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几十种道歉方法刘柠今天12:13分享陈小鲁、宋彬彬等人迟到的文革道歉，让国人把现实感觉重新切换到四十余年前那遍地政治迫害的岁月，同时也为反思中国的道歉文化提供了一个契机：究竟该如何评价陈、宋的道歉呢？如果他们的道歉“欠真诚”的话，那么何种程度的道歉才算“真诚”呢？中国有“真诚”的道歉吗？到底有多“真诚”？凡此种种，见仁见智，人言言殊。
争出个所以然来也难。
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我们有必要平移视线，看一看东邻日本对道歉的认识。
何况那个国家不仅以源远流长的“道歉文化”著称于世，而且与中国之间还有过一场关于道歉问题的著名口水官司。
乃至时隔近半个世纪的今天，大街上或虚拟空间里随便一个中国人，张口闭口批判日本的历史认识，“举重若轻”得就像居委会大妈训斥刚来小区租房，尚未来得及办暂住证的京漂一族。
所谓“日本人不道歉”，在我国也几乎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常识”。
然而，中国的“常识”，未必是天下的常识，正如中国的价值观念未必是普世价值、“中特主义”不等于世界大同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人道不道歉的问题，还真是一个值得说道一番的事体。
首先，我们说日本文化中存在“道歉文化”，是一个事实判断。
文化的沉淀是语言。
日文中，关于“道歉”的语汇异常丰富，粗通日文的笔者，无需翻词典，随口就能说出不下十种，诸如“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申し訳ない”、“気の毒”、“ご迷惑をかける”、“ご面倒をかける”、“頭を下げる”、“お詫び”、“謝罪”、“陳謝”，等等，不一而足。
倘若再辅以日文特有的自谦和敬语等不同语气的表现的话，那真多了去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主要语言中，日文的道歉表达之丰富，无出其右。
在商界，新入社职员要接受关于道歉礼仪的培训；书店里，有专门介绍各种规格的道歉信（お詫び状、謝罪文）格式写法的工具书。
中国人去日本，对日人最直观的印象是“点头哈腰”——其实那多半是在鞠躬致意，少半是赔不是。
日人打招呼常说“すみません”，相当于汉语的“对不起”，或英文的“Excuse me”，也是道歉语。
一般国人会以为，既然中国人和美国人也都用“对不起”或“Excuse me”打招呼，也没啥可奇怪的。
但倘若他知道日人日常使用“すみません”（对不起）的频度的话，还是免不了吃惊：要做多少坏事，才能成天赔不是到这个份上？其实，文化就是文化，无需做过于“踏实”的理解。
中国人见面问“吃了么”，有几个是真操心对方吃不饱的？了解了“道歉”是一种文化，便可一窥“道歉文化”之堂奥。
既然是“文化”，这种文化便一定有其赖以产生的合理性、理由和功用。
旅日作家、孔子第75代孙孔健认为：日本的道歉是为了保全自己面子的手段，日人“通过赔罪，乞求对方的原谅，可挽回自己的印象和尊严”。
如前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因拿了自己老娘的政治献金而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被媒体曝光败露后，召开记者招待会，鞠躬、谢罪，以求得国民的“理解”。
堂堂一国首相，对国民鞠90度深躬，赔不是，而所谢之“罪”，竟是拿了自己老妈的钱，中国人断乎无法理解。
可在日本，既被媒体和反对党抓住把柄，不“谢罪”，还真难过关。
（2013年12月19日，日本东京，日本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东京都知事的职务。
据悉，猪濑直树涉嫌在去年知事选举前夕收受了某医疗法人机构的政治献金。
他因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给东京都和民众带来了麻烦，为此向各位道歉。
东方IC 供图。
）最近的例子是著名电视主持人MINOMONTA（みのもんた，原名御法川法男）。
去年9月，因次子的盗窃未遂嫌疑，MINOMONTA召开新闻发布会：长达数分钟的深躬之后，这位主持人噙着泪水，向广大电视观众道歉，同时辞去了所有电视和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职务，彻底引退。
MINOMONTA于1967年出道，在广播电视放送舞台上深耕近半个世纪，主持过包括NHK红白歌会在内的百余档节目，并出演电视剧和电影，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
可为了不争气的宝贝儿子，也只有低头谢罪之一途。
至于何以做告别华丽舞台的极端选择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感到了世间有种自己不辞职，便不能平息的风潮”。
社会贤达老爹不但庇护不了儿子，反而不得不为“子之过”埋单——这种文化“风潮”，对产生过“我爸是李刚”和“李天一事件”等现象的国度的人来说，实在难以理解。
那么，如此“道歉文化”的根源究竟何在呢？美国社会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的分析早已成了国际社会看待日本和日本人时的经典诠释。
但经典的反面，也早就成了老生常谈了，诸如相对于西方源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东洋社会体现为一种“耻感文化”：“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
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
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
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
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
……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中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
”话说到这儿，就基本上说尽了，因为“他只须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
换言之，包括上述例子中的鸠山由纪夫和MINOMONTA在内，他们的道歉，虽然不排除发自内心的对问题的自省成分，但更主要的，其实还是对周围压力的“皮肤”感知和本能性反应。
（MINOMONTA含着泪水向公众道歉，自此淡出舞台。
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话说回来，不道歉又当如何？试想，假如鸠山首相死不“谢罪”，MINOMONTA死活不出声的话，舆论（“风潮”）又能拿这两位公众人物怎么样呢？可想而知，对政治家鸠山来说，坐看政治反对势力和媒体狂炒，民调支持率一路狂泻，挨到下次众议院或参议院选举时，黯然下台，从而成为当代政治史上的一个笑话；对电视明星MINOMONTA来说呢，“装死”不言语，该出镜出镜，该在镜头前抖包袱抖包袱，就算他能扛住收视率锐减的压力，也绝对扛不住电视观众打电话、发传真要求其“谢罪”、“滚蛋”的羞辱。
因此，在我看来，这种“谢罪文化”的成因，与其说在于“耻感文化”，真不如说是“美感文化”所致——归根结底是为了“美感”：为了美，不愿意死得太难看。
这在东洋美学中，叫做“洁”（潔し）。
日人若是在美感上纠结、过不去的话，那是真难过。
江户时代的武士，如果犯了欺主之罪等有悖“洁”之信条的重罪的话，是要切腹自戕的。
到今天，社会的道德伦理约束其实已经稀松多了。
虽然偶尔还能看到有人自杀以“谢罪”的消息，但为“谢罪”而切腹的事基本绝迹了（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切腹别有诉求，另当别论）。
不但没人切腹，连该承担的责任都不担了也不稀奇。
君不见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后，虽然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东京电力公司和福岛核电站的负责人没少在电视上鞠躬“谢罪”，可事到如今，你见有谁出来承担责任吗？道歉归道歉，但道歉之后该如何则是另一码事——“谢罪”并不意味着承担实体责任，甚至谢过罪后，即可不必承担实体责任，是东洋“道歉文化”的一大特色。
当然，那些责任主体和实体责任都很清晰的案例，是逃不掉的，该怎样怎样，无论是受害者，还是社会舆论和法律，都会要求责任主体承担责任。
如列车倾覆事件、医疗事故、食品安全问题，等等，基本上都得到了较比圆满的解决。
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某个上市公司爆出丑闻，记者招待会上，以CEO为首，董事会全体成员一字排开，向公众鞠躬“谢罪”的场面。
一般来说，这种场面并不是单纯的POSE。
道过歉之后，法律认定的责任也会被承担。
与这种有明确责任主体的道歉相比，日本政治人物的道歉往往比较暧昧，有时看上去特像一个玩笑。
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政客易“失言”，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有两个问题：一是说明政治家比较“自由化”，他们有时不遵循政府历来秉持的政治立场和“公式见解”，爱随意阐释，甚至肆意发挥。
如明明有代表政府政治立场的关于历史问题的“村山（富市）谈话”和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洋平）谈话”，但有些政客偏偏故意视而不见，时而发出“不协和音”，以彰显个性；二是说明媒体厉害，绝不是摆设，一旦抓住政客的“失言”，曝光没商量，非逼到政客出台“谢罪”绝不收兵。
而作为问题主体的政客，碍于舆论，也只好出面“谢罪”，但这种“谢罪”，究竟性质上不同于那些以企业为主体的道歉，责任主体所在模糊，极易被“暧昧化”。
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例证是41年前，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田中角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就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对中方的“谢罪”——所谓“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云云。
笔者在拙著《中日之间》（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的开篇《日本道歉了么——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迷惑”与“麻烦”的公案》一文中，对此做过一番深入的解读。
就结果而言，田中的发言确实不无暧昧，因而当即遭到中方的杯葛，后被迫修改。
但修改后的、双方最终认可的方案，即我们后来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看到的日方“谢罪”表达，其实离中方最初的诉求仍有一定的距离。
但对田中而言，作为首相，他必须对自民党内阁和国会两院负责，对中“谢罪”方案是一个政治问题，妥协是必须的，只能谋求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于是，纵然是实力派如田中者，为了回国后能对各方面“交差”，也不得不玩了一番“暧昧化”的手法，于是才演出了让中方很不爽的一幕，从而做下了日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官司的由头。
不过，回过头来看，无论如何应当承认，田中角荣到底算是日本政治人物中少有的、真正富于大勇的敢于承担者。
后来的政客，比他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更擅长玩闪烁其词的暧昧游戏，但就是没有承担者，真是数不胜数，比比皆是。
（责任编辑：王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