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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影响中日关系发展因素之浅析摘要：战后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其中既有现实的矛盾，又有深层次的原因。
本文试图解析影响两国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希望为建立中日互惠关系提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中日关系矛盾文化差异国民性发展近来，自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日关系再次陷入了冰点。
自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始终处于曲折发展的过程中，究竟是哪些因素阻碍着这两个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使其始终无法走向和谐共赢的局面？两国之间又应当如何应对，才能够重新建构符合新形势的稳定的中日关系？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是中日矛盾产生的根源从日本方面来看，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力增强，日本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妒忌和防范心理。
在对华问题上，日本政府产生了矛盾心理：既想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保持中国的稳定，又担心中国强大；既希望大陆与台湾加强两岸对话与合作，又怕中国实现统一；既加强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合作，又要防止中国成为主导；既想将中国拉入国际社会以多边合作制约中国，又担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以扩大。
因而日本在对华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变双边关系为“亚太中”和“世界中”的日中关系，防止中国动荡或对外采取强硬政策而将中国拉入国际协调轨道；变中日特殊关系为“普通关系”以形成对华说“不”的态势。
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不顾中国的反对，我行我素，极力牵制中国的发展。
中日合作内容从侧重经济转向经济、政治、安全并重，以改变政治上的被动局面，经济上对华援助的重点从基础建设转向环保合作，并对经济援助附加政治条件，以防止中国经济发展过快。
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不满足于经济大国的地位，想方设法寻求政治大国的言行让中国产生了警惕。
近年来，日本歪曲过去的侵略历史，积极地为其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目标，重新称霸亚太卸去历史包袱和扫清障碍；散布“中国威胁论”，通过片面夸大和诬陷中国军事威胁，引开别人的视线，掩饰自己军事扩张的行径，同时，千方百计地通过酝酿修宪、自卫队走向海外、日美军事日益一体化等一系列政治、军事举措来寻求和确立其政治大国的身份。
历史专题复习-中日关系关于日本的发展与中日关系一、日本的发展史：1、1世纪前后日本开始出现奴隶制国家。
2、5世纪，本州中部的奴隶制国家大和统一了日本。
大和的最高统治者原来叫大王，后来改称天皇。
3、7世纪中期，孝德天皇颁布改新诏书，开始大化改新。
天皇和一些留学中国的士大夫参照隋唐制度，实行改革。
大化改新是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大化改新以后，大和正式改日本国。
4、1868年，推翻幕府以后，明治天皇政府学习西方，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史称“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使日本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成为亚洲的强国。
5、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近20年间，日本经济持续调整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资本主义经济大国，1974---197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使日本经济发展速度一度减缓，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实行“科技立国”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二、日本的侵华史1、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占败，1895年，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
2、1900年6月，日本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政府战败后，1901年，被迫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1936年2月，日本建立了军部法西斯，形成了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12月，日军攻占了南京，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暴行。
4、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以对德宣战的名义，强占了中国的山东，1919年1月至6月的“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无理地将大战前德国强占山东的特权交给了日本，1915年1月，日本政府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全部接受，引发了“五四运动”。
2009年12月江 南 社 会 学 院 学 报D ec .2009第11卷第4期JO UR N AL O F J IANGNAN SOC IAL UN IVERS IT YVol .11No.4日本身份认同的演变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3代小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上海200433)摘 要: 身份认同概念这一建构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要素,长期潜在地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
建构主义提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
以中日关系为例,在以往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日两国都经历了几次角色身份的转变,随之对应的是外交决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
21世纪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建构主义有助于弥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更好地诠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探索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新途径。
关键词: 日本;身份认同;外交决策;中日关系中图分类号:D82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026(2009)04-0057-04 在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身份认同概念通常只被看作是辅助性的分析要素。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建构主义将其归入外交政策的分析框架中来,身份认同概念开始纳入国际政治理论主流。
建构主义学者提出,国家的身份是一个变量,身份不同,利益自然不同,从而决定了外交决策的差异。
就中日关系而言,两国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经历了几次角色转换,每一次角色身份转换都一定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本文意在探索身份认同要素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挖掘促进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积极因素。
一、认同的含义“认同(identity )”这一概念最初来自社会心理学,也是建构主义理论核心概念之一,其内涵是指某行为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这类形象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
[1]这是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定义国家身份,即身份是在国家互动实践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属于国家身份的外在层面。
浅谈中日关系背景：在参观完中国国家博物馆系列展出——复兴之路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所到之处杀伤抢掠的图片依然历历在目，馆内所陈列的文物，油画不仅仅是带给了人视觉上的冲击，更多的是人心灵上的震撼和感悟。
返校之后，遂决定进一步了解和深入的探讨一下中日关系，纠正自己对历史的错误认识，弥补对中日历史的盲点。
下文主要从从中日关系发展史、中日关系的现状和中日关系的症结三个方面来谈中日关系。
恩恩怨怨——中日关系发展史“发展中日关系要以史为鉴。
”这句话告诉我们，研究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离不开对中日关系史的考察。
中日两国由于地缘相近，不管愿意与否，同处于一个对各自发展发展有至关影响的利益互动体中。
因此，探求与总结二千余年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对于21世纪中日关系建立良性互动模式、选择最佳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
中国南北朝时期，大和国统一日本，中日之间形成朝贡关系，隋唐盛世，日本屡派“遣唐使”大举学习中国文化，但到了13世纪上半期，倭寇开始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沿海地区，长达300多年。
此时中国正处明朝，与日关系分分合合，明太祖还曾绝日本贸易，严海禁，派兵剿御倭寇，看来中国人对日本的坏印象是由“倭寇”这一侵掠形象慢慢积累加深的。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
然而日本内部矛盾激化，日本政府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征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他们很自然的把目光转向中国，开始推行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政策。
日本开始对中国血腥的侵略史。
日军所到之处烧伤抢掠，其中就有惨无人道的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等，迫使腐朽的清政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如《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日辽南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另一种手段，通过条约对清政府进行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
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清政府不断的割让土地，赔偿白银，转让自主权。
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妥善管控，试探“红线”——论2015年中日关系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也是日本战败70周年，近日，安倍召集起草讲话的专家团队，定调五大论点，强调“面向未来”而未提“道歉”。
我国外交部长王毅指出“70年前，日本输掉了战争，70年后，日本不应该再输掉良知”。
并表示9月中国举行抗战胜利阅兵期间，会向所有的有关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发出邀请，所有国家当然也包括日本。
所以今年是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契机。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关系愈发错综复杂：一方面两国各领域间的合作和交流不断深入，为两国双边关系奠定了基础，为以后两国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空间；另一方面，遏制、破坏两国关系的一些敏感问题也不断浮出水面，给两国正常的合作带来了负面影响。
中日关系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
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近一年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钓鱼岛问题，撞船事件，引起国内人民的高度关注。
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
那么究竟是哪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2015年中日关系呢？一、中日关系现状：现状：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
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
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浅谈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和未来发展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因此，对于两个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其之间的关系对于世界来讲都是很受关注的，不管是树敌还是友好相处，对两国以及世界来讲，都是有着很大的关联。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
对于有着这样关系的中日两国来讲，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提到中国关系史，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
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
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
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
虽然，在中日关系上存在着五十年对立的可耻历史，可是，对于中日关系来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
而对于中日关系的现状来讲，在整个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而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两国现在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而且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所以，中日关系存在着两方面的联系，首先就是不断发展的两国的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中日两国分别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其次就是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的明显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而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变化与中日关系变化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年初撰文指出“日本人因其动漫、音乐等流行文化被国际市场推崇，很有成就感地自称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文化上的新超级大国”，证据是“日本10余年来整体经济发展乏力，然而文化产业一枝独秀，1993年至2003年全日本商品出口总额一共仅增长36％，但在同样的10年间，文化产业出口额却增长了近2倍”。
根据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观点，这将使日本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大的非权力、非强制性的影响能力。
但联系近日现实，不禁有疑问：日本近十年若果真在文化产业上大有发展，且今日已成文化超级大国，在中日经贸持续发展的情况下，为何中国民间对日本的好感并不见涨，文化亦未在中日关系中起到任何积极作用？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日本对中国的文化输出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日本动画片、电影、电视剧风靡中国，从《一休》、《机器猫》、《圣斗士星矢》，到《追捕》、《东京爱情故事》，尤其是动画领域呈“一边倒”之势，“据粗略统计，1980年以来(至1994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儿童动画片中，中国、美国、日本片的比例约为1：2：6”。
加上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中日贸易快速发展，成就了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提法深入人心，中国人也一直把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与后来的日本人民分开。
从90年代起，日本进入“失去的十年”，不光在经济上陷入泡沫的阴影，在对中国的文化输出上，相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也不再占有绝对优势。
当好莱坞影片大量登陆中国，各种类型的金发碧眼的帅哥美女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单是一个高仓健或山口百惠再难成为无数少女的偶像或无数男子的最理想结婚对象了。
由是观之，尽管日本早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其“软实力”中的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却远不如以前，加上历史原因和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造成了现在中日民间感情联系极度脆弱，极易因时局之变而造成对立情绪。
“千变”日本：中国人眼里的日本形象近来，在中日关系的“融冰”过程中，人们对日本的认识也在进一步深化。
从二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观点看，中国人的日本观也许正在进入又一个新的变化阶段。
4月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共同出席日中友好七团体联合举行的招待会。
这是招待会上两国领导人为中日友好共同举杯。
新华社记者饶爱民摄复交前：记忆中的日本与模糊的当代日本二战结束后，中国经过数年内战，于１９４９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本经过七年的被占领期，于１９５２年恢复了外交权。
但直至１９７２年，这两个政权之间并没有实现复交。
其原因不在中国，而在于日本追随美国而采取了拒绝承认中国的政策。
1952年5月，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的邀请，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富，众议院议员宫腰喜助、帆足计来到北京。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访的日本客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双方通过会谈，正式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
在这几乎没有交往的时期，一般中国人的日本观基本上来源于对抗战历史的回忆，其心目中的日本人清一色是侵略者的模样。
对于经历过日本入侵时期的人来说，历史的记忆没有淡忘；而对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来说，《平原游击队》中的松井、《红灯记》中的鸠山、《地道战》、《地雷战》等许多文艺作品中的“鬼子”官兵形象，对他们形成日本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这一时期也有中国冲破日本当政者的阻挠而推动对日民间交往的努力和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控制斗争的声援，但当时中国民众几乎无法直接获得日本的信息，更不可能直接接触日本人。
说到底，日本问题与每个人眼前的温饱问题和国内政治状况相比，只不过是一种十分遥远的、模糊的、与切身利益没有太大关系的事项。
可以说，当时一般中国人的日本观，是在抗战时期日本观延长线上的一种不确切的印象，其认识处在一种不了解情况的朦胧状态。
７０年代：接受“区分论”，树立“世代友好”观念１９７２年９月，“日本”这一现实存在突然以特写镜头般的形态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
中日关系的前世今生日本阻滞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评析、推测和总结历史，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方向都是由这个民族自己选择和决定的。
不论中国和外国，不论东方和西方，在人类5000年文明史中，由于外族的入侵导致一个民族发展方向的重大改变，也就是外因诱导内因，使这个民族在发展方向上发生重大变化，都是屡见不鲜的，但从来还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如此非常明确地被外族入侵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且这种改变给这个民族带来沉重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要讲清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讲清日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滞，讲清日本侵华对中华民族发展方向的改变，至少作为一种强大外因，就必须讲清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中国与日本、沙俄、苏联、美国、欧洲一些相应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也必须讲清自184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变；还必须讲清中华民族的基本历史、文化形态和政治制度。
仅仅恨日本是不够的，恨日本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必须十分尊重日本和向日本学习，这是一个优秀民族最基本的理性。
日本作为强大外因对中华民族前进发生方向性的改变，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怎样重新确立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这是讲纪念抗战、讲中日关系最大的现实意义。
因为，也只有中国重新确定和日本的关系，才能重新确立和俄罗斯、韩国及东南亚各国家的关系，乃至和欧洲、北美各发达国家的关系。
1840年实际上是早期的全球化已经开始，随着欧洲宗教革命、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强大的生产力产生了过剩的产品，推动了全球的商业化，于是东印度公司要将过剩的产品向东亚推销，由此爆发的1840年鸦片战争事件。
从一个方面来说，这是中华民族开始真正受外族侵略的开始，因为在此之前，不论是金、元、清，乃至更早的匈奴、羯、羌对中原的入主和进犯，都是在中华民族大家庭范围之内的一种利益的分配和争夺，还不能称之为民族之间的矛盾，它只是大中华民族范围之内的各兄弟民族之间纷争。
日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导致中日民族矛盾升级近年来，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尤其是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领域，民族矛盾也不断升级。
这种情况的形成，既与国际形势和历史原因有关，也和日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密切相关。
日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历史，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事件。
1982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澤喜一在参拜靖国神社时，对二战中日本侵华战争的残暴行径进行美化和肆意曲解。
这种行为使中国人民深感愤怒和伤痛，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
自此之后，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事件，例如钓鱼岛争端、南京大屠杀争议以及中国游客在日本遭受的不公待遇等等。
这些事件不仅引发了中国民众的愤怒和抵制，也深刻地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以及其对历史事实的忽视和否定。
日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不仅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呈现出来，也表现在经济和文化领域。
作为一家新兴的经济体，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了瞩目的快速发展，成为了许多国家的合作伙伴和投资目标。
而日本在这个时候却选择遏制中国崛起，进行对华贸易限制和阻挠中国企业发展等行为。
此外，在文化领域，日本动漫、电影、音乐等文化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不断提高，但是日本的一些言行却影响了中国人对于日本文化的认知和接受程度。
日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不仅使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断升级，也对亚洲和世界和平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1997年，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了第一次东亚峰会。
此后，东亚峰会变成了亚洲地区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多层次合作的重要平台，但南海争端却成为了阻碍该地区合作的最大难点。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与中国渐行渐远，本应是合作的东亚地区在日本的推助下陷入了由此产生的民族矛盾，亚洲安全环境骤然升温。
相比较而言，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因此，日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对于亚洲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2009年12月江 南 社 会 学 院 学 报D ec .2009第11卷第4期JO UR N AL O F J IANGNAN SOC IAL UN IVERS IT YVol .11No.4日本身份认同的演变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3代小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上海200433)摘 要: 身份认同概念这一建构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要素,长期潜在地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
建构主义提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
以中日关系为例,在以往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日两国都经历了几次角色身份的转变,随之对应的是外交决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
21世纪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建构主义有助于弥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更好地诠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探索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新途径。
关键词: 日本;身份认同;外交决策;中日关系中图分类号:D82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026(2009)04-0057-04 在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身份认同概念通常只被看作是辅助性的分析要素。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建构主义将其归入外交政策的分析框架中来,身份认同概念开始纳入国际政治理论主流。
建构主义学者提出,国家的身份是一个变量,身份不同,利益自然不同,从而决定了外交决策的差异。
就中日关系而言,两国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经历了几次角色转换,每一次角色身份转换都一定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本文意在探索身份认同要素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挖掘促进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积极因素。
一、认同的含义“认同(identity )”这一概念最初来自社会心理学,也是建构主义理论核心概念之一,其内涵是指某行为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这类形象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
[1]这是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定义国家身份,即身份是在国家互动实践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属于国家身份的外在层面。
[2]国家的身份与国家实践没有关系,或者是把国家身份的国内建构搁置起来。
从国际层次角度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不断地重新定位,是敌人、朋友还是非敌非友,在不同的问题领域,表现可能不同。
不同的角色会赋予国家不同的利益,而不同的利益将规约国家的行为。
然而,认同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或行为特征,同时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
所以,国家身份在与其它行为体互动之初是有自己身份的,认同也可来源于国家内部建构,属于国家身份的内在层面。
国内发生的政权更迭、体制改革、战争等都会引起权力的重新配置,获得权力的一方会把它们的观念和认同强加到法律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并使之制度化。
一旦这种文化被积淀为社会事实后,就会对国家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3]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的结合形成了国家身份认同的整体,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实行。
二、身份认同的演变过程及其外交决策日本对自身角色认同的变化应从明治维新说起。
明治维新使日本完成了一次从区域小国到亚洲大国的角色转变,伴随而来的是其领袖人物从一心致力于国内发展的改革家蜕变成对外侵略扩张,挑起战争的疯狂侵略者。
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膨胀,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并与德、意结成法西斯同盟,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由此,无论是战争的胜利,还是脱亚入欧与西方侵略性大国为伍,这些在国际层面上都是日本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识发生变化的体现,也是日本在当时追求一种“大国身份”的体现。
然而,战争的失败打碎了日本人的大国美梦,其当权者清醒地认识到在战后世界舞台上,日本仅仅是一个美国庇护下的小角色,这种自我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5—3收稿日期作者简介代小丹(),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政治理论教研室助教。
7:2009-09-22:1982-的。
战后日本外交最显著的特点是实用主义。
在各个特定阶段,日本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自身的国家利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而对外政策目标的设置比较合理。
[4]国内主要奉行“重经济,轻武装”的理念,以求改变战后国力衰竭的局面,其外交主要围绕日美同盟展开,与美国建立安保同盟是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显著特点。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经历了短短30多年的休整后重现繁荣,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亚洲经济强国、世界经济大国。
与此同时,经济大国的意识也唤醒了日本对政治大国的渴望,当时就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提出,日本不仅要做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政治大国。
对政治大国的追求是日本对自身角色认同的一次重大转变。
在经济实力的支撑下,日本对自身进行了重新认识。
国内层面上,经济恢复与发展使日本逐渐甩掉了战败国的帽子,日本政界开始考虑日本应如何摆脱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
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于1993年写下《日本改选计划》一书,主张日本既已成为经济大国,就应当成为“国际国家”,其前提首先要成为一个“普通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一支像样的军队,配合联合国到海外执行和平任务。
[5]国际层面,日本与美国建立牢固的日美同盟,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盟友,加之世界排名第二位的经济实力,日本确认此时应该是日本确立政治大国地位的最好时机,由此也形成了日本政策由战后长期关注国内经济发展向追求政治、经济平衡发展的大国外交转变。
综上,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角色认同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其鲜明的身份标签,即法西斯主义、战败国和经济大国。
三、认同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在日本对自身角色认同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中日关系也在随之跌宕起伏。
有力地证明了建构主义学者提出的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的逻辑。
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致力于“脱亚入欧”的外交理念。
19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的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撰写《脱亚论》提出“谢绝亚细亚之恶友”的主张,想与亚洲的弱国、小国划清界线。
“脱亚入欧”一词中亚洲和欧洲的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范畴,而是一个文明的概念,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当时的欧洲是文明、繁荣与富强的象征,而亚洲是落后、贫穷与弱小的代名词。
日本欲在强大的经济支撑下,证明自身的强大,实现脱亚入欧的外交梦想,首先选择了向外侵略扩张,首当其冲的入侵对象选择了中国。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与日本仅一水相隔,地理邻近;另一方面,虽然清后期已经积贫积弱,殊无昔日天朝大国之风采,但仍然是以往几个世纪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大国,占据亚洲广袤的土地,资源丰富。
除此之外,在战争中获得胜利是最好的“自我展示”的时机,是实现自我价值认同的有效方式,是建构“脱亚入欧”身份的最佳途径。
最终直至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败,中日两国关系等同于侵略者与被侵略者。
二战后,中日两国关系出现了短暂的外交真空。
战后日本致力于恢复经济繁荣,外交政策围绕着日美同盟展开。
而此时中国(不含当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也必须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国内现状。
尽管如此,东京与北京之间仍没有断绝商务往来,在文化、外交与贸易方面也有交流互动。
战争失败不仅彻底摧毁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能力,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大国志向,其“脱亚入欧”的外交抉择宣告失败。
然而,被国际社会边缘化的日本,又因二战后美国独特的外交倾向,很快找到了自身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日本大国志向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一方面日本着手倚靠美国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失去国际地位的日本开始回归亚洲,改善国际声誉。
1972年日本率先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是其回归亚洲的重要标志,也是其重塑国际形象的重要步骤。
日本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已经不再满足于经济贸易是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唯一声音,政治性外交也在逐步展开。
这也是日本追求大国志向复苏的表现。
中日关系在此时渡过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国与国之间主体间的差异会使国家形成自身角色的认同。
对于日本而言,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是贫穷的,对日本不构成任何威胁,是其援助的对象。
中国一心致力于改革开放发展国内经济,日本则在如何成为大国的问题上进行大讨论,日本外务省认为:“人、资金和政治作用这三位一体的国际贡献是日本成为大国的条件”。
外务省前外务次官栗山尚一称:“日本应该摆脱以往的中小国家外交向大国外交过渡”。
这些来自日本国内的声音,体现了日本国内对角色认同转变的倾向,经济实力的强大是其认同转变的导线。
国际层面上,日本与中国乃至周边国家极不相称的经济实力对比也促进了这一转变。
与此同时,这一转变的外在表现就是对外交政策的调整。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日之间矛盾重重,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摩擦不断,学者称这一时期为中日关系“政冷经热”。
日本对华外交政策日趋强硬,尤其是世纪初期小泉纯一郎在任—5—218期间,中日关系更是降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学者形象地称其为“冰冻期”。
为什么中日关系会在这一时期破裂,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强硬的对华外交政策?回答这些问题应围绕“变化”二字展开。
对比20世纪末的中日关系现状不难发现,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泡沫,日本经济进入持续衰退期,经济增长低迷、通货紧缩逐步加深。
虽然近年来日本经济持续复苏,但仍面临财政、金融、就业等多方面不确定因素。
与之不同的是,20世纪末,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坚定不移地走对外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成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中国崛起也是对中国人民改革开放30年来努力的最好诠释。
然而,目睹中国快速崛起,日本人的心态变得十分复杂,自大与自卑交织在一起。
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中国成为拉动日本挣脱萧条的主要因素之一,更使日本人对中国的发展既喜又忧。
直至近年,日本人才开始承认中国的崛起之势不可阻挡。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日本人早已习惯于以俯视的心态看中国,如今日本人逐渐需要平视中国,总觉得不大习惯。
[6]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日本对自身认同又一次转变的过程,也是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
在国内层面上,日本经济增速较慢;国际层面上,因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日本失去了在东亚的绝对经济优势,加之其政治影响力仍不及中国,以至于日本采取“联美抑中”的外交战略,这种“战略选择”不仅是为了获得简单意义上的安全,还包括日本在亚洲维持经济主导地位、提升日本的商业竞争力以及日本在亚洲国家关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
[7]为了防止中国崛起引起东亚的权力变更,日本更是鼓吹“中国威胁论”,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
在日本,“中国崛起”的事实被广泛说成是中国正在实质性地“威胁”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和利益,成为日本凝聚社会共识、打击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和调动各种政治力量突破和平宪法体制约束的最重要的“外在因素”。
其结果,在日本看来“中国崛起”几乎完全改变了20世纪70—9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的基础。
但本质问题并不是中国的崛起导致了日本进取性的防备政策发生变化,相反的是日本外交与战略思想的现实主义转型放大了“中国崛起”对日本的消极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