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与湖北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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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陈诚和叶挺陈诚和叶挺颇有渊源。
早在保定军校时,二人就相识。
叶挺毕业后,一度任区队长,那时陈诚是他的学生。
陈诚毕业后,在广东从军,二人也仍有过从。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党内对叶挺颇多指责,国民党中很多人也不见容,所以他一直漂流海外。
抗战开始后,他希望回国参战,就和陈诚取得了联系。
陈诚欢迎他速去武汉,共商救国大计。
叶挺到达武汉后,陈诚建议他出任国民政府职务。
此时周恩来正在武汉,叶挺虽早已脱离共产党,但由于同周恩来关系非同一般,加以政治态度又和共产党一致,周恩来欢迎叶挺回去工作。
红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8省的游击队,准备集合起来,编成一支抗日部队,周便建议由叶挺作为中间人士出面带这支部队。
陈诚赞同周恩来的提议。
同时这一建议也符合叶挺要求请缨抗日的愿望,叶便欣然接受了。
然后,陈诚亲自写了书面报告,面交蒋介石,蒋介石也觉得可行,乃予批准。
周恩来、陈诚、叶挺又具体讨论了执行方法,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叶挺对他北伐时曾隶属的第四军感情深厚,建议这支部队以“新四军”为番号,周恩来和陈诚都赞同,蒋介石也同意,乃于1939年10月2日,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共10300人。
当蒋介石和陈诚同意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时,未尝没有利用叶挺和陈诚的关系,控制新四军之意。
但随时局发展,蒋、陈发现这种企图完全落空,加以新四军发展迅速,蒋介石便有了取消新四军之意。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致电叶挺,令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命令“凡在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1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新四军内部对是否遵令北开,北开走什么路线,意见颇不一致,但最后采取的是最不明智的选择,先向南开,然后折而向东,再北渡长江。
开拔不久,便一头钻进了国民党军事先布好的口袋。
武汉会战简介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防御阶段规模最大的一战,此战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战斗力,使其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未能实现。
此战过后,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以下是为你精心整理的武汉会战简介,希望你喜欢。
武汉会战分析中文名称:武汉会战参战部队:国军、日军战争结果:日本获胜,武汉沦陷时间:1938年6月11日~10月27日地点:安徽、河南、江西、湖北人物:蒋介石陈诚冈村宁次畑俊六武汉会战详情波田支队序战1938年6月11日夜,波田支队趁雨夜突袭安庆,川军27集团军杨森部作战不力,一夜间就被逐出城外,波田支队在攻占安庆后,继续搭乘海军舰艇沿长江西进,6月下旬抵达了江防要塞马当的封锁线外。
6月24日凌晨,日军在16军的防地东流登陆成功,然后顺利地攻下了既无准备,又无主官指挥的香山、香口等地。
后连马当炮台也跟着丢了。
波田支队在打退国军反扑后,与来增援的106师团一起直扑彭泽,彭泽失守。
见情况严重,陈诚严令驻扎湖口的李汉魂64军反攻彭泽。
经过一番拉据战,日军不但打退了李汉魂的进攻,还乘势扑向了湖口,湖口陷落,64军退往九江。
106师团在舰炮掩护下向纵深推进,配合正面进攻的波田支队包围九江。
见整体态势不利,张发奎命令第2兵团转进,放弃九江,退往二线阵地金官桥一带防守。
长江南岸作战攻战九江后,南岸的日军兵分两路,松浦的106师团则沿南浔路攻向德安。
波田支队和海军陆战队搭乘海军舰艇继续沿江西进,攻击下一个要点瑞昌;8月11日,在瑞昌东北的港口强行登陆成功,并击破守军孙桐萱的第12军的反击,向瑞昌进攻。
8月24日攻占瑞昌。
第30集团军和第18军等部在瑞昌-武宁公路沿途地区逐次抗击,相持月余,至10月5日,日军第27师团攻占箬溪后,转向西北进攻,18日陷湖北辛潭铺(属阳新),向金牛(今属大冶)方向进犯。
战至10月22日,阳新、大冶、鄂城(今鄂州)相继失守,日军第9师团和波田支队向岳阳急进,以其截断粤汉铁路。
当西进日军进攻瑞昌的同时,第106师团从九江沿南浔铁路(南昌-九江)南犯。
[键入文字]
“常败将军”陈诚为什么屡获升迁官至四星上将?
在国民党将领中,有这样一位,他屡战屡败,但每次打了败仗之后,反而会受到提拔,最终官至四星上将、参谋总长、“副总统”,成为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国民党二号人物,此人便是“常败将军”陈诚。
陈诚自1927 年“宁汉分裂”期间追随蒋介石后,就很少打过胜仗。
从“中原大战”开始,不管是1931 年和1932 年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还是抗战时期的“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乃至1947 年东北“剿共”,陈诚都输得一塌糊涂。
然而,陈诚几乎每次失败后,都会获得升迁。
比如,1947 年丢掉东北后,陈诚虽然在国民党内一片“杀陈诚,谢天下”的呼声中被蒋介石解除了一切职务,但半年之后,又被蒋介石委以“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的重任,不久又升任台湾“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等要职。
陈诚败绩连连,为何能够步步高升呢?这其实是因为蒋介石需要一个能为自己背黑锅的人。
国民党第三次“围剿”时,陈诚连红军的影子都没看到,但这期间他也没闲着。
他先是让杂牌的第52 师去当炮灰,待其被红军打垮之后,便接过其番号。
之后又率部包围了杂牌军第43 师,威逼其师长离开,将这个师归入自己第18 军的建制。
后来,他又将川军第59 师包围缴械后收编。
也就是说,这两年多时间里陈诚压根儿就没想“围剿”,而是按照蒋介石的意思,以各种借口收编杂牌部队,扩充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实力。
这种排除异己的事蒋介石需要去做,但又不能亲自出马,因此只能让自己信得过的陈诚代劳。
蒋介石在战争中爱瞎指挥是出了名的,而且经常因此打败仗,陈诚则甘愿为老蒋背黑锅。
1。
武汉会战--中国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标志武汉会战(中国称为武汉保卫战,日本称为武汉攻略战)是抗日战争中一场大规模战役,超过一百万名国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防守武汉,以抗击由畑俊六指挥的日本帝国陆军,战场在长江南岸北岸,江北战场划归第五战区由李宗仁指挥下辖23个军,主力部署北起大别山以北蜿蜒而下止与长江北岸,江南战场由武汉卫戍总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陈诚指挥辖27个军,主力配属与武汉以东长江南岸,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战线长达400余公里,南北两军共117个师总兵力达1100000人,这些部队一半是徐州会战突围保存下来的,该战役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
由于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更没有使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伤亡21886人,第2军伤亡9600人,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
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
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防守。
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国统区的公费教育制度徐旭阳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政府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培养“抗战建国”人才,对教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在国统区推行公费教育制度,规定凡在湖北国统区大中学校就读的本省籍或外省沦陷区的学生,均享受公费。
省政府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政策和措施,来保证这一制度的实施。
这在当时全国战区和后方各省中,是独一无二的。
本文考察了这一制度的实施背景和主要内容,分析了其历史成效和不足之处。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湖北 陈诚 教育 公费制度抗日战争时期,陈诚主政湖北,在教育领域推行一系列新的政策,如调整增设各类学校,大幅增加教育经费,对大中学校毕业生实行升学和就业统筹,进一步强化训育制度,等等(这些政策在1941年后被系统化和理论化,称为“计划教育”)。
而公费教育制度则是这些新政策中影响最大、成效较好的一项,赢得了社会各界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好评,在湖北近代教育史和中国战时教育史上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公费教育制度实施的背景1937年11、12月,上海、南京相继失陷,湖北面临日军的直接威胁,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大中学校开始准备迁移。
①1938年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国民政府任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主持湖北军政事务。
7月,经陈诚提议,湖北省教育厅在武昌召开全省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决定将全省各类中等学校(含中学、师范和职业学校)合并,组建“湖北省联合中等以上学校”(简称湖北联中),迁至鄂西、鄂北各县,以联中各分校形式开办,各校生源重新组合分配,并接纳外省沦陷区青年入学。
②8—10月,各校纷纷选址内迁。
及至11月底,全省35所中等以上学校47个部科组成的湖北联中内迁完毕,在鄂西、鄂北设立22所分校,登记在册学生共计17166人。
③内迁的学校和学生虽然逃出了日寇的魔掌,但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
除了环境动荡、校舍缺乏、教学用具严重不足之外,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学生失去了生活来源。
石牌保卫战过程简介石牌保卫战的意义是什么本文导读:为坚决保卫石牌要塞,5月27日江防军调整部署,决定以攻守长阳、宜昌两县间之稻草坪、高家堰、余家坝、曹家畈、石牌之线为决战线。
至此,鄂西会战进入决战阶段。
为保障决战胜利,陈诚命第十集团军第九十四军主力转移到长阳资丘附近,掩护江防军右翼。
同时调动空军战机协同地面陆军作战,并对日军后方实施轰炸,切断敌之增援和补给。
在此关键时刻,从重庆传来蒋介石5月26日颁行的手令。
蒋氏指出,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是关系陪都安危之要地。
并严令江防军胡琏等诸将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要塞,勿失聚歼敌军之良机。
我三军将士斗志倍增。
死守石牌要塞的第十一师师长胡琏当即立下遗嘱,决心与石牌共存亡,并把师指挥所推进到离火线很近的虫客蚂包,亲临指挥。
胡琏是一位善于山地作战的将军。
他重视利用石牌周围山峦叠嶂、壁立千仞、千沟万壑、古木参天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并在山隘要道层层设置鹿砦,凭险据守。
5月28日,日军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开始向石牌推进。
日军第三师团从长阳高家堰进入宜昌县境,向我第十一师第一道防线南林坡阵地发起攻击。
同时,右邻之十八师阵地也受到日军的袭击。
至此,一场争夺石牌之战在西陵峡展开。
战斗之激烈,为八年抗战中鄂西战事所绝有。
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了每一寸神圣的国土,我十八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就抵御外敌的钢铁长城。
南林坡阵地是日军主攻目标。
我守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三营官兵奋勇抵抗,战至黄昏时分,敌军接连发起5次冲锋。
右翼九连阵地首先被敌攻占,左翼八连阵地继而也被敌突破,连长阵亡。
然而,配有重机枪排和迫击炮排的第七连阵地始终坚守,并以猛烈的炮火向敌射击,予敌重创,阵前陈尸数百。
七连官兵伤亡也重。
第二天黎明,日军又向七连左、中、右三方进行夹攻,也被我军击退。
日军对我南林坡正面阵地屡攻不下,遂于上午9时出动飞机5架,同时搬来直射钢炮数门,对我七连阵地进行狂轰滥炸。
周围树木被扫光,山堡被炸平。
武汉会战--中国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标志武汉会战(中国称为武汉保卫战,日本称为武汉攻略战)是抗日战争中一场大规模战役,超过一百万名国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防守武汉,以抗击由畑俊六指挥的日本帝国陆军,战场在长江南岸北岸,江北战场划归第五战区由李宗仁指挥下辖23个军,主力部署北起大别山以北蜿蜒而下止与长江北岸,江南战场由武汉卫戍总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陈诚指挥辖27个军,主力配属与武汉以东长江南岸,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战线长达400余公里,南北两军共117个师总兵力达1100000人,这些部队一半是徐州会战突围保存下来的,该战役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
由于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更没有使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伤亡21886人,第2军伤亡9600人,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
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
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防守。
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武汉会战勇士谱》陈玉先绘武汉会战中中国广大官兵总体上是英勇顽强的,曾大量杀伤日军,并给日军以重大打击。
档案记忆历史深处呼吁省政府赶紧拯救教育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超过100万的中国军队浴血奋战。
战场在长江两岸,横跨安徽、河南、江西及湖北四省。
此战役共进行了4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和最出名的战役。
7月26日,九江失陷,武汉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战时的武汉一片狼藉,大街小巷到处筑起街垒,市面萧条、人心惶惶,甚至一向隆重的双十节也在凄风苦雨中度过,晚上几盏寒灯,寥若晨星。
日军飞机不断狂轰滥炸,武汉及周边地区的中小学全部停课,成千上万的学生流离失所、学业荒废,湖北教育的基础即将被摧毁殆尽。
严立三、张难先、石瑛等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呼吁省府赶紧拯救教育。
1938年7月初,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主持召开了全省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
会议决定将鄂东、鄂南及武汉地区的中学,分别迁往鄂西、鄂北等地;并将全省47所省立、市立和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合并为湖北省联合中等以上学校(简称湖北联中),陈诚兼校长,教育厅长陈剑修任副校长,下设22所分校,分校设主任。
联中校本部开始设在武昌,后迁往宜昌,再迁到恩施。
会议决定为解决学生西迁后无力承担学习费用的问题,湖北省实行公费制度,规定凡在湖北国统区中等学校就读的本省或外省的学生,均享受公费。
除免收学杂费外,衣、食、住宿等各种支出也一律由国家提供。
一个关系联中命运的重要决策1938年8月中旬以后,为了拼死保住教育、保住荆楚的希望之火,湖北联中各分校的内迁工作陆陆续续开始了。
湖北联中的22所分校,原计划11所设在恩施地区,4所设在宜昌地区,7所设在鄂北的郧县、均县。
之所以这样设置,首先是确保安全,其次也有使教育资源大体均衡的考量。
然而,由于情况的变化,这个方案没能实行。
在武汉沦陷之前,严立三随省政府迁到宜昌。
10月中旬,日军飞机每天对沙市、宜昌两地狂轰滥炸,公路上尸横遍野、沙土尽赤,襄河之上樯倾楫摧、浮尸满江。
就在这时,一个新情况出现了,因战火阻隔,原计划迁往鄂北的各分校全都滞于途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情况万分危急。
陈诚与湖北抗战于丽 田子渝内容提要 陈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高级将领,在湖北抗战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早在1935年他就开始负责修建武汉要塞,以作国防中心。
在武汉抗战时期,他是武汉会战的江南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取得了万家岭大捷。
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他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发动民众进行投入保卫大武汉的爱国行动中,成功地组织武汉工厂西迁,为完成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鄂西抗战时期,他肩负保卫中国临时首都重庆西大门的重任,组织了荆宜战役,取得了歼敌2.6万人的鄂西战役的胜利。
他发动的新湖北运动成为鄂西现代化的起点,并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提供了经验。
关键词 陈诚 湖北抗战湖北抗战在抗日战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一度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地。
名重显赫的陈诚在此期间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三青团书记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等重要职务,在荆楚大地上奋力御侮,曾被周恩来赞扬为一个“爱国的人”。
①・921・①宋瑞珂:《回忆陈诚》,《湖北文史资料》1990年第2辑。
一 建筑武汉要塞1935年,面对国难日亟,寇进不已,国民政府开始作一些抗战的防御筹划,拟定了国防作战计划。
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国民政府提出分区节节防御的战略,将全国分成三道防御区域,湖北区为第三线(预备区),拟建设武汉要塞。
为此国民政府于3月1日,在武昌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由陈诚任处长。
次月武昌行营特设武汉城防整理委员会,具体负责将武汉要塞“构筑永久工事,以期确保武汉之资源及国防要点”。
①11月武昌行营撤消,城防整理委员会(后改称委员长行辕“城防组”、“武汉城防工程处”)隶属陆军整理处,陈诚以行营参谋长兼任主任委员,负责该项工程。
陈诚上任后,首先主持制定了武汉要塞工程计划。
计划根据现代战争的要求,将武汉要塞作为中国军队纵深防御体系中的极其重要一环,在武汉及其周边地区逐次建立起现代防御工事。
其最初方案:以武汉为中心,东起白浒山,东南经九峰山,南经花山、八分山(均在纸坊附近),西南经金刚山、天官山、大军山及黄陵矶附近之朱山,西经蔡甸附近之马鞍山、大黄山,西北经吴家山、丰荷山,北经横店附近之吴家陡山,东北经阳逻附近之半边山、查家山等处,编成一个环形要塞(本防御线),圆周约100公里,核心半径平均15公里。
围绕这个本防御线前后,选择于战术上有重要价值之地点,建立若干个工事,以便形成阻止堡或支撑堡。
一当战事发生时,再视日军主攻方面,将防御线内之支撑堡连成一线,以抵御日军的进攻。
・031・《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①《陈诚私人回忆资料.第七节(二)整理武汉城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行辕城防组”设立后,陈诚进一步对武汉要塞方案作了调整和修改,其目的有三个:对汉口潜在势力,预作歼灭之准备;对武汉下游侵入之敌舰,则巩固江防,以歼灭之;对将来之武汉会战,使中国军队得依武汉要塞为轴,在武汉附近歼灭敌军。
为此建立以钢筋水泥构筑的永久工事,分江防和陆防两个防御体系。
江防工事:在田家镇、半壁山、阳逻、白浒山、青山、金口、大军山、城陵矶、宜昌等9处,共建立起野战掩体36个、观测所12个,重机枪掩体47个等工事。
陆防工事:在葛店至新桥、豹子海、五界里、纸坊、横店、汉阳龟山、信阳等7处,共建立重机枪掩体24个等工事。
此外围绕防御工事,修建了武汉城内和出口处的公路,加强和改善了武汉的通讯等与军事有关的基础设施。
由于汉口有日租界,驻扎着日本海陆军,因此武汉城防计划还专门设计“汉口特殊军事设备”,即“城防作战计划”:“第一期对汉口租界作战,为期速战速决,以免糜乱计、及牵制我兵力计,对敌租界四周预先构筑围攻工事,并准备巷战材料等是也。
又为不使敌察觉,特假构筑交通指挥台、碉堡等名义,秘密进行。
共计完成指挥台9座,碉堡4座。
”①1936年两广事变后,9月25日蒋介石委任陈诚为广州行营参谋长。
9月30日,陈诚上书蒋介石,请“迅速为根本部署以图挽救危亡”,全面阐述抗日方略。
他指出:“今欧局内多纠纷,英法列强,勾心斗角,了无宁日,美人温饱侈靡,富而不愿战,俄牵于德,动辄掣肘,故下国际,正日本飞跃东亚,纵横无碍之时,而为我国存亡,千钧一发之秋也。
”“就中日问题论,前途终不免一战,本无疑义,所争者不过如何求得时间上之余裕而已”。
敌我实力悬殊,我“物质利器,百不如人,果中国收境内防御之实效,除非真切做到因地之利,与固结人心两点,以为背城借一外,别无可以策胜者在”。
我国东北・131・陈诚与湖北抗战①《陈诚私人回忆资料.第八节(二)筹备国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已沦陷,西北又“常有鞭长莫及之感。
形势所趋,东北西北,形成瓯脱。
其汉族之所有,冀鲁晋陕,殆为畛界,长江一带,实为我中枢,西南各省,乃我堂奥”,因此“应即积极建设两湖,作为国防根本之中心”。
为此他坚辞广州行营参谋长的职务,请求“专其心志”整顿部队,从事国防工程,“庶几他日大难来临,容有晋阳可守之城,即墨复兴之地也”。
然而事与愿违,他奉命“东南西北,四处飞奔”①,无法顾及,加上投入的经费仅91万元,武汉要塞工程进展缓慢。
1938年1月11日,陈诚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于26日专门召集各军师长参谋长、工兵人员及德国顾问会议,再议武汉国防工程。
会上他指出大战已迫在眉睫,必须以临战的姿态,统一规划、构筑国防工事。
1月29日蒋介石致电陈诚:“武汉附近全部阵地之设计、配备,与防御工事计划,及其工事完成日期,希用图示详报。
”②不久蒋又命令陈诚武汉附近阵地野战工事,应照新式野战筑城构筑,限期完成,以资各部队官长参观摹仿为要。
③虽然时间紧迫,陈诚还是尽最大的努力,终于在原有要塞工程的基础上,建成了一个以武汉三镇为中心的,半径百余公里的防御网络。
在网络中,修建了许多“永久工事”(碉堡群、掩体),四通八达的交通壕将它们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对于桥梁、码头、道路、船舶、车辆等均作了统一部署。
虽然由于经费、技术、时间等因素,影响了工程的规模和质量,但它在随即展开的武汉会战中于江防和防空方面还是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231・《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①②③《蒋介石致陈诚电文》,1938年2月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294页。
《蒋介石致陈诚电文》,1938年1月2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台北1981年版,第294页。
余传韬:《任贤以救亡 相地而择守(一)——两广和平解决 陈辞修先生对国事的建议》,未刊稿,余传韬先生提供。
二 保卫大武汉1937年11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西迁,武汉便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心,直到1938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主动撤离武汉,为武汉抗战时期。
这一时期,陈诚除肩负重要的军职外,还担任湖北省政府行政首脑,在武汉抗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 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抗战。
武汉抗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典范,陈诚作了一些推动国共两党合作,促进全民族抗战的工作。
七七事变后,国共谈判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此方案得到陈诚的支持,蒋介石曾提名陈诚担任新四军的军长,被中共拒绝。
陈诚推荐叶挺出任军长,获得蒋介石的任命,也得到中共的同意。
叶挺在组建新四军时,许多具体的问题通过陈诚得到解决,如新四军项英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等高级军官的任命;在湖北的高敬亭部在建制上编归新四军等。
中共对陈诚也是信任的,如中共中央代表团在与何应钦的一次谈判时,提出新四军由陈诚指挥,集中地点亦由陈决定的建议。
①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设立政治部,陈诚出任部长,负责全国抗战政治训练、群众团体和舆论宣传及政治情报等方面的工作。
蒋介石和陈诚一再坚持邀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因此政治部又是国民政府有中共人士参加的唯一行政部门,成为国共合作的一个机构。
政治部下设秘书处、总务厅、第一厅、第二厅、第三厅。
第三厅掌理部队及民众宣传,由周恩来负责。
陈诚对第三厅的・331・陈诚与湖北抗战①《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何应钦已核定新四军编制致毛泽东电》,1938年1月8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工作一般是合作和支持的,厅长郭沫若便是由蒋介石和陈诚提名的。
郭沫若提出上任三项条件(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人事问题应有相对的自由;事业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陈诚爽快地答应。
这样第三厅得以集中了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洪深、徐悲鸿、杜国庠、赵丹、冼星海、冯乃超等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一时武汉文人荟萃,群星灿烂。
在陈诚的掌管和周恩来与第三厅的推动下,武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抗战宣传狂飙,极大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新闻报纸、刊物由原来的30余家迅速达到200余家,出版部门新增加了40余家(原有100余家),书刊发行量超过战前的全国总量,使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文化中心。
各种爱国文化团体和机构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仅第三厅直属的文化团体就有4个抗敌宣传队、10个抗敌演剧队、1个孩子剧团、1个漫画宣传队、1个电影制片厂、5个电影放映队。
救亡浪潮迭起,如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七七献金运动、战时节约运动周、三十万封慰问信运动等,使武汉地区出现了绝无仅有的繁荣文化景观,将抗日文化活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陈诚在戎马倥偬之际,经常抽暇出席各种会议、集会,鼓动宣传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此必须发动全民族抗战,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立体战争。
他强调政治重于军事,中华民族进行的是为民族国家独立的战争,只有动员全国人力、物力才能最终战胜敌人。
“今日对日抗战,我们却非争一时一地之得失,而是争最后的胜利,而且我们不仅只是为战胜敌人,并且要达到抗日建国的目的……军委会政治部自成立以来,即以此目标为工作迈进之方向,政治部除了整顿军队政训、国民军(政)训与对内对外宣传工・431・《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作以外,还要努力于改善政治,转移风气,服务社会等事项”。
①4月7日,在抗战扩大宣传周开幕礼,他首先发言:“此次宣传周目的,一方面要鼓励前方将士再接再励,一方面要振奋后方民众同仇敌忾,俾坚强国人长期抗战之意志。
”②在七七献金热潮中,他带领省政府重要职员到武昌司门口献金台,亲自将1万元的兑条投入箱内。
他领导的政治部和武汉卫戍司令部分别捐款1万元。
同时他撰文指出当前抗战的中心任务是保卫大武汉,武汉成为中国当前抗战中的最重要的据点,是我们雪耻复仇的根据地,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因此我们“应当进行普遍的宣传,使民众了解当前的任务,加强抗战的决心”。
③8月初,在发动武汉战时节约运动宣传周时,他号召全体国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者应设法节省财力,无力薄弱者应设法增加体力智力,以贡献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