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与国家干预(一)

市场经济由于自身的缺陷无法解决垄断、外部影响、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等“市场失灵”问题,这在客观上要求国家介入经济生活适度干预经济,克服市场缺陷。

但是,公权力有滥用的风险,国家调节存在失灵的可能,于是经济法应运而生,协调着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自由运行的关系,维护着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秩序。

经济法的国家观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诉求当市场的自身缺陷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时,国家就通过市场秩序强有力维护者、市场经济活动直接参与者、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制定者的身份保证市场经济的效率和秩序;当国家调节存在失灵可能时,经济法又通过将其定位为市场经济规则遵守者的方式限制公权力的行使,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和效率。

在经济法的调整下,国家不断改进着权力的行使方式,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国家干预，主要是指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的干预，其干预的范围又主要是指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

经济法语境中的国家干预，通常是指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公权机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社会经济生活施加影响的状态，这种干预就能够在干预主体与干预受体之间产生一种经济职权和经济职责、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关系，即经济法律关系。

国家干预是一把“双刃剑”。

干预得好，它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反之，就可能导致对经济的损害或者破坏。

当今许多国家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理念已经而且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

任何一个民选的负责任的政府都在朝着有利于不断满足人们福祉的方向转换其职能，我国政府更是如此，尤其是最近在汶川大地震中我国政府的表现及其行为，更加强了人们对我国政府干预能力的认识和干预有效性的信心。

因此，不应当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应当寻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边界。

现在，人们最担心的是政府容易在干预与自由之间走向极端，要么一味地强调干预，要么一味地追求自由，但是，我相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总是有能力在加强国家干预的呼声和减少国家干预的呼声之中，求得平衡。

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已经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只不过是干预的程度和干预的手段有所不同而已。

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典型的经济法的法律文本显示，在经济法的立法中，遵循了国家干预的内在逻辑，在干预主体、干预目标、干预方法、干预边界以及干预责任五个方面都有相当数量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客观地证成了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还揭示了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是一种尊重市场机制的干预。

虽然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已成为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独立法律部门的重要原因。

一、问题的提出在我国，经济法几经挫折和磨炼，最终被国家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

然而有人仍然对经济法存在偏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法只注重国家干预，这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背离，甚至认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根本对立。

的确，在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中，一般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而立法实践也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者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国家干预都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如何认识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无疑就成为一个关涉经济法是否成立的根本性问题。

本文不准备从理论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而是选取有代表性的经济法文本进行实证考察，之所以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是因为对于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有人始终不能理解甚至加以否定，究其原因，除了他们未能对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理论有全面了解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缺乏对经济法文本的研读[1]。

因此，有必要对经济法文本进行考察，发现其中的国家干预事实，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从而进一步证明经济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合法性。

二、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事实所谓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学界通常认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公权机关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对社会经济生活施加影响的一种状态。

（一）适度干预原则这是体现经济法本质特征的原则，也是经济法最重要的原则。

在理解经济法的适度干预原则之前，我们必须对国家干预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由于市场是有缺陷的，因此，运用国家的力量对这种缺陷进行修补是一种客观的需要。

首先，国家干预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国家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根据历史经验，没有一种国家可以排除支配的因素”[3]，而这也正好反映了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

因此，国家和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国家干预是必须的。

由于在市场经济中，“即使不存在疏忽，公共政策仍要求，只要是由于进入市场的具有缺陷的产品造成的对生命和健康的危害，就要承担责任”[4]。

按照传统的法律思维，承担责任还需在主观上有过错，因此，要使不存在疏忽的市场参与者承担责任，国家的干预就显得十分的必要。

最后，国家干预也是有用的。

这一点早已经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所证明。

资本主义国家发现利伯维尔场不是万能的，而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之后，发现完全放任不管绝对会是一种错误。

因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伴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的。

所不同的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范围、目标和价值不同”[5]。

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干预，而是国家如何干预。

鉴于“政治权力能够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6]，因此，我们必须把握国家干预的“度”。

我们认为，政府应适度干预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认定，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什么叫适度干预？我们认为，“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或者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7]。

无可否认，如何把握这个“度”，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命题，甚至有滑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但毕竟有一些基本面是可以把握的：（1）适度干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干预。

我们强调国家干预，但是是在尊重市场运作规律基础上进行的介入，而不是对传统的国家统制的回归。

背离市场规律的干预，是行不通的和注定要失败的。

论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作者：杨鹭[摘要] 经济法最本质的内容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国家干预经济是经济法存在的契机和理由，经济法则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保障和规范。

通过对这一本质的研究，笔者就经济法的定位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经济法；国家干预；定位[中图分类号] DF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21-0021-02经济法是我国出现较晚的一个部门法，而且理论研究也显得薄弱。

连经济法的概念、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都未形成定论。

甚至究竟经济法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被研究、被使用都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事实上，只要从其本质的角度进行探讨，许多问题都会变得明晰起来。

（一）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是调整在保障政府有效干预经济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简言之，经济法就是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行为的法，其最本质、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国家干预经济。

首先，国家干预经济行为促使经济法产生。

市场固有的缺陷和时有发生的失灵使得国家公权力必须介入经济领域，调整经济管理，维持公平竞争，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

而公权力进入经济领域需要得到确认，于是经济法应运而生。

其次，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工具。

法律本身就是统治和治理国家的工具。

而经济法则是使得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系统化、法制化的工具。

第三，防止国家过度干预是经济法另一个存在价值。

国家介入经济领域本来就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非常手段。

国家只是一个社会组织，更是一个利益主体，有为其利益“寻租”的倾向1。

同时公权力有着天然的扩张性和破坏性，难免不干预过度，背离干预的初衷。

这就需要经济法对其干预行为进行规范。

第四，国家或其代表必须是经济调节法律关系之一方主体。

无论是在宏观调控关系中，在控制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还是在政府直接投资经营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国家或其代表的参与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具体表现。

银企信用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ｅｄｉｔ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其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和经济理论、法律文化背景。

尽管经济法律规范的萌芽可以上溯到古罗马法中垄断禁止性法律的出现，然而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则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近代社会，自然法学的逐渐衰退，导致相应的法律观念发生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根本性变化，法律应逐渐对个人自由进行限制而保证社会公正的经济法观念应运而生。

如果说传统的个人自由观念与民商法的建立息息相关，而关于社会公正的观念则是经济法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

这种追求社会整体公正而使用的手段就是国家干预，因为只有国家才能为这种社会整体公正提供有力、有效的干预之源和公权力保障。

可见，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国家干预，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基本内涵。

如果说为纠正“市场失灵”而进行的国家干预是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则为匡正“政府失效”而要求政府适度、谨慎干预则是经济法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经济生活需要国家干预，国家干预要适度，而经济法无疑是国家适度、谨慎干预的基本法律保障。

回顾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历史，不难看出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应有之意。

经济法的产生背景与国家干预经济法作为一种普遍的法律现象之所以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我国产生，除了各国自身特殊的条件和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外，还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

尽管经济法自产生之日起就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但正如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样，经济法既然在激烈的论争中依然稳健存在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就说明那些简单否认经济法存在或认为经济法有挖民商法、行政法墙角而牵强附会存在之嫌等诸多观点不失为一种鲁莽与轻率，也就不攻自破。

不可否认，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较晚，理论体系远不成熟，处于急需发展而又理论薄弱的两难境地，但是作为一种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驾以时日，其必将不断走向成熟、完善。

经济法不是一种凭空杜撰的新鲜名词，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和社、法律文化背景，它不是一种偶然的社会现象。

价、乱收费势头,制止不正当价格行为,减轻企业、农民和消费者不合理负担,规范市场价格秩序,改善生产经营和消费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文波局长最后说,近几年我省价格工作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有不足之处,价格工作任务还相当繁重。

今后,我省价格工作将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W T O”规则的要求,从解决价格管理中的“越位”问题入手,继续着力运用价格杠杆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和西部大开发,下大力气整顿和规范市场价格秩序,为我省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

▲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王高鹏 众所周知,国家对经济之干预目前已被世界各国所采用,它是各国调节、控制经济运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的一种有效而重要的手段。

一、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一)历史证明,当代经济发展需要国家干预。

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资产阶级政府主要接受了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强烈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对工商业的一般事务进行干预,认为国家干预会造成减低利益的结果”。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基本上不干预经济,他们鼓励、保护自由竞争和贸易。

然而,当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后,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不同经济主体、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的矛盾增多,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加剧,新的冲突层出不穷。

而市场主体都以营利为目的,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他们不可能自觉地采取顾全大局的措施来解决这些矛盾。

终于导致了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危机在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冲击着自由竞争和自由经营理论。

面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经济学家们开始反思,并逐渐认识到完全的经济自由、完全的市场调节是不可取的。

于是“凯恩斯主义”诞生了,这一理论主张国家运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和调节。

这一理论被资产阶级政府所接受,他们根据该理论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这对走出大危机起了重要作用。

法学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4卷第4期JOURNAL OF CHONG Q I N G UN I V ERSI TY (Social Science Editi on )Vol 114No 142008【主持人语】法律文明史总是反复证明着这样一种规律:法制与社会的运动常常是不以人们对待一些新兴法律现象的态度为转移的。

经济法学作为中国最年轻的部门法学,在经历了备受责难的30年风霜雨雪之后仍然茁壮成长以致成为当今的一门“显学”,这并非一种人为的臆造与学者们的炒作,而是当代法治与社会运动相契合使然。

作为一种撼动着法传统观念和法传统体制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学者们犹如新兴的经济法本身一样,在传统理念的诟病与改革实践的挑战中经受着考验与煎熬。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考验与煎熬中,一批意志坚定者不仅走出了自己的学术之路,也走出了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成长之路。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有幸邀请了部分中国著名经济法学家———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北京大学盛杰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孟洲教授和中山大学程信和教授,借“名家论坛”,披露方家之言,并以此感怀经济法与经济法学充满艰辛与成就的30年!【主持人简介】胡光志(1961-),四川都江堰人,法学博士,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法研究。

收稿日期:2008-06-23作者简介:李昌麒(1936-),男,重庆潼南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及“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主要从事经济法学研究。

论经济法语境中的国家干预李昌麒(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摘要:经济法的基本属性是什么,一直是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

文章通过对国家干预一词的语义解释,论证了国家干预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文本解读,阐明了经济法的基本属性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接着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国人受益于国家干预的情形,同时引述了外国学者对中国国家干预绩效的评价,最后提出了完善中国国家干预运行机制的若干构想。

经济法中的国家⼲预经济法中的国家⼲预典型的经济法的法律⽂本显⽰，在经济法的⽴法中，遵循了国家⼲预的内在逻辑，在⼲预主体、⼲预⽬标、⼲预⽅法、⼲预边界以及⼲预责任五个⽅⾯都有相当数量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客观地证成了经济法是国家⼲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还揭⽰了经济法的国家⼲预是⼀种尊重市场机制的⼲预。

虽然经济法的国家⼲预还存在⼀些需要完善的地⽅，但已成为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法成为中国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独⽴法律部门的重要原因。

⼀、问题的提出在我国，经济法⼏经挫折和磨炼，最终被国家确认为中国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个伟⼤创举。

然⽽有⼈仍然对经济法存在偏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法只注重国家⼲预，这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背离，甚⾄认为经济法的国家⼲预与市场机制根本对⽴。

的确，在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中，⼀般认为经济法是国家⼲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法实践也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预、管理或者调控所产⽣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

”由此可见，⽆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国家⼲预都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个重要标志，因此如何认识经济法中的国家⼲预，⽆疑就成为⼀个关涉经济法是否成⽴的根本性问题。

本⽂不准备从理论的⾓度对此进⾏分析，⽽是选取有代表性的经济法⽂本进⾏实证考察，之所以从这个⾓度进⾏研究，是因为对于经济法中的国家⼲预，有⼈始终不能理解甚⾄加以否定，究其原因，除了他们未能对经济法中的国家⼲预理论有全⾯了解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缺乏对经济法⽂本的研读[1]。

因此，有必要对经济法⽂本进⾏考察，发现其中的国家⼲预事实，并对其进⾏客观评价，从⽽进⼀步证明经济法成为独⽴法律部门的合法性。

⼆、经济法中的国家⼲预事实所谓经济法中的国家⼲预，学界通常认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公权机关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经济⽣活施加影响的⼀种状态。

（一）适度干预原则这是体现经济法本质特征的原则，也是经济法最重要的原则。

在理解经济法的适度干预原则之前，我们必须对国家干预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由于市场是有缺陷的，因此，运用国家的力量对这种缺陷进行修补是一种客观的需要。

首先，国家干预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国家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根据历史经验，没有一种国家可以排除支配的因素”[3]，而这也正好反映了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

因此，国家和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国家干预是必须的。

由于在市场经济中，“即使不存在疏忽，公共政策仍要求，只要是由于进入市场的具有缺陷的产品造成的对生命和健康的危害，就要承担责任”[4]。

按照传统的法律思维，承担责任还需在主观上有过错，因此，要使不存在疏忽的市场参与者承担责任，国家的干预就显得十分的必要。

最后，国家干预也是有用的。

这一点早已经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所证明。

资本主义国家发现利伯维尔场不是万能的，而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之后，发现完全放任不管绝对会是一种错误。

因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伴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的。

所不同的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范围、目标和价值不同”[5]。

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干预，而是国家如何干预。

鉴于“政治权力能够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6]，因此，我们必须把握国家干预的“度”。

我们认为，政府应适度干预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认定，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什么叫适度干预？我们认为，“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或者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7]。

无可否认，如何把握这个“度”，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命题，甚至有滑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但毕竟有一些基本面是可以把握的：（1）适度干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干预。

我们强调国家干预，但是是在尊重市场运作规律基础上进行的介入，而不是对传统的国家统制的回归。

背离市场规律的干预，是行不通的和注定要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