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军阀混战

抗战大刀记

抗战大刀记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使用的原品英式头盔及带有皮质刀鞘的大刀，护手和柄尾均为铜质。 大刀作为最典型的传统冷兵器之一，为中国所独有，外国人称之为“Chinese broad-sword”，意为“中国宽剑”。这是因为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大刀，其型制脱胎于宋代的“手刀”，特点是刀身前部宽厚，势大力沉，利于劈砍。19世纪后半叶，随着枪，炮等热兵器的普及，大刀逐渐式微，只是作为辅助的冷兵器使用。到了清末民初，军阀混战此起彼伏，各派无不争相扩充势力，一时间武器装备成了大问题，大刀因为制造简单、成本低廉，又被重新拾起，甚至成为很多杂牌军队的主要式器。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军队装备逐渐现代化的同时，大刀仍作为一种主战武器保留下来。其原因一是对敌人来说，遇上大刀就难免有被枭首示众的厄运，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步枪基本依靠进口，军队中刺刀多半配备不齐，国内也很少能自行补充，肉搏时只能以大刀对敌。因此，当日军入侵之初，他们所面对的中国军队通常出现这样一道奇怪的景观：最原始的大刀与最先进的坦克同时出现在战场上。 大刀的型制与演变 近代中国军队实际使用的大刀型制主要有砍刀型和马刀型两类。

1912，身背大刀的清军士兵。 砍刀型是以清代的“短柄刀”为基础演变而来的，刀身长短不一，护手和刀柄型式各异。抗战早期中国军队使用的大刀即是典型的砍刀型。特别是“七?七事变”前后国民党29军所用的大刀，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北平的工厂中加工的，相对比较统一和规范，质量较好，也最具代表性。这种刀由刀身、刀柄、护手3大部分组成，全刀长一般在900mm左右，质量约为1.6kg。其中刀身分为刀尖、刀背、刀刃等部分，刀刃长595mm，刀身前面最宽处达57mm，后半部宽度明显减小，最窄处38mm，刀背部分长540mm，最厚处5－6mm，刀身前端比较尖锐，上方斜边长76mm。护手为常见的元宝形，分铜制、铁制两种，护手高为90mm、厚为1 2mm、宽为25mm。刀柄长为215mm，后面的刀环直径约76mm。至于其他军队所用的大刀以及民间自制的产品，尺寸和型制就多种多样了，质量也参差不齐。另外，虽然不同型制的大刀刀头部分的尖锐程度和翘起角度大有不同，但总体来说，砍刀型大刀的刀尖部分都不太锐利，因此不能进行刺杀。刀身靠近刀背处多数有l－2条血槽，一般比较浅，只起到加强刀身强度的作用。少数砍刀型大刀在刀背设有锯齿或穿有若干铜、铁环，其目的是防止刀背处被对方兵刃劈坏。刀柄大多与刀身是一体的，刀柄末端的延伸部分锻成圆环状，即为刀环（或称后圈），但也有很多刀环是后焊接上的，其作用除防止刀柄脱手外，还可以悬挂红绸布，以壮气势。大部分刀柄和刀环上缠裹有棉布条，其缠法比较特殊，不熟悉者很难缠紧。还有一些刀柄上则由铜、铁铆钉固定有两片护木，再在上面用棉绳逐圈缠绞牢固，一直缠满刀环部分。无论是布条或棉线，其目的都是防止持刀者的手因出汗或沾染鲜血而打滑。刀柄的长短和宽窄因刀而异，刀环也有正圆、椭圆以及弯钩形等不同形状。至于护手，变化就更多了。除极少数是与明清腰刀一样的可分离的圆盘形护手外，大多数大刀的护手都是固定在刀身上的，最常见的是元宝形护手，其形状变化也很多，后期的铁制护手往往直接和刀身锻成一体。还有一类反“S”形护手，上方向前弯曲，可以隔挡顺刀背削下的对方兵刃，下方向后弯曲以保护持刀者的手指。少数大刀的刀柄为传统腰刀式样，刀身末端穿过刀柄，后部以铆接固定，不可拆卸。极少数大刀护手采用了西洋刀剑常用的全包式样，但刀柄的固定方法仍与传统腰刀相似。清末用于行刑的大刀在刀头、护手处多有鬼首形象，故称为“鬼头刀”，后来不再有这种纹饰，但此名称仍留存后世，经常以“鬼头刀”代指大刀。民国大刀上很少有专门的装饰，也很少有制造者的印记。从现存实物来看，只有极少数刀身表面经过处理，耐蚀性较好。 抗战时期的大刀，采用木质的加长刀柄、铁质护手和尾环，注意刀头有穿绳用的小孔。 砍刀型大刀中有一个特殊的种类，那就是双手刀，相传是由清代著名武学者吴殳（shu）汲取日本刀法精粹而创。其特点是刀柄由传统的单手握持改为双手。因此刀柄长至720mm，与刃长相近。l921年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在保定练兵时，为推行所谓的“尚武精神”，特在军中设武术营传授双手刀法，把这种双手使用的大刀称为“苗刀”，并流传至今。之所以改称“苗刀”，可能是出于对日本刀及其刀法的忌讳。而此前明清史籍上的“苗刀”仅指西南地区苗族所用之刀。类似关公“春秋大刀”形状的“青龙偃月刀”，也是双手刀中的一类，除刀柄更长外，其余与普通大刀无异。不过，日军所说的“青龙刀”则是对中国大刀的泛称，并非仅指长柄大刀一种。

第 1 页 科举制废除的影响

科举考试是封建王朝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及后备人员的制度。始于隋朝，于清末废，自隋唐到清代共历时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制的存在对我国封建王朝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废除对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05年，在中国推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被正式废除，在当时掀起巨大波澜，但对于此事，我们应该一分为二，辩证的看待科举制废除的得失。科举制的废除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科举制被废除后对中国的发展也确实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科举制度的废除对高等教育近代化与女学兴盛产生了推动作用。

有学者认为,早在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已兴起了新式高等教育,但在科举废止前,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的步伐一直十分缓慢。这是由于科举不仅是传统高等教育的重心所在,而且还极大地制约着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因此,科举改革事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变革之全局。科举存废成为新旧高等教育转化的关键所在。废除科举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学制迅速推广,近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留学教育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和课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废科举所带来的另一个有利影响是女学的兴起。作为社会半边天的女性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女性接受教育则是反映其社会地位高下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平等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废除科举制度后的1907年,清政府已正式承认女学堂的合法性,女子教育也被正式纳入学校系统,这为女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女学从此便蓬勃地开展起来,且层次不 断提升。

其次，科举制的废除促进了留学运动和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涨。

因受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中国人的出国留学热潮在20世纪初如狂飙突起,日甚一日。据统计,从1904年到1909年,全国新式学堂的在校人数,增至156万人;赴日留学生也由1901年的274人增至1908年的3万人,此后历年皆有增加。这些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根据他们所学到的知识以及在国外留学期间的心得体会,有感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提出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军事救国等口号,并投身到近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去,从而把民族救亡与学习西方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推进到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诞生的一批著名代表人物,如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独秀、李大钊等;国民党中的著名人物廖仲恺、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蔡元培等;还有著名企业家如荣氏兄弟、南洋简氏兄弟等,这些人大多是科举制度废除后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政治敏感性强,善于把握时代脉搏,引领了一波又一波的时代变革的潮流,不断将中国近代社会推向前进。

1 / 2 傅国涌论"文人论政"的两个来源、三大条件与五大特征

提交日期：2006-11-5

自由写作者傅国涌就中国百年言论史做过许多考察,写过许多言近旨远、尺幅千里的文章.作为百年言论史的一部分,"文人论政"曾引得傅国涌长久驻足.他认为,"文人论政"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它"塑造了百年新闻史基本面貌",不幸这一传统已在历史车轮下中断.

傅国涌认为,"文人论政"的传统有两大来源：一是西方的言论自由,尤其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中文报刊,其教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其报刊如《万国公报》等,于右任、邵飘萍、张季鸾等人的留学经历也使中国新闻事业的基因里多了许多西方色彩；二是中国士人的清议传统,"以儒家的原则不断地弹劾往往向法家倾斜的帝王",如费正清所言,"中国有过一个强烈而确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这一传统不因王朝的更迭而改变,无数人因此不惜殉身.

傅国涌认为,"文人论政"传统的产生、存在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民间报刊的空间,二是经济独立,三是知识分子能保持人格独立.

在民间报刊的空间方面,在清末民初,从##到##,各地租界的存在,为专制中国提供了一点点脆弱的公共空间,为民间报刊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其中,"文人论政"的代表人物出现在##,就是因为"国中之国"租界在损害民族尊严的同时,也以它的"治外法权"保护了不少民间报刊.这是历史的悖论.而民初的军阀混战,也给了知识分子批评的空间,虽然邵飘萍、林白水等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经济独立方面,则表现在各报刊对政治集团所施予的"津贴""馈赠"的拒绝.李纯青早已认识到："如果经济不能独立,向政治集团伸手要钱,它就必然要受到那个政治势力的支配,不能自由发言.言论自由建筑在经济自由之上."为民恪守民间立场,《文汇报》的徐铸成、张国淦等多次拒绝国民党的收买.

在人格独立方面,以徐铸成的"独身主义"为代表.曾为名报人、后半生追随蒋介石的陈布雷,对徐铸成非常赏识,愿意当介绍人介绍他加入国民党,被徐铸成一口谢绝,他说自己"愿抱独身主义","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坚持独立批判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格操守成全了他们的"文人论政".

1930年的华北大案

1930年4月，山东出了桩轰动华北的大案。这桩案子还涉及了中共早期地方领导人郭恒祥被害一事，更为社会所关注。此案内情复杂，涉及面广，原告和被告均有上层人物幕后支持。人称“山东第一民案”。

卒延煜称霸乡里

郭恒样中计遇害

清末民初，山东章丘南部锦屏山区有个大镇叫埠村。这锦屏山区有丰富的煤田，埠村几家大姓如李、黄、刘等就是靠挖煤发了大财。

当时，埠村地主李盈昌在村南开办李家花园煤矿，几年功夫成了埠村首富。李盈昌有7个儿子。其中二子延煜最有出息，年纪轻轻就中了举人。

李延煜中举回乡成为锦屏山区的名士。他工于心计，更兼丰厚的家业做基础，很快当上了章丘县保安团副团长、埠村区区长、义务团团长等职，财大势众，成为锦屏山区的霸主，埠村区的土皇帝。

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土匪蜂起。李延煜为了保护自己的巨额家业，先是组织义务团和红枪会击溃前来抢劫的张鸣九匪部。接着又凭他与退役的烟台镇守使朱泮藻的关系，让朱出面调停，从而避免了奉军和革命军在锦屏山区的一场血战。他利用自己权势和威名，私立公堂，自设兵工厂，集军政法大权于一身，不把县衙看在眼里，气焰熏天。

埠村刘、黄二姓因开矿设厂致富，也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黄家的大公子黄福田在省立一中读书时，正遇“五四”运动，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中学毕业后，黄福田在家乡广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先后与本村小学教师刘岱东、刘冠九、刘成斋等人结成同道，在师生间广泛宣传反封建、打土豪、实现平等自由的进步思想，在埠村区引起不小的反响。

黄福田、刘岱东等人的进步思想与李延煜等封建顽固势力格格不入，加上历史上形成的族系之间的矛盾，于是逐渐形成了以李延煜为代表的封建土豪派和黄福田为首的反封建民主派。两派间阵线分明，针锋相对，势若水火。

在李黄两派势力的斗争过程中，涉及到一位著名人物，此人叫郭恒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