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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
标题: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
正文: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形成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控制,经济资源主要由政府部门管理和控制。
而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逐渐放松对经济的过度控制,鼓励企业和个人自由经营,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经历了两次经济转型。
第一次经济转型是在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此后,国家开始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鼓励企业创新和竞争,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第二次经济转型是在200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推动全民创业和市场化改革。
近年来,我国还加快了创新创业和数字化转型的步伐,进一步促进市场化和市场经济的完善。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市场化改革加速。
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国家逐步放宽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推动全民创业和市场化改革,促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2.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家逐渐将计划经济的成分转化为市场经济的成分,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3. 制度创新和完善。
在推动市场化和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中,国家还积极推行一系列制度创新,如改革土地、财政、税收等制度,促进市场化和经济转型升级。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推动了市场经济
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一直注重制度创新和完善,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市场化改革。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杨芳（）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推动下，在学者们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下，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关键字：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
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
V 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
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
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
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变迁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和前提。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经历了许多变迁。
本文旨在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深入探讨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一、国有企业改革历程1.第一阶段：西方公司制度引入（1978-1984）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严重僵化，效率低下，改革实践中采取引进外资、推行西方公司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进行企业集体经营、建立物质奖罚机制，采用清理编制、职称评聘等人事制度改革，推行国家计划和公司制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2.第二阶段：合同制度实施（1985-1992）随着改革的深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1985年国家开始大力推行合同制度，把原来的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逐步形成了以合同、自负盈亏、企业自主经营为主要特征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3.第三阶段：产权制度改革（1993-2000）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一直非常混乱，导致了一系列难题。
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国家开始实行所有制结构改革，实现了企业产权的法人化。
1998年后，通过改革电力、铁路、航空、通信等行业和金融领域，完成了产权制度的重大改革。
4.第四阶段：现代企业制度建设（2001-至今）进入21世纪后，国有企业改革呈现出更为深化和系统化的趋势。
2001年后，国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实施多元化经营等政策，不断推进国有企业的现代化发展。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以增强行业竞争力为主要目标的新的改革发展阶段。
二、国有企业改革现状1.传承性和创新性并存改革开放近4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始终围绕市场化和多元化发展展开。
国有企业在改革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吸收新鲜血液的同时，在传统制度的保护下，较难有创造性的改革。
2.经营效益和国家战略的矛盾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大多负责国家战略型重点领域，对外也是代表国家的形象，不仅是公司家族的利益关系，更是恰当处置复杂利益格局的需要。
中国经济制度的演变与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制度经历了多次演变和发展。
这些演变和发展牵涉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从历史、政策和实践等多个角度，探究中国经济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一、历史的演变中国的经济制度演变可以追溯到古代。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经济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制度也随之演变。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威胁，中国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次大变革。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打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大门，这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发展和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期。
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经济制度强调国家的集中统一管理，目的是为了实现农业和工业的快速发展。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挫折。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制度迎来了一次新的改革。
在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中国大力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加速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
二、政策的演变伴随着经济制度的演变，中国政策也经历了多次变化。
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来，政府实行的政策和制度都是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的政策重点从“平均主义”转向了发展，鼓励企业家发展，采用市场经济模式，引导外资进入中国市场。
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不断推出改革政策，例如扩大私有产权、完善金融市场、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简化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等。
三、实践的演变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制度的演变和发展非常广泛，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超过9%的年均增长率，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在实际运作中，中国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就业机会和减少贫困。
最近，中国政府提出了“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制度将从传统的生产力优势转向技术创新和品牌价值。
制度变迁内部动力机制分析一、制度变迁内部动力机制分析二、制度变迁的基本概念和历史背景三、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四、制度变迁的评价指标及其应用五、制度变迁的未来发展趋势制度是指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环境背景下所形成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是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的要求基础上形成的，包括制度结构、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等。
在现代社会，制度变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发展的需要，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创新的动力源。
制度变迁的内部动力机制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社会观念、文化传统和科技革新等方面。
下面就这些方面逐一进行分析。
首先，经济发展是促进制度变迁的重要内部动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会逐渐提高，社会秩序也会发生改变。
例如，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兴起，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渐转变为工业化社会，社会结构和制度也需要相应地变化。
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经济因素不仅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也是制度变迁的基础。
其次，政治制度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政治制度的变化往往会引起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化。
随着社会意识和文化传统的不断演变，人们对政治制度的要求也随之改变。
例如，在历史上，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各种新的政治制度如宪政制度、民主制度等不断涌现。
政治制度的变化对制度的变迁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社会观念是制度变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观念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理解，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的构成要素。
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人们的观念和价值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例如，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强调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这也促进了制度的变迁。
文化传统是制度变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传统是社会遗产的一部分，包括宗教、道德、习俗、文化艺术等方面。
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认知方式。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文化传统既可以促进制度的改变，也可以阻碍制度的变迁。
最后，科技革新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演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演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
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时期的重点是通过农村改革和引进外资，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
2.1992年，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一思想在制度层面上也体现为“以人为本”，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鼓励和引导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3.2000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并强调要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机制，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
这一阶段的改革重点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金融改革，加强社会保障和就业政策。
4.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
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包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
这一阶段的重点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垄断和行政干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和科技进步。
在以上几个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演变可以总结为：从开始探索、建立到不断完善、深化，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将市场调节和政府管理相结合，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通过宏观调控和监管机制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稳定运行。
从制度异化到制度替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沿着制度需求、制度异化和制度替代这样一条主线，深入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原因。
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是存在相容的，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共存。
允许和承认这种共存，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的最大优势是渐进性，允许对现有制度有新的需求并允许其异化，甚至政府有意地对其创新和改造，充分尊重民众意愿。
关键词：制度异化制度需求制度替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尤其是经济能够持续30年以平均9％以上的较快的速度递增。
即使在金融危机的今天，全世界仍然看好中国，认为中国将依旧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成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中国是否已经找到了一条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规律呢？这种差距有必要从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体制来分析。
改革开放前（从建国到1979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部门占90%以上，除公私合营企业的资本家拿定息、居民储蓄存款有很少利息外，工矿企业一律按八级工资制拿工资，农村则根据出工情况拿工分，收入差距不大，“铁饭碗”、“大锅饭”现象普遍存在。
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受到严重的约束，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连农民在集市交换的菜籽都可能被没收，生活资料的商品范围甚至比苏联还要少。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更提出商品生产、货币交换都必须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胡培兆，2007）。
改革开放后，打破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统天下的局面，实行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中外合资、国外独资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并把公司制、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改革开放后，先实行了一段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从党的十四大起，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朱佳木，2008）。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路径分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路径分析介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改革在过去几十年中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本文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变迁路径进行分析，重点讨论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体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和管理，通过五年计划等手段，对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的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和指导。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市场的作用相对较小。
二、改革开放的背景改革开放政策在1978年被正式提出，这一政策的背景是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效率低下，企业管理不善，产能过剩等问题亟待解决。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决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三、市场经济的初步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从1978年开始，重点是解放生产力，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这一时期，中国引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并自主决定种植和销售方式，这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深化改革进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逐渐放开了对国有企业的控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
1984年，中国正式成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引入外资和市场经济机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创了新的局面。
此后，中国陆续建立了其他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吸引了大量外资和技术的引进。
五、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1992年，中国召开了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
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相继实施了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农村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进一步加强了市场化改革。
六、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优势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和优势。
市场资源配置决定了经济活力的释放，创新和竞争也得以加强。
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经济体制具备了更加灵活、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特点，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经济改革中的制度引进和制度变迁(1)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表现为一种制度变迁，即旧的制度安排转变为新的制度安排。
在这一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中，从外国引进某些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正是制度引进引发和推动了制度变迁。
本文从分析制度引进的成因、机理和“非路径依赖”环境入手，阐释引进制度的本土化和制度创新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入世，论述制度引进与包括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内的综合性制度变迁的关系。
一、制度引进对改革的启示效应从时空一体化的角度来看，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状态是多源与一源的统一以及多元与一元的统一。
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世界各民族是在相对的相互隔绝状况下分别同时创造各自的制度的，这些制度既有不谋而合地相似的一面，也有彼此相异的地方，总体上看是多源与多元的。
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的积累，各民族的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紧密，不同制度的交往、比较也就开始了，随之还出现了不同制度的冲突、沟通和融合，其中也包括制度的移植，即从一个民族引入异质制度并予采纳。
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强势制度的侵入和扩张，也有弱势制度的被借鉴，只不过前者在制度交流中占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制度交流呈现出一源发生单元辐射的形态，同时也伴随着多源汇集和交叉利用。
进入20世纪，这种趋势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强化了，世纪前半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由一国向多国扩展，后半叶这些国家普遍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经济全球化，就是现实的证明。
制度引进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经常发生的和有一定合理性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动，虽然可能受到苏联、东欧国家的某些启发，但基本上是基于“内在变量”的，是主要或完全针对传统计划体制的低效率的。
不仅如此，改革的目标模式的初始确定，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启动式目标选择，也是基于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但随着对外开放国策的实施，我们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递增，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逐渐引入“外在变量”，即自觉地参照了国外的制度安排。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同时性，有较强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特点，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改革借用开放路径获得相关信息，减少信息不完全给改革决策带来的不确定性。
而改革所导致的制度变迁又有利于我们对外开放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
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演进，反映了“外在变量”的权重一直没有降低。
这样看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即是摸索、试验和积累合理制度的过程，从而是一个过渡性制度安排递次替代，最后形成正式制度的过程，也是一个有选择的引进制度以及对这些制度的认识由偏到正的过程。
在企业制度方面，原初的本土性的放权让利、承包制等，最后过渡到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正式产权安排上来。
在市场体系方面，对改革成功具有决定意义的价格自由化的实现，肯定是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的规则；而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其说是旧中国上海滩交易所的复活，不如说是对西方证券市场制度的大胆引进。
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的确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用，情形也是这样。
至于现今，中国加入WTO并将按其规则办事，更是说明了引进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改革中的制度引进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当然，毫无疑问，它不是说明中国的改革是西方化，因为我们的根本制度和民族特色没有丧失。
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和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体制，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轫较早，现在较成熟，而中国则相反。
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远源在救亡图存，近因是独立生存，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过渡性。
现在发展市场经济，与其说迫于它的流行，不如说基于它的效率。
而引进制度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源于社会大生产的共性要求。
不引进，我们早晚也可能“自主地”探索并形成这些制度，但那将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
有选择的移植即引进制度的好处之一，便是节约了改革的成本。
二、引进制度的本土化改革中发生的制度变迁，表现出路径依赖和非路径依赖的双重特点。
“路径依赖”是诺思为研究制度变迁从技术理论引入的一个工具，用以描述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初始制度安排的刚性和惯性。
改革中，对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尽管存在着中央政府方面的“强制性”因素和广大群体方面的“诱致性”因素，但某些群体出于对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和意识形态考虑等原因，表现出对制度变迁的疑虑和犹豫，从而使诸如政企不分等安排迟迟不能发生显著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原有制度安排的低效率为广大群体所厌倦，新的制度安排比较旧的在这里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由于通过“学习”，相当多的人认同了市场经济制度与中国环境的相容性，因而非路径依赖在局部和边际上表现得也比较明显，如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勃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及时性效应等。
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边际性和渐进性。
而在局部的边际制度变迁的促动和压力下，上述路径依赖也最终向非路径依赖过渡。
正是由于非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制度引进和移植获得了一个较为适宜的环境和条件。
改革中的制度引进和移植，依制度的不同性质而表现出不同的方式。
林毅夫将制度安排分成两种，即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前者的变迁以群体的无异议为前提，因而需要花费较多时间，而后者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
然而从可移植性来看，一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制度比较容易从一国移植到另一国，从而能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移植性却不那么容易，要受到意识形态、习惯等的制约。
中国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已经看到，从国外引进的那些“中性”的制度，即只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而较少反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要求的制度，容易移植过来并“移接”到我们现有的制度上，而相反的异质制度的接纳和融合则要困难得多。
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由MPS变为SNA，会计制度的面向国际惯例的转变，政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出台，等等，都来得比较顺利。
但是，曾几何时，对于私营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引进外资的问题，证券市场的问题，等等，掀起过不只一次的争论浪潮，其结果是延误了新的制度安排的时间。
引进和移植过来的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并最终获得一个本土化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在本土化过程中力图实现制度创新。
制度的移植与植物移植不可同日而语，但都有一个“水土”的环境问题；与生物器官的移植也不一样，但也都有一个与相关部分的排斥一相融的关系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引进和移植制度类似一个植物嫁接上的“基因工程”。
本土的特色像个基因，使得引进的制度发生某种变异而生成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引进制度的本土化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操作上的原因，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比较简单的嫁接，尤其是作为工具理性的制度在本土条件上的安装和运作，如知识产权制度、市场竞争制度以及我国将要实施的WTO规则。
另一种情况则比较复杂，引进的制度发生较大变异，但制度的形式是保留下来了。
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就不能视为西方股份制的简单移植，它是西方股份制的中国版，无论是股本结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还是“外围”的股票市场，都具有“中国特色”。
在这里，股份制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迥然异于西方的产权制度和股票交易制度。
对这种情况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正是本土化的结果和形式，而另一种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制度，或者说中国目前的现代企业制度“不合格”，充其量仅仅是披上了外国的衣服，身体还是中国的改良了的传统企业制度。
笔者认为，引进制度必须本土化，但本土化过程也必须保持引进制度的主要本质点，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制度创新而避免换汤不换药的结局。
本土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新制度的发展过程，亦即由非正式制度安排过渡到正式制度安排。
无论是现代企业制度还是股票交易制度，目前的式样不是最终的安排，也许是过渡性安排，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将得到改进，趋向“母本”。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不宜仅仅依据这一过渡性安排就得出“制度变异”的结论。
事实也是如此，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本土化的西方产权制度，它的目标特点是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这与西方产权制度在本质上是吻合的，之所以目前还没有“达标”，是因为它有自己的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成长过程，只有到了比较完善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本土化基本完成。
同样，我国股市从建立到现在以及下一步的规范化、开放化，基本上是“压缩”地模拟了西方股票市场当初在西方自己本土的成长过程。
制度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从国外搬到国内，它不仅需要本土化，而且需要有自己的本土化的生成过程。
三、中国入世中的制度引进与变迁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在内容上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在方式上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从上可分为制度的自主创新和制度的引进。
中国通过改革引致的制度变迁，也是自创制度和引进制度两者的总结果，而不能仅仅归于外来制度在本土的移植。
但另一方面，从改革与开放相互关联的逻辑的历史的相一致的角度看，制度引进对推动制度变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引进的制度，既包括“原产地”的正式规则，也包括在原产地呈现出的非正式规则，前者如股份制、竞争制度、政府调控制度等，后者如某些IT技术规则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与意识形态。
引进制度对变迁的作用形式，有诱致性的，如竞争制度；也有强制性的，如证券交易制度。
同时，在所有这些内容和形式上，都或多或少发生了本土化的变异，这些变异有的还将继续下去，其方向大体上和主要的是向引进制度的“原教旨”趋进。
制度引进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不仅为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及其绩效所证实，而且必将在中国加入WTO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中国加入WTO是中国政府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作出的重要决策，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
在入世前，中国已经持续推进并逐步深化对外开放20多年，并以开放促进改革，但改革特别是开放是在外部约束较小的情况下相对“自主”地进行的。
加入WTO后，中国要遵循WTO的宗旨和原则，适应WTO的各项制度和规则。
这就必然对我国的制度转轨提出新的更高的而且是迫切的要求，也必然促使我们比过去更多地引进制度，这一切，也就给中国的制度变迁提供了更大的动力。
中国入世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各种制度安排已经符合WTO 的标准，而仅仅是表明我们有资格有能力在相关法律约束和时间约束下实现WTO 所要求的制度安排。
从总体上说，WTO 规则对我们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我们必须接纳它，或者说引进和移植它，这类似于“强制性”制度变迁。
引进WTO 制度和规则因我们现有的“初始制度”的不同状态而分为三种不同的实现形式。
一是按照WTO的基本原则，完善我们已经启动的改革和开放措施，使之形成正式的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