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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度写范文[鲁迅主杂文 鲁迅杂文集] 鲁迅 杂文集模板](https://img.taocdn.com/s1/m/308cf1dd77232f60dccca174.png)
[鲁迅主杂文鲁迅杂文集] 鲁迅杂文集【鲁迅的杂文】鲁迅的早期杂文集是？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
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
”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
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
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
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
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
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
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
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
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
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
”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
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
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杂文：鲁迅的主要文化和文学业绩鲁迅的杂文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一、形成期（1918—1925）：从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到1925年“女师大风潮”发生期间所写的杂文可归为这一时期，大都收入在《热风》和《坟》两个杂文集中。
这时期的杂文多是针对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思想观念而作的，特点是就一些分散的题材解剖或针砭带有高度普遍性的思想观念。
如《我之节烈观》论述中国贞节观念的荒谬，《娜拉走后怎样》论述妇女解放的问题，《现在的屠杀者》、《暴君的臣民》等则是对旧的思想观念的剖析和对新的思想观念的申诉。
鲁迅这时期的杂文带有明显的形成期特征。
《热风》中的杂文更接近“感”，热情充沛，直抒胸臆，《坟》中的杂文更接近“论”，以细密的逻辑层层递进，说理充分。
以后鲁迅的杂文将这两种倾向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二、发展期（1925—1927）：从“女师大风潮”发生后至1927年国民党在一系列血腥屠杀后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之前所创作的杂文可归入这一时期，多数收录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这两个杂文集中。
这时期鲁迅杂文的显著特征是，除了继续前一时期的一般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以外，更多的杂文是围绕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而写的，并且有了像章士钊、陈西滢等比较集中的目标。
鲁迅思想的尖锐性和深刻性更充分地体现出来，由此也引起了新文化阵营内部不少人的反对。
在艺术上，鲁迅这时期的杂文开始出现了如“叭儿狗”这一类具有高度典型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意象。
另一特点是形式的多样化。
在形成期，鲁迅主要运用的是较完整的论说性杂文以及热情充沛、短小精悍的随感录，而在这一时期，《无花的蔷薇》、《论费厄泼赖》、《青年必读书》、《忽然想到》等都各有特色，更自由地运用各种形式而又有杂文文体统一的特征。
三、成熟期（1927以后）：这一时期的主要杂文集有《而已集》、《南腔北调集》、《二心集》、《三闲集》、《花边文学》、《准风月谈》、《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系列。
中篇：中国现代文学年表三十年代文学思潮与运动1928年1月郭沫若《英雄树》发表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
同月由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孟超等组成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创刊号发表蒋光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
同月创造社后期重要理论刊物《文化批判》创刊，发表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
2月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发表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
同月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发表于《文化批判》第2号。
3月《新月》月刊创刊，发表徐志摩执笔的《〈新月〉的态度》及梁实秋《文学的纪律》同月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发表于《太阳月刊》第3期。
同月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发表于《语丝》第4卷第1l期，回答创造社的攻击，从此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6月梁实秋《文学与革命》发表于《新月》第l卷第4期。
同月鲁迅译《苏俄的文艺政策》发表于《奔流》（鲁迅、郁达夫主编）创刊号。
7月彭康《什么是"健康”与“尊严”》发表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
8月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发表于《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
10月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
12月《文艺理论小丛书》开始出版，包括苏联弗里契及日本左翼作家论著共6册，由鲁迅、陈望道等翻译。
1929年5月茅盾《读〈倪焕之>〉发表于《文学周报》第8卷第20号。
同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开始陆续出版，包括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论著，共8种。
由冯雪峰、柔石等翻译。
12月粱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分别发表于《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
1930年1月鲁迅与冯雪峰等合编的《萌芽》月刊创刊。
2月成文英（冯雪峰）译《论新兴文学》（即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节译）发表于《拓荒者》第1卷第2期。
同月沈端先（夏衍）、鲁迅、柔石、华汉（阳翰笙）、画室（冯雪峰）等12人召开左联筹备会。
3月鲁迅《“硬译”与“与”文学的阶级性”》发表于《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
文化鲁迅晚年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预感与忧思文/王彬彬鲁迅逝世于1()36年10月19H,距“七七事变”爆发 尚有八九个月。
如果说，“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对中国 的侵略还是一种局部霸占，那“七七事变”则意味着H本 是以侵占全部中国为目标了。
鲁迅没有看到“七七事变”以及后来的情形，但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鲁迅 便预感到日本会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
国土全面沦陷，人 民都成为亡国奴，是鲁迅晚年深重的担忧。
当“九一八事 变”发生时，中华民国诞生才20年。
中华民国是推翻满 清统治后建立的。
满清作为异族侵略者，入主中原，统 治中国260多年。
鲁迅生于1881年，30岁以前，都是满清 统治下的草民，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作为汉人，是满人的 奴隶。
当作为满清的奴隶时，鲁迅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
满清统治中国260多年，不但以暴力迫使汉人在身体上屈 服.还以各种手段对汉人“治心”，即在精神上愚弄、麻 醉汉人，使汉人在心理上和在精神上认同满清的统治、奴 役。
当辛亥革命发生时，极力要捍卫、维持满清统治者，并非全是满人，也有许多汉人。
甚至当满清政权已然垮 台、民国已然成立，还有些汉人以遗老身份无限怀恋满清 王朝，时刻梦想满清皇帝的复辟，也真有汉人主导的复辟 闹剧发生。
这情形，鲁迅在书上读到过许多，在现实生活 中也曾见识过许多t摆脱此一异族的统治才20年，又要成 为彼一异族的奴隶，这怎能不令鲁迅有无尽的哀伤？满清 统治者费尽心机对汉人进行“治心”，手段也不可谓不 高明，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
而日本如果全面占领了中 国，也必然会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上的愚弄、麻醉，让 中国人民不但在身体上臣服于日本统治，在精神上也认 同甚至迷恋日本的统治——而这，才是晚年鲁迅最为深 切的忧虑。
“九一八”之后，鲁迅便清醒地意识到，日本的侵略 野心决不会停止膨涨，国联的调解也好.日本国内自由主 义者的呼吁也好，中国军政要人和学界名流的劝告也好，都不可能让日本停止、放弃对中国的侵略。
第二编新文学第二个十年（1928——1937）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教学目标和要求：1、理解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势下，文学呈现出来的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2、通过学习对30年代的文学思潮运动有一个大概的把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把握从20年代到30年代时代精神的变化在思潮运动和文学创作中的体现。
教学手段：理论讲授第一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一、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论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中，“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代替了笼统的“新文学”或“革命文学”的口号。
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以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为开端，1930年左联的成立为标志，至1936年左联自动解散，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时对基本终结。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反革命，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革命。
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进入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因此这是一个国民党政权由建立到相对稳定，同时又是危机四伏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要从初期所谓“混合型的革命文学”推进到正面提倡“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阶段。
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社团有创造社（后期）、太阳社以及“我们社”。
后期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和刚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
新办《文化批判》、《流沙》、续办《创造月刊》上，发表了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麦克昂（郭沫若）《英雄树》、《桌子的跳舞》。
1928年成立于上海的太阳社，以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夏衍等为代表也倡导革命文学。
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发表了《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章。
他们共同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试图以马列主义指导文学运动。
他们的文章宣传马列原理，论证无产阶级文学发生的必然性，阐发文艺的阶级性，强调文艺的宣传教育和作为斗争的作用，从而把“五四”新文学推向了一个发展阶段。
鲁迅：直面民族的“生死场”作者：古耜《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14日13版）端木蕻良指绘鲁迅头像图为鲁迅为萧红小说《生死场》所作序言图为鲁迅杂文《“友邦惊诧”论》许广平、萧红、萧军、周海婴在鲁迅墓前于1936年10月病逝的“民族魂”鲁迅，虽然未能经历为期八年的全面抗战，但他在抗战初期发表了一系列抗战言论，表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斗争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
直到临终之际，他依然庄严宣布无条件地加入抗日统一战线，“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作为一名心灵深邃、目光透辟的作家，鲁迅在民族生死关头发出了别有新意与深意的声音。
一1935年11月14日深夜，鲁迅在荧荧的灯光下，读完了《生死场》的校样，随即写下了《萧红作〈生死场〉序》——这篇序文很短，满打满算不足千言。
然而，在我看来，它却是鲁迅著作中意义丰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该序言紧紧抓住日寇侵占我国东北这一重要历史情境，透过作品“力透纸背”的叙事与写景，充分肯定了其描绘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这一严峻主题，以及作家作为女性特有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璀璨天幕上，凸显了《生死场》所承载的具有开创性的精神主题和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在这篇序言里，鲁迅由萧红笔下已经沦陷的生死惨烈的北方乡野，联想到自己四年前亲历的“一·二八”抗战时的“闸北的火线”，和近日里因“谣言蜂起”重又“抱头鼠窜”的闸北居民；同时又由“像死一般寂静”的周围，推及“当不是这情形”的英法租界，以及遥远的哈尔滨。
其绵长跃动的思绪，显然已进入一个更大的“生死场”——中华民族因外敌入侵所面临的空前的危急时刻与危难境地。
斯时的鲁迅，有忧患，有愤懑，但更多的还是“我们还决不是奴才”的沉思，是留给人们“以坚强和挣扎的气力”的热望……在这一意义上，一篇《萧红作〈生死场〉序》，不单是鲁迅对萧红的扶持和奖掖，同时也是他自己直面民族生死存亡的别一种呐喊，是他“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家国情怀的又一次敞开，是鲁迅之所以是鲁迅的强有力的精神自证。
鲁迅笔下的抗战作者：孔见景迅来源：《百年潮》2017年第01期鲁迅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9月21日的《答文艺新闻社问》，直至1936年他逝世前的《半夏小集》《“立此存照”（七）》，历时五年多，贯穿于《二心集》的九一八事变以后部分和此后的《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七本文集中，即除《三闲集》之外的《鲁迅全集》第4卷、第5卷和第6卷。
从《“友邦惊诧”论》《文章与题目》《“有名无实”的反驳》到部分内容涉及抗日的各类文章，总数不下60余篇。
这些文章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政策；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揭露在不抵抗政策下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谋而合的里应外合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揭露包括“国联”在内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他们的在华利益而默许和纵容日寇的侵略；揭露借抗日之名行谋私之实、大发国难财的欺骗人民的募捐活动；批判虚张声势、言行不一的抗日宣传；批判诸如“女士托枪”“乞丐杀敌”之类装模作样、不切实际的行为与宣传；批评有些青年学生缺乏充分准备的盲目行为；批判苛求青年学生的不公正的舆论；揭露文学上的投降主义等等。
至于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顺手一击、一笔带过的揭露和讽刺不抵抗主义以及其他有关抗日的错误论调的文章则更是不胜枚举。
批判不抵抗主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之后仅三天的9月21日，鲁迅即应邀写《答文艺新闻社问》，揭露日寇的侵略野心。
此后仅在1931年底的三个月中，鲁迅就先后发表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沉滓的泛起》《新的“女将”》《宣传与做戏》《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智识劳动者”万岁》《“友邦惊诧”论》等一系列杂文，或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或批判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或揭露为不抵抗主义涂脂抹粉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反动本质，或揭露“国难声中”各种陈腐的、自私的东西就如“沉滓的泛起”一般一齐登台表演，或批判装腔作势、没有实际意义的抗日宣传，或批判幼稚、盲目的所谓抗日行动。
中国现代文学史阅读书目一、文学史著作1．管林、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2．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高教出版社1999年。
3．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大出版社1998年。
4．刘勇、邹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师大出版社，2006年8月。
5．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上下册）6．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有限公司，1975年。
7．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8．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二、综合参考书1．钟贤培、管林选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选》广东人民出版19842．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共18册：（北大、北师大、北师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按以下书名查找：《文学运动史料选》（5册）《短篇小说选》（4册）《散文选》（4册）《新诗选》（3册）《独幕剧选》（2册）4．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共10册，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印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5．《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共9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6．孔范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8册，明天出版社1990年7．钱振纲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导读》作家出版社1998年三、代表性文章和作品1．文论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二文学》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钱玄同：《寄陈独秀》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钱玄同：王敬轩君来信刘半农：复王敬轩书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美文》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林纾：《荆生》《妖梦》《致蔡鹤卿书》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鲁迅：《“醉眼”中的朦胧》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前锋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石萌：《“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晏敖：《“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胡秋原：《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周起应：《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鲁迅：《论“第三种人”》立波：《关于“国防文学”》胡风：《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小说刘鹗：《老残游记》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孽海花》鲁迅：《怀旧》（《鲁迅全集》第七卷）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小说集）陈衡哲：《小雨点》（小说集）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俞平伯：《花匠》《狗和褒章》冰心：《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超人》《悟》王统照：《沉思》《微笑》许地山：《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春桃》庐隐：《海滨故人》郁达夫：《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叶圣陶：《抗争》《潘先生在难中》《倪焕之》许杰：《赌徒吉顺》鲁彦：《柚子》许钦文：《鼻涕阿二》《疯妇》蹇先艾：《水葬》废名：《竹林的故事》凌叔华：《绣枕》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蒋光慈：《鸭绿江上》（小说集）《短袴党》《咆哮了的土地》茅盾：《蚀》《春蚕》《林家铺子》《子夜》柔石：《二月》《为奴隶的母亲》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艾芜：《山峡中》叶紫：《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巴金：《家》《寒夜》老舍：《月牙儿》《骆驼祥子》李劼人：《死水微澜》沈从文：《边城》《萧萧》刘呐鸥：《两个时间不感症者》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施蜇存：《梅雨之夕》《春阳》万安国：《国门之战》张恨水：《啼笑因缘》姚雪垠：《差半车麦秸》老舍：《四世同堂》张天翼：《包氏父子》《华威先生》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黄谷柳：《虾球传》路翎：《财主的儿女们》徐訏：《风萧萧》《鬼恋》《阿拉伯海的女神》无名氏：《塔里的女人》钱钟书：《围城》张爱玲：《张爱玲文集》《金锁记》《倾城之恋》苏青：《结婚十年》梅娘：《蟹》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孙犁：《荷花淀》《芦花荡》《嘱咐》周立波：《暴风骤雨》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3．诗歌胡适：《蝴蝶》《一念》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郭沫若：《凤凰涅槃》《炉中煤》《天狗》冯至：《我是一条小河》《十四行集·六》鲁迅：《野草》（散文诗集）李金发：《有感》《弃妇》闻一多：《死水》《发现》徐志摩：《再别康桥》《海韵》《沙扬娜拉》《偶然》臧克家：《难民》《老马》《三代》戴望舒：《雨巷》《乐园鸟》《狱中题壁》何其芳：《预言》《扇》田间：《义勇军》《假如我们不去打仗》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手推车》《煤的对话》《太阳》《春》《我爱这土地》《黎明的通知》穆旦：《春》《诗八首（一）》袁水拍：《发票贴在印花上》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毛泽东：《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4．散文鲁迅：《朝花夕拾》（散文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论睁了眼看》《论坚壁清野主义》（以上见《坟》）《五十九“圣武”》《六十五暴君的臣民》（以上见《热风》）《夏三虫》《杂感》《长城》《这个与那个》（以上见《华盖集》）《学界的三魂》《记念刘和珍君》（以上见《华盖集续编》）《略论中国人的脸》《小杂感》（以上见《而已集》）《为了忘却的记念》《沙》《家庭为中国之基本》（以上见《南腔北调集》）《夜颂》《吃教》（以上见《准风月谈》）李大钊：《五峰游记》冰心：《笑》《通讯七》《通讯十六》《说几句爱海的孩气的话》许地山：《落花生》朱自清：《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给亡妇》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叶绍钧：《五月三十一急雨中》钟敬文：《西湖的雪景》周作人：《乌篷船》《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初恋》《若子的病》《上下身》郭沫若：《梦与现实》《银杏》郁达夫：《方岩纪静》《故都的秋》《钓台的春昼》。
试论鲁迅白话小说中叠词的妙用叠词论文摘要：鲁迅先生白话小说非常注重炼字锤句，准确地选用叠词，注意声音的配合和语言的节律，充分发挥语言的协调美，提高了表达效果，增强了感染力、战斗力。
关键词：鲁迅;白话小说;叠词;表现力汉语特有的叠词是极富有表现力的，使用得好，对于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描摹自然景色，渲染环境气氛，增强语言的音律美和修辞美，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历来为古今名家所青睐。
我国第一都诗歌总集《诗经》三百零五篇，用了叠词的近二百篇。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一十四字，七组叠词，声调抑扬顿挫，铿锵有力，顺口易诵，妙不可言。
杨朔那“甜蜜蜜地笑着，唧唧喳喳叫个不休”(《茶花赋》)，刘白羽那“莽莽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三日》)，冰心那“一堆堆，一层层”(《樱花赞》)，朱自清那“田田的荷叶”“亭亭的舞女”(《荷塘月色》)，无不似累珠贯玉，掷地有声，且“联类不穷”“情貌无遗”(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给人以丰富的美的享受。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鲁迅先生更是非常注重炼字锤句，注重五色相宣，八音协畅”(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在其现代小说中，他准确地选用叠词，注意声音的配合和语言的节律，充分发挥语言的协调美，以提高表达效果，增强感染力、战斗力。
细细咀嚼，时时觉得韵味无穷，为之倾倒，愈是细加体味，愈是感到妙哉乐哉。
一个普普通通的叠词，在先生的笔下，信手拈来，竟能惟妙惟肖，情趣横生，文才斐然，隽永深刻，委实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借鉴发扬。
一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共三十三篇，收入《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中。
在三十三篇白话小说中，鲁迅先生大量运用叠词，笔者粗略整理归类，从结构形式看，主要分为：(1)AA 式，如啧啧、惘惘；(2)AA BB式，如正正经经，跄跄踉踉；(3)A B B式，如慢腾腾、滑溜溜；(4)ABAB式，如批评批评、咯支咯支；(5)A BA式，如皱一皱、歇一歇；(6)ABAC式，如必恭必敬、诚惶诚恐，等等。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
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
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
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
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
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
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２〕。
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
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
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
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３〕，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二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
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
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
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４〕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５〕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６〕的实际描写”。
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青年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
”（黄震遐：《陇海线上》）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７〕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
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
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
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８〕了的缘故。
三黄震遐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的智识推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
这，是他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国的客军”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了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９〕，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这个题目的剧诗，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１０〕元帅，真正的黄色种。
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１１〕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们且看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罢——…………恐怖呀，煎着尸体的沸油；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美人螓首变成狞猛的髑髅；野兽般的生番在故宫里蛮争恶斗；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愁；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铁蹄践着断骨，骆驼的鸣声变成怪吼；上帝已逃，魔鬼扬起了火鞭复仇；黄祸来了！黄祸来了！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这德皇威廉因为要鼓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黄祸”〔１２〕，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１３〕，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
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己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
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１４〕，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
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五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
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
这也是势所必至，无足诧异的。
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
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杀尽我们的敌人，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浪涛在脚下吼叫，热血在心头燃烧，我们向前线奔跑。
（苏凤：《战歌》。
《民国日报》载。
）去，战场上去，我们的热血在沸腾，我们的肉身好像疯人，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战场上去，凭着我们一股勇气，凭着我们一点纯爱的精灵，去把仇人驱逐，不，去把仇人杀尽。
（甘豫庆：《去上战场去》。
《申报》载。
）同胞，醒起来罢，踢开了弱者的心，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邵冠华：《醒起来罢同胞》。
同上。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用“尸体”。
这正是《黄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随拔都元帅之后，主张“友谊”的缘故。
武器是主子那里买来的，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敌人，倘主子又不谅其衷，要加以“惩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我们是初训练的一队，有坚卓的志愿，有沸腾的热血，来扫除强暴的歹类。
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快起来准备去战，快起来奋斗，战死是我们生路。
（沙珊：《学生军》。
同上。
）天在啸，地在震，人在冲，兽在吼，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哟，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徐之津：《伟大的死》。
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六《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１５〕，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
这是宋人的笔记〔１６〕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
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
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
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
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
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
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１７〕，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
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
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
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
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