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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畅：论智慧湖北经济学院学报of Hubei University Economics 2010年9月第8卷第5期Vol.8No.5Dec.2010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2012年5月第10卷第3期Vol.10No.3May.2012刘汉全经济思想史上最负盛名的三大经济学理论，即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在解释和走出此次金融危机之时都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
次贷危机和华尔街的贪婪就是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结果；实施国家干预经济政策，本是医治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剂良药，但失业率高、政府债务危机加剧、国际国内经济失衡并发，既损害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名声，又使凯恩斯经济学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
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有分析深刻的一面，但推倒重来式的激进经济政策，对于主张渐进改良的西方社会而言是难以接受的，而且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也证明此路不通。
在理论与实践的十字路口，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走入人们的视野。
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著述丰富，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思·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最为著名。
严格地讲，学术界并没有将该书作为一本经济学学术著作，而是作为一部社会学精品。
但我们认为这是固守传统的学术分类，韦伯在该书中的思想对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极具启发意义。
韦伯在该书中的思想可以归结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这种因素是否为西方文化独有而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通过宗教社会学分析，韦伯得出的结论是，基督教新教是导致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证明这个命题，韦伯要界定“资本主义精神”的确切内涵。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的看法如下：资本主义精神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人性觉醒的产物，是近代科学革命相伴随的理性主义，是资本家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是一种数字可以量化的资本主义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之一。
这本书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宗教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韦伯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揭示了新教教义中的某些核心观念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和价值观，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
新教中的加尔文教派所倡导的“预定论”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根据预定论，一个人的命运，包括是否能获得拯救，在其出生之前就已经由上帝决定，而且这种决定是不可更改的。
这一教义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不确定性，因为人们无法确切知道自己是否被上帝选中。
然而，这种不确定性却意外地激发了人们通过努力工作和积累财富来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民的强烈动机。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不再将劳动仅仅视为维持生计的手段，而是看作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是对上帝的荣耀和证明自己被选中的方式。
新教伦理还强调了节俭和禁欲的重要性。
对于新教徒来说，奢侈和浪费是有罪的，财富应该被合理地使用和积累，而不是用于个人的享乐。
这种节俭的观念促使人们积累资本，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投资和扩大生产，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同时，禁欲主义也使人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和事业中。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不仅仅是追求财富和利润，更重要的是一种理性、有序、有纪律和持续不断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方式。
这种精神与新教伦理所倡导的价值观高度契合。
新教徒在追求经济成功的过程中，遵循着诚实、守信、勤奋和节俭等原则，这些原则逐渐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范。
与传统的经济观念相比，新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独特的特点。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往往受到道德和宗教的限制，认为过度追求财富是不道德的。
而新教伦理则为追求财富赋予了宗教上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正当性，使得人们能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经济活动中。
浅议社会变革中的思想伦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发布时间：2021-11-10T01:08:55.565Z 来源：《教育学文摘》2021年第6月17期作者：郭鸿志[导读] 近代以来，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便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郭鸿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014500摘要：近代以来，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便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这种社会变革也伴随着思想伦理的变化。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有的观点将其解释为经济基础变动引发的价值重构及道德重组。
而马克斯韦伯则指出，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初，新教徒的思想及信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并由此引出了关于思想伦理与社会变迁辩证关系的思考。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新教；路德派；社会变迁，人文价值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的思想及信仰往往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而一旦这种变化成型，它就会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实际产生影响。
尽管这种影响可能是持这种思想的人始料不及的，正如马克斯韦伯发表于20世纪初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所提到的。
本文拟以之为引，简要分析社会变革过程中思想伦理发生的巨大的作用。
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学术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再一次展示出它巨大的生产力，重组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格局。
同时，整个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生产力给了人类以前所未有的自信，人们愿意相信人的理性可以认识一切，于是科学便有了长足的发展，诸如进化论，细胞学说等影响世界的伟大发现都来自那个时代。
于是人们便将自己的理性投诸社会科学领域，现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正发源于那时。
同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拓展，不同文明间的交往日趋频繁，跨文化的观察成为可能，社会科学家们在跨文化的比较中观察一些由来已久的社会制度，拓展视野，推进研究。
欧洲思想界也因此百家争鸣，试图解释人类社会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其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阐释自然是一个热门的学术与政治话题。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第一章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发现研究现象，那就是：在近代的企业里，全都带有非常浓重的基督新教色彩。
几乎举凡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于其兴盛时期里大展手脚按期需求而致使人口在社会上产生阶层分化，而职业上产生结构分化之处，越明显地在宗教派别的统计数字上显现出这种现象。
经济上最为发展的地区为何会对宗教革命具有如此强烈的倾向？韦伯认为，宗教改革的意义是在于以另一种形式取代原来的支配形式。
出现在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宗教改革者所加以非难的，并不是教会对于生活的宗教支配太多，而是太少。
在近代荆棘里，基督新教徒于资本拥有与领导地位上占了较重的分量一事，如今部分而言必须理解为这不过是他们在历史传袭上平均较有利的财产条件的结果。
得自教育的精神特性和宗教气氛所制约的教育方向，决定了职业的选择与往后的职业命运。
（典型的唯心主义倾向）基督新教徒展现出一种走向经济理性主义的特殊倾向。
而在天主教徒身上却看不到这种同样的倾向。
因此，生活态度之所以不同，主要必须从宗教信仰的恒久的内在特质当中来寻求，而不是单只求之于其一时所处的外在历史——政治情况。
天主教较强烈的“超尘出世”、其最高理想所显示的禁欲特色，必然导致其信奉者对于此世财货不大感兴趣。
“基督新教徒偏爱吃好，天主教徒宁愿睡稳。
”新教教派乃是法国工业与资本主义发展最重要的担纲者之一。
二者以同样的方式各自与国内占支配地位的宗派分道扬镳：法国的天主教，在下阶层里是极度生活享乐，其上阶层则是径直敌视宗教，而德国的嫉妒新教如今欣欣然融入俗世的营利生活里，其上阶层则是异常宗教漠然。
天主教“超尘出世”和基督新教唯物主义“俗世享乐”。
理论假设：一方是超尘出世、禁欲与宗教信仰，另一方是资本主义营利生活的参与，二者的整个对立难道不是反而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性？“劳动的精神”、“进步的精神”，或人们倾向于归诸新教所提振起来的精神，并不能被理解成现今通常所说的“俗世享乐”或什么“启蒙主义”之类的意义。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
这是一本非常晦涩难懂的书，也是一本在各种推介书目中必备的书，我第一次阅读，终于感受到了那种“单个字认识，连起来不知道什么意思”的阅读尴尬。
这里边既存在翻译本自身带来的译者思维方式的问题，也存在读者自身极大知识缺陷的问题，导致了阅读与理解的障碍。
更何况与大师对话，从来也不是那么容易。
作者马克思·韦伯被认为是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社会理论家，与马克思、涂尔干组成了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其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现代组织理论之父，何为思想巨匠，韦伯是名副其实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深刻的剖析了西方社会的深层宗教文化內核，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我们全面认识西方宗教、文化、理性主义精神及其如何作用和影响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等的路径指引、文化明灯，经典名著，值得深度。
如果能够融汇贯通，也就能够理解何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为何如此。
实话说，我读完状态懵懵懂懂，既感叹全书思想之深刻，又苦于无言能加以评述。
这是一本学术论文式一样的书，也囊括了很多社会学的方法论，具有较高的阅读门槛。
对于本书，如果你有更深刻的理解，请不吝分享讨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撰写的一部学术著作，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经典之一。
韦伯在这本书中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密切关系，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韦伯的研究主要围绕着17世纪末期到18世纪初期新教德国地区的宗教运动展开。
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新教德国地区具有一种独特的宗教伦理，即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的个人责任观念与新教的信仰体系相结合。
这种宗教伦理强调个体的责任和努力，追求财富和成功，以此来获得对神圣意义的确认。
这种信仰体系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基础，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变迁。
韦伯指出，新教德国地区的宗教伦理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行为准则，即“节俭与勤劳”的伦理。
在这种伦理观念的指导下，个人被认为应该通过勤奋工作和节俭生活来追求成功和财富。
这种伦理观念对经济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劳动力的提高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同时，这也间接地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书中，韦伯还深入研究了宗教信仰对商业行为和经济效益的影响。
他认为，新教教义中强调的个人责任观念和社会契约精神，使得商业活动受到了道德规范的制约。
商人需要遵循诚实、正直、公正的原则来开展业务，并将商业行为与社会道德相结合。
这种道德规范的约束使得商业交易更加稳定和信任可靠，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此外，韦伯还探讨了宗教对个体和社会的意义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他认为，新教德国地区的宗教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和信念体系，使得个体不再将人生的价值寄托于来世的救赎，而更注重世俗生活的意义和目标。
这种世俗化的趋势促使个体关注生活的质量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总的来说，韦伯通过研究新教德国地区的宗教伦理，揭示了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宗教信仰对经济行为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影响。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在阅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思想的盛宴，不断被作者马克斯·韦伯深邃的见解和独到的分析所震撼。
韦伯在书中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
他指出，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加尔文教派所倡导的“预定论”认为，上帝早已预定了人的得救与否，而且这种预定是不可更改的。
这一教义使得信徒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因为他们无法确切知道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
为了缓解这种焦虑，信徒们只能通过在世俗世界中的努力工作和成功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这种宗教观念所带来的心理驱动力，促使新教徒们将工作视为一种神圣的使命，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物质财富。
他们勤奋工作、节俭生活、理性经营，追求经济上的成功。
韦伯认为，这种新教伦理所培养出来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要素高度契合。
资本主义精神强调追求利润、理性计算、创新进取和不断积累财富。
新教徒们在宗教信仰的驱动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和专注投入到经济活动中。
他们注重效率，精打细算，不断开拓市场，勇于创新和冒险。
这种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
书中还提到，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观念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教徒们反对奢侈浪费，倡导节俭和积累财富。
他们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投资和扩大生产，从而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偏离了其最初的新教伦理基础。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追求财富的目的往往不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是为了满足无尽的欲望和追求物质享受。
这种变化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道德沦丧、贫富差距加大、人际关系冷漠等。
读完这本书，我不禁思考，宗教信仰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自身的逻辑是否已经超越了宗教信仰的束缚？另外，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避免陷入物质主义的陷阱，保持道德和精神的追求？从现实角度来看，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与韦伯时代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提出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作者通过对新教教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本书从历史、宗教和经济角度出发，深入阐述了这种关系，并对其有关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思考。
首先，作者介绍了新教教义的核心要义。
新教强调个人信仰的重要性，认为每个人都有直接与上帝对话的能力。
与此同时，新教还提倡勤劳和诚实的生活态度，将工作视为一种奉献和对上帝的喜悦的方式。
这种强调个人责任和奋斗精神与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道德基础。
其次，作者详细讲解了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的互动关系。
资本主义的兴起需要一种合适的伦理体系来支撑和推动其发展，而新教伦理提供了这种支撑。
新教徒相信个人的奋斗和经商活动可以被视为对上帝的奉献，这一信念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撑。
同时，新教伦理注重自省和个人财务管理，追求节制和积蓄，这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基础。
此外，作者还深入分析了新教伦理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新教伦理的倡导者追求个人成功和独立，他们注重良好的工作道德和高效率，通过努力工作和积极经商来追求经济独立和财富积累。
这种价值观促进了劳动力的高效运作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为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创造了条件。
然而，本书也意识到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影响不只是积极的一面。
作者指出，在以利益追求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道德观中，个体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逐渐抬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
此外，经济成功被部分新教徒视为一种上帝眷顾的证明，这种思想容易引发狂妄和傲慢的心态。
综上所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以系统的观点和分析，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并且为我们思考当今社会中的道德和伦理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同时，本书也提醒我们要认识到资本主义伦理的局限性，警惕个人主义和自利的倾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一、引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1904年出版的经典之作。
该书详尽分析了新教伦理的影响，以及这种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紧密联系。
通过对书籍的全面阅读与理解，我感受到了韦伯对这一话题的深刻洞察和独到见解。
本文将从书中所述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联以及对这些观点的评判三个方面进行谈论。
二、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在书中，韦伯提出了一种核心观点，即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是由于新教宗教改革的影响。
他认为，新教的信仰以个人奋斗、个体自由和工作精神为核心，与天主教的传统价值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新教徒的信仰中，个体努力追求经济独立和成功是一种神圣的责任。
韦伯进一步指出，新教徒信任个人工作是对上帝的奉献，通过工作来实现个人的心里救赎。
这种与上帝的紧密干系使得新教徒拥有一种追求成功、追求财宝的强大动力，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
三、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的关联韦伯进一步探讨了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紧密关联。
起首，他认为新教徒的信仰导致了对世俗事物的现实态度。
新教徒信任个体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与天主教的命运观念有所不同。
他们追求经济独立和成功，并将财宝视为上帝的祝愿。
其次，韦伯指出，新教教义强调职业的道德化和精神化。
新教徒信任通过创设财宝、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勤劳工作来获得上帝的欢心。
他们将工作视为一种修行，认为只有通过充盈活力的工作才能实现心里的救赎感。
最后，韦伯还谈论了“世俗化”的观点。
他认为，新教教义对金钱和财宝并没有美化的倾向。
相反，通过力图获得世俗成功来证明个人的救援，新教徒对金钱的追求呈现出一种高度的理性态度。
这种对金钱的理性追求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四、对韦伯观点的评判韦伯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做出了深度的分析，为后来的探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之一。
这本书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宗教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书中，韦伯试图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方兴起，而不是在其他文明中。
他认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如预定论，对信徒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预定论认为，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了哪些人将得救，哪些人将沉沦。
这种教义给信徒带来了巨大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因为他们无法确切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被选中的“选民”。
为了获得拯救的确信，信徒们开始努力工作，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这种努力工作的态度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对职业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即“天职观”。
韦伯指出，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勤奋、节俭、理性计算等特征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传统社会中，工作往往被视为一种不得已的手段，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
而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工作被赋予了宗教意义，成为了一种荣耀上帝、证明自己选民身份的方式。
因此，信徒们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工作，而是为了追求职业上的成功和道德上的完善。
这种对工作的全新态度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同时，新教伦理中的节俭观念也为资本主义的积累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新教徒认为，奢侈和浪费是有罪的，而节俭和储蓄则是美德。
这种观念使得新教徒们更倾向于将财富用于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消费。
因此，新教伦理中的节俭观念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再投资，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此外，新教伦理中的理性主义精神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教徒们强调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规划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注重效率和效益。
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精确的计算、合理的组织和科学的管理，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然而，韦伯也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教伦理的影响逐渐淡化。
社会学经典名著导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作者生平及学术旨趣马克斯·韦伯是当代西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
1864年降生于艾尔福特，不久便举家迁往柏林。
高中毕业以后，他就读于海德堡大学法律系。
在那里，他几乎加入了所有少爷学生的胡闹，喝得多，玩得多，学得少，并在决斗场上好勇斗狠。
服一年兵役以后，他再续学业，1889年在哥廷根完成了论及中世纪贸易交往的博士论文；再过两年，他又呈交了论述罗马地权史若干问题的大学教授资格论文。
藉此他正式获得了谋取大学职位的资格，随后他在柏林就任法律讲师。
1898年，正当韦伯大学生涯刚刚开始结出硕果之时，他遭受了一次精神崩溃，暂时中断学术研究。
实际上，自此后，韦伯已变成了精神紧张症、忧郁症患者。
造成他分裂人格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双亲在道德观念及性格上的巨大差异。
韦伯父亲是个贪图世俗利益、善于经营谋划之人，而其母亲信念执着、仁慈高尚并热衷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从外表上看，韦伯像他冷静务实的父亲，但内心却受母亲道德的支配。
这两种人格的激烈斗争，加之父亲的突然病故，造成韦伯人格的内在紧张。
韦伯阐述的一系列学术主题，如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文明进化的开明观点与文化演进的悲观主义等，不仅反映了他内在精神的两个极端，更激活了韦伯人格中现实与理想，享乐与禁欲等之间的对抗。
1898年后的六七年内，韦伯无法入眠，不能专心于学术研究，便以旅行自慰。
1904年，他离家远行来到美国。
这片新大陆使韦伯获益匪浅，并为美国大都市生活节奏以及那里特有的民主和宪法精神所吸引。
自美国归来以后，韦伯重操旧业，很快完成了关于方法和新教伦理的论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他专心写作，成果甚丰，这些研究论文后来结集为《经济与社会》。
战争结束后，韦伯进入政界，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民主党。
尽管他期待并深信自己将成为党的候选人，然而选举会议淘汰了他。
这种结果令韦伯沮丧，甚至对他来说是一种反讽。
这位在理论层次上对权力结构如此精明的人，一旦进入权力的实际时，便变得有些幼稚了。
他独立而倔强的心性不能使他屈就于党派政治的蝇营狗苟之中，甚至使他不能恪守党的路线。
这样看来，他的落选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1920年春末，韦伯染肺炎而死，享年56岁。
从学术渊源上说，韦伯与现代德国的历史主义（狄尔泰）、新康德主义（李凯尔特、齐美尔）以及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这几大思潮都有关系。
毫无疑问，韦伯的思想极具原创性，但他对前辈大师十分钦慕，他指出，一切有关现代社会的理论必须正视马克思的成就。
韦伯曾对自己的一位学生说：“判断一个当代学者，首先是当代哲学家，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待尼采和马克思的态度就够了。
凡是不承认没有这两个人所作的贡献就没有他们自己的大部分成就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
我们在其中从事学术活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和尼采创造的。
”（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中译本，第274页）韦伯一生的著述卷帙浩繁，涉及社会学方法论、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多种领域。
韦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思想，与19世纪的社会学思潮有密切关联，他对实证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观主义都有所批判借鉴。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深入到个体的主观理智之中去把握社会行动的动机，因此这项事业便注定不同于自然科学所从事的事业。
例如由于“民族主义”、“阶级斗争”、“原罪”、“赎罪”这类概念作为推动力量参与了行动者的行为，因此他们的行为只有通过这类概念才能说明。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是一种二级活动，它处理社会行动者自身的理论和概念，而不仅仅处理处于自身状态中的行为。
所以，对一种社会行动若要适当地理解，就必须参照更广阔的知识构架。
然而，韦伯并没有把对个体行为及意向的理解看成是社会解释的全部。
相反，理解活动必须由其他的调查技术、研究程序来补充，其中包括为实证主义者所钟爱的因果方法、证实方法以及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中立立场等，从而形成了极为重要的认识论工具，即理想型概念。
理想型不是对经验现实的真实描述，而是一种思维的建构和分析范式，是通过把具有典型意义的那些因素予以加强、突出、极端化或简化而取得的。
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科层制的解剖以及对统治形式和权力合法性的研究，处处体现了理想型方法。
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合法统治问题。
在韦伯看来，社会与其组成部分，更多的不是通过契约关系或者道德一致，而是通过权力的行使而被聚集在一起。
在那些和谐和秩序明显占上风的地方，权力的威慑性从未彻底消失过。
天鹅绒的手套里总有一只铁拳。
韦伯的统治类型学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他对统治类型作出三种划分：传统型（traditional）、卡里斯玛型（charismatic）、法理型(legal-rational)。
三种统治类型对服从有相应的要求： 统治类型要求服从的基础：传统型服从我，因为我的人民一直这样做。
卡里斯玛型服从我，因为我能改善你们的生活。
法理型服从我，因为我是你们法定的长官。
在韦伯看来，传统型统治因循守旧，压制创新，卡里斯玛型统治没有常规准则，或依启示或依个人榜样，是一种独断的人治，即便是作为现代社会统治形式的法理型，也很难成为一个“合法统治”的样板，因为，如果它合法地行事，它便不是统治；如果它进行统治，它便不再合法。
宗教社会学研究是从1904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开始的。
这一时期他的智力工作集中于探讨合理资本主义的形成。
他认为，新教禁欲主义伦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建立以及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合理化过程中起了某种作用。
二、作品的主要内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初分两次发表于1904年和1905年；韦伯在去世前对之做了重要修订后于1920年汇成一集，正式作为《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出版。
在这部著作中，韦伯提出这样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论题，即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以及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特殊的理性文化最初在西欧发生？我们知道，韦伯十分重视理念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立作用，因此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只从欧洲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演变中寻求答案，尽管这些演变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和理性文化兴起的重要因素。
但除此以外，十六、十七世纪宗教改革以来所产生的新教伦理也是一个极重要的精神因素。
可见，韦伯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偏向于规范性的解释。
不过韦伯探讨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在他的视野中，资本主义有多种类型，其中每一种被假定具有相应的精神。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导论中，他大致区分了两类资本主义形态：一种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包括通过战争、劫掠、投机冒险、放高利贷以及依靠利润持续积累或凭借特许权而获取财富等多种方式，这种类型在世界各地都存在过；另一种就是合理型资本主义，它是这样一种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适合于一个有规律的市场，适合于使用簿记来保证严格预测，也适合于采取合法手段对利润进行按部就班的追求。
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出现于近代西方。
韦伯所要探讨的正是这种合理资本主义的起源。
一开始，他驳斥了一种对资本主义所抱有的素朴看法。
尽管他承认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获取利润，就注定完蛋。
然而韦伯指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
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页）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乃是一种持续的、理性的、合法的企业活动。
接着，韦伯指出，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纯经济的角度看，中心问题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而勿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有节制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
首先，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发展的强烈影响，在根本上它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同时，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发展又在其实际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里获得重要的刺激。
但韦伯认为西方科学的起源不能归结于这些利益。
将科学知识技术化，确实曾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
然而这种鼓励只是从西方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
其次，韦伯认为，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不仅有赖于科学技术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有赖于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
因为，没有可靠的法律和照章办事的行政机关，“可以有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但是，决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
”（同上，第14页）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和行政机关只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于经济活动。
问题是，这些理性的法律和行政机关从何而来？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利益曾反过来有助于一个在理性法律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司法阶级在法律和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
但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利益决非独自促成了这一点。
因为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创造出那种法律。
“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同上，第15页）韦伯指出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要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
但是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容忽视。
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
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同上，第15～16页）韦伯认为，加尔文教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创立中是一个活跃的、决定的力量，它是合理经济活动的思想和实践的激发力量。
也就是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某种因果关系（韦伯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总是一贯的，有强论点和弱论点之分。
弱论点是，新教伦理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主动地做了什么，而在于它没有做什么，即它没有窒息资本主义理性的渴求精神。
由于韦伯的主要倾向是前者，所以本文只陈述强论点。
）那么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是如何刺激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的呢？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世俗禁欲主义（worldly asceficism）倾向使新教徒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而这种经济理性主义在天主教徒身上从未达到这样的程度。
前者注重勤奋、守时、节约、信用等德性修养，后者则专修来世。
但新教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即尽可能多地赚钱，并不以物质享乐的欲望为基础，它超越个人的幸福或功利，因而是完全先验的。
也就是说赚钱必须被当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作一种神圣的职业来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