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亲亲相隐”原则

引 言

1 引 言

“亲亲相隐”原则是我国古代法律史中一项非常有特色的法律原则，它是

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可以相互隐瞒罪行，法律不予制裁或可减轻处罚。“亲亲

相隐”原则萌芽于先秦时期“父子互隐”思想。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东周襄

王二十年，即公元前632年，卫大夫元恒诉其国君卫成公于当时的盟主晋文公，

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时说：“夫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君臣

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①

周襄王认为臣为君、子为父隐瞒罪行是理所

应当的行为。又如《尚书·康诰》记载：“子弗诋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与

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

大不友与弟。”其中特别强调的是子告父是不孝，弟告兄、兄告弟是不友，而

不孝不友，儒家都认为是最大的犯罪，应该在反对﹑禁止之列。

及至春秋末期，孔子将“父子互隐”这一传统宗法原则概括为一种司法主

张。《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

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

认为父慈子孝是人与生俱来的真实情感，“直”在“慈”与“孝”中体现出来，

是父子亲情的自然流露，“父子互隐”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先秦儒学经典之一

《礼记·檀弓》也将“事亲，有隐而无犯”做为一条礼法原则记载其中。孟子

继承了孔子的主张，并把“父子互隐”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孟子·尽心

上》第三十五章记载了孟子与其弟子桃应的一段对话，桃应问曰：“舜为天子，

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

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

“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履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

下。” 瞽瞍犯了法，舜舍弃天子之位，偷偷背上父亲逃走，去海边快快乐

乐地过一辈子。孟子赞许舜的这一行为，也表明了孟子在“父子互隐”原则上

的态度。这些言论都赋予了 “亲亲相隐”原则在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反映了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于这一原则的认同。

与儒家相反，法家主张实行连坐告奸，反对亲属间的隐匿行为。商鞅就明

①《国语·周语》。 论汉代“亲亲相隐”原则

2 确主张：“故至治，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

①

秦朝将法家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以“法治”为治国方针，采“首匿相坐”之

法，提倡“大义灭亲”，鼓励官民积极告发犯罪，亲情观念一度微弱，被认为

是“亲亲之恩绝矣”②

的朝代。但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朝，在一些方面仍

然延续了孔孟思想，在亲亲相隐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

《法律答问》的相关记载说明，秦朝对子告父母的行为还是进行一定限制的。

例如：关于亲亲相隐表述最为直接、后世引用也最为广泛的《睡虎地秦简》一

○四、一○五简：“子告父母，臣妾告主， 非公室告，勿听。”可(何) 谓“非

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

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 袭其告之，亦不当听。也就是说，子女

告发父母，臣妾告发主人，公家不予受理，对于反复告官的人，反而会判处有

罪。可见，自秦时起，“亲亲相隐”原则已经开始初步由伦理道德原则向法律原

则演进。

经过春秋战国和秦朝的发展，“亲亲相隐”原则在西汉正式入律，成为一项

重要的法律制度。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奠基时代，作为封建大一统和社会大

发展的历史时期，汉代统治者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儒家思

想在汉代成为社会生活的准则，儒学也渗透到汉代的法制中，形成礼法结合的

局面，对后世封建社会法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亲亲相隐”原则就是在这样

的背景之下从道德准则正式演变为法律原则，并由以后各朝代所继承，生存发

展于整个封建社会法律制度之中。

①《商君书·禁使》。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 一、汉代“亲亲相隐”原则的基本内容

3 一、汉代“亲亲相隐”原则的基本内容

(一)“亲亲相隐”作为法律原则在汉代正式确立

汉朝统治者否定了法家“严刑重罚、以刑去刑”的主张，儒家思想得以发

展传播，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亲亲相隐”原则也随着汉代法律思

想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着。经过汉初沿用秦朝“首匿相坐之法”，对亲属间

的隐匿行为严厉打压；到汉代中期，武帝之时在司法领域承认亲属间的隐匿行

为；直至汉宣帝颁“亲亲得相首匿”诏，“亲亲相隐”原则作为法律原则正式确

立，中国亲属容隐制度经过不断发展后在汉代正式形成。

1、西汉初期“亲亲相隐”原则的发展状况

汉兴之后，统治阶级认为，秦之所以天下大败，主要原因在于秦统治者专

任刑罚，以严刑竣罚代替仁义德教，而使民心尽失。高祖刘邦为了收买人心，

悉除秦法，只约法三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统治者深感三章之法不足

以“御奸”，隧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孙叔通撰礼仪”，①

各种法律制度才相继建立起来。汉初立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继承了秦律，只是

内容稍有损益，但精神未改。在亲亲相隐的问题上，仍然沿用秦时的父子、夫

妻首匿相坐之法，在法律规定上否定了亲亲相隐。惠帝、景帝、文帝统治时期

也未见变化。

2、汉武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的发展状况

汉武帝统治时期，统治阶级从“无为”转为“有为”，这一时期的立法重点，

以维护大一统中央集权和镇压农民反抗为中心，颁布了大量旨在打击分化、瓦

解、孤立诸侯割据势力，保护皇帝权威和人身安全的法律。有关亲亲相隐的规

定，仍然沿用旧法，实行父子、夫妇首匿相坐，不准包庇。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子为父隐”是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并且“子告父”

被认定为“不孝”重罪，要以重刑处罚。《汉书·衡山王刘赐传》记载：汉武帝

时，衡山王刘赐谋反，又欲废太子爽，立孝为太子。“爽闻，即使所善白嬴之长

安上书，言衡山王与子谋逆，言孝作兵车锻矢，与王御者奸。”后衡山王因事败

①《史记·太史公自序》。

论汉代“亲亲相隐”原则

4 自杀。而“太子爽告父不孝，弃市”。

武帝中后期，儒学与政治得以完全结合，司法中大量采用经义决狱。这是

一种由西汉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在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主要

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即除了法律外，《易》、《诗》、《书》、

《礼》、《乐》、《春秋》六经中的思想也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据现存史料记载，

董仲舒以春秋决狱有一个著名案例：甲没有儿子，拣了个弃婴作为养子乙。乙

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起来。按照当时法律规定，父匿子应当处刑。董仲舒

引《诗》、《春秋》之义判曰：“甲宜匿乙，不当坐。”①

在此案中，董仲舒肯定了

“亲亲相隐”原则，并将之前的只允许“子为父隐”向“父子互隐”推进了一

步。自此，“子为父隐”在司法中确立下来，并为统治者所认可。

3、汉宣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正式入律

通过汉武帝的努力，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大体得到缓和，外部矛盾也暂趋减

弱，因此，从宣帝开始，统治阶级的政治任务开始转向守成。儒家思想逐渐在

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并对立法产生重大影响，“亲亲相隐”原则在这样的历史背

景下，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汉宣帝地节四年颁布“亲亲得相首匿”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

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

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

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注引师古曰：“凡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藏匿

罪人。”②

即在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卑幼首匿尊亲长，不负刑事责任；

尊亲长首匿卑幼，除死罪可通过上请程序减免外，其他也不负刑事责任。

这条诏令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第一，首次提及“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础

不仅仅在于伦理道德的要求，更在于人之天性，是由人类亲属之爱的本性所决

定；第二，正式肯定了子为父隐、妻为夫隐、孙为大父母隐在法律上的正当性；

第三，对于以往不允许的尊长隐匿卑幼，首次间接或部分地给予一定的宽容：

涉及死罪时可以由廷尉转奏皇帝裁决，有减免刑罚的可能性；第四，尊长为卑

幼容隐时，还达不到以“皆勿论”的考量程度，在罪不当死时，依旧要给予相

①《通典》卷六九。

②《汉书·宣帝纪》。 一、汉代“亲亲相隐”原则的基本内容

5 应的处罚。自此，“亲亲相隐”原则从道德准则正式成为法律制度，终汉之世均

沿用这项规定，并对以后各个朝代有关规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汉代“亲亲相隐”原则的内涵

1、以人性为基础

汉宣帝的“亲亲得相首匿”诏中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

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 第一次从人

类关爱亲属的本性上解释了亲属间隐匿犯罪的立法基础。孟子言“孩提之童，

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汉代人承袭了这种说法，宣帝

认为，亲属间的容隐行为，是人的天性所致，天性不能违。既然是人的天性，

那么用法律的手段将其确定下来就会符合人们的内心信仰，能够得到人们的赞

同而顺利实施。

宣帝以人性为基础，将“亲亲相隐”原则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即是以儒家

仁爱思想为立足点而产生的，而儒家的仁爱，就是从对亲人的爱开始的。人性

中最本源的东西就是亲子之情，一个人对父母、兄弟的感情，是人最为本能的

一种感情。一个人再博爱，也不可能把对父母妻儿的爱、对兄弟姐妹的情都平

等地对待所有人，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必须承认，人在对他人的关切和爱护方

面，与对自己的亲人相比，必然存在差异，这是人的天性中所与生俱来的，存

在于亲属间的这种感情，“往往发生于一种自然的冲动或无法说明的本能”，①

社

会秩序的生成不但不能超越人对亲情的需要，反而需要以和谐的人间亲情为支

撑。如果法律以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作为基础，那么这样的法律就生动地体现了

对人性的承认和尊重，才能获得实质意义上的正当性，只有符合人伦亲情，成

为为社会大众所遵守的良法，整个社会才有可能得到安定。汉宣帝将“亲亲相

隐”原则正式入律，正是以人之天性为基础，重视民众普遍的人伦情感的结果。

2、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手段

在汉朝，随着法家的势弱，儒家地位的提升，出现了法律的儒家化现象，

儒家思想成为汉代官方统治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领域，

汉代君主尊儒崇教，籍古礼文，对儒学的研习逐渐形成一大历史传统。封建皇

① [英]休谟著：《人性论(下册)》，吴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