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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欢歌异彩纷呈——论盛唐时期的诗歌流派摘要：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盛唐诗歌蕴涵有一种“盛唐气象”，具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盛唐时期的诗歌流派，按照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等的不同，可分为两大派，即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
这两大诗派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不同，但都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各自以其或宁静优美或壮丽奔放的旋律，组成了当时诗歌艺术的两支基调，谱写出一曲农耕文明的盛世欢歌。
关键词：盛唐气象；农耕文明；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The Singing of Heyday, So are the Tang Poetry Genres. Abstract：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farming civilization in the tang poetry contained a "the glorious age of tang poetry meteorology", has a vigorous vital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ang poetry genres,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s and art works of different styl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ie, Wang Wei and Meng Haoran represented by the rural landscape poetry ,GaoShi andCenCa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number. The two big theory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reasons, but have a romantic spirit, with its beautiful and magnificent or quiet or the melody, formed when two teams of poetry, write a song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heyday.Keywords：The glorious age of tang poetry; Meteorology farming civilization; Landscape pastoral poetry; Frontier fortress poem前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
盛唐诗歌概述山水田园诗派：盛唐兴起的一个诗歌流派。
在陶渊明以来的田园诗和谢灵运以来的山水诗的基础之上。
偏重于写山水风光和田园生活，大多表现自然之美和闲适心情，偶或反映农家生活现实。
所作以五言为主，风格多清淡恬静，具有较高的艺术技巧和审美价值。
代表诗人有储光羲、裴迪、丘为、常建等，而以王维、孟浩然为首，故后世又称“王孟诗派”。
边塞诗派：盛唐兴起的一个诗歌流派。
其诗长于七言，特别是七言歌行，善于描写边塞风光和战争生活，表现征人思妇的思想感情，大多具有爱国感情和进取精神，显示浓厚的生活气息，风格多慷慨悲壮。
代表诗人有王昌龄、王之涣、王翰、崔颢、李颀等，而以高适、岑参为首。
故后人也称“高岑诗派”。
七绝圣手：指盛唐诗人王昌龄，他大力用七绝写作，留存下来有七十馀首绝句，约为存诗的五分之二。
他的七绝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在唐人七绝诗的发展过程中据有重要地位，前人往往将他与李白并称，故有“七绝圣手”之称。
1、如何理解“盛唐气象”？盛唐诗歌内容丰富，思想深刻，体制大备，艺术精湛，思想和艺术都超越前代而臻于唐五代诗的顶峰。
欣欣向荣的时代造就了一代人胸襟开阔、抱负远大、热情开朗、乐观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激起了他们入世与出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从而在内容方面形成盛唐诗歌所特有的理想主义、英雄性格和浪漫色彩，在艺术上则表现出清新自然、雄健高华、兴象超妙、声律圆融的鲜明特色。
2、如何理解苏轼所说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一、善于发掘与自己主观情感相契合的客观景物，抓住其特征，在写景的同时传达出微妙的心理感受，使诗情与画意达到高度的统一；二、对自然观察极为细致，感受非常敏锐，善于在动态中捕捉自然事物的光和色，用清新的笔调、匀润的色彩、恰当的构图在诗里表现出来；三、以禅入诗，即以独特的禅宗的审美眼光观照自然，从而特别善于发现和捕捉大自然中极细微的声响和动态，生动表现自然界的变化和内在的律动，进入常人不能达到的一种特殊的审美境界，创造出独特的优美静谧的意境。
盛唐之音与盛唐气象—群星璀璨、异彩纷呈的盛唐诗坛一、盛唐诗坛概说唐玄宗李隆基所统治的开元、天宝时期，是唐帝国的黄金时代，也是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
伴随着开元、天宝时期物质生产的发达，社会生活的富庶与安宁，各种艺术都得到了繁荣发展。
诗歌则更呈现出空前的光辉灿烂的局面。
盛唐诗歌，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艺术时代，堪与古希腊的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比美，创造了世界诗歌史上再难企及的典范。
人们往往用“盛唐气象”来赞美这个时代诗歌所达到的文采风流、恢弘壮阔、叹为观止的成就。
这一时代，不但出现了旷世难遇的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国巨人，光照千古，而且还出现了如张说、张若虚、张九龄、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崔颢、李颀、王翰、祖咏、元结、韦应物、刘长卿等一大批有成就的诗人，他们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卓然自立于中国文学史长河之中，或以孤篇横绝，名垂不朽。
盛唐诗坛，一时间群星辉耀，光彩夺人。
盛唐诗坛上，有两个诗歌创作流派特别引人注目，一是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一是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
前者综合了陶渊明、庾信、王绩等人咏写田园，和谢灵运、谢脁等人摹形山水的传统，出以变化，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又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较多表现了诗人隐逸恬退的思想和闲适自足的情怀，色彩清淡，意境深幽。
后者受到鲍照、薛道衡、骆宾王等人描写边塞战争题材的影响而予以扩大，把军旅生活的各个侧面、边地奇丽瑰奇的民情风光尽收笔底，并结合诗人建功立业的怀抱和慷慨不平的意气，气象开阔，情调悲壮。
前者常用五言古诗和五言律绝，后者多用七言歌行或七言绝句，形式、感情和风格均有差异，显示了盛唐诗人“兼济”与“独善”的矛盾统一，共同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多声部的“盛唐之音”交响曲。
天宝十五载（756），发生了安史之乱，生民流离涂炭，唐帝国处于战乱、动荡之中，而诗歌创作却未因之而衰落。
当此民族危难之际，诗人们奔走呼号，继开天之盛，产生了不少新的优秀篇章。
盛唐诗歌创作高峰时期的诗歌派系浅析概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到“安史之乱”爆发，是唐朝的“盛世”，也是诗歌史上的盛唐。
欣欣向荣的时代造就了一代人胸襟开阔、抱负远大、乐观自信的精神风貌，他们以天下为已任，充满风云际会的幻想，以比他们所追慕的建安文人更为高涨的热情、更为豪迈的气质、更为坚定的信念，去观照社会、体验人生。
不论个人遭际如何，无论感情快乐或悲伤，都开朗健康、豁达从容，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和无限的希望，形成盛唐诗歌所特有的理想主义、英雄性格和浪漫色彩，从而创造出千百年来古典诗歌中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
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尤其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标志着盛唐诗歌的杰出成就。
盛唐在诗体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乐府、七言歌行、七绝的创作都达到很高的境界，杜甫更是众体兼长，律诗尤其具有很高的造诣。
关键词：盛唐诗人风格诗派一、张说、张九龄和王之涣张说（667——730），字道济，又字说之，祖籍范阳（今河北诼州）。
自武后起历任四朝，封燕国公。
与许国公苏頲并称“燕许大手笔”。
他是盛唐前期的文坛领袖，主要功绩在于阻遏了文学的浮华倾向。
代表作有七古《邺都引》，抒发了自己的功业抱负，风格接近盛唐歌行。
张九龄是张说之后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位名相，也是深为时人宗仰的文坛宗匠。
创作主要表现自己如何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的人格操守。
代表作《感遇》十二首，如其一“兰叶春葳蕤”，比喻贤者不随俗从流、不求悦于人。
诗风清淡，情景交融。
《望月怀远》在澄澈优美的月夜描写中，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
其清澹的风格开孟浩然、王维一路诗风。
王之涣存诗只6首，但均为精品。
其吟咏从军出塞之作，在当时即“传乎乐章，布在人口”。
《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通过描写塞外荒寒景物，透露出征人生活的艰苦和久戍思家的哀怨，表现了作者对戍卒的深厚同情。
诗意顿挫曲折，抒情含蓄委婉。
《登鹳雀楼》写作者傍晚登楼所见山河胜概，气势恢宏，景象壮阔，于叙述登楼行动中寓登高才能望远的深刻哲理，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高瞻远瞩的宽阔胸襟。
盛唐文学的艺术特色1. 引言1.1 概述盛唐时期，即指中国历史上唐朝盛世时期，大约跨越了公元618年至907年。
这个时期是中国文学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之一，也被称作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黄金时代。
在盛唐时期，出现了大量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文学成就的作品，涵盖了诗歌、散文、传奇和小说等多个领域。
1.2 文章结构本文将分为四个主要部分来探讨盛唐文学的艺术特色。
首先，我们将针对盛唐文学做一个整体概述，介绍其历史背景、流派以及取得的成就。
接着，将详细讨论盛唐诗歌的艺术特色，包括诗题与题材选择、押韵与格律运用以及形象描写与意境创造。
然后，我们会研究盛唐散文的艺术特色，关注文章类型多样化、叙事手法和语言风格以及对社会风俗与人文关怀的反映。
最后，在第五部分中我们将聚焦于盛唐传奇与小说的艺术特色，深入探讨其动人的情节构思和情感表达、绚丽的形象描绘和戏剧冲突，以及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的影响。
1.3 目的通过对盛唐文学艺术特色的全面研究，我们旨在深入了解盛唐时期文学的独特之处。
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篇长文，向读者展示盛唐文学在诗歌、散文、传奇和小说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并分析其中蕴含的艺术魅力。
我们相信，在了解盛唐文学的艺术特色后，读者将更加欣赏并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卓越贡献。
2. 盛唐文学概述:2.1 历史背景盛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由于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以及对外开放的政策，盛唐时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这段时间内，社会气氛开放自由，士人才华横溢。
2.2 文学流派在盛唐时期，诗歌、散文、传奇和小说四大文学流派得到了全面发展。
其中诗歌是最为重要的文学形式，被广泛运用于表达各种情感和思想。
同时，散文也因其多样化的类型而备受推崇，包括议论文、游记、随笔等。
盛唐还见证了传奇和小说的兴起与发展，并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
2.3 文学成就盛唐时期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他们以卓越的才华和创作精神塑造了当时深具影响力的文坛风貌。
浅谈对盛唐诗歌的理解概要：本文从唐代文学的分期说起，总体概述了盛唐诗歌的主要特征，热情洋溢，豪迈有着郁勃浓烈的浪漫气质，充满着生气，光彩熠熠，可谓是空前绝后的恬静优美之作，然后又具体从盛唐文学的分期、历史文化的角度和对后世的影响来细评了盛唐诗歌；从发展趋势、风格来分析了盛唐诗歌，最后总结了盛唐诗歌发展的原因、偶然性和必然性。
关键词：盛唐之音、盛唐气象、大眼光、大格局、文化的交融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这是无可否认的。
自公元618年灭隋建唐以后，经历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繁荣朝代，直到公元907年唐灭以后，唐代才告一段落，但唐朝文学却从此流传，尤其是诗歌，其水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诗歌的思想性、艺术性，已达到很高的地步，再加上题材的形式和流派的多样性，使唐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
1胡应麟有诗为证，说：“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有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具矣。
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巨细、精细、巧拙、强弱，靡弗诣矣。
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预矣。
”2唐朝前接建安风骨、魏晋南北朝之风，后续宋骚之雅，也因为唐诗众体俱备，加之政治环境等因素，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初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玄宗开元初（713），约一百年。
盛唐：玄宗开元元年（713）——代宗大历元年（766），约五十年。
中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文宗开成四年（836），约七十年。
晚唐：文宗开成四年（836）—昭宣宗开祐四年（907）约七十年。
从分期可以看出。
3盛唐是指唐玄宗在位开元年间，这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
盛唐涌现出的李白、杜甫、王维为代表一大批诗人，他们共同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宏的赞歌黄金时代。
4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是唐代社会高度繁盛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代。
论《沧浪诗话》的“兴趣说”内容摘要：严羽以“兴趣”作为诗歌的最上乘境界，认为盛唐诗歌的创作实践具体表现了这种艺术美的理想境界，因此提出学诗当“以盛唐为法”。
严羽又以“悟”为诗歌的“当行”、“本色”，指出诗歌创作与禅宗的悟道有相似之处，诗道亦在妙悟。
在《沧浪诗话》一书中，严羽以“兴趣”为统摄与灵魂，将其“妙悟”、“以盛唐为法”的诗学理念巧妙地统合建构在一起，为学诗者指出了一条通向诗国的大道。
关键词：严羽；兴趣；妙悟；以盛唐为法严羽《沧浪诗话》从审美角度出发，针对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之弊，标举出一种诗美境界，他称之为“兴趣”。
严羽用“兴趣”概括盛唐诗的风格特色，实为一种创见。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唐诗代表了古代诗歌的最高典范。
针对宋人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的弊病，严羽提出诗歌要“以盛唐为法”，标举“盛唐气象”。
他说：“诗有词，理，意兴。
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这里的“意兴”其实就是“兴趣”。
诗有“兴趣”就是要它传达出一种生发于而又超越于语言文字的美，无工可见，无迹可求，却又韵味无穷，给人以强烈的审美享受。
一“兴趣”内涵之释义在中国传统诗论中，以“兴”论诗，以“趣”论诗时有所见，但将“兴”、“趣”粘合在一起，却是严羽的独创。
朱自清先生说：“兴趣的兴是比兴的兴的引申义，都是托事于物，不过所托的一个是教化，一个是情趣罢了。
”这一表述不仅确切地勾勒出兴义的演化轨迹，而且明示了“兴趣”的“兴”是从诗歌艺术特征方面而言的，与钟嵘所言“兴”之涵义基本一致。
“‘趣’应该就是‘味’的意思。
”合而观之“兴趣”可以说是情兴与趣味的结合体，特指那种揉合了诗人主观情趣的深永不尽的诗性韵味。
在言“兴趣”之前，严羽首先说了一句“诗者，吟咏情性也”，这句话我们尤其不能忽略，一些学者也多注意到两者的相关性，并以此入手，分析其与兴趣的内在联系。
论严羽的盛唐诗歌观南宋的严羽《沧浪诗话》，离一般公认的诗话类著作的开山之作—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并不远，但相比之下，两者的差距却非常明显:《六一诗话》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可考的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诗话类著作，但其主要内容乃是记载诗人轶事及与诗歌相关的佚事逸闻等，属于文人闲暇之时聊资谈助类著作;而《沧浪诗话》虽沿袭了“诗话”的名称，且距《六一诗话》时代不远(同属宋代，北南之差)，却显然属于涉及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性著作，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堪称一部有着相当理论内涵和独家批评风格的诗学著作。
其在古代诗话类著作群体中，可谓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值得后人研究和重视。
严羽的《沧浪诗话》从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5个方面展开论述，我们不妨以宏微观结合的眼光，从宏观到微观，对该诗话作较为客观而又扼要系统的阐发，从中一窥其内在蕴涵的诗学价值，并进而认识其作为一部诗话类著作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总体上看，《沧浪诗话》全书5个部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中，第一部分“诗辨”的论述(辨别诗道，也即辨别对诗歌之真理的认识能力)，似宏观阐发的成分较之其他部分更多些，其中体现严羽诗学总体主张和见解的内容也更集中些。
首先，严羽开门见山提出，学诗者须“以识为主”，这个“识”字，既包含认识，也包括见识、识力。
在严羽看来，学习和创作诗歌，首先应具备这个“识”—对诗歌基本原理的认识、对诗歌技巧的见识、对诗歌价值的识力(判断力)，而要达到这个“识”，必须做到8个字“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从严羽对这8个字的阐释中，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他推崇的是自汉魏晋以迄盛唐时代的诗歌创作，其中特别是盛唐，似不可取，这是严羽认为的学诗的主导方向，倘不顺着这个方向，则入门不正、立志不高。
正因此，严羽提出，“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这个从上到下，即从熟读《楚辞》开始，而后是古诗十九首、乐府诗、汉魏五言诗，直到盛唐李杜二集。
严羽认为，这才是“向上一路”—“熟读”基础上“博取”，而后是“酝酿”和“悟入”，唯如此，才能“直截根源”、“单刀直入”。
前七子诗歌理论主张我国从明初开始，大批诗论家都关注“诗变”这一现象。
前七子就继承了高棅《唐诗品汇》中的“四唐”说。
高棅在书前《总叙》，总结了明初以来对唐诗发展的意见，承接严羽、杨士弘之说，确立唐诗演变的“四唐”概念，对“诗体”流变作了历史性的概述，他的视角就是根据诗歌文本和诗歌作者，分辨源流体制的变化。
“四唐”概念包蕴着丰富的“诗变”观念。
高棅所看到的仅仅是“诗变”表层，也就是说，他的眼界还停留在诗歌文本的演变，没有深究变化的脉络和演变的缘由，只是为学习唐诗者提供实用的门径;在论述“诗变”时，概念也十分驳杂、模糊，可见其“诗变”观还处于不自觉的状态。
这一点也为其稍后所编纂的《唐诗正声》一书所证实，该书“正声”的两个入选准则就是作品内容的“性情之正”和形式的“声律纯完”。
但高棅的总结泽惠深远，明人的“诗变”观念就以之作为逻辑起点，后世唐诗研究也一直沿用“四唐”概念，成为唐诗学知识结构中的少数几个最重要的关键性概念。
即使是今天，“四唐”概念对进一步深化和开拓现代唐诗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高棅以后，唐诗学还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在理学思潮中，陈献章、胡居仁等人从合乎“天理”的准则强调唐诗的质量高下和变化脉络，其“诗之工，诗之衰”之论，否定唐诗艺术形式的进步，但若从发展论的深层重新审视，进行新的阐释，却也不是毫无道理。
由于“天理”准则的运用，出现扬宋抑唐的倾向，以张宁、罗伦和王鸿儒父子为代表，他们延续浙籍学者方孝孺、瞿佑等人的诗学观，也就无从在诗学中发现“诗变”观念。
二是杨士奇、黄淮等台阁派唐诗学。
他们从“理道”视角推崇盛唐诗歌，强调唐诗的政教意义，认为唐诗音声变易体现着时代政治、诗人性情和生活风貌。
这一点，启示后来“格调论”唐诗学对性情、时代政治和“诗变”关系的探讨。
这一点，似乎是钱钟书先生在上述诸论中所否定的一种取向。
其实，前七子对诗歌形式的演变和外因的作用都有自己的见解。
在说前七子之前，先谈谈李东阳。
盛唐诗坛知识点总结盛唐时期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诗坛上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和优秀的诗作，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在盛唐诗坛上，有许多重要的知识点需要我们了解和掌握，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欣赏盛唐诗歌的艺术魅力。
本文将从盛唐诗坛的背景、代表诗人及其作品、诗歌创作技巧和风格特点等方面进行总结，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全面地了解盛唐诗坛的魅力。
一、盛唐诗坛的背景盛唐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繁荣。
唐朝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以开元年间的改革为代表的变法措施，使得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这一时期，文人墨客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高。
诗歌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形式，盛唐时期的诗歌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风采，形成了“盛唐诗风”。
二、盛唐诗坛的代表诗人及其作品1. 李白李白是盛唐诗坛上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作品充满了豪放、奔放的风格，展现了诗人豪迈不羁的性格。
代表作品有《将进酒》、《蜀道难》、《庐山谣》等，其中《将进酒》将其个人情感与社会风貌相结合，展现了个性独特的诗歌风貌。
2. 杜甫杜甫被誉为“诗圣”，他的诗歌作品以抒发社会关怀、思考人生、抨击时弊为主要特点，代表作品有《登高》、《赠刘白》、《春望》等，其中《春望》表现了诗人游走江湖时对社会动态的关注和思考，显示了他崇高的思想情操。
3. 王维王维是盛唐诗坛上以山水田园风光为题材的著名诗人，他的诗歌作品以自然景观为背景，表现出恬静、清逸的诗意情怀。
代表作品有《山居秋暝》、《鸟鸣涧》、《渭城曲》等，其中《山居秋暝》展现了诗人别具一格的山水诗风。
三、盛唐诗坛的诗歌创作技巧1. 描写技巧盛唐诗坛的诗人在描写上有着独特的创作技巧，他们擅长运用比喻、拟人、象征等手法来表现所描写对象的形态、气象和情感，使得诗歌画面更加生动具体。
2. 对仗技巧盛唐诗坛的诗人在对仗方面也有着独到的技巧，他们善于运用平仄、韵脚等手法来构建严谨的格律结构，使得诗歌的音韵和节奏更加谐美和动人。
2017.08文论盛唐诗歌的理论建构○王 彬摘 要：中国古代文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风骨”是其主脉之一。
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诠释着对“风骨”的实践，且文论家们在总结“风骨”之时，更以它来指导后世的文学创作。
初盛唐诗人于孜孜探索中形成了以“风骨”为核心的文学理论建构，此时期的诗歌便是“风骨”的完美体现。
文章以“风骨”为主线，从“风骨”的释名与溯源，初盛唐的“风骨”理论，唐代诗坛的“风骨”表现三个方面系统地展示盛唐诗歌形成的理论建构。
关键词：风骨 魏晋 盛唐 诗歌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篇章，它包罗万象、意蕴万千。
尤其是盛唐诗歌，更以大开大合、雄浑壮阔、浪漫与现实兼具的特征流芳百世。
然这些优秀之作的光辉成就离不开文学理论的建构，二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依相存的过程。
盛唐文学理论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探索且理性阐释的过程，“风骨”则是该文论建构中的一条脉络，它或隐或现，起着关键之功用。
一、“风骨”的释名与溯源“风骨”一辞，本是人物品鉴中的术语，《宋书•武帝记》有言：“（桓）玄见高祖，谓司徒王谧曰：‘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
’”风骨于这里是指人的精神面貌或气度。
“风骨”原本为一辞，分而论之，“风”指风神；“骨”指骨相。
风，是气流之动，对物有吹动之用，是一种活力的外现。
《庄子•齐物论》有言：“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
”[1]（P45）意在表明风是大块之气的集聚，富有吹动之感。
骨，指骨骼的凝聚、支撑之用，是一种静力的内敛。
由此推论，风，偏重人的精神，它包括人之志、人之道德修养。
《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
夫志至焉，气次焉。
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2]（P33）即心志是成气之主帅，气是真体之充盈，心志尤为重要而气次之，只有掌持好心志，气才会自然充盈，不为妄动。
孟子于此处所极尽论述的志、气之关系，实质是人之精神的内在结构与表现，同时也是风的内在要素。
另，孟子善“养浩然之气”，故《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2]（P33）意在表明，浩然之气极为浩大、刚强，用正直培养它，便能够充盈于天地间，否则就会软弱无力。
浩然之气，其实质是一种道德人格修养的正义之气，无疑也是“风”的内在组成要素。
“风骨”真正被引入文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除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本义之外，还获得了更为理性的阐释和补充。
刘勰论“风骨”，是以《诗经》现实主义特征和建安文学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协同建安诸子“文气”论提出的。
他言之“风骨”，指作品情思所具有的“气”和“力”，对读者而言，它表现为一种外发的精神气质，能够对其产生感召作用；对文本本身而言，它表现为一种内蓄的静力，产生聚合、支撑、统摄作用。
《文心雕龙•风骨》有言：“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
”[3]（P266）刘勰认为风骨的形成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抒写情感之时，风为先行。
推敲辞句之时，骨为首要；二是辞必不能离开骨，情必包含风；三是文骨形成需语言挺拔，文风形成需意气昂扬。
因此，风离不开情，骨离不开辞，故《文心雕龙•风骨》有言：“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3]（P266）此外，刘勰还提出了“风骨”之要求，即“务盈守气”和“情显辞精”，这要求文学作品需继承《诗经》“六义”中的讽喻精神，以建安文人为榜样，创作出激昂慷慨、梗概多气的作品以守充沛生气，且作品应情思深厚、体裁简劲、风格质朴、辞采精茂。
如《文心雕龙•时序》有言：“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
”[3]（P416）建安之时战乱频仍、积贫积弱，文人感慨深沉、下笔沉重，作品便表现出慷慨梗概的特质。
这表明建安文人充分继承《诗经》讽喻精神，反映社会现实，语言挺拔、意气昂扬、风骨尽显。
刘勰虽标举“情显辞精”，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分追求辞采，故其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言：“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
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
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
”[3]（P266）这表明，刘勰之“风骨”，讲究辞采张弛有度，若辞采繁复超过立意之重，文章则繁缛杂乱而无骨；若勉强堆砌，缺乏思考，即为无风之作。
此外，钟嵘也将气、风力、骨作为论诗的标准，《诗品序》有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曳性情，形诸舞咏。
”[4]（P1）即气变动着物，物又感动着人心，这便使人的性情摇曳，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文其拥有“风”的内涵。
另，序中也明确表达出钟嵘的诗学主张，即“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意在强调作诗须以风力为骨干，以辞采为雕润，这与刘勰“务盈守气、情显辞精”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相通之处。
故，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并将其诗视为风骨与辞采的完美统一；评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值得注意的是，钟嵘之“风骨”与“怨”是相连的，这种怨并非个人之怨，而是对社会现实的怨刺，此与刘勰“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如出一辙，二者都是继承了《诗经》的讽喻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
故钟嵘评李陵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班婕妤诗“怨深文绮”，评王粲诗“发愀怆之词”，评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
二、初盛唐的“风骨”理论初唐虽有诗文之风的新变，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延续齐梁浮靡、夸饰之风。
初唐四杰“思革其弊”，创作上开始洗涤宫体诗的藻艳，理论上表现出明显的革新意识。
王勃视六朝以来的“缘情体物”之作为“雕虫小技”，认为“龙朔初载，文场体变，争构纤微，竞为雕刻。
……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6]（P23）然可惜四杰之作早已浸染于齐梁文风之中，革新之念并非全全而赴，故其作品仍有六朝锦色，未能洗尽铅华。
因此，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言：“唐初四子沿陈隋之旧，故虽才力迥绝，不免致人异议。
”[7]（P99）诗歌由初唐发展到盛唐，陈子昂深感风骨之羸弱、情思之枯乏、诗境之狭隘，欲改此风，于是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其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8]（P113），于批判齐梁间诗“采丽竞繁”的同时，指出“兴寄都绝，风雅不作”的弊病。
兴，指诗歌美的意象对人所产生的感发之用；寄，指诗歌所包含的社会内容。
兴寄，就是要求诗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风雅是《诗经》的重要组成内容，风即十五国风，反映民间现实生活，具有讽喻之功用；雅，尤其是小雅，是怨刺之作的代表，与世积怨弊有着密切关系。
故可推断，陈子昂欲恢复建安风骨之作，并要求其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和充沛隽永的真情实感。
因此，他的诗歌便有了一种深沉的历史沧桑感和社会责任感，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9]（P208）诗的前两句俯仰古今，突出时间之绵长。
第三句诗人登楼眺望，突出空间的辽阔无限。
第四句抒发孤独失落之感。
时间、空间、个人三维合一，更加突出了诗人命途多舛、抱经挫折的沉痛感，于此，诗歌便含有了深刻的历史现实内容和真意实绪。
此外，陈子昂还提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诗歌创作要求，他认为诗歌要有一种端直飞动的风骨美，要声情并茂，抑扬起伏，表达鲜明精炼，音韵铿锵悦耳。
正如他在《感遇三十八首》其三所实践的那样：“黄沙漠南起，白日隐西隅。
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
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
”[9]（P6）黄沙滚滚如障，遮天蔽日，这里曾是汉军击败匈奴之地，然一个个铮铮铁骨战死沙场，谁又记得怜悯这些大漠中的残存之人。
诗人之笔极尽驰骋，现实与历史巧妙转换，增添了深沉的沧桑感，后文将积聚的情感聚焦于塞上残孤，仿佛这一刻才是真正沉痛的深渊和情感歇斯底里的诠释。
诗歌骨气飞昂，声情并茂，语言质朴精炼，音韵铿锵。
后人对陈子昂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金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10]（P10），意将陈子昂之功劳比拟范蠡平吴之功绩。
张颐对其有着更高的评价：“诗自《三百篇》而下，惟汉魏音韵风骨犹近于古；逮夫两晋，骎骎而变，陈公子昂，以高明之见，首唱平淡清雅之音，袭骚雅之风，力排雕镂凡近之气。
其尽扫六朝弊习。
”[9]（P329）如果说陈子昂开初唐风骨，那李白、王昌龄、杜甫则为盛唐风骨的中流砥柱，殷璠则为风骨理论的集大成者。
《古风》其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11]（P87）可见，李白亦和陈子昂一样贬齐梁之风，崇汉魏之作。
他将诗坛风气革新视为一种责任“将复古道，非我谁与？”古道，即建安风骨，这在“蓬莱文章建安骨”[11]（P861）之语中得以印证。
与李白此观念有相通之处的是王昌龄，他于《诗格》中论及建安文学时有言：“汉魏有曹植、刘桢，皆气高于天纵，不傍经史，卓然为文。
”意在推崇骨气奇高、非引经据典的建安之作，此与刘勰“重气之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杜甫亦崇尚汉魏风骨，《戏为六绝句》中言：“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12]（P82），表明四杰虽然极力扭转齐梁余韵，但终究不近于汉魏风骨。
然杜甫之“风骨”较前人又有所补充，即“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前者为清丽之美，是对齐梁浮靡文风的革新；后者为俊逸之美，是对汉魏风骨的继承。
此观念无疑让人联想到李白，即“清丽”与“雄浑”的合二为一。
盛唐诗人多追慕建安，视风骨为创作之美学范式，然于理论上进行集中阐释的当推殷璠。
殷璠曾在《河岳英灵集》言：“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
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
”[13]（P4）他认为建安文学最具“风骨”，是体现风骨之美的范本，然其内涵又有了新的拓展：既继承了建安风骨，又气、气骨、风骨相通。
刘勰所言“风骨”，指作品情思所具有的气、力，气是形成风骨的必要条件和表现形式，它既指作家的文气，又指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慷慨梗概之气。
殷璠将“气”从刘勰“风骨论”中抽出，上升到与“风骨”等同的位置，即“气”不仅具有外发活力，更有文本形式支撑的内敛静力，涵盖了“风骨”的整体涵义，故由“气”所具化而来的“气骨”，与“风骨”亦相通，故殷璠《河岳英灵集•序》开篇云：“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
”[14]（P117）反观陈子昂之风骨，我们于二者的对比中看出差别，陈子昂欲借汉魏风骨以矫正时弊，但过于模仿建安文学，故其作品理胜于词，而殷璠强调气骨，重在内部精神气质和一种整体向上的合力，且他还看重创新、出奇。
故，他评王维诗“意新理惬”，评岑参诗“语奇体峻，意亦奇造”，评孟浩然诗“全削凡体”。
三、唐代诗坛的“风骨”表现唐诗是对刘勰、钟嵘、陈子昂、殷璠等文论家所标举“风骨”诗歌境界的完美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