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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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乾嘉考据学派的历史作用及批判继承问题
乾嘉考据学派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它的历史作用和批判继承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首先,乾嘉考据学派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流派之一。
乾嘉考据学派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乾嘉考据学派的批判继承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乾嘉考据学派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但是乾嘉考据学派的思想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忽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忽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等。
因此,学术界一直在对乾嘉考据学派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继承,以更好地发挥乾嘉考据学派的历史作用。
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方式方法,历朝历代皆有存续,但是能成为一个专业的学术流派却为清代独有,在我国学术史上继先秦诸子,两汉明经,隋唐诗歌,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后又一座丰碑,另后世高山仰止。
近年重兴国学热潮,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探究者亦众。
历来谈及乾嘉考据学成因者,多归之于三个方面,政治因素如文字狱,稽古右文等,迫使学者为逃避政治而考据;经济因素如康乾盛世,社会经济繁荣等,使学者能安然恬适得沉迷于考据;内在因素即儒学内部发展规律。
依政治因素说,乾嘉考据学者是“被迫”埋首于故纸堆中;依经济因素说,乾嘉考据学者是“乐于”埋首于故纸堆中;依内在因素说,乾嘉考据学者是按学术发展规律“应该”埋首于故纸堆中。
但是,仅仅用“被迫”、“乐于”、“应该”来解释众多学术大师云集响应,形成一代思潮的行为,恐怕略显单薄和牵强。
用“为考据而考据,为学问而学问”去解释需要穷尽一生去完成的一项事业,似乎经不起推敲和研究。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有点信仰的,目标是不竭的动力。
乾嘉学者为什么要训诂考据?他们旷世智慧的头脑里、经纶满溢的心胸中到底充盈着怎样的思想,才能汇思成潮,使考据学终成一代学风。
1经世致用的观念传统观点把乾嘉学者描绘成统治者屠刀下苟延残喘的懦弱者,或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两脚书橱。
其实,后人对乾嘉学者往往在“一名一物,一字一句”间求其是非,实为极不公允之评论。
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文化内核势必在几千年来的学人思想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对乾嘉学者来说也是如此。
乾嘉学者大多有仕宦经历,仕宦途中,亦多做好本职工作。
惠栋54岁仍应诏经明行修之士;戴震53岁仍出任翰林院庶士;毛奇龄参加博学鸿儒科,得翰林院检讨,屡次向上献书;“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阮元历任督抚要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但是他们对“志权势,营财利,侈美观,极嗜欲”“早已淡然不萦于怀”[1]他们不倡享乐,不沉湎于功名利禄,反对归隐,积极入世,他们对社会对现实多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还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同古学研究结合起来。
清乾嘉学派终结原因初探摘要:清乾隆、嘉庆年间,考据逐渐占据学术研究的主流,乾嘉学派随之而生并盛极一时。
此学派影响深远,至今犹存,但是作为一个学派乾嘉考据学在嘉道以后实际上已不存在。
本文主要从学派的自身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新的学术兴起的冲击三个方面来探讨乾嘉考据学派的终结问题。
关键词:乾嘉学派;考据;终结原因;自身危机;社会危机;今文经学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75-01清乾隆、嘉庆年间,考据逐渐占据学术研究的主流,在经学、史学、文献学等学科,学者治学以考据为尚,涌现出一批考据名家,学术史上将其称为“乾嘉学派”,并盛极一时。
乾嘉考据学,影响极其深远,乃至近现代仍然有着一代又一代的有为学者深受其益,但是作为一个学派,乾嘉考据学在嘉道以后实际上已不存在。
嘉道之际,考据学受到来自学派内外的冲击,面临着危机,使学派意义上的考据学终结。
然历来的研究多侧重其发生的原因、学术成果、代表人物、发展历程、历史贡献等等,涉及到对其作学派意义上的终结的研究却很少,尤其是关于其终结原因的研究。
本文主要从学派的自身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新的学术兴起的冲击三个方面探讨之。
一、内部:学派自身的危机乾嘉时期,乾嘉考据学在学术界占据了主流地位。
然而,即使是在全盛时期,考据学也孕含着危机因素。
(一)汉宋之争及其影响这一时期,汉学昌明,遍于环宇,但对汉学的批评却不绝如缕。
特别是崇尚宋明理学的宋学派更是对之攻击不遗余力,所谓汉宋之争未曾停息。
乾嘉考据学鼎盛,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声音就不存在了。
事实上宋学派的反对声音从未断绝:一方面,程朱理学自为康熙帝推崇以来,一直作为官方哲学而高居庙堂;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依然是以程朱理学为主。
因此,执着于理学的大有人在。
他们对于“为汉学者,搜求琐屑,微引猥杂,无研寻义理之味,多矜高自满之气”的现象,深表不安。
其中,以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为集中代表。
他抨击汉学有“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骛名而已”;并直言“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
清代乾嘉考据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急)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清初思想呈多元态势。
清初思想家在哲学、史学、自然科学诸领域均有涉及。
其社会政治、哲学、军事方面的思想主张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专制政体和宋明理学的批判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随着清朝统治趋于稳固,思想学术界呈现了与清初不同的变化,即考据学开始在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
乾嘉考据可认为是一种学风,也可指一种方法,却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科。
因为这个时期的学者都尊行以经学为主的汉代学术,故称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为汉学。
又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朴实无华的考据功夫,故又称其为朴学。
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也称之为乾嘉考据学。
乾嘉考据的出现和形成,有多方面原因。
从社会政治原因说,清统治者征服全国后,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发展,乾嘉时期是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即所谓“乾嘉盛世”,在这种情况下,对文化有进一步的要求十分自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更是必需的。
从顺治时代到康熙时代,因为统治秩序尚未稳定,清朝君主对坚持气节的明朝遗民主要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
顺、康二朝文字狱与乾、嘉二朝相比要少,处罚和诛连的程度也轻缓一些。
只要没有明显危及统治,隐居不仕的明朝士大夫可以在他们的范围内著述、讲学,也可以不去响应为拉拢他们而特地开设的博学鸿辞科。
顺、康以后,情况有所不同。
已经腾出手来重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并且被充分汉化而深谙统治术的清朝帝王开始施行文化高压政策。
康熙以后的文字狱,其严酷程度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
与此相关的文化高压政策,还包括禁止结社讲学、发布禁书令、大规模烧书和毁书等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清初那种因充满忧患意识和爱国激情所导致的思想界的锐意进取、探索和致用的学风被强行扭转了。
同时,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随着时间推移而相继亡故,其后学即使继承了他们治学的某些方法,也因没有经历刀光血影的民族征服和亡国之痛而难以承袭前人的思想精髓。
清朝统治者在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同时,还采取怀柔手段,以促成与乾嘉盛世相适应的文化盛世。
乾嘉考据学新论【内容提要】乾嘉考据学家虽然标榜汉学,批判宋学,但他们不同程度地有着宋学渊源与背景,对宋学并未全盘否定;乾嘉学者所倡导的“实事求是”之学,其实有很大的局限性,是一种在膜拜《六经》、尊崇汉儒前提下的先验论;因为不擅科举,他们中的多数功名黯淡,过着“著述难为稻粱谋”的艰辛生活;尽管如此,他们也并非一味消极避世,而是有着可堪称道的“事功之学”。
【关键词】乾嘉考据学汉学宋学实事求是事功之学一、乾嘉考据学家之宋学背景清代考据学盛于乾嘉时期,然追溯其在清初之源流,则一般认为与顾炎武等人有密不可分之关系,即汪中所谓“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1)。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学术宗尚方面虽汉宋兼采,但也各有所主,业师孙钦善先生综论顾、黄、王三人曰:从总的思想倾向看,王夫之和顾、黄一样,也是反对宋明理学的。
但细分起来,三人还有些差别,即:顾炎武反对陆、王,修正程、朱;黄宗羲修正陆、王,反对程、朱;王夫之则宗师张载,修正程、朱,反对陆、王。
(2)也就是说,顾、黄、王诸人,无论其宗程朱抑或宗陆王,其根柢皆为宋明理学系统中人物。
同时之张尔岐,其学亦“深于汉儒之经而不沿训诂,邃于宋儒之理而不袭语录”(3)。
至乾嘉考据学家,自惠栋始,师法汉儒,标举“汉学”,排斥宋学,几与宋儒划清界限,此世人皆知。
然细考其学术渊源,实与宋学有密不可分之关系,不少学者有宋学背景,此则或为时人隐而讳之,或为后人所忽略不道。
例如,惠栋是高举“汉学”大旗的第一人,对宋代经学大加排斥,甚至说“栋则以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灰”。
但对宋儒正心诚意、立身制行之学,却采取肯定的态度并树为楷模。
即所谓“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4)。
而江永、戴震之学,本出自朱子故里,有深深的宋学烙印,江氏有《近思录集注》14卷,《河洛精蕴》9卷等书,就是最好的证明。
戴震虽然痛责“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但不废性理,以闻道为治学之终极目标。
章学诚明言“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5)。
谈乾嘉学派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
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来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
乾嘉考据学派往往被认为脱离政治,没有思想内容,为考据而考据。
其实,考据学派的奠基者顾炎武,正好和这种学风相反。
他关心政治,反对理学,是以考据作为工具以明“经”,一方面“通经致用”,一方面阐明“经学即是理学”。
顾炎武的主要著作是《日知录》和《音学五书》。
《日知录》的前七卷是书中的主要部分,他的“拨乱世而返之正”的“大经大法”和他的“经学即理学”的理论,在这些篇章中都有所论述。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顾炎武这些思想和主张,但必须指出,《日知录》绝不是单纯考据论文集,而有它很明显的政治、思想内容,抛开这些内容而论《日知录》,那真是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
但后来的乾嘉学派却正是这样来衡量它的。
顾炎武是一个笃实学者,也是极端自信的人,他相信《日知录》是不朽著作,也相信《音学五书》,他以为三代“六经”之音久失其传,因而后人有改经之病,经而可改,则难语乎通经。
他以为《音学五书》出,“则俗韵不攻而自绌,所谓一变而至鲁也。
又从是而进之五经三代之书,而知秦汉以下,至于齐梁,历代迁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诗,可弦而歌之矣,所谓一变而至道也”(《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
这些话如果仅是单纯的比喻,以为通古音后等于一变而至于道,也有些比拟不伦。
而且他的意思还不是单纯的比拟,他以为读古经的训读,否则无法通经,无法通经则不能致用,更无法拨乱世而返之正。
古音学是乾嘉学派的核心,抽去古音学就不成其为乾嘉学派,但顾炎武之治古音却是为了“治国平天下”!阎若璩是与顾炎武同时而稍后的人,也是清朝考据学派奠基者之一。
他博贯群书而又精于考据,代表性著作有《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潜邱札记》等书。
在这些书中没有政治思想。
他没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也没有远大理想,他只是当时权贵的食客。
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乾嘉考据学肇端于明末,形成于清初,鼎盛于乾嘉,式微于晚清。
于清初,鼎盛于乾嘉,衰落于晚清或道光以后”——存在显着差异。
它要求将以经史考证为本质特征和内容的乾嘉考据学作整体而系统的考察,抛弃“汉学”中心论和唯经学标准,对该学派形成于何时予以准确说明,在此基础上合乎逻辑地说明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及有关问题。
)作为考据之学,它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纽,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
简言之,在治学内容上以经史为中心,而旁及小学、音韵、舆地、天算、典制、校勘、辑佚、金石、辨伪等。
在治学方法上,胡适认为有四个特点:即历史的眼光,工具的发明,归纳的研究,证据的注重。
其实就是讲“实事求是”,重立言有据:一是证据(evid-ence),一是依据(authority)。
考据之为一代学术的代称,为清代所独有。
它以其特有的风姿矗立在学术史上,瑰伟而神奇,从而成为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学术奇观。
又由于经学历经了十余个世纪的开辟、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积衰过程,至清代而回光返照,放一异彩,以超迈秦汉、傲视往哲的“绝学”之姿,使迄今为止的任何传统文化和学术都难以逃脱其光芒的强烈辐射和形塑。
几乎是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式微,对它的总结性探究即及身而至。
根据90年代初台湾林庆彰先生的估计,仅民初以来有关清代考据学的论文就在2000篇以上,其中有相当部分或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其成因问题。
论者多同意考证学的兴起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因着重点和视角不同,结论又言人人殊。
黄克武先生在《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一文中将其分为六类,虽不尽条贯合理,但内容却较周全,故本文先以此为线索对有关观点作一简要回顾和述评1.“考证学源于明末前后七子的复古以及杨慎、陈第、方以智等人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
”持相关看法者盖有朱希租、萧一山、钱穆、容肇祖、林庆彰等人。
,第941~942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第135~136页;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台湾开明书店1962年版,第279页;林庆彰:《实证精神的探讨——明清考据学的发展》,载《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浩瀚的学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298页。
)此论考察清代考据学不以清朝为断限,而追溯其构成一个完整周期和过程的合乎逻辑的源头,确为远见。
然而,若仅以“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来解释考据学的形成,又显似单薄。
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导源于对古典经籍的致疑和辨正,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代学术代称的考据学则为清代所仅见。
个人的“雅好”如何演变为主流学术,自有根本的内在矛盾性和外部规定性,无论是乾嘉考据学的形成还是发展,都与此前提不可须臾而离。
当然,朱、萧、钱等人注重此点,但并不完全排斥其它因素。
2.“考证学受到耶稣会士所传西学的影响”。
梁启超、谢国桢等多人曾论及此点,其论尚持中平允。
,第26页;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外人彼德生(Willard Peterson)、艾尔曼(Benjamin )也具有代表性。
明末清初西学的引进固然促进了中国原有的天文历算学的复兴,但不宜持之太过,如艾尔曼说:“汉学家对西方实证科学的兴趣是他们追求客观性知识的关键因素”,显然是袭韦伯之余绪,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
其它如Joseph 也有类似观点,因而引起激烈批评。
3.“由于清廷的高压统治与笼络,士人参加政府的学术计划或自行从事与政治无关的考证工作;并有学者由此评估考证学者精神上的沦落。
”虽然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唐君毅、侯外庐等人有此说,但不唯此说。
此论被概括为“文字狱高压说”,长期以来成为最流行的诠释,尽管它在后来也受到各方面的严重挑战。
此说的最大负面倾向在于,将考据学的兴盛简单地看成是学者们对清朝文化高压政策被动而消极的适应,即主要地归结为一个“逼”字,从而否定或低估了汉族学者积极而主动地“反”的一面,因而说考证学者精神上完全“沦落”并不合适。
此说往往推源章太炎,其实有很大误解,因为章氏对该学派成因的完整解释实际上是“文字狱—反满说”,是“两点论”而非“一点论”,而反满又居核心地位。
4.“考证学与社会经济变化有关,社会中的许多成员如官员、商人的奖掖、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以及人口的成长都直接间接促成此运动的发展。
”倪文孙(David Nivison)、梁启超、侯外庐、王俊义等学者有所阐述,然轻重程度则殊,有的甚至将其视为主要或决定性因素。
“康乾盛世”诚然对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有莫大外在式关联,但与其产生或兴起关系不大,因为考据学形成于17世纪晚期,与“康乾盛世”并非处于同一时区。
5.“考证学源于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例如认为考证的兴起涉及于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之反动,或认为受程朱陆王的辩论、气的一元论的提出或经世思想的出现等因素影响。
”此论尤其是后者诸说一度受到广泛重视,但又存在夸大作为社会意识的学术思想的独立性而忽视社会存在的最终规定作用的倾向。
6.“认为考证学的出现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交互影响,并强调上述第四项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视性。
”黄克武先生以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为集大成之作,似誉之稍过。
梁启超早在20年代写就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尝试从内外诸因素综合考察乾嘉考据学的一部巨着,其功当不在艾氏之下。
另外,大陆青年学者漆永祥所着《乾嘉考据学研究》一书也在这方面用功颇多。
当然也勿庸讳言,在我们还没有厘清清代考据学集合内的诸要素并理顺它们之间的各种真实联系之前,我们的结论就难免“堆马铃薯”之讥。
上述六类解释罗列虽较周全,但不免汗漫散处,且交叉重复多。
1993年底蒋秋华先生又将学术界关于“乾嘉学术”之成因的研究总结为两大方面、三个要素。
两大方面是指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即在于考据学的思想性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大致相当于以上第1、5两类;外在因素又分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满清对汉族士人所采取的压制和笼络并施的手段,核心内容则为文字狱,与第3类同,后者强调“康乾盛世”,与第4类同。
虽较简略,却能提纲挈领,便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动态。
总地来看,20世纪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草创渐趋精卓、由粗疏渐趋细密、由多门户之见渐趋平实之论的过程。
早期的学者虽有“近水楼台”之便,也有以“庐山”自蔽之嫌,且他们的研究乾嘉考据析理未严,多为研究断代学术史之副产品。
即如章太炎、梁启超诸大师,虽负绝人之姿,发举世未发之论,精神已具,而草创未精。
其后学者创获甚丰,但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纵深推进,已有的讹误和偏颇也由隐而显。
客观地说,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与港台和国际汉学界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相比,建国后大陆学者对乾嘉考据学的学术性研究则黯然失色,直到80年代才有所改观,并取得丰硕成果。
这种改观和成绩既得益于对以往研究结论的质疑和反思,也得益于对港台和国际汉学界学术成果的汲取和借鉴。
具体到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大陆学者尤其是王俊义和陈祖武两先生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争鸣,并作了阶段性总结,它标志着到90年代海峡两岸学者在认识上的趋同。
数十年以来,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研究虽然取得显着进展,然而在研究方法和识断审度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如果不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反思,研究的深入以及完善结论的获得依然将只是一种企盼。
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概念的混乱造成论题的歧义和转移关于乾嘉考据学的名称和界定,自清代始就一直是令学者们煞费苦心的事,也颇多争议。
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称考核学,《四库提要》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通称,今人则多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
尽管释名各有千秋,但均侧重于某一特征,如称之为“朴学”,侧重于它质朴求实、不尚浮华之特征;称之为“实学”,侧重于其重实际、重实证的主张和旨趣;称其为“汉学”则与宋学相对,侧重于其崇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特质;称“考证学”或“考据学”则强调其治学方法和价值取向的本质特征。
总之,无论何种称谓,只要赋予它严格的内涵和外延并约定俗成地被接受,都无可非议。
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却出现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的严重混用和混同。
简单地说,广义的乾嘉考据学指整个清代268年的考据学,而狭义的乾嘉考据学则仅指乾隆、嘉庆两朝85年的考据学。
这种概念的混用和混同首先表现在不同的论者之间。
如在大陆,范文澜、戴逸、王俊义、漆永祥等新老学者用广义,而其它学者如陈祖武、来新夏、邓瑞、李映发、朱瑞强等学者却用狭义。
范文澜说:“自明清之际起,考据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
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成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
”戴逸在《汉学探析》中对“汉学”之名称进行辨析:“有清一代,经学研究的风气极盛,产生了所谓‘汉学’。
……称它为‘汉学’是就其学术宗旨而说的。
……但也有称它为‘朴学’或‘考据学’的,这是就其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而说的;也有称它为‘乾嘉学派’的,这是就其时代而说的,这一思潮和学派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也就是乾隆、嘉庆统治时期达到全盛阶段。
”,第1~2页。
)王俊义在《乾嘉汉学论纲》中也说:“乾嘉汉学虽以乾嘉表明其时代特征,但并非其起迄时间仅界定在乾隆、嘉庆这两朝,即从乾隆元年到嘉庆二十五年这八十五年,实际上乾嘉汉学从其产生形成,经发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则与有清一代相始终。
”漆永祥也沿此说:“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关于考据学之称名与界定,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争论。
……而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则是因其极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故以时代为学术之代名。
”持狭义的陈祖武先生则认为:“清代乾嘉之世,形成了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以及宋明理学后先媲美的清代汉学。
治学术史者遂将以考据为学的清代汉学称为乾嘉学派。
”又说:“清初反理学思潮的经世致用宗旨,是决定这一思潮的性质及其历史价值的基本方面,也是使它有别于之前的宋明理学,又不同于其后的乾嘉考据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以致到乾隆初叶,经世致用的宗旨丧失殆尽,反理学思潮遂脱变为一个自考据始迄考据终的复古学派,即乾嘉学派。
”邓瑞在《试论乾嘉考据》一文中倾向于用狭义。
1986年第4期。
)来新夏在《清代考据学述论》中也主狭义:“由于他们处在乾嘉时期,又称为‘乾嘉学派’。
正是在这一阶段才把汉学、考据学和乾嘉学派赋予了同一内涵意义。
”李映发在《“乾嘉学派”的兴衰》中也有言:“清代中叶,有一个着作较多、影响颇大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乾嘉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