具体情况，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确定刑罚的制度。
团藤重光先生认为，量刑应考虑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犯罪后的表现等因素。
同时，他还介绍了量刑的一般原则和具体规定。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生活前提：基于因果共犯论和犯罪支配理论在研究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适用范围时，不应当仅指共同正犯，而应当作为共犯的全体问题来考察，即包括教唆犯和帮助犯。
共同犯罪存在的两种学说：一是犯罪共同说。
其是指数人共同实施了特定的犯罪1、完全犯罪共同说：一是各行为人之间必须具有相同的故意。
二是各行为人之间必须具有相同的犯罪事实，且行为性质是由主观故意内容确定的。
三是两个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的共同行为。
2、部分犯罪共同说：为了克服完全犯罪共同说的缺陷提出来的，这种学说使案件得到比较公平的处理，但和完全犯罪共同说的本质一脉相承。
有所差别的是，二人以上虽然实施了不同的犯罪，但当这些犯罪之间具有重合性质时，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同犯罪。
二是行为共同说。
指数人共同实施了刑法上的违法行为即可构成共同犯罪，这一理论有助于解决片面共犯、共犯与身份、承继共犯、共犯的处罚根据等传统刑法没有厘清的理论问题，彻底贯彻个人原则，还有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各行为人共同实施了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行为是否成立共犯以及过失能否成立共同正犯及成立共同犯罪是否要求罪名相同的复杂问题。
问：怎样理解数人一罪与刑法中的个人责任原则相矛盾？数人应数罪是行为共同说的特点，该说认为共同犯罪就是共犯人相互利用对方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犯罪目的的一种犯罪方法、类型。
即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犯罪而利用他人的行为，因而扩大自己行为因果关系影响范围的一种形式，完全属于共犯人相互之间的个别利用关系。
所以，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共同的行为，就可以成立共同犯罪，不要求责任内容相同或犯罪同一。
换言之，成立共犯，在行为方面只要求行为具有共同性就可以了，不必须是共同实施特定的犯罪；在意思联络方面，只要就实施行为具有意思联络就可以了，不必须是共同的犯罪故意。
1、主观主义行为共同说。
代表日本牧野英一博士。
认为“犯罪行为是行为人恶性的征表，因而成立共犯无需以同一构成要件为前提，只要共同实施了前构成要件的自然行为就能成立共犯。
绝望之章、令人昏迷的共犯论＠1共同过失犯罪问题关于过失共同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存有颇多争议，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便是它否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它的成立条件以及完善其立法应注意哪些处罚原则？对此，刑法理论界众说纷纭，意见不一。
刑事司法则立足于现有的刑事立法及刑法理论，将共同过失犯罪只视为过失犯罪的一种特殊情况，而不当作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
究其原因，乃是认为承认共同过失犯罪，就必然背离刑法中共同犯罪的理论，有走上“客观归罪”道路之嫌疑。
但是我认为共同过失犯罪是有其存在的空间和必要性的。
案例：雷某与孔某两人相约在一阳台上，选中离阳台8.5米左右处一个树干上的废瓷瓶为目标比赛枪法。
两人共用一支TW-20型半自动步枪，轮流各射击子弹3发，均未打中目标，但其中一发子弹穿过树林，飞向离阳台1000余米附近，击中行人龙某致其死亡。
另外，击中被害人龙某的子弹究竟是雷某还是孔某所发，不能查明。
这个案件怎么处理呢？在对该案如何处理时，存在以下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雷某和孔某在阳台上射击，主观上均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客观上又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对其二人均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二人均具有过失且客观上造成了严重后果，但由于不能查明致死龙某的子弹为何人所发，对其中任何一人处罚均可能导致冤枉一人、放纵另一人的后果，如对两人均处罚，依据传统过失理论，则必冤枉一人，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两人均不应定罪处罚。
以上两种意见，似乎各有其理，第二种意见从因果联系角度强调查明直接致害人的必要性，并以疑罪从无原则认为不应处罚，但在处罚与否问题上却不免失之于宽。
第一种意见突出了该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并指出两人行为均具有可罚性，但其处罚依据则嫌不足。
但是以共同犯罪的理论，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两个人在射击，首先两个人负有共同的不伤害到他人的注意义务。
两人共同地违反了这一共同注意义务，致使第三人的死亡，就能够构成共同过失致人死亡罪（我自己编的罪名）。
根据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原则。
两人都对龙某的死亡承担过失责任。
1、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所谓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二人以上违反共同注意义务而共同过失实施的犯罪。
共同过失犯罪属于共同犯罪，对其处罚应当适用其他共同犯罪所适用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即：指每个行为人对所有的共同危害结果承担责任，而不仅仅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所造成的危害负责。
2、共同过失犯罪的立法沿革从立法上看，共同过失犯罪经历了由全面肯定到部分肯定，再到全面否定的过程。
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第35条规定：“于过失罪有共同过失者，以共犯论，”第36条规定：“值人故意犯罪之际，因过失而助成其结果者，准过失共同正犯论”，既肯定了过失的共同正犯，亦承认了过失的教唆犯和帮助犯，是对过失的共同犯罪的全面肯定。
1928年的刑法则取消了《暂行新刑律》第36条的规定，在第47条规定：“二人以上于过失罪有共同过失者，皆为过失犯”，仅肯定了过失的共同正犯，而过失教唆犯和帮助犯则不复存在，这是对共同过失犯罪的部分肯定。
1935年的刑法则进一步取消了过失共同正犯的规定，已经否认了过失的共同犯罪。
新中国的两部刑法均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该规定肯定了共同过失犯罪的存在，但又不承认他们是共同犯罪，只可分别处罚。
3、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纷争在刑法理论界，对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限定的肯定说”三种主张。
肯定说一般为行为共同说与目的行为论者的学者所主张。
行为共同说是主观主义的共犯理论。
该学说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表现，共同犯罪的“共同”正是共同恶性的体现，而共同犯罪的行为不过是实现共同犯罪人主观恶性的东西。
因此，共同实行犯只要主观上有自然行为之共同意思，客观上具有共同行为就足以构成。
因此，过失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共同过失犯罪是成立的。
而目的行为论者将过失行为理解为一种不注意的目的行为，也是一种意思行为，当然可能构成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犯罪。
否定说一般为犯罪共同说学者所主张。
犯罪共同说是客观主义的共犯理论。
该理论主张，共同犯罪是两个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参与实施一个犯罪，因此，需要行为人有对构成要件结果之认识及对于这种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等故意的共同要素。
因此，在犯罪共同说的支持者看来，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系至关重要，而共同过失犯罪不可能具有这种意思联络，因此不可能成立共同过失犯罪。
限定的肯定说则认为，一般不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但当各共同行为人负有共同注意义务并共同违反了该义务时，就应当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
认为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从实质上看必须存在着二人以上者共同进行了包含着发生属于某犯罪要素的一定结果的高度危险性的行为，而且，在法律上处理它时，可以课于各个共同行为人共通的防止结果的注意义务”，“在基于数个行为人的过失引起了犯罪结果的场合，不是只根据行为人间存在共同行为就当然能够成立过失犯的共同正犯的，只限于共同行为人具有共通注意义务并且存在共同的违反时，才能成立过失犯的共同正犯”。
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是否定说。
4、共同过失理论上升为立法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分析在共同犯罪中肯定共同过失犯罪的存在，不仅根源于社会发展现实和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且对于完善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和共同犯罪理论有重要意义。
①从理论上确认共同过失犯罪地位并加以深入研究，符合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在许多生产、工作领域，分工日益精细，而任何一个环节稍有纰漏，都将导致严重的危害社会的后果。
对于社会生产、生活中有相互分工、协作、依赖关系的行为人因未履行共同注意义务共同过失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情况下适用共同过失犯罪的有关理论，必将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产生影响，且能督促各行为人尽力履行共同注意义务，维护社会安全。
②从理论上合理界定共同过失犯罪，符合现代有关过失犯罪理论的发展趋势。
由于科技与工业的高度发展，为维护方便生活的同时又能对付预想中的危险，西方刑法理论界在过失犯罪方面发展了“危险分配理论”、“依赖原则”、“被允许的危险”等理论来修正和完善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
因而，过失犯罪理论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着。
在现代高速交通部门、机械、建筑、化学、医药、医疗等危险行业，这种互相分工、协作、依赖的工作中衍生出一种共同注意义务，未履行这种共同注意义务而过失导致某种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各行为人，如果依单个过失分别处罚显然不恰当，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界定共同过失犯罪是能够弥补这种不足的。
③从立法论上主张过失的共同犯罪的观点具有合理性。
首先，认定是否成立共同犯罪的重要结论，在于是否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故意犯和过失犯都有各自的实行行为，从现实看二人以上既可能共同实施故意犯罪，也可能共同实施过失犯罪，既然对故意犯的共同实行行为能够适用该原则，就没有理由否认对过失犯的共同实行行为也可适用该原则。
就像上面的案例中约定射击比赛致人死亡的案例，审理此案的法院正是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雷某和孔某各四年有期徒刑，如果不适用该原则，对二人的处罚就存在很大问题。
其次，之所以对共同正犯适用该原则，从实质根据而言，是因为二人以上的共同行为引起了法益侵害，即二人以上的行为均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联系。
在判断二人以上的行为是否“共同”引起了法益侵害时不是取决于二人以上是否具有意思联络，而是二人负有共同的注意义务。
当然，成立共同犯罪还需要“意思的联络”，只有意思的联络才能使二人以上的行为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但是，“意思的联络不应当限定为犯罪故意的联络，只要其行为具有一般意义的意思联络即可，这种过失的意思联络也完全能够起到相互促进，强化对方不履行注意义务的作用”，从而使任何一方的行为与他方行为造成的结果都具有因果联系，当然可以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如前述约定射击比赛致人死亡的案例，法院正是依据了上述理论，所以我认为其判决是正确的）。
正因为上述因素，否定说虽然是通说，但肯定说尤其是限定的肯定说，已逐渐被刑法理论界所接受。
同时，从司法实践来看，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乘车人指示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因为交通肇事罪是过失形式的犯罪，所以该解释不仅承认了共同过失犯罪的存在，而且还主张以共同犯罪论处。
因此，共同过失犯罪从理论上升到立法层面的基础已经基本具备。
5、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既然认为共同过失犯罪有存在的空间和必要性。
我认为共同过失犯罪应满足以下条件：（1）各过失行为人必须有共同的注意义务。
对该处“共同”的理解，理论界有不同的解释，如林亚刚博士认为：“共同是指相互注意、相互协作、相互关注的注意义务”，日本学者大冢仁认为“共同行为人仅对自己的行为有注意义务是不够的，对其他同伴的行为也应当顾及”。
共同的注意义务的产生原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考量下来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由约定或者先行行为产生的注意义务。
如前述案例中二人约定射击比赛，那么这种约定就产生了共同的注意义务，即二人有必须互相注意是否有伤害他人的危险义务，而不仅对自己的行为有注意义务，这种事前约定就是产生共同注意义务的原因。
第二，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
如如在二人分担道口警戒时，怠于确认接近的列车，由于过失没有降下遮断机，发生列车相撞事故，造成两人死亡。
两名被告应当协助确保道口安全，达成履行该注意义务是职务行为的要。
第三，基于法律直接规定的明示义务。
负法律直接规定的注意义务一般是与行为人的身份有关，成立共同过失犯罪时也就要求有相同的法律规定的注意内容。
（2）有共同的过失行为。
行为方式有作为、不作为或者作为与不作为的混合。
我认为不仅共同过失的实行行为能够构成共同过失犯罪，共同过失的教唆或者共同过失的帮助行为也能构成共同过失犯罪。
理论上容我再梳理梳理，有机会再和大家探讨。
这里只给大家举个例子。
两人因为没有尽到共同的注意义务，疏忽大意致使得某一消息让甲某知道，而这一消息恰恰使得甲产生了进行某一犯罪的犯意，而进行了犯罪。
那么这两人就应该构成共同过失的教唆犯罪。
共同过失的帮助犯的例子不再赘述。
（3）行为人之间具有共同的不注意的过失。
共同过失心理的种类有共同的疏忽大意、共同的过于自信或者两者的混合。
同时，在考察共同过失之间的这种意思联系时，我们不必要求是犯意联络，只要求各行为人之间具有一般意义的意思联络，表现为一种互助、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