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民国时期(1912~1936 年)湖北棉纺织工业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欧美棉制品输出的减少，湖北棉纺织工业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并在战后实现了快速增长。

到1924年前后，由于日本纺织业的扩张与棉纺织品倾销，使湖北棉纺织业进入了艰难发展时期。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
湖北棉纺织业走向衰落。

本文拟对1912年到1936年这25年间湖北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做一梳理、分析和探讨。

1中国民族经济发展“黄金时期”的湖北棉纺织工业（1912~1924年）
1914年到1924年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棉纺织业的实情。

1924年之前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明显可以区别为蹒跚起步（1912~1918年）、快速扩张（1919~1924年）两个阶段，湖北棉纺织企业的发展也是如此。

1.1蹒跚起步时期的湖北棉纺织业（1912~1918年）
近代中国，棉织品和铁制品长期是进口商品中最大的两项。

中华民国成立后，为挽救民
族利权，民国政府农林部和工商部（后并为农商部）部长张謇主张“棉铁主义”，推进棉、铁制品的国产化。

随后，一系列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法规及奖励措施被制定颁布，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棉纺织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良机。

不过，直到一次大战结束之时，湖北乃至全国的民族纺织业，发展却比较缓慢。

从棉纱企业的情况来看，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湖北仍然只有楚兴公司一家机器棉纱厂开工，它的基础是张之洞创办的纱布丝麻“四局”之一的纺织官局，楚兴公司于1913年2月从大维公司手中接办。

到1922年，共盈利1400多万两，折算成银元为2000余万。

1914年1月，汉口总商会会长李紫云等人，集资200万两纹银筹建汉口第一纱厂，1915年5月获农商部核准后，其北厂在武昌破土动工，但直到1919年8月才开工生产。

[1]
这一时期湖北的棉布企业，更是规模小、资金少。

楚兴公司的织机是织布官局时期的机器，原有布机1，000台，到1919年时，可以运
抗战前民国时期（1912~1936年）湖北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研究
文/李和山，
张婷湖北棉纺织工业获得了快速的增长。

1925年开始，湖北的棉纺织业
进入了曲折发展的艰难时期。

文章简述了1912年至1936年期间湖北棉纺织业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原因，
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

近代纺织；棉纺织；
湖北工业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
（D 20121712
）和山，博士，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婷，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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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的只有600台。

1914年，吴子敬在沙市开办云锦机器织布厂，用蒸汽机作动力，有铁织机28台。

[2]这一时期的棉织企业，多是以手工纺织为主的小工场、作坊，大多使用日本发明的手接脚蹬的铁轮机。

铁轮机在日本被称为“脚踏织机”，1903年底由日本引进，1907年起开始国产。

它“通过脚踏的力量使铁轮旋转产生动力，自动完成织口、引纬、打纬等一系列操作”，
“与旧式织机相比，铁轮机的织布效率是其5倍”。

[3]据1914年11月15日《农工商报》公布，鄂省有棉布制造户34，400家。

分析这一时期的数据，湖北的棉纺织企业发展很是平缓，中国的民族纺织企业也未得到快速的发展。

从1913年到1919年，全国华商纱厂纱锭数从48.4万枚增加到65.9万枚，上海从14.2万枚增加到21.6万枚，无锡从3.4万枚增加到5.9万枚，南通从4.1万枚增加到6.1万枚，天津1919年始有纱厂为5.5万枚，武汉则从9.1万枚减为9万枚。

[4]增幅不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纱厂设备主要依赖于从欧美各国进口，由于战争影响，从国外订购的设备，不仅难以按期交货，运输也无法保证。

1.2快速扩张时期的湖北棉纺织业（1919~ 1924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棉纺织企业和产品增长并不显著。

由于战争影响，来自欧美的工业品进口大额减少。

机制布方面，从英国进口的数量，战前的1913年为1,170万匹，战后的1918年减至260万匹，仅剩不足1/4；从美国进口的数量，也从228万匹减至10万匹。

[5]棉纱方面，1913年中国进口棉纱268.5万担，价值7,107万海关两；1914年进口254.2万担，价值6,573万海关两；1919年进口141.5万担，价值7,490万海关两。

[6]1919年进口棉纱仅为1914年的55.3%，价格却是前者的1.14倍，这意味着棉纱价格的飙升。

棉纺织品进口减少与价格攀升，成为民族棉纱企业为追逐利润而兴办的动力；纺织设备
进口在战后有了保障，民族棉纺织业开始雨后春笋般迅猛增长。

湖北棉纺织工业在1919年到1923年期间迅速扩张。

1919年8月，汉口一纱厂北厂开工生产，计开纱锭33,400枚。

同年6月，刘季伍等人发起组织“震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集资银144万元，购纱锭20,736枚。

9月，张松樵、孙志堂等人集资银173万元筹办“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1921年，上海申新纺织集团在汉口筹建“申新第四纺织无限公司”（申新四厂），于1922年3月开机投产，纱锭14，784枚。

1922年4月，武昌裕华纱厂开工，有纱锭30，000枚，布机504台，生产的纱有6个品种，布有5个品种。

5月，震寰纱厂开工，原始资本银175万元，年产纱3,856吨、布475万米。

1923年6月，汉口一纱厂南厂建成投产，纱锭88,000枚，布机1，200台，日出20支棉纱29吨，12磅细布7.3万米以上。

[7]到1924年，湖北纱厂的锭数达到277,512枚（实际开工数200,588枚），是1918年的3倍。

此外，这一时期还兴办了许多小织布厂，到1922年，武汉有57家、沙市有两家，织机有800多台。

这一时期棉纺织企业迅速扩张，也和抵制日货运动密切相关。

一战期间，日本纱取代了英国纱和印度纱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

1915年，汉口港进口的纱、布，较1913年分别增加12.17%和99.14%。

其中，日本纱、布占进口量的97.88%和40.38%。

在汉口纱、布市场上，进口纱、布占67.24%和64.92%；上海纱、布占8.7%和13.18%；武汉纱、布占24.06%和21.90%。

[8]日商在武汉大量倾销纱、布，如1918年日本洋行以低廉的价格和缓期6个月以日元结算的优厚条件，诱惑武汉纱商争相进货。

随后，日元汇价节节上涨，武汉三镇40余家纱号，因无法还债而倒闭的达3/4。

“五四”运动后，中国政府实行纺织品新税制，限制棉纱进口。

1919年的武汉纱、布市场上，进口纱、布分别占17.93%和62.52%；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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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刘岳屏
（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会长）05
纱、布分别占24.46%和6.29%；汉产纱、布分别占57.61%和31.19%。

其中，日本纱从1915年的99.05%降到1919年的17.08%；上海纱从0.26%上升到5.76%；汉口纱从0.69%上升到77.16%。

[9]民族棉纺织业因提倡国货而产品畅销、价格提升，丰厚的回报刺激了民族资本家的投资热情。

2艰难起伏的湖北棉纺织工业（1925~1936年）在中国棉纺织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日本不断调整对华政策，通过在华开设工厂和抢购棉花、倾销纱、布，加强对中国纺织企业的挤压。

民族棉纺织业在1925年前后出现困难，湖北棉纺织业在1927年陷入困境。

此后，湖北棉纺企业通过加强管理、改良设备、加强技能训练等措施，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日本侵略加剧和天灾人祸频繁不断的环境中不屈挣扎、艰难发展。

2.1迅速陷入困境的湖北棉纺织业（1925~ 1927年）
1918年至1924年，全国纱厂数量倍增，“华商纱厂增锭1.7倍，外资纱厂增锭1.4倍，其产品大量流入湖北。

同时期，进口外国纺织品有所减少，但输入湖北的纺织品总量却增加34.55%。

”[10]迅速的扩张，导致湖北市场上纺织品特别是棉纱的过剩。

1924年6月，汉口一纱厂因资金短缺、负债过多而停工。

1926年7月，裕华纱厂停工，震寰纱厂减产。

湖北棉纺织业陷入困境，还有其它2个原因：①1922~1923年出现的“花贵纱贱”现象。

从国内看，民族纱厂的不断成立增加了对棉花的需求，政局不稳导致棉花流通减少，苛捐杂税负担加重也使得棉花价格上升；从国际看，美国、印度棉花涨价使得国际棉花价格高涨，最终推动了中国棉花价格的上涨。

日本纱厂尤其是在华日资纱厂的扩张并抢购棉花，也推动了棉价上涨。

②日本的扩张侵略。

1920年，日本棉纺织品借中国进口印度粗纱锐减之机卷土重来，纱布输入和在华日资纱厂迅速增加。

1924年，日商在汉口建立泰安纱厂。

1925年，日商棉花株式会社汉口支行组成，其主要任务是掠夺湖北棉花，推销日本纱、布。

[11]日商凭借其先进设备，雄厚资力和经营得法而占领市场，同时向武汉大量倾销各类纱、布，扼杀地方产品，致使国货滞销。

[12]
为了应对困境，湖北纱厂联合会一面向北洋政府农商部请求“在武汉及附近限制添设纱厂”，一面发动抵制日货运动以夺回市场。

当时汉口抵制日货运动最为高涨，据日本领事报告称，
“多为纺织业者煽动”。

[13]同时，湖北纺织业积极开展机制布以消化过剩棉纱。

1925年3月，宝丰布厂创立，专纺18、20支纱的棉布，拥有织机240台，平均每台日产布一匹。

1926年，汉口申新纱厂布场开工，有布机273台。

这些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与1924年相比，1926年输入湖北的纺织品数量下降33.67%，湖北输出的纺织品数量增加了81.4%。

但1926年底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武汉各纱厂不同程度减产、停工，裕华纱厂的主要股东出走上海，日商趁机抛售棉纱，占领城市棉纱市场并向农村渗入。

1927年，武汉输出纺织品比1926年下降37.11%。

武汉织布厂半数停工，裕华纱厂亏损银18.56万元，震寰纱厂亏损银41.79万元。

1927年湖北运转的纱机数由1925年的274,608枚减少到197,176枚，全省纺织工业陷入困境。

2.2逆境中艰难奋进的湖北棉纺织业（1928~ 1936年）
1928年到1936年期间，湖北棉纺织业的发展同样是举步维艰，一波三折。

1928年中国关税自主，日本加紧侵华活动，中国人民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新高潮。

在此背景下，一批新厂兴办，生产技术改进，湖北纺织业开始好转。

1928年2月，汉口贫民大工厂开工，计有铁织机及大小提花机约200余台，日产布4,195米。

6月，震寰纱厂、布厂开工，布机250余台。

同年，李玉山、杜少如等人在上海集股筹建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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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纱厂，1929年6月部分厂房建成投产，先开8千锭，日产16支纱约3.6吨。

1931年沙市纱厂正式开工，当年产纱635吨，用棉2,500吨。

[14]同时，各厂积极改进设备和生产技术，培养和训练技工，提高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

申新四厂在1929年通过安装大牵伸纱锭，提高纱机单产水平；裕华纱厂两次派员到日本考察，改良设备，降低成本。

随着一批新厂的建立和生产技术的改进，1929年全省运转的纱锭数301,206枚，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到1931年，汉口港进口的棉织品比1928年减少了56.21%。

[15]1931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天灾人祸不断，湖北棉纺织业再陷困境。

①1931年7月长江水灾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湖北69个县中有54个受灾，全省棉花减到4.6万吨，不及1930年一半。

棉价因此上升，使普通消费者购买力减弱，“花贵纱贱”局面再次出现。

汉口多家纱厂因水灾停工。

据武汉同业工会报告，水灾前武汉针织业100余家，水灾后仅剩50多家。

②世界经济危机至1932年已波及湖北，各国利用中国低关税率以纱布角逐中土。

③日本在1931年9月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之后，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1934年4月武汉市场“每日纱交易中，日货占4/5，国货占1/5；棉布，日货占90%以上。

”[16]④苛捐杂税繁重。

国民政府1931年实行税制改革，废除厘金税实行棉纱统税，纺织品税负大为增加。

裕华纱厂1931年税额比上年增加1.56倍。

震寰纱厂1931年较上年产值增加6.51%，税额增加1.51倍。

在法定的税捐内日商优于华商，而华商纱厂交纳的苛捐杂税，日厂却一概免除。

天灾加上人祸，湖北各纱厂被迫减产以保生存。

1932年9月，震寰纱厂董事会报告称“本年布场亏折银17万元”。

[17]1933年3月，汉口申新四厂发生火灾，除清花车间外，全部烧毁（1934年重建开工，有纱锭4万枚）。

5月，震寰纱厂因亏损过大停业。

6月，一纱厂因棉纱滞销而停工。

8月29日湖北省建设厅向省政府报告称“湖北各纱厂营业不振，有全体破产之险。

”[18]1934年湖北纱、布产量分别比1932年下降23.92%和46.22%，但仍难维持。

据华商纱厂联合会统计，全国92家华商纱厂，1935年1至7月中“倒闭及停业者竟有18，约占1/5。

”[19]湖北的一纱、震寰和承办“四局”的民生等厂全部停产，全省纱机运转数仅129,368枚，是1919年来的最低水平。

据1936年2月13日《国际劳动通讯》：“近来武汉劳工生活困难已到极点，纺织工人总数5万，自从各厂停闭后，现仅裕华纱厂开工，日夜两班，约4000余人，失业人数仍达4万以上。

”[20]
面对困境，湖北棉纺织业想方设法求生存图发展。

1935年12月，湖北纺织业工会请省政府救济停工的三个纱厂（民生、一纱、震寰）复工。

同时，三个纱厂的工人代表多次向政府请愿，要求复工。

1936年7月，震寰纱厂与常州大成染织公司签订经营合同。

9月，汉口商会会长黄文植组织复兴公司承租一纱厂。

裕华、申新等厂的生产形势也开始好转，仅武汉和沙市两地，就有56家棉纺织厂开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武汉纱供不应求，纱价连续上涨，一直持续到1938年工厂内迁。

3湖北棉纺织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湖北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不仅受日本国内及在华日厂的排挤，而且面临国内其它地区的激烈竞争。

湖北的棉纺织工业主要集中在武汉，1913年全国华厂有纱锭约48.4万枚，其中上海最多，约14.2万枚，占总数的29.3%，其次是武汉的9万余枚，占18.7%；1924年全国华厂有纱锭约175万枚，其中上海约67.6万枚，占总数的38.6%，武汉20万枚，占11.4%；1936年，全国华厂有纱锭约275万枚，上海约111万枚，占总数的40.2%，武汉24.5万枚，占8.9%。

[21]在上海、天津、武汉、青岛、无锡、南通等六大纺织工业城市中，除了1924年居第三位、1935年居第五位外，其它年份武汉都居第二位。

考虑到武汉是其中唯一的内陆腹地城市，在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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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方面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湖北棉纺织业取得这一成绩实属不易。

湖北棉纺织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在培养人才、改进技术和促进销售等方面的努力。

①重视纺织教育的兴办和技术人员的培养。

1915年湖北省政府办有武昌甲种工业学校、汉阳高级工业学校、汉口市立职业学校、省立女子职业学校等5所学校，先后培养纺织工业人才约600人。

1918年，楚兴公司开办私立楚兴纺织学校，两届培养人才60人。

一些较大的纺织企业，都很注意培训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以维持生产和获得更多利润。

申四、裕华等纱厂均举办过养成工训练班。

裕华纱厂3次派技术和管理人员6人出国考察，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

②改良棉种和改进生产技术。

1929年12月湖北纱厂联合会与武汉大学、进出口棉业公会、湖北省建设厅等单位组成湖北棉业改进会，试验、改进、培养优良棉种并积极推广。

[22]1931年陕西早霜，棉花受灾，色黄，虽大幅度降价，仍难觅顾主。

裕华厂通过测试，得知耐力未减，于是大量购进，纺织后染色出售，以价廉而取胜于泰安纱厂。

楚兴公司在1919年以后，解决了使用牙轮调整纱支捻度、重量等技术难题，使产品质量有所提高。

1929年，申新四厂安装大牵伸纱锭1万枚，使16支纱生产水平达到每千锭时产26.46公斤，单产水平在申新系统中跃居首位。

1930年，裕华纱厂两次派人赴日本考察，回国后改换大牵伸纱机，并加强管理，降低了人力成本。

当时，上海日厂每万纱锭雇佣工人最多为180人，全国华厂平均为492人，武汉一纱厂为608人，沙市纱厂为631人。

裕华纱厂“1923年三人看400锭，1934年每人看200锭，1936年平均每人看380锭。

”[23]③积极开拓销售市场。

在省外纺织品大量输入、省内市场饱和的情况下，为扩展四川、陕西、云南等地市场，武汉各厂减少代销商，在四川等地直接设立分销处，通过减少中间环节来降低棉产品售价。

同时，采取加大回扣、分成结算、产品加码加重等手段刺激销售。

如第一纱厂将10支纱每小包由4.54公斤加到4.99公斤，裕华纱厂更是加至5.22公斤，通过给客商更多实惠的办法打开了销路。

此外，在激烈的竞争中，有些纱厂善于化不利因素为有利。

如裕华纱厂调查发现客户偏爱有“接头”的日纱后，立即改“搭头”为“接头”，等等。

这些都为湖北乃至整个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当然，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民族棉纺织企业在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等方面均处于劣势。

各企业间相互封锁，各行其是，阻碍了技术交流。

加上缺乏政府的扶持与引导，民族棉纺织业始终无法打破日本掌控中国棉纺织高端市场的局面，湖北棉纺织业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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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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