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文化诉求与创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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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文化诉求与创新使命

作者：高晓清 蔡剑桥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13年第02期

摘 要：大学文化，是一个不同于其它文化的与“教育”、“培养”有关的概念。大学以关心人类的心灵幸福为宗旨。具有特定内涵的博雅与通达、修养与高贵、责任与勇气是大学文化的精华养分。大学对人类心灵的责任，除了要传承和创造高深知识，还对知识的后果负责。具有创造天分的人，在自然分布上有一定的概率。知识创新作为现代大学文化的重要内涵，需要大学为他们提供学术自由的保护，让他们的创造天性得以良好地成长，而不是去刻意地发起创新工程，试图通过“培养”创新人才而制造出创造性成果。

关键词：大学；文化；知识；创新；自由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17-0717（2013）02-0008-06

收稿日期：2013-01-1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2010年立项课题“湖南省城镇化进程中高校社会服务职能拓展研究”（10C0929）。

作者简介：高晓清（1963-），女，湖南益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文化是一个存在于并可以使用于各个领域的概念，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年代都存在不同的文化。但大学中的文化，却是有着特定内涵的不同于江湖文化、行政文化或大众流行文化等的，与“教育”、“培养”有关的概念。列奥·施特劳斯在他的一篇“什么是自由教育”的演讲中，对大学文化做过一个描述：文化在英文中表达为culture，它的拉丁文原意是耕作的意思，与英语中的耕耘、培养（cultivate）具有同源性[1]。所以，大学里的文化，就应该象农民辛勤耕耘他的土地和精心养育他的作物一样，是教师精心选择适合于学生生长的养分，并提供给学生，使学生身上符合大学教育要求的那一部分天性得到保护与发展。

一

大学到底应该选择与提供怎样的养分？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人类在天性上大致是遵守自然规律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团体，其人群构成上最初都是一种自然的状态：既有高智商的，也有低智商的；既有活泼好动的，也有安静缓慢的；既有天才，也有平常人。这些人之所龙源期刊网

以后来的成就不同，除了天性之外，就是因为他们从周围的环境中吸收的养分不一样。大学环境提供的养分，也就是大学的文化，取决于大学希望或者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如果大学只是要培养一般的公民，如果只是需要掌握基础知识和法律常识，那么小学，充其量中学就足够了；如果只是需要道德，那么社会传统与宗教的力量远远高于学校；如果只需要技能，那么发挥好职业院校的职能就行了。

但是，大学不仅仅需要上述的一切，它更需要的是“博雅”与“通达”。这些，使得大学人与大学以外的人不一样。雅斯贝尔斯在“我的大学观”一文中，强调大学的“精神贵族”气质[2]（P132），说精神贵族是形成了高尚的道德情怀、掌握了广博的知识、具备了高瞻远瞩的目光、拥有了宽广容忍的胸怀、形成了通融理性思维的人。捷克政治学家、前总统哈维尔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他在对知识分子下定义的时候，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生都在致力于思考这个世界的事物以及事物更广阔的背景，他们的责任首先是阅读，然后是思考和教授，再就是出版和向公众发表演说[3]（p166）。这种具有精神贵族气质的知识分子的成长，与个人出身的阶层无关，而是主要取决于他所在的大学提供的是什么养分。很显然，“博雅”、“通达”等气质需要大学提供广博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社会各行各业分工越来越细窄的时代，大学里却仍然在呼唤通识教育、人文教育的原因。通识教育或人文教育，需要大学里的教师提供，可是，现代社会中的任何一所大学的教师，都不可能掌握了人类的全部真理，或者在某一个领域达到了真理。他们也是学习者，只不过比学生学得更早和更多一些而已，所以他们任何人都难以把自己当成或者期待别人把他当成真理的代言人。

那么，学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达到广博与通达？永恒主义学派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关于人性、宇宙等，都具有一些永恒的真理，这些真理在一些最伟大的智慧者那里得到了诠释，大学应该让学生们认识那些伟大的心灵提供的智慧成果，借此实现学生们对世界以及世界中广泛的事物与人性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哈维尔强调阅读之后再思考与教授的原因。一个世纪以前，美国芝加哥大学38岁的校长赫钦斯，为自己所在的大学开设了一个百部名著计划，这一计划虽然没有不折不扣地执行，但名著阅读与人文陶冶成了一百多年来这所大学的主要养分。就是这种与众不同的却符合大学内在精神的养分，使得芝加哥大学在一个社会需要大量职业技能型人才的工业化时代，在精英林立的诸多美国大学中，成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众多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航者位置的大学。

二

通识教育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阅读经典。那些写出了不朽著作的伟大心灵，通过与我们的交谈唤醒我们心灵的卓越与优异。教育正是按照心灵的本性对内在的能力进行关照和提升的一种活动。那些伟大的心灵提供的照料显然比我们现实中的任何教师都要全面和深入。阅读经典使我们摆脱世俗的浮华、现世的烦躁和平庸的肤浅，使我们的精神由贫民走向贵族。

所以，大学与众不同的地方，还在于大学人的“修养”与“高贵”。什么是修养与高贵？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与王后被送上断头台，王后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冲口而出“先生，对不起！”这就是修养与高贵。我们往往会把有些高贵看成是与生俱来的，但那种所谓的龙源期刊网

与生俱来，实际上是“高贵者”所处的家庭、环境和所接受的教育都具有的高贵传统所致。人们常说的“三代出一个贵族”就是这个意思，是说一种高贵气质的炼成，需要人们在高贵的环境中长期陶冶。

大学本来是一个高贵而神圣的场所，中世纪的教皇是西方文明的中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中世纪的大学以教授神学为天职，大学需要得到教皇的许可状才能立名。这样大学就因为得到教会的特殊保护而具有神圣特质，又因为无涉世俗事务而被称为“象牙塔”。到后来，神学的地位削弱，象牙塔精神变成了“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在上帝死去、大学日益兴盛的过程中，大学取代教会成为了社会的良心、人类精神的家园。事实上，大学文化与宗教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二者都以精神工作为己任，以关注人们的心灵为宗旨。正是这种内在的一致性，才使得大学可以取代神圣而高贵的教会。所以，与其说，大学人的修养与高贵，主要是来自于他们所掌握的与时俱进的高级职业技能，还不如说，主要来自于大学那种与上帝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传统的象牙塔精神。那么，什么是象牙塔精神？象牙，色泽光润、质地纯洁、结构坚韧、价格昂贵、物间稀有；塔，与周围形成隔离，宁静淡泊、与世无涉，却巍然屹立。象牙塔，纯洁高贵、巍然屹立的精英之塔。象牙塔内流行的文化，是无需世俗干预也不追求世俗名利的自由探索、自我修为的充满自由又遵守塔内严格规范的文化。这里的养分是高深学问、学术规则以及对人类心灵的当下和永恒的关怀之路的追求。

教育关心人类心灵的幸福，这是作为教育的文化[4]与别的文化的重要区别。人类心灵的幸福，既取决于物质，也取决于精神，但在所有原始的物质相同的前提下，归根到底是由精神创造的。人类文明的进步带来了物质社会的丰富多彩，而文明，是经过人类之手而获得的结果。人类之手不会毫无意识地行动，它肯定是在意识的引领下进行的。人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现在的后工业文明，无不体现了人类的智慧与创造。这就是精神活动的力量，也是精神活动的高贵之处。大学是精神工作的重地，尤其是关于高深学问与知识创新的精神工作重地，那么恪守精神工作的规则就应该是大学的天职。如果大学过分追求物质功利，就会丢失大学与生俱来的那份高贵以及历经千年炼就的高贵修养。

三

担当精神贵族的大学人，需要“责任”与“勇气”。现代社会的大学，已经走向了社会中心，为社会服务成了它义不容辞的责任。问题在于，大学该以怎样的方式去为社会服务？很多高校工作者说，大学要适应社会，要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诚然，在一个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年代，大学毕竟要培养大量从事普通职业的技术工作人员。但大学内部却不应忘记它培育心灵、追求精神工作的天职，而且一旦大学将自己定位在主要是从事精神工作而不是物质生产基地、主要是为人类心灵提供养分而不是“陶铸”机器，那么它所进行的必然是与高深学问有关的工作。人类心灵幸福的追求与培养之所以是高深学问，是因为人类心灵的复杂性。古今中外的哲学无不以关注人类的心灵为宗旨，而哲学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高度抽象。 龙源期刊网

大学是传承与探索这些学问的场所。基础教育也关注人的心灵，但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不同。当教育比较发达的时候，在大学产生之后的时代或大学存在的地域，“知识分子”这个词或许就只能属于大学人专有了。雅斯贝尔斯说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对时代与未来的强烈责任感，对苦难者充满同情而又可以勇敢地拿自己冒险[2]（p137）。哈维尔说知识分子对未来的一种可能性负责[3]（p169）。就知识的责任而言，基础教育只为现在负责就行了，因为他们更多地是传承常识性知识；而高等教育则传承高级知识，并承担创造知识、对未来负责的责任；不仅创造知识，而且对知识的后果负责。这是基础教育难以做到，也不需要基础教育来做的事情。但知识的后果比知识本身的力量更为巨大，它不仅极大地影响物质世界，更加影响人的心灵世界。种族文化与极权文化导致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分配不公，更重要地是导致了心灵的对抗与仇恨。知识分子要对这些文化负责，因为这些文化从知识产生之日起，就注定要严重地损害我们这个世界的将来。

但对知识的未来负责，是需要有冒险精神甚至牺牲精神的。历史上曾有无数知识分子因为提出与当时主流文化相对立但后来证明是真理的知识，而遭到主流社会的迫害甚至杀害。无论是乔姆斯基的《知识分子的责任》[5]还是朱里安·本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6]，都将真正的知识分子看成是敢于持有异议者，即勇于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说出真相，谴责当权者的罪行，呼吁公平正义以及对穷人和受苦者的关怀。这当然要冒引起当局恼怒的危险。这方面的最早也最典型的历史记录，是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被指控腐化雅典年轻人而被迫喝下毒药，但他表达的真理是两千余年以来人们一直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被乔姆斯基喻为“未来的预言家”和“先知”。大学应该将这种“责任”与“勇敢”的养分提供给学生。

这样，回到前面的问题，大学为社会服务，就不仅是指为当下已有的社会各行各业服务，还需要，或者更重要地，是通过对已有知识的审慎分析和精心选择，以及通过创造知识和对知识的后果负责的一种态度和探索，来为社会的未来服务。值得一提的还有，大学是否有必要刻意地去追求为社会服务，或者为国家服务？我们坚信，大学只要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就完成了国家与社会期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