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末东林党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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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明朝末年官僚政治集团)带你了解东林党5879播放01:02东林党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
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
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
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
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
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中文名东林党外文名Donglin Party党派朋党主要成员李三才、左光斗、邹元标、赵南星主要标志东林书院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政治表现地主富商代言人,漠视农民权益主要事件争国本对立党派浙党、楚党、齐党、秦党、阉党产生时间明代晚期领袖顾宪成思想特点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更多历史背景东林旧迹明朝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败坏,封建压榨导致人民不断起而反抗。
面对政治经济困难,1573年(神宗万历元年),首辅张居正开始进行改革,在澄清吏治、改进税制、增辟财源、兴修水利和整顿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辅是首席内阁大学士,相当于过去的宰相。
明神宗十岁即位,由张居正辅政;他年长以后,对于张居正专断朝政和限制他追求声色奢侈,感到不堪忍受。
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后,明神宗亲政,张居正的许多新政很快被废除了。
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衰败,财政拮据,而苛征暴敛益形繁重,人民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
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洲人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以至成为对明朝的威胁。
[1]面临这种国事日非的形势,一些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东林党争的背景:为何东林党会大规模清除异己导语: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引起轩然大波。
事后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间爆发了“伪楚王案”,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说“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
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
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万历帝亦置之不理,《资治通鉴三编发明》说:“楚宗事至是几十年矣,而廷臣犹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继论劾,借端攻击,报复相寻,朝事已不可问”。
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
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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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各种党:东林党、浙党、齐党、楚党、阉党、宣党都是谁明末的各种党:东林党、浙党、齐党、楚党、阉党、宣党都是谁叶天君少爷谈历史 2016-11-14 12:17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主要是东林党与阉党、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党派之争。
1、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
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
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的激烈反对。
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
反对派将东林书院有关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2、齐楚浙党是明末官僚机构中因地缘关系结成的政治派系,浙党﹑齐党﹑楚党的合称。
明神宗万历中期至明熹宗天启初年,这一阶段是党争的起始时期。
主要的党派有:以内阁辅臣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和给事中姚宗文为首的“浙党”;以给事中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为首的“楚党”;以给事中山东人亓诗教、周永春为首的“齐党”。
3、昆党、宣党、秦党昆党明末朝官党派之一,其首领顾天峻是江苏省昆山市人。
宣党首领即为汤宾尹。
汤宾尹好励人才,广收门徒,士子质疑问难殆无虚日;他在党局中树赤帜二十年,世号之“汤宣城”。
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
4、阉党从英宗开始,禁制废弛,历代皇帝多有宠信宦官,形成了以大太监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为首的几大阉党集团,他们利用庞大的网络朋比为奸,欺压良善,构陷冤狱,阻塞言路,为祸长达百年之久,致使朝政昏暗、民生凋敝,将大明王朝一步步拖向倾灭的悬崖。
晚明文学的政治背景与艺术成就一、引言晚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它不仅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革,同时也孕育出了许多卓越的文学作品。
本文将探讨晚明文学作品背后的政治背景和艺术成就。
二、政治背景1. 东林党与崇祯皇帝晚明时期的政治环境混乱不堪,由于朝廷腐败、内外战乱等原因,整个社会都陷入了动荡之中。
东林党作为一个反对权臣派系,在这个时期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们批评当时的统治者及其政策,并以保护士人利益和国家安宁为目标。
2. 明亡满清入侵明亡满清入侵是晚明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在这场战争中,明朝灭亡,并被建立起来的清朝所取代。
这场战争对晚明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作家受到了战乱和改朝换代的刺激,他们通过抒发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三、文学艺术成就晚明时期,受到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的影响,文学作品多样而丰富。
以下是一些晚明文学的典型艺术成就:1. 戏曲艺术:杂剧与传奇晚明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戏曲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杂剧和传奇两大流派。
这些作品在形式上具有更多创新,同时也紧紧扣住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
2. 小说创作与发展晚明时期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
在这个时期,长篇小说开始兴起,并在之后成为中国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西游记》、《水浒传》等作品都是晚明时期写就,它们以其独特且生动活泼的风格吸引了广大读者。
3. 文人诗歌与江湖言情晚明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优美细腻的文人诗歌,这些作品充满了丰富的感情和精致的表达方式。
另一方面,江湖言情小说也出现在文学舞台上,它们以爱情故事为主题,描绘了各种人物形象和情感纠葛。
四、结论晚明文学作品在政治背景下诞生,并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得到广泛认可。
无论是戏曲、小说还是诗歌,它们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动荡中人们的思想和情感。
晚明文学的政治背景与艺术成就紧密相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朝历史】东林党和三党及阉党之争:亡国的明朝政治斗争在万历“争国本”事件中,和万历帝抗争得最强硬的那批名儒士大夫们,后来大多成了赫赫有名的东林党人,并且多是其中的中坚分子。
这“东林党”在明季政治格局中,乃是不可不书的重要一笔。
关于东林党形成的时间,一直有两说,一说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一说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两说的年份差距比较大。
其实这两说都有各自的道理,区别只在于看以什么标准来区分而已。
事实上东林党成为一个政治团体雏形,确实始自万历二十二年,但其大本营“东林书院”落成却在万历三十二年,因此这两说其实都没错,都可以说得通。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发生后,被革职还乡的大儒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与其弟顾允成开始修复始于宋代的东林书院,和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名士在那里讲学,并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支持他们的部分当地士绅、朝野政治人物及周边城市的乡土势力,也逐渐聚集在一起,其中以江南士人为多,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以东林书院诸人为核心的松散型政治集团,这当然会引起其他政治权利集团的注意和攻击,即《明史》所谓之“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到了万历三十二年十月,东林书院正式落成,宣布以《白鹿洞学规》为章程,其中有“四要二惑九益九损”等条款,并定下每月大会之期,此时东林势力可以算正式大成。
当时东林党人的主要对手,是万历帝身边的宦官们以及朝中的齐、楚、浙诸党,又由于到了天启时期这三党成员大多已依附于大宦官魏忠贤,所以有时这三党也会被直接划入广义的“阉党”体系。
相对而言,东林党人初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目的,是要求政治清明,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他们的成分构成也比较复杂,综合了在野、在朝的知识分子及部分地主、工商业者,因此得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但同时也遭到了和万历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内阁及宦官势力的猛烈狙击。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东林党争的背景:东林党到底是如何兴起的?导语: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明末三案、京察之争,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他与高攀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明末三案、京察之争,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
”;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广泛支持,同时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
同时期的浙江宁波人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以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和山东的齐党皆依附于浙党,合称“齐楚浙党”,其它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昆党。
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与东林党人相互攻击,“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
《王学质疑》提要说:“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
”夏允彝《幸存录》在“门户大略”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
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
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
”《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亦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
而高、顾讲学生活常识分享。
明末东林运动新探
明末东林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广泛支持,同时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
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
东林党争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
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
东林党人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
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
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贵贱,依据个人才华,予以破格录用。
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女真人的进攻。
东林党争的结束是以复社运动的形式出现的。
天启年间的东林党,因魏忠贤的屠戮,其整个体系遭到毁灭性打击。
然而东林所主张的政治运动并未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着,这就是后来的复社运动。
复社成立以后连续的组织了三次大会,在崇祯朝中复社继续执行着东林的政治主张。
新教师教学综合论坛东林党在晚明政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特殊的团体,拥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与为学思想,对晚明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林党的研究在过去一直是学界的焦点,但是从历来的学术观点看,学界对东林党的问题却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观点。
这一些分歧非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而且还对晚明的政治文化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
所以如何深入地对东林党进行研究,仍然是未来晚明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本文正是居于这样的出发点,从东林党提出的政治主张这一方面来探究东林党在晚明政治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东林党形成(一)东林党形成的时代背景晚明东林党的形成具有时代背景,一方面是明朝中后期社会危机的产生,导致了一系列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东林党产生于江南地区,这一带在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于是当今学界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那时候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东林党早期的人员都集中在今江苏省无锡的太湖北岸,时人称之为“吴中”地区。
这一带是典型的江南地带,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经济越来越发达,特别是唐宋以来,几乎成为了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带。
到了明朝初年,江南一带的田赋产量就占据了全国总量一半,当时东林党的代表人物顾宪成说道:“此地(指江南一带)财赋当天下大半,干系甚大。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江南一带城市的手工业开始加快发展,民间商业十分繁荣,正所谓“金陵街道,原甚宽广,虽九轨可容,进来省吃简繁,居民日密,稍微侵入官道以为店肆。
”①江南占据着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当时虽然北京、福建、广东、湖广、山西等地也不断开发发展,但是远远不及江南一带,形成了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经济的发达具有强大的社会效用,特别是对政治与文化的影响。
经济的发达会带动思想文化的兴起,经济的发达也会提高该地区在全国范畴的政治地位。
东林党正是产生于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中。
(二)东林党形成的动因东林党并不是江南一带独一无二的文人团体,只是由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后来的历史影响,让人们误以为江南一带好像就一个东林党,其实在东林党之前与同时还有同善会、三元会等社团组织,后来东林党的主要人物高攀龙、叶茂才、刘元珍等都参与其中。
从东林党与明朝党争分析其内在背景明代自英宗以后,政治和社会里有一种现象,一般士大夫阶级活跃的运动就是党,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就是社。
党争的一方,不言而喻的是天子、内阁、宦官握有权力的一派,另一方则是竭尽死力斗争的东林党以及作为其后继者的复社成员们。
从历史上看,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更不是一个党,所谓“东林党”实际上是政敌把它诬为“朋党”之后的一种称呼。
历代朝廷大臣权贵,凡是要攻击政见不同者,往往攻击为“朋党”,由此引起党争、酿成党祸的事情是很多的: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以及明代东林党争,都是比较重大的党争党祸。
明代的党争始现于宦官专权以后,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防止宦官专权而令“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
”到了明仁宗时期为了限制内阁达到权力之间的平衡,打破宦官不许读书认字的惯例开始教授宦官学知识,从而为以后宦官控制批红权把持朝政埋下伏笔。
明英宗以后,宦官势力的膨胀,干预政治的能力遂滋长。
比如英宗朝王振、武宗朝宦官刘瑾、熹宗朝宦官魏忠贤等,都曾干预朝政、打击士人官僚。
其中最激烈、最残酷的当数熹宗朝魏忠贤集团与东林党人之争。
东林党人因无锡东林书院而得名。
万历三十二年即公元1604年,在无锡,顾宪成等以复活宋代杨时的形式设立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开展里邑间的讲学。
杨时是宋代二程的门人,开拓通向朱子学之道的思想家。
东林书院具有私人性,有着和“公”相对的“私”塾性质,正由于是“私”他们才能获得自由地批判时政的在野性视角。
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
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
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
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
浅谈影响明末东林党形成的因素摘要:晚明的东林党人在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之中十分有特色的。
东林党人形成于万历年间,一开始只是以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为领袖的江南学者、官员组成的学术团体,后迅速扩大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东林党之所以产生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是江南地区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结果以及十五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社会危机所导致的阶级矛盾所导致的结果。
此外明中后期基督教的传入,明朝晚年王学末流的发展也确是促使东林党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东林党产生的导火线则是关于“争国本”和“矿税使”的争论。
关键词:东林党;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矛盾;王学末流;基督教;争国本;矿税使晚明的东林党人在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之中十分有特色的。
东林党人形成于万历年间,一开始只是以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为领袖的江南学者、官员组成的学术团体,后迅速扩大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在学术方面,他们尊孔子,代表了儒家文化的正宗。
东林党人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士大夫群体,他们抱定的人生理想既循道,又尊王,发展到后来东林党人又参与了党争,这也成为名灭亡的一重要原因。
在政治上他们是以清官和忠臣的正面形象而出现的。
晚明的舞台上东林党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东林党人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以此讽议朝政,针砭时弊,参与国事,一方面企求重建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企图对社会做某些改造。
”①当前学术界主要是从东林党人的构成,学术渊源及东林党政等方面去研究东林党人,本文主要着眼于东林党这一极具特色的派别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形成的。
这其中包含着许多历史的必然,十五十六世纪正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王权进一步发展,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封建制度解题的征兆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成产关系已经在这些地区的生产部门中萌芽。
除了物质的和历史的客观条件,同时还包含着一些看似细小的却又关乎重大的因素。
一东林党开始产生是以今江苏省无锡县为中心的太湖北岸地区。
自李唐来经济中心就不断南移,江南适宜的气候以及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当地的粮食产量不断增加。
明初,江南的田赋收入占全国收入的绝大比例。
“浙十一郡,唯湖最富。
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
闾阎既得过,则武断奇赢,收子母息者盖易为力。
故世家大者产百万,次者半之,亦埒封君。
其俗皆乡居,大抵嘉禾俗近姑苏,湖俗近松江。
缙绅家非奕科第,富贵难于长守,其俗盖难言之。
”②洪武十七全国的夏税秋粮仅江南三个府就占全国田赋收入的15%还多。
到了十六世纪江南一些城市出现了“俗务纺织,里妪抱布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然,织者率日一匹,有通宵不寐者”③的景象,“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
“机户鬻绸,由领头间接,每匹扣佣钱二三角不等,收绸之地脏面,领户列屋而居,鳞次栉比,密若蜂窠,业此者达千人。
”④由此可窥见当时江南经济繁荣发展的实况。
同一时间全国的其他地方经济虽有所发展,但较之江南地区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各地区的阶级在经济政治上的夙求有所不同。
各地方阶级间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斗争由此产生。
十六世纪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虽说是缓慢的,且又进入了解体过程。
其中都市对农村的矛盾,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矛盾,手工业从农业分离出来的矛盾激化,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运动。
侯外庐根据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所用的方法,分析①邓泽森《试论东林党人在晚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江汉大学学报 1994年②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③清金惟鳌《盘尤镇志·风俗》④清沈云《盛湖竹枝词》卷下注这些运动,设定其担当着的社会阶层。
也就是说,都市的社会层被分为豪贵集团、中等阶层的改良主义集团(中等阶级反对派)和平民集团这样三个层次。
他认为东林党的运动是其中代表中等阶级反对派要求的,他们的自由讲学和结社,具有近代自由主义先驱的意义。
二东林党的形成并非偶然,与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有着很大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解释东林党产生的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就必须对十六十七市级各阶级以及同一阶级中不同阶层的分化、“明争暗斗”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加以探讨研究。
十五世纪以来封建制度内在矛盾的不断发展,皇宫庄土地兼并和日益的封建剥削相当严重,“嘉靖时,括天下之广夺田,尽鬻民间,士大夫往往藉是占业”。
①“近来朝例变鬻夺田,而豪右之家,争据为己业,有同奉行不当或鬻或仅媚之于存,而没夺之,献于显而取之。
市井贩夫之大为者,衣冠之士倡焉,是亦风俗之一概也。
”②沉重的压迫剥削使得大量农民破产,离开土地到处流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南雄山多田少,而民颇力业。
山中妇人,跣足而肩柴入市者,趾相错也。
讯其男子,则皆担客装。
余阅南雄所送需知册,其孤老食廪者,仅仅数人耳。
”③同时由于城市的发展,大批流亡的农民为城市所容纳,这种过程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的末年,“关于流民为城市所吸纳的记载,十六世纪以来最多,最后的记录是《明神宗实录》卷342所记‘流民就食京师,命顺天府及五城兵马设法赈之’。
”农民容纳于城市后加速了城市的发展,许多城市兴起,“河口,余家始迁仅两三家,今是七十余年而白而千当成邑成都矣……盖其舟车四出,货镪所形,铅山之重镇也。
”④在阶级关系上城市的中等阶级及城市平民数量扩大,此时某些地区的地主也开始转化为城市的商贾或手工工场主。
十六世纪的大商人是“新安大贾”和“山右”的豪富,他们致富的原因是以“鱼盐为业”或转贩盐业“(湖中诸山)以商贾为生,土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
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
”⑤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化也相当普遍,“大市贾店鳞比,各有名称。
如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路州罗缎铺……各行交易,铺延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
”⑥东林党的首领顾宪成的父亲顾学就是一个商人,在无锡曾经“僦廛而市”在此之前并且“试为酒人,豆人,染人,渐能自衣食。
”可以看出江南地主向工商业转化并不在少数三东林党之所以产生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除了前面提及的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十五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社会危机所导致的阶级矛盾所导致的结果,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大的历史背景——基督教的传入。
“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正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时代,中国与全球经济发生密切关系的时代,中国伴随着‘西学东渐’而发生巨变的时代”⑦,“耶稣会士到达中国的晚明时期,中国文化正充斥着明显的实验色彩,彩,儒学的正统地位已不可避免的动摇了。
许多晚明文人都活跃地致力于把各个学派的知识综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⑧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基督教已经在一些大中城市传播,万历十一年(1538年)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成立了现代的传教所和圣母院,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已经在北京建立了第一个耶稣会居留地。
“明末天主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均出生和活跃在江南一带的城市,足以见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在江南一带有所传播和发展。
再加之当地经济发展迅速,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思想文化较之其他地方比较活跃和激进,当①清程烈《惬心集》卷五②明谢启元《谢先生杂记》③明王临亨《粤剑篇》卷二《志士风》④明费元禄《晁采馆清课》⑤清光绪《苏州府志》卷三《风俗》引《具区志》⑥《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五五《宣化府部汇考七·宣化府风俗考》⑦樊树志《晚明史(15113-1644)(上)》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04页⑧【美】孟德卫《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第28页地民众对于新思想的接受度也相对较高。
在江南一带活跃的东林党人必定对于天主教义也有所了解。
基督教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过程中并不为中国所接受,利玛窦总结他的前辈在中国传教活动中的经验教训,尽可能地使天主教本土化,亦即是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相结合,即所谓“合儒”“补儒”“趋儒”,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实现天主教的“本土化”“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是在这时的传教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想长期封闭的中华帝国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让人们接触了以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新事物,一些敏感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把耶稣会士看做自己的朋友,如饥似渴的向他们学习,从他们那里汲取新的精神食粮,从而改变了世界观和价值观。
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分。
”①基督教所带来的民主自由的思想以及随之而来的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如一股清风吹入已腐朽死板的封建制度,让一些以国事民生为己任的文人和士大夫看到了希望和出路。
表明这一点,最清楚不过的就是1601年南京再版《舆地图》的几篇序,一批似乎日后都成为东林党人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序里赞扬泰西儒士名“西泰者”(即利玛窦)的文化贡献。
从后来的史实来看“传教士们的主要敌人都在东林党对手的派别中,而他们的主要盟友则在东林人当中。
”②法国学者谢和耐的研究提出:如果不只是研究传教士与东林书院关系的狭隘范围,而是着眼于传教士于整个这场运动的关系,那么就会看到他们之间存在“非常全面的相互同情心理”,“东林党人只会感到与传教士的意气相投”,“把东林党人与传教士联系起来的似乎是他们观点和利益的一致性”。
③如果说基督教或多或少的给予东林党的领导人以影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那么明朝晚年王学末流的发展确是促使东林党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明代中期,心学崛起并风靡一时,经过王守仁的改造发展,形成了“心无外物”“心无外理”的宇宙观,“致良知”及“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阳明心学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强调了个人置于自然的重要性,强调了人内心的重要性。
“平等式的思考志向,这是被所谓的党人自觉地、热情地追求的东西,而这种情况,是有明代独特的学问阳明学所带来的,或者说由其进一步激发起来的新风”④但但是后来万事末流将王氏心学进一步的发展,片面的强调虚无本体论“只重本体,而不言格物功夫,谈空说玄”将阳明心学虚无主义一极推向了极端,置国危民艰于不顾,弃儒入禅、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
明末哲学家刘宗周说:“自文成而后,学者盛谈玄虚,遍天下皆禅学。
”⑤一时间士子们陷入了空疏、游谈、无实的迷惘中。
以“无”为宇宙万物之本原。
管志道则弃儒入禅,标榜儒释道“三教统一”而“全体大用,总归佛门”。
⑥整个学术界呈现出一片苍白沉沦的景象。
蹈空虚无之风的泛滥,严重败坏了晚明的社会风气,更加深了明末的社会危机。
然而士人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不甘心就此消沉,他们客观的回顾过去,勇敢的探索未来。
东林党的领导人曾经指出:“无善无恶”四字最险最巧。
君子一生兢兢业业、择善固执,只著此四字便枉了为君子。
小人一生猖狂放肆、纵意妄行,只著此四字,便乐得做小人。
《语》云:“埋藏君子,出此八字乃“无善无恶”四字之膏肓之病也。
⑦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九云:“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
何者? 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